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連兩天，我發了兩篇文章：《徐傑的午後》和《王穎的午後》。

這兩篇文章到底在表達什麼？

比起這個問題，可能更需要傳達的是「我想通過這兩篇文章表達什麼」。

所有的寫作背後都有一個主體，這個主體就是作者，作者是堆砌這座文字建築的主人。即使是非虛構寫作，主人的觀點，還是傳達了強烈的個人色彩。

就像關於二戰，不同立場的報導，訴說著不同的故事。你不能說這些故事肯定有的是錯的，有的是對的。他們可能都是對的，也可能都是錯的。

但你必須捫心自問，為什麼有的報導，在沒有查證的情況下，你肯定它必然是對的，而另一篇必然是錯的。

真正讓我們痛苦的秘密，正在於此：「真正讓我們痛苦的通常不是事實，而是我們的觀點。」

徐傑在收入上自己自足，他沒有穩定的關係，但這也不是他非常在意的事情。他有替代方案，可以通過聯誼之類的方式，認識新的朋友，建立所謂「正規的」社交。

如果他需要得到一些快速的滿足，他可以通過金錢交易，或是約炮軟體完成。

替代方案，使得徐傑保持正常的人際交往。我們是否可以因為他沒有和同齡人一樣，完成終身大事，就說是他的替代方案耽誤了他呢？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來臨，這個時代用存在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的講法，就是一個「性庸俗化」的時代。

羅洛．梅指的是70年代左右的美國，但當時美國面對性庸俗化的旋風，卻已經在另一塊土地上蔓延。

性庸俗化的主要特徵，就是把性跟愛徹底分開。

表面上，性更加容易取得，跟人作愛「沒什麼！」

但這種「沒什麼了」的感受，並不是一個人真的把性當成吃飯、拉屎一樣的日常瑣事。

而是一個人對愛的壓力太大，大到他想逃，於是他用一種自我隔離的方式，把感受壓力的心封閉起來。那一聲聲「沒什麼」，並不是勇氣的表現，而是一個極力想要壓抑內心恐懼的人在耍嘴皮子。

精神分析家阿德勒曾經說過類似的例子，他說有個媽媽帶了三個孩子出門，路上遇到一條瘋狗。

大孩子抱著媽媽的腿，跟媽媽說：「我好怕！」

老二一邊顫抖雙腿，一邊朝著瘋狗說：「我不怕！」

老三看著狗，一臉疑惑的說：「這條狗長得好像像根臘腸。」

這三個孩子，哪個孩子在害怕？

阿德勒的答案是，三個孩子都在害怕，只是他們安置恐懼的方式不同。

大兒子說出恐懼，企圖尋求幫助。

二兒子通過擺出不恐懼的樣子，想來個自我催眠。

三兒子逃避問題，試著通過逃避眼前有條瘋狗來消除恐懼。

那些徹底把性跟愛分開的人，他們就像阿德勒故事中的老二，他們給自己千萬個「性就只是性器官獲得快感的活動」、「沒什麼」來消除他們對愛的膽怯無能。

從精神分析到存在心理治療，雙方學者在分析「唐璜」這個西方藝術史上的花花公子代表時，都以他隨意的性，做為他的心靈始終無法成熟，承擔起愛的表現。

換句話說，看到誰都想上的唐璜，外表瀟灑，內心其實對愛膽怯的手足無措。但為了消除內心的恐懼，他只好屢屢對其他女人出手，通過這種性上面的征服，讓他從恐懼中短暫釋放出來。

這種恐懼帶來的緊張、不安等痛苦，因為時代也有變化。

比如在某個時代，一個男人需要展現出符合「男子氣概」的樣子，而生殖能力的表現，就是展現男子氣概的標準。這讓許多男人非常渴望生孩子，而且要生很多孩子，否則他就會非常的焦慮。

