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賴靜婷，一位12歲的女孩站上法庭，在法官面前陳述自己的心聲：「我想要跟媽媽姓。」

靜婷希望拋棄爸爸的姓氏，因為從小看爸爸打媽媽，她不明白為什麼自己要跟討厭的人姓同個姓。早在她站上法庭之前，三年前父母已經離婚了。

這是靜婷希望看到的，看到媽媽離開不斷對媽媽暴力相向的爸爸。

按照法律，成年之前，孩子想要更改姓氏需要父母雙方同意。即使離婚，也無法由單方監護人變更。這意味著，靜婷想變更姓氏的念頭需要得到法官同意。

在改姓的判例上，法官所要考慮的是「為子女能爭取到的最大利益為何？」

經過調查，靜婷爸媽離婚後，爸爸只探望過孩子兩次，過去也確實有家暴的情況。

法官最終裁決，靜婷可以改從母姓。這成了她小學畢業的畢業禮物。

在男女平等的議題上，孩子從父姓或母姓一直是個爭論點。

儘管孩子二十歲成年後，有權力更改自己的姓氏一次，但在他們成年之前，甚至在出生之前，從誰的姓氏對某些人來說很重要。

姓誰的姓，是權力問題，也是一種文化現象。

姓氏，象徵著血脈與繼承。

在獨生子女普遍的現代，男女雙方都有更高的自我意識，這時孩子是否必然該從父姓就變得更有討論空間。

其背後，還有一個爭論的動力，來自某些重男輕女家庭，因為對血脈與繼承根深蒂固的崇拜，在同時擁有兒子與女兒的家庭，剝削女兒的權益，無端增長兒子的權力，好像家裡只有「帶把的」才有資格繼承王位，女兒註定只是外人。

許多平權的議題，都是從傷者的呼救聲開始。

只有當受害的一方開始意識到「順從命運有時只是加害者的藉口」，他們才會開始清醒，從順從命運，轉而爭取原本就該屬於他們的自由。

過去在我們的文化中，順從父親，順從父系社會的遊戲規則，是每個人生活在其中的方式。

但正如《82年生的金智英》等從女性視角出發的書所談到的，很多「善良」的男人，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自己正以某種方式享受不平等的好處。

同時，也有些女人，她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成為迫害同性弱勢者的幫兇。就像某些家庭，要求媳婦一定要再生一個兒子的，是同一性別，年輕時也受家裡老人輕虐的婆婆。

對姓名權的堅持和放手，需要男性重新審視這件事的意義。

有些事情，在我們說不出一個經我們思考過後的意義，卻覺得「本應如此」。很可能我們就在某種文化的泥流中，沾濕了自己原本靈動而自由的身子。

換個角度來說，假使我身為一位父親，難道我的孩子不姓我的姓，我就不愛他了嗎？或者孩子生下來有兔唇，或是考試沒考好，我就不要這個孩子了嗎？

如果孩子姓什麼，不屬於父母的責任，那麼這項規定，某種程度上和父母存在的意義根本沒有直接關係。

世上有父系社會，也有母系社會，姓氏作為一種文化，應該得到尊重。但當一種文化漸漸隨著人們的自省，無法讓人從中獲得更深遠的生命意義，文化就會更迭換代，進入新的時代。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裹小腳是歷史的一部分，值得紀錄，提供我們瞭解古人，研究和反省的素材。但這不表示裹小腳應該被復興，不應該被拋棄。

回到文章開頭，諸如賴靜婷之類的判例，都在告訴我們，就算在孩子出生之前，為人父母的短暫有為孩子取名的權力。倘若沒有克盡職責，孩子大可以父親的姓也拋棄，母親的姓也不選，選擇一個能夠代表自己的姓名。

