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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子失羊，追趕到一個三岔路口，掩面哭泣。人問因何而泣。他回答道：亡羊尚且逢歧路，人生道上失羊之外尚不知有多少歧路。

——北京大學1937屆學生胡繩復述的典故。（葉文心，2012，頁157）

在處理高等教育畢業生對未來失去希望，前途茫茫的課題上，承接上文討論從歷史中找答案的方法，其實在清末民初，那個高等教育還不普及的年代，也曾在大學生之間出現類似的恐慌。甚至那時候的恐慌更劇烈，透過對那個年代的追溯，或可釐清現今我們的高等教育在學學生，以及尚未成為大學新鮮人就以深受前程壓力所苦的年輕人，一個共同省思的脈絡。

台灣留美歷史學者葉文心在《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1919-1937》書中對那段時期高等院校學生的心境做了如此描述，他引當時朱光潛的北大學生胡繩對20世紀30年代大學校園中學生的心境，葉文心描述道：

胡繩對大學生孤獨感和無助感的看法得到他的老師朱光潛教授的支持。朱教授認為，在20世紀30年代，大部分的學生「心理單純，對於複雜的社會不能了解」，富於感受性、理想主義和沈重的道德感。（2012，頁167）

大學生們的內心幾可以總結為兩個字，「不安」。

這份不安和現在年親人的「徬徨」，相隔幾十年遠遠呼應著。但遙想當時的時代背景，國民政府多次辜負了年輕人希望有一個穩定社會、團結一心的政治局勢的殷切期盼，同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各種美好的烏托邦理想充斥在校園內外，學子們透過這些書，得到的卻是更多的絕望。

可是身在21世紀，近一百年過去了，當前台灣沒有國家分裂的危機、社會安定，不像不遠的南北韓處於隨時有可能戰爭爆發的危機中、實行民主政治多年，人民已經習慣擁有投票權，並透過可信的法律機關伸張自主權力。

故局勢的不同，年輕人心境的相同之間，是否還有其他差異之處？透過網路上一些討論社群，我們會發現年輕人比起上世紀30年代，更容易擁有發聲的機會，網路太方便了！但這樣一個出口，背後的年輕人們是否如上世紀30年代的年輕人一般，在各種思想流派中尋求未來，在尋求中不安，還是在抱怨中徬徨，兩者之間存在絕對的差別。

差別就在於前者做了一個積極的選擇，儘管結果可能是消極的，是死亡與絕望。但後者的選擇本身已經是消極的，把自己的公民權以埋怨與咆哮實現，把追求希望與改變自身現況的企求交託給第三方——政府、所謂的大人們、專家、學者等——同時骨子裡卻無法真正信任第三方提供的資訊。網路時代資訊爆炸帶來的混亂，以及對於民主政治下政客們再次上演當年國民政府屢屢言而無信的政治表現，年輕人的內心成了無所寄託的浮萍。

更具體的說，上世紀30年代，年輕學子面對的是一個動盪的大時代，是一個國家主體尚不明確，以至於每個年輕人都得積極尋求自己主體存在意義，特別是面對世界列強，他們該如何論述自己：「來自何處，擁有何物，又該走向何方？」

今天，台灣的學子是否能夠回應上述三個問題呢？我們發現年輕人們的主體意識是模糊的：

台灣？中華民國？中國人？台灣人？港澳台？護照？台胞證？哈日？哈韓？……

蔡元培留德、胡適留美、張竟生留法，後來的大學者，當年的小留學生們，他們走到外頭，求的是自我成長，並且建構國家的主體性。今天的台灣學子面對外國人，我們該怎麼論述自己？很多人都喜歡拿這個當政治問題，但實際上政治問題只是表象，實際上是一個哲學的存有論的問題，「一個連該怎麼定位當下自己都不清楚的人，要他怎麼定位未來呢？」

什麼叫當個大學生？讀大學的意義在哪裡？讀書重要？學技術重要？學歷有用？學歷沒用？考公務員有用？鐵飯碗比私人公司好？……

這個處境該怪誰？怪這個社會，責怪那些第三方？有些激進的用「鍵盤實踐理想的學生」在網路上討論，「也許台灣需要的是一次學運」。但學運就像那句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學運也不是上網吐吐苦水，大家一起穿著一樣的T恤去總統府前面遠足那麼簡單。學運要有理想，一個不把自己放在群體責任之外的理想。現代的年輕人是否太早學會責怪他人，而忽略了自身境遇與群體責任之間的不可分割性？

葉文心寫道，「把個人的挫折看作社會問題的表徵，也就是減免個人對自己境遇在跟前社會中的直接責任。」

朱光潛也曾經批判當時的兩種青年：

一種認為他們的不快樂是由社會環境造成的；一種認為只有當理想中的未來降臨之時，真正的歷史才開始，即所謂「志在將來」。（2012，頁186）

逃避當下、逃避責任，換得的只有空虛。空虛帶來不安，空虛帶來徬徨，因為空虛中沒有方向，沒有憑恃處。

所以這個年輕人對未來徬徨不安的時代，一方面是個人的責任，另一方面是社會的責任，但這樣的揭示如果沒有一個解答的方向將失去揭示的意義。有一條路，是我們不同於上世紀30年代的大學生，就是這一代的年輕人更有力量去改變這個社會，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機制。當我們談論需要一個公正的、有能力的第三方，指的不見得是「人」，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一個良好的機制，讓任何人透過這個機制，都能得到對未來的一個基本保障。就像一個良好的交通系統，只要大多數人順著這個系統設計行駛，不容易出意外，也不容易造成堵塞。

但這樣一個機制的發現、存在與建立在哪裡呢？回到歷史，至少活在那個世紀的大學生，那些青年學子，雖然多種主義的理想讓他們興奮，同時迷惘，但至少他們認真去思考，並試著實行在生活中。這份熱情，當前似乎都被物質享樂取代了，變得更容易讓個人沈溺，更不願意從舒適的懶骨頭中奮起。

這又回到我們的主題，「讀書能改變命運」，為何台灣海峽的那一方還相信，而這一方的年輕人卻已失去這個信念。在我的觀察中，大抵我在中國看到更多高等院校的學生，他們更加積極且懷著希望的去那些經典、古籍和浩瀚書海中尋找可能的解決方案，而在台灣的高等院校，我看到的是更多因為對學歷不斷貶值的挫折中，將「讀書」的意義拋棄於生命與生活之外。實際上，讀書與學歷是兩回事，前者是尋找知識與自我，找到人生方向的一項方法，後者不過是一種社會化的遊戲罷了！我們可以對學校和學歷失望，但讀書依舊是一件能夠為心靈帶來滿足，為人們的茫然提供指引的一項活動。

將近百年的兩代迷茫，至少在對於讀書的態度上，我看到更多的失落，但書還在那兒，經典猶存，等待青年去挖掘，去省思，去試著為了積極活下去，進行跨越時代的對話。當我們於當代找不到希望，我們可以去問問古代的智者們，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盧梭、萊布尼茲、黑格爾等人。

「讀書能改變命運嗎？」問問樂於讀書的人，而不是那些將讀書等同於學歷的人；問問你手上的書，而不是那些從不讀書的人。別忘了！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手上握有的書，握有的知識與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