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封建時代，不分東西，男人會因為這種壓力而產生假性陽痿。

畢竟不斷跟妻子性交，卻生不出孩子，很可能隱含一個男人產生「自己很無能」的焦慮。

這種焦慮也可能變成對外的攻擊，比如有的丈夫指責生不出來是妻子的問題，卻不追究自己的毛病。

到了現代，恐懼的原因有了變化，這個變化已經和生育無關，而是跟男人的社會角色有關。

當結婚對男人有許多經濟上的要求，而這些要求隨著物價和房價的上升，變得越來越嚴峻。

再加上一些電視電影推波助瀾，搞得好像男人的成敗只有兩種，買得起房跟買不起房。

極端的成敗判准會造就一個結果，許多看來無法達到那條線的人，乾脆選擇放棄。

比如過去在面對失學青少年的個案，他們當中有不少都受困於家庭因素，有的父母離異，即使沒離異，也缺乏愛和足夠的經濟支持，更甭談嚴謹的家庭教育。

在這種情況下，想要説明他們並不容易，因為他們從小到大承受的傷害，以及錯過的滋養，後續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才能讓他們走出來。

讓他們相信自己值得被愛，相信還有未來，相信社會上的人會接納他們。

有些人指責他們遊手好閒，是社會的毒瘤，要他們奉公守法，還要他們跟其他人一樣好好讀書，準備高考。

我以為，秉持這種論調未免可笑。

這就像歐美先進國家指責中國碳排放，已開發國家過去在走向強大的過程，必須依靠工業，當時這些國家製造出來的污染，對全球造成莫大傷害。

現在中國也在走向富強，這個過程無法直接跳過，於是那些製造無數污染的已開發國家，限制中國降低排放，以一個開發中國家的角色，承擔起已開發國家的排放標準，這無異是一種流氓行徑。

這些孩子要是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下長大，他們自然有充分的機會發展成熟的心智，不管是知識上的學習，還是道德上的學習。

但他們過去十幾年都沒得到資源，突然要他們跟比他們上一個階層的人一樣奉公守法，給他們一個「公平」的機會。

他們過去都沒得到足夠的公平，要他們突然去服從另外一個公平，那永遠都不會是公平的。況且他們喪失的，有誰能補償他們呢？

既然沒有什麼人能補償他們，也沒有什麼人能保證他們有未來，社會上又明顯有些不接納的聲音。

這些孩子的厭學是對人生的抗議，也是一種放棄。

可是這種放棄，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有些人像徐傑一樣，他們從一種難以承受的關係中逃脫出去，尋求快速短暫的快樂。畢竟另外一種關係要面對的壓力更大，問題更多。