某些父母為孩子姓什麼爭吵，難道不是把孩子當成自己可以控制的東西？實際上，孩子會長大，會意識到他們可以走自己的路，並非只能從父親和母親中做單選題。

生命的道路，是申論題。別人的答案有參考價值，但照抄下來，等於把自己生命的模樣交給別人替你打分，因為你配合的是別人的標準。

自己思考，自己做題，自己給自己打分，追求屬於自己的價值感，這是邁向獨立，從固有文化體系中掙脫的開端。

放棄對姓名權的無端欲望，這不是男性對女性的權力讓渡，而是幫助自己放下，看清雙方社會角色的一種方式。

人的痛苦，有多少來自無端的堅持。

無端的堅持，就是前面提到的：「我們以為本應如此，實際上未經思考的念想」。

做為男性，對本應如此的男性「責任」重新思索，會發現許多事情一點一點的都變得不那麼讓人壓力重重：

不要求孩子一定要隨自己的姓，結婚也不一定要有孩子，進而不一定要結婚。在一點一點對關係的重新理解與選擇中，男性會發現自己有無限大的空間，去追尋一個更加自由的人生。

然後把這些原本具有框架性質的事物，留給其他人去選擇。無論男女，結婚不是必須的，生育孩子也不是必須的，更何況去爭奪孩子的姓氏呢？

換句話說，當某些女性覺得生育很辛苦，男性買房應該的，你有沒有想過，不要孩子也很好，而不是把繁衍後代當成男性的義務？更何況重點在於雙方是否有能力共同承擔養育孩子的責任。買房是一種盡責任的表現，但不買就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嗎？這邏輯沒辦法倒推回去，顯然有問題。

當某些女性要求養育孩子的費用都你出，因為孩子姓你的姓，你有沒有想過，孩子不管姓什麼姓，盡到身為父親的責任最重要，難道孩子姓貓姓狗，你就不愛他了嗎？

當某些女性覺得結婚必然有這個那個的前提條件，你得像搜集七龍豬一樣，滿足她所有條件才行。你有沒有想過，不結婚，日子還有很多過法呢？

當部分男性和女性為了是不是要AA、聘禮、買房這些事叫苦連天，交往搞得像是商務模式，溝通形同商務談判。

說真的，雙方其實有更多的選擇。但如果你尋找的伴侶在「本應如此」的事務上，和你抱持同樣的觀點，那你們的苦將永遠輪回下去。你得打破自己的觀念，你才能找出新的活法，並且找到另一種價值觀的伴侶。

有些男女之間的相愛相殺，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倒也沒錯。可是這真的是改變不了的情況嗎？用「我的命不好」之類的說詞，很可能將我們的自主權和選擇權擱置，使你我成為繼承文化糟粕的應聲蟲。

可是這是男性或女性單方的錯嗎？

我以為不是誰的錯，是過去根深蒂固的某些文化和社會壓力，讓人在壓迫中忘了如何自由呼吸，被少數人剝奪了自己思考，乃至於自由生活的權力。

男女雙方開出來的種種條件，那些「我要我要我要……」的呼喊，背後有太多的恐懼和不安，大家都不是兇神惡煞，相反地，大家都太害怕吃虧和受傷，所以才會穿上一層又一層厚厚的鎧甲，簽訂一份又一份的協議，好保護自己的脆弱。

談到這裡，其實新一代的年輕人已經給出他們的答案，不生不育，連一個孩子都不想生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少子化的相關影響越來越大。

「打不過，跑還不行？」類似的想法，早已化為現實，但這並不是一種自由選的結果，而是壓迫下的無奈之舉。

凱薩有句名言：「我來，我見，我征服。」

這句話象徵的另外一層含意，是征服的本質。

如果戰爭的開端是利益，結束也是利益。包括財富、土地或政權的重新分配。

但征服的本質是一種感受，就像買賣，買賣雙方都有一種情緒是「我比對方聰明」，成交建立在雙方最終都認定了自以為聰明的感受。

所謂雙贏，並不是雙方的利益實際上均等，而是感受上的各自美好。

善戰者與善征服者，他們想要的東西是不同的。

善戰者有著對利益的強烈渴望，善征服者則需要不斷強化自我良好的感受。

這個道理對於一對夫妻，他們在孩子姓名權的選擇上也成立。

太多放在理性面前的利益，損害了雙方的感情。

但兩個人在一起也好，一個人生活也罷，真正讓我們每天都願意欣然起床，迎接新的一天到來的，不是那些利益，而是生活美好的感受。

如果你找不到生活中美好的感受，更多時間都是為了各種利益和權力的爭奪費心，你生命的時時刻刻就被這些事物佔據。

也許你會得到你想要的，在你證明自己比對方聰明的時候，當你把對方打趴在地的時候。

但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那麼你的快樂永遠都伴隨衝突與折磨，你的笑容將抹上來自你自己或他人的血痕。

這是生命的代價嗎？

說穿了，這是你的選擇。

就像你非得要孩子留下你的名字，儘管如此，你不可能掌控他的生命。他會因為你給他感受上帶來的快樂與痛苦，選擇與你相處的方式，以及與你之間的距離。

名字，那是父母給的，卻也是我們可以捨棄的。

這是屬於現代家庭中，每個子女擁有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