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周日參加2009文化前瞻論壇後作的一些整理，龍應台的一些觀點，我未必完全贊成，不過後面他談到對大陸現況的一些反思，我還是認同的。需要說明的是，文中引述龍應台的意見，是經過他本人訂正過的，或許和論壇當天的用語有點出入，不過是他確實的想法。

龍應台和嚴長壽主講與對談的「文化作為支點－台灣還有什麼可能？」，不但是論壇的壓軸好戲，層次也拉高到台灣與華文圈、與世界的關係。

作家龍應台的演講以破題始，她說支點是要撐起更大的物體，那麼「處於邊緣位置的台灣，還有隱藏的東西，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嗎？」，這是作家提出的問題。
龍應台指出，軍事、政治已無法成為台灣的支點，至於經濟，我們「相當受外在環境限制」，更「受到國際關係現實的掣肘」。所以，台灣最具優勢的軟力量（Soft Power）就是「文化」。

龍應台以「華文世界版圖」為範圍，將台灣與中、港、星和馬來西亞等地進行了比較。她認為台灣在「教育」、「文化溫和主義」、「公民素養」、「社會凝聚力」、「理想性」、「生活美學」等六個「獨特核心要素」方面，佔有很大的優勢。

龍應台指出，在華文世界裡，台灣平均教育水準最高，暫且不論過去教育在內容上的問題，我們有六十年來未曾間斷的對教育的重視，47.5%的台北人受到大專以上的教育，香港僅有16%。大陸教育受到長年政治運動的破壞，至於港、星、馬等過去的英國殖民地的教育，又以發揚光大宗主國文化傳統為其內容與目標，都有相當的侷限性。

「文化溫和主義」是龍應台首創的詞語，她分析，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最後演變成激進主義和溫和主義兩個支脈，激進主義的一脈發展為共產主義，而溫和主義這一支，如胡適之、傅斯年來到台灣，他們的價值觀如「溫良恭儉讓」滋潤了這塊土地，是我們文化的重要養分。相對的，沿襲激進主義的毛澤東卻強調「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溫良恭儉讓」是應該被推翻的負面價值。龍應台以為，真正的文明力量應該是和煦、大度和寬容的。

龍應台提到，韓國文化觀光部長在解釋為何韓國的文創產業發達時，曾表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戰後的民主化，鼓勵個性、釋放個人，也才有了「韓流」，可見「民主」的重要性。龍應台認為，不論是在公民素養、禮貌成為生活與語言習慣，還是民眾對多元文化意義比較有所認識等方面，台灣的民主素養在華文世界中實居首位。

這幾年台灣內部雖然有種種政治紛擾、藍綠對立，但龍應台認為從外面來看，台灣其實還是個有高度的凝聚力，也有「特別強的理想性」的社會。藍綠各有其意識形態，但基本核心共識都是要思考「怎樣讓台灣更好」，共識性其實很高。

「社會與政府是否真正認識到這些軟力量，進一步加以轉化」，是龍應台演講中關注的核心課題。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則從個人經驗出發，談到讓台灣真正成為「生活大國」的理想。嚴長壽說，他看到台灣一路從農業社會變成製造業大國，再成為科技大國。但是過程中他「並不高興」，因為當時台灣許多人往往呈現出「粗俗暴發戶」的樣子，所以希望努力推動飲食習慣、飲酒文化和穿著等方面的轉變。嚴長壽說，他是用「連哄帶騙」的方法，去感動台灣民眾，希望他們更多的認識國外精緻文化，也的確得到回響。
 
經過多年的努力，台灣的文化面貌的確出現巨大改變。嚴長壽說，去年香港來台人數成長25%，在七百萬香港居民中，有很大比例來過台灣，而且往往不是只遊日月潭、阿里山的定點旅行團，是「自在地遊台灣」，在這裡生活、旅行。

