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流的農村第二代，……基層勞工、幫會、風化場所的保鏢、攤販、零售勞力等都是他們的主要出路，他們原本缺乏政治意識，對政府也無苛求，初流落於都市時只期待寄生於都市，別無野心，惟一的希望是盡量能避免警察治安人員的干擾。漸漸在都市久居之後，便開始濃烈地感受到貧富不均的壓力，當他們極力想掙脫貧窮之際，又感受到太多的障礙和困擾……

這段文字指涉的是哪個社會，是當今中國的沿海城市嗎？

他們多數寄生在都市邊緣和大廈的陰溝暗巷，兩三坪大的木板房間可以發現生存著七、八口之眾，榻榻米上一架十九吋的電視機，固然維持了文明生活的面子，但為了肩負文明的重擔，每張無血色的面孔上都已刻畫著陰沉憂鬱的皺紋。

這段文字描述的又是哪個群體呢，是當今中國的農民工吧？

他們偶而也無助地向工會哭訴，但當他發現工會的首腦也就是他的工廠資方老板時，他們提高薪水的希望，只能渺茫地寄託在有一天他的老板清夜捫心有所惶愧之後了。偶而也有少數積極份子，……企圖循求有效的手段來提高工資，但這類份子通常迅速地被財團老板們運用嚴厲的政治力量，及法律漏洞極輕快俐落地澈底清除了。

這段文字揭露的是哪個國家工會的實況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嗎？

我們甚至錯誤地以為一旦讓工人們有了獨立的工會組織，工會一旦採取罷工的行動，則社會的安全甚而國家的命脈都要受到威脅，因而認為讓工人保持無組織的零散狀態，對安定社會才有所保障。

這段文字又是批評哪個政權的思維呢？是天天高喊穩定壓倒一切的那個政權吧？

這其實是《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書中的一些段落，作者是許信良、張俊宏等四人，初版的日期是1971年，距今近四十年。「巧」的是，這些文字說的可以是四十年前（甚至部份是現在的台灣），也適用於當前的中國社會。而正是這個「血汗社會」壯大了富士康科技集團，也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逼死了十多名富士康員工。爭論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廠，意義並不大，見樹不見林，見林不見樹，都是一種偏差的視野或思維。

說巧，其實也不算巧。《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書出版後，台灣熱銷熱議，兩年多後，郭台銘就和朋友創立了鴻海，參與了所謂「台灣奇蹟」（台灣模式？）的締造，15年後，郭台銘把握中國移植「外向型經濟」的機會，把台灣模式移植過去，在深圳建了富士康的第一個大陸工廠。再過22年，據說全球都在熱烈討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富士康也成了中國第一大出口廠，成了中國崛起的領頭羊之一。

那麼，鴻海／富士康反映的到底是「台灣模式」，還是「中國模式」？

政治高壓、外向型經濟、跨國公司的供應商、農村人口外流、形成中的工人階級、長工時、低工資、高職災、重污染、工會癱瘓，這些都是「台灣模式」和「中國模式」的共同之處。

更強大、更具滲透力的國家機器，制度化而更具歧視性的城鄉壁壘，更雄壯威武的大國主義意識形態，更懸殊的貧富差距、更深刻的社會裂痕、更大規模的農村人口無產化進程，與之相適應的、更高壓的軍事化管理體制，以及更暴烈的工人集體反抗（或集體自殘？）這些都是「中國模式」和「台灣模式」的相異之處。

面對富士康的十二連跳，有人罵郭台銘，有人輕賤過世的勞動者，有人直指共產黨統治，有人急忙忙替富士康辯護，還有人找來了法師。無論如何，觀看評論富士康事件的同時，請別忘了回望我們自己的社會、我們走過的歷史，別忘了紀念「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無名英雄」，更不能不正視仍在新時代台灣社會的新血汗工廠中勞動的台灣工人，以及他們展開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