我們能指責徐傑沒責任感嗎？

那麼所有外遇的人都沒責任感嗎？或者反過來說，看A片的人相對來說比較有責任感嗎？

面對他人尋找生命的出路，給他們冠上罪名，我以為是最簡單而粗暴的偏見。

不說別的，好多年前開始，肥胖就取代抽煙、酗酒等致病原因，成為各國致力消滅的第一不健康因素。

我們能夠對體重失控的男女，用簡單粗暴的說法去責怪他們嗎？

比如有幾年，有些人把肥胖的人說成「連自己的身體管理都有問題」，嘲笑他們意志力肯定不行。

可是醫學研究證明，甜食確實可以刺激大腦中關於快樂的化學物質。更何況相較於身體的體態，通過飲食消除心理壓力，這不是一個人意志力不堅，畢竟壓力也不是他們自找的。

另一方面，某些人對自己的身材抱持完美主意，每天量體重，哪怕0.1公斤的變動，他們都會緊張的趕緊去健身。

這兩種人都活在某種壓力之中，因為焦慮而造成他們對身體上的過度反應。只有化解他們內心的焦慮，他們才能真正放鬆的、自在的生活。

通過買來的性獲得滿足，徐傑不道德的做法，有著另外一套道德標準。那也是很多人用錢尋找刺激，包括打賞主播、購買大量奢侈品的說詞，「我沒有傷害任何人」。

相對徐傑，王穎陷入另外一種應對焦慮的「模式」，她著迷於一種自我且孤獨的狀態。

她那套「最好的拒絕，就是接受」哲理，換個角度，其實是對和母親、文化之間的矛盾豎起白旗，用消極的方式回應外界對她的打擊。

這套消極的模式也出現在她對身體的使用上，比如她不戴眼鏡，將內心與外界的隔離，化為一種具體的模式。

但當我們看不清外界，也就無法看見自己的定位，進而迷失自己的處境。

我們和世界的關係是雙向的，就像導航。我們需要知道自己在哪裡，才知道我們該怎麼從腳下的位置，走向目的地。

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我們就不知道該往哪一頭走。

王穎的價值感，故做瀟灑的「跟誰發生關係都無所謂了」，實則她抗拒和人發生真正的關係後，產生的變形。

當我們不再對「真正」的關係，包括：「相互關懷」、「被愛包圍」、「無條件的接納」與「信賴」有所期待。

既然如此，那還有什麼關係是必要的？反正一切都無所謂，那怎麼好就怎麼來算了。

這也是我觀察到的一種社會現象，為什麼選擇不結婚的人越來越多，除了越來越多人接受一個人生活的好，同時也有些人是被結婚連帶的問題弄得壓力很大、神經緊張，乾脆「不玩」。

但我們有權力指責不玩的人沒能力嗎？說他們懦弱嗎？或者說他們是失敗者呢？

比如王穎，父母相愛相殺多年，讓王穎對愛和婚姻的想像都破碎了。我們無法用另外一個人的經驗，取代她的經驗。

回到我們自己，社會的遊戲規則變了，就像考題變了，既然有越來越多人做了同樣選擇，表示新考題的難度非同小可。

羅洛．梅在《愛與意志》書中談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他發現：社會新現象的出現，往往暗示更加洶湧的浪潮即將來襲。

然而，心理學家過去往往等到浪潮來到，才意識到之前那些微小的新現象，其實已經給了預兆。

比如少子化的前兆剛出現，還有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後面的發展。

到這兩年，眼看人口負成長，養老金和社保的破產危機等，再去亡羊補牢，也許有效，但要付出的代價相對也會更大。

預兆其實出現的很早，一年的出生人口預示七年後，會有多少小一新生。而有多少小一新生，預示幾年後會有多少中學新生，跟著又可以預測大學，乃至於社會各個崗位的就業人口和缺口。

也就是說，通過教育統計學，預示著國家教育、職業、社會發展的大趨勢。

我們能夠記取教訓，但我們也不能把精力都放在檢討過去。

我們需要面對眼前的問題發展出新的方法，把當下活好。

徐傑和王穎，他們都陷在過去當中，只是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因為過去，放棄現在，不想未來」，這是很典型的心理困境。

我用「困境」，而不是「病」，因為這種困境不屬於任何一種病，讓我們心理不舒服，乃至於影響我們的生理，但這更像是一種失調，在失調中發展出一種自我保護的價值觀。

可是這種自我保護，是以放棄籌畫未來為代價。

一個人失去對未來的想像，不等於他活在當下。因為活在當下，是讓我們在需要的時候，對未來的畫面更清晰、更有信心。而不是啥也不想，無話可說。

那些虛假的瀟灑同樣如此，他們對明天無話可說，面對生活種種，如同一面空洞的網。

然而，虛假的瀟灑不是問題。但如果我們一面虛假的瀟灑，一面又在孤單的時候非常痛苦，渴望拯救，那麼我建議還是要尋求幫助，真的沒必要讓自己一個人承受一切。

當然這又回到開頭的矛盾，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該怎麼求助，也不是每個人都相信求助有用。

