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國大陸，有一場演講，一篇論著，引起一些議論，產生了一些影響，值得我們加以關注。

一場演講，是龍應台在北京大學的「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這場演講，放在中國政治社會的脈絡中，是有相當針對性的。

在大陸官方與部分知識份子共同打造渲染的「大國夢」主旋律中，她直言不在乎大國崛起，而在乎「文明刻度」。在國家主義意識形態日趨膨脹、權貴資本壟斷社會資源的時候，她提醒：「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的；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在中央權力所在地的北京，她說「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個人的權利「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坦白說，這些言談並無深奧的道理，甚至可說是普通常識，但卻是有貢獻的：一方面，挑戰了當局的主旋律，二方面，這些言論使許多大陸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受到鼓舞，三方面，它讓更多大陸民眾有機會更理解台灣，不只是一天到晚盯著台獨、盯著陳水扁，或是盯著台灣的流行文化影視明星。

龍應台深知中國「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所以，從這個視角出發，她關注「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我始終以為，台灣的公民社會，應該要以同樣的視角與行動，積極參與、促進中國社會的進步，而且必定會產生影響。

一篇論著，則是台灣社會相對陌生的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中將的《西部論》，發表在8月初的《鳳凰周刊》。

在這篇由舊作增補改寫成的新文章中，劉亞洲除了根據國際現勢，再度申論了中國應該重視中亞，實現「戰略西移」之外，還痛陳：今天的中國社會，「從上到下都洋溢著有錢好辦事、錢能擺平一切的熱情」，他強調「錢多了，只意味著國家硬實力的增長，不意味著軟實力有了相應提升」，「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內的平安穩定」。

劉亞洲說「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力量，而主要取決於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決定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斷言「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不可能有退路」。

劉亞洲是前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被視為太子黨的一員，過去台灣熟悉的軍方聲音，是來自強硬派的對台對美言論，卻少見軍方內部此種民主聲浪，雖然劉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派，在軍方也沒多大的實權，也沒有具體說出正式改革的方向與方略，不過體制內有這樣的呼聲，還是值得歡迎，至少反映了黨內軍內一部分人，知道再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國必定出現動亂，這和「穩定壓倒一切」、「先求穩定再求進步」的思維還是有所不同。

龍應台與劉亞洲的意識型態或許南轅北轍，身分與位置也大相逕庭，但是卻都標舉了一個共同方向：建設文明、民主的中國。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國政治改革步履蹣跚，雖不能說是停滯不前，但促進改革的動力來自民間，如果有什麼成果，也主要是民間的推動，官方推進的改革不是流於口號與姿態，就其實是權貴資本集團擴張利益的作為。

這兩年，伴隨著大國崛起主旋律的，竟是政治空氣的沉悶，言論空間的限縮，和各領域的官進民退。兩年後，兩岸三地高層政治權力都將換屆，中國將更為進步還是出現倒退，的確到了關鍵時刻，也考驗著當局和民間的智慧與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