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和一位中國的碩士生D在談話，D告訴我從小到大，他沒有真正為自己做過什麼決定，就是一路努力唸書。我跟他談了自由的理念，鼓勵他多嘗試各種選擇。他告訴我各種現實，但我還是希望他樂觀一點。

在談了一會兒後，D跟我說：「你只是比較幸運，生在台灣。」

待在學校，有人說學校單純，但從當代教育學的目標看，學校朝向更能反應「社會縮影」的方向前進，這是被多少台灣教育家奉為圭臬的杜威思想。但校園所提供一個比現實社會「淨化」的環境，又是教育場域不能少的存在意義。從這個角度看，反應現實社會成了程度多少的問題，最終只會陷入一場永無止盡的論戰。

當台灣大環境不景氣，希望校園能與社會接軌的呼聲多了，音量也高了，底氣像是也足了。學生希望能夠透過學校教育，更容易找到工作，因而對學校有了更多的期待，但這個期待基本上和前段所述，有著教育場域的內在矛盾，一旦學校放棄淨化的特殊性，基本上就很有可能淪為職業訓練所。但學校應該教些什麼呢？

從二十世紀初的杜威，到半個世紀後的彼得斯，他們在日益多元的社會中，訴說著一條相同的路：教育是培養一個真正的人。

反思杜威於《民主與教育》中的理念，杜威認為民主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預先的一個決定性前提。在民主社會底下，才有可能達到一個使人整全的教育，透過教育，民主得到發揚。但我們可以觀察一下國際發展的情況，民主在杜威或其他學者心中或有一個理想的情境，實際上來看，則是各國程度不同的實踐程度。

而學校中能提供並促使民主化的教育，這就左右著學校「與社會接軌」，以及「淨化」的課程編排與教學宗旨。尤其是「淨化」一項，淨化往往給予有心人士或少數有力團體控制學校教育中的思想體系的機會，好比課本裡頭台灣史的比例，對國家意識型態的理解，我們該怎麼稱呼自己，又該怎麼定位與對岸的關係。好比近期教育部公文出現「中華民國首都在南京」的論述，引發爭議。其論爭的重點不只是歷史怎麼教、教材怎麼編排而已，而是充滿政治思想，並會達到實際生活影響，考驗民主根基的例證。

透過這個事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得以檢視人民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看法與意見，這時我們慶幸，人民的意見還是能夠自由的闡發，無論個體的意見是什麼，個體的意見有機會表達，被聽見，並且能夠造成實質上的影響。

歷史學家J. B. Bury在其著作《思想自由史》（History of the Freedom of Thought）開頭便直言：「思想自由就是言論自由。」亦即思想自由只有在一個情況下是成立的，就是人民的思想有實踐與行動的自由。思想只能想想，不能說也不能做，無從表達這便是不自由，而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當在一個合理的法治的前提下，給予人民思想能夠表達與行動的空間。

如此我們便能理解與呼應杜威闡釋「一個真正的人」的建構之理念：

首先、在教學場域中，他的個體經驗必須受到教師的重視，教師不能把學生全體都當成沒有個性的，可以混在一起輕易用幾點概括的對象。學生是自由的主體，也是透過學生的個體經驗，教育工作者才能找出適切學生個別發展，和他們興趣相投的教材。

其次，教育場域給予實踐中學習的機會。許多人對杜威有一個誤解，就是想用「做中學」三個字概括他的教育思想。但文獻中杜威可有說過 “Doing by learning”這樣一句話？杜威倒是說過 “Doing by trying”（如德國教育家Dietrich Benner便持此看法）。

學習是在民主與自由的學校內外實踐中試錯，一來可以檢證學習的方法，二來可以讓教材中的抽象思維得以與現實經驗結合而幫助學生達到理解。而這個前提假設，則是杜威對於人擁有共通的認識基礎的肯定（認識論體系）。

最後，要實踐這個教育理想，必須以民主社會為教育場域的前提，教育場域培養的是民主社會的公民，故教育不只是尊重個體經驗，不只是提供思維與經驗互為表裡的學習，更重要的是教育使得公民不只是個體，而是一個群體，並且使人出社會得以有用，且這個有用以道德形而上的內在價值為先，直用技術次之。但許多人透過一些不完整的綜述，誤以為「做中學」，或是「實用主義」這樣連杜威自己都反對的名詞來概括杜威的思想。無疑地，這非但誤解杜威，更誤解教育中民主觀念的真諦，無視於其重要性。