有些人，已經發自內心放棄得救的希望。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電影《小丑》（Joker）讓那麼多人產生共鳴，不是因為小丑是個瘋子，而是他瘋掉的原因。

從小到大，小丑都沒有機會真正做自己，他的母親欺騙他，欺騙他有個偉大的父親，給他一個虛假的希望。

除此之外，小丑的母親還要他保持虛偽的樂觀，對誰都要保持微笑。

小丑最後的瘋狂，來自失控，卻也因為失控，禁錮的靈魂才得以釋放與解脫。他終於不用再活給母親看，笑給別人看，他終於可以勇敢的展現內心的負面想法。

我想到前幾天最讓人遺憾的新聞，韓星雪麗（崔真理）的自殺。

人生在25歲嘎然而止，從11歲以童星出道後，雪麗一直活在公眾的眼光中，承受別人對她的移情與投射，包括不少網友的攻擊。

雪麗沒有穿衣自由，穿胸罩本來就不舒服，但她穿不穿胸罩都會被放大檢視。

看著她一直保持著充滿勇氣的樣子，一方面維護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又得保持公眾人物的和善。

雪麗最後沒有變成小丑，她選擇把笑臉永遠留給觀眾，把真正的自由留給自己。

我想任何人的離開，如果我們都無法從他身上學到一點教訓，或許對死者才是最大的不敬。

當我在書寫徐傑和王穎的故事，我想起好多讀過的書，自己的朋友，以及經歷的來談者。

然後就在這段時間，雪麗的「決定」，讓我只想再一次的說：「如果你想要自由，現在就去要，因為自由雖然是一種權力，但自由無法避免與他人之間的衝突。為了自由，可能需要流血，需要面對難堪的結果。」

就像你要跟父母爭取延後門禁時間，你可能得跟他們吵一架。

如果你希望另一半別只當提款機，也要負起照顧孩子的責任，你可能得撕破臉。

如果你想去你真正想去的地方，你可能得放棄一屋子的電子產品，才能背負起一只能輕鬆上路的行囊。

我知道我說的這一切，有點像是故事。

但在我爭取自由的經歷中，只有真正嘗過自由的滋味，才知道自由的可貴。

要是徐傑和王穎，他們都能用真實的自己，去和對方相遇，會不會他們就能給彼此一個擁抱呢？

每個午後，每個故事，每個人，每次相遇，都象徵一個機會，但他們一次又一次的錯過機會，錯過自己，錯過新的情節，直到午後過去。

你活得像徐傑，還是王穎？

用第三人稱的方式書寫自己的故事，卻不願用第一人稱的角度活出自己？

這不是你的錯，但我希望在你完全被痛苦征服之前，記得求救。

求救不是在一口井裡等人救援，好像我們生來軟弱。我們都是在成長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的受傷，又在懵懂中療傷，尋覓面對明天的可能性。

有太多未解的壓力，不是我們當初不夠聰明，所以走那條路，畢竟沒有誰生下來就什麼都懂，像沒喝過孟婆湯似的。

「第三人稱」的活法，或許可以讓我們從深刻的痛苦中跳出來，彷佛把一切感受都加以遮罩。

因此，求救的目的不是因為別人比我們強大，更不是非得承受過去的痛苦。

求救而是為了走出去，為了有人拉我們一把，帶我們上路，把我們帶出迷霧，重新回到自己的節奏，重新看見我們確實擁有自己走下去的力量。

所有的幫助都是一種陪伴，無論我們幫助他人，或他人幫助我們，幫助者也僅僅是陪伴者。

不過在那之前，如果你想繼續待在井裡，那就待著吧，直到你覺得準備好了。

對於自殺這件事，如果你經常想自殺，我想說告訴你：「自殺的理由沒有自殺本身重要。」

因為活人才會去想自殺的理由，去討論一個人為什麼自殺。

自殺就是死亡，對死者來說，一切都結束。

不得不承認，對內心極度痛苦的人，這是一種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