最近中國媒體廣泛報導，今年前5個月全國財政收入35,470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億元，成長30.8%。中國國稅總局官員「保守估計」，今年中國財政收入可能達到8兆元，使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二大財政收入經濟體，緊追美國之後。

中國社科院專家則進一步指出，所謂的8兆元還只是「狹義財政收入」，若加上土地出讓金、社保繳費等收入，早在去年中國的「全口徑財政收入」就已超過10兆元。

中國財政稅收的高速成長，和其他國家的低成長、負成長似乎形成強烈對比，表面上看起來，又是中國經濟崛起的一個例證。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知名學者胡鞍鋼、王紹光大聲呼籲中國當局重視「國家能力下降」的嚴重問題，其重要憑據就是國家財政能力的不斷下降。如今，社科院資料顯示，大陸全口徑財政收入占當年GDP的比重，從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看來胡、王兩位學者的呼喊，得到了中國高層的重視，扭轉了國家能力削弱的危機。

台灣民眾往往對「大政府」有所疑慮，不信任政府能妥善運用稅款，最好還是降低個人所得稅，中國民眾同樣對大政府不抱信任。從庶民的角度來看8兆元這一大筆天文數字，有著完全不同的感受：國富民不富，工薪階層稅負沉重；取之於民，未用之於民（生），社會福利、教育、醫療衛生等支出過低；行政管理開支和「三公」（公車、公宴、公房）氾濫；大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等等，都引起中國民眾的憂慮與質疑。這也凸顯了中國財政與預算制度的改革與健全，已經是無法迴避、不容拖延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當局屢屢表示要改革財政制度，推動預算公開，但總是進度緩慢，成效有限，範圍狹窄。問題的關鍵在於，既有官僚體制之內難以產生真正推進改革的動力，因為財政預算制度的改革，勢將削弱大小官員的權力，增加它們施政的「困難」，甚至會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

這幾年，浙江的「溫嶺模式」，從基層鄉鎮的民主懇談會，逐漸發展成結合民眾參與和人大制度，在個別鄉鎮推動預算的民主監督、公民參與，今年更向上延伸到市層級個別部門的「參與式預算監督」，可說是中國10多年來最具成果的預算制度改革。但溫嶺市僅占大陸面積萬分之一，這條改革之路竟艱辛走了11年，至今也無法在全市全面推廣。其中最大的障礙就在於，單憑體制內的開明官員，不足以讓改革持續推動，反容易「人去政息」。而缺乏全國性的改革氛圍與民間力量的崛起，改革也難全面開展。

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台灣，由於行政權獨大，每年的預算審查也總是行禮如儀、照本宣科，國家預算始終是個黑洞。但在政治轉型過程中，國會要伸張立法權，在野黨要防範執政者運用稅收拉攏特定群體，並以「看緊人民荷包」的訴求爭取選票，民意代表要凸顯改革形象和問政專業，民間團體則關注國家資源的重新分配，希望在預算中提高社福、教育等支出，於是結合學者和媒體，深入關注預算審查和制度改革。除了監督政府，媒體和民眾也轉過來要求議員提升專業，杜絕它們運用審查權力圖謀私利。在民間力量的推動下，台灣的預算制度才慢慢走上軌道。

回顧兩岸的經驗，釋放民間動能，結合體制內外力量，才能更好、更快地推動制度改革，財政收入創新高的消息才能讓民眾喜聞樂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