在杜威這一條自由民主的思路下，我們發現學校培養出的人，是不是一個能造就社會進步的人才倒是其次，最重要的不是他擁有什麼樣的生活能力，而是擁有良好的道德修養，能成為一位使社會保持良序的好公民。而一位好公民，便能形成社會向上發展的基石。一個動盪的社會，能力再好的人也可能染上惡習（像是學有專精的理科博士去製造毒品），成為社會問題。而那個環境，得是一個民主社會，而民主社會的體現得靠人，否則就只是一個理念。

在自由、民主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全世界有目共睹，但中國教育培養出了什麼樣的人？說真的，我只看到中國教育培養了各行各業的人才，但真正關於人：一位好公民，乃至世界公民，我卻幾乎在校園內找不到這樣的人。因為他們沒有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得到太多的自由，在中國，即使讀到博士，都還得上政治課。面對家庭、社會有各種壓力，來自上一代，要求盡早傳宗接代，要求對於物質生活的把握。這些都沒錯，只是有點不合時宜，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是從杜威等民主教育思想家的角度：一個民主的環境，可以提供更良好，有助於社會不只是經濟層面，乃至社會道德良序發展的學習環境，而這個學習環境將反饋給社會的民主化發展。

第二是從國際上實踐民主的國家社會，他們所教育出來的公民，以什麼樣的方式在影響著自己的國家，以及整個世界。是以道德為優先性的教育，還是不民主的，在教材中大量置入少數人意識形態的，且不給公民參與修訂、表達自己聲音的國家？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在問：「你希望自己生活在一個功利導向，欠缺民主與法治精神的社會（你能賺到錢，但你的思想與行為自由被箝制，教材總是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還是在一個功利導向前面，具備較完善民主自由的社會？進而，你認為生活在哪個社會較安全、較能保有你自己的發展性，並在更大的程度上能維護自己與公眾的利益？

我想起我在《心靈馴獸師》書中提到的故事：

史懷哲小時候經常跟同年齡的孩子打架，有一次一個孩子被他打倒在地，正當史懷哲要再補上幾腳時，那個孩子對史懷哲恨恨的說：「如果我跟你一樣，每個星期能喝一次牛肉湯，我就不會打輸你了。」

以前我關注故事中，史懷哲的慈悲。如今，我更關注的是那位被史懷哲打得鼻青臉腫的孩子，他的感受。史懷哲回到家，用消極的方式表達他的難過，好幾個星期都不喝牛肉湯。但問題有解決嗎？沒有牛肉湯的孩子，連選擇不喝的機會都沒有。

一個國家的學校教育該提供給莘莘學子的究竟是什麼呢？說穿了就是一個民主的、法治的、能讓人民安心生活的社會。至少到今天，我在上海看不到先進的民主，一切聽領導；也沒看到什麼法治，車子不讓人、公共場所請勿吸煙的牌子形同虛設，許多事情得用商量的，沒個準兒；而一個連自己土地都不能擁有，面對各種食品、產品安全問題的社會，又怎麼能讓民眾安心！

我告訴D：「這一切都是爭取來的，我相信不久的未來，中國會更加民主，人民會更加自由，我來這裡傳遞的思想，並不是為了炫耀什麼，而是希望透過交流，讓你們看到『身為人，我們都有選擇，也該有選擇的自由。』」

我不知道跟D一樣看待我，或者那些看起來像是「很自由」的台灣人有多少，因為台灣的民主化還在不斷向著理想的道路發展，相較某些國家，我們還有漫長的一條路要前進。但我知道我能身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確實應該感恩。正是經過先人流血流汗、積極爭取所爭取的民主與自由，讓我們有機會和權力訴說自由是什麼、民主是什麼，並用實際的行動實踐自由、活出民主。儘管當前經濟不景氣，上海的商機與市場令來自台灣的我欽羨，但當我從口袋中掏不出錢，卻能從心中感受到自由民主的血液。這使我們還保有透過教育培養有個性，又能將公眾利益放在心中，在一個民主體系下保持良序的公民社會。

相較之下，我確實該覺得自己幸運。更重要地，我希望把埋藏於血液中自由的種子散播出去，我相信這是兩岸交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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