嚴長壽還指出，台北形成越來越多的生活商圈，如「溫（州街）羅（斯福路）汀（州路）」、台北光點附近，以及永康街、師大路一帶，這些地方都不是為了吸引外人觀光而特意打造，而是有理想的人們「物以類聚」的結果。嚴長壽說，這才是「真正的永續」，成為「生活大國」，更應該是我們下一階段的方向。

要做到這一點，如何思考「文化與教育」、「文化與外交」的關係，便成為重要的課題。嚴長壽認為「教育是台灣最嚴重的缺陷」，學生家長往往仍用考試等狹隘方法要求孩子，「這需要改變、釋放」，「要改變教育結構，教育要鬆綁，好讓文化進入」。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台灣「根本不需要有政治性的外交活動」，因為「文化就是最好的外交」。嚴長壽認為，應該讓「一半的外交部官員具有文化背景」，而另一半則打散進入文建會、教育部、新聞局、觀光局等單位，透過文化交流、觀光互訪等活動，「讓全世界看到台灣的存在」。

嚴長壽和龍應台都提到美國學校、美國大使館和新聞處所推動的「文化滲透」、「文化輸出」工作。龍應台支持嚴長壽的想法，認為「外交需要顛覆性思維」，不應「窄化定位為政治角力場所」。她說，瑞典外交部有大量經費用於文化，德國還推動成立歌德學院，文化往往是外館活動的核心，即使是「傲慢的」美國，也在九一一之後認識到文化先行的重要性，開始要求外館以文化交流為核心工作。

在文化前瞻論壇舉辦的同時，中國的博鰲論壇也在「共謀亞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路」。這幾年來，積極準備「大國崛起」的中國，越來越重視「軟力量」，不管是申辦奧運、成立孔子學院還是推廣華文，都是提升軟力量國策的一環。《新新聞》記者便請龍應台評價中國的「文化支點」，也比較兩岸的差異。

龍應台對《新新聞》的提問，做了扼要而精采的回答。她指出，兩岸的基礎點很不一樣，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在文化基礎上，台灣因為穩定的長期累積發展，文化比較沈澱、寧靜、厚實，但需要轉化為全方位的政策。台灣是民主社會，不可能有強人政府，所以在把「文化力」轉化為「國家力」的執行面上就顯得較差，令人著急。但是，她話鋒一轉，緊接著強調，一個民主社會本來就不該把太大的期待放在政府身上，反而是民間社會自己要作努力的前鋒，把政府放在邊緣。

至於中國大陸，由於文化積澱橫遭歷次政治運動破壞，在基礎不厚實的狀態下，又加上了匆匆學成的商業炒作技術，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好「集錢」又「集權」，於是在很短時間內炒作出聲光色影強大的東西，表面上來看，可能會讓人覺得無比盛大，其實不但造成「巨大的納稅人的浪費」，更是「非常危險的偏鋒」，「不是關心文化長期累積的人所希望看到的」。龍應台用「文化上的窮兵黷武」來形容這樣的現象，她強調，「我也樂於看到中國的『大國崛起』，但是，中國應深刻地認識到『大國崛起』如果不相伴著溫柔敦厚、水靜流深的文化沈澱和厚度」，那會是一種「令人憂慮的大國崛起」。

龍應台認為，中國文化產業目前的「發展方式與精神，需要強大的內部檢討」，但中國仍是「控制性的媒體，所以真正的檢討出不來」。這是兩岸在「起點、問題和困境」上的重大不同之處。

近幾年，文化或文創產業在兩岸成為時髦話題，政府也擺出關注的姿態，不過談論者多，落實而有成效的仍少。從論壇熱烈而意猶未盡的討論，以及青年世代的積極參與看來，龍應台與嚴長壽所期待的「民間社會力量」正在凝聚當中。期盼所有與會和無法出席的文化部門官員，都能體察到社會的脈動，讓文化這個支點能發揮更巨大的槓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