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月女口述／賴瑩蓉執筆

　　早期，澎湖的漁村迷信「借死不借生」──（屋子寧願借人家死也不要借人家生小孩），就連嫁出去的女兒也不能回娘家生產。租屋居住的產婦，必須先找一處破厝或者隱密的地方生產，生完小孩再抱著嬰兒回住處坐月子。

　　我剛當助產士的時候，曾經在破厝的角落為人接生，當時覺得產婦很委屈，心裡就想著：將來要蓋一間房子，隔一間一間的房間，讓沒有地方生產的產婦，能夠很安心很舒服地把孩子生下來。

　　民國六○年代，我實現了我的願望，在新蓋的房子二樓，隔了幾間房間，供鄉下和離島的產婦，到馬公生產和坐月子使用。

　　我生於日本時代大正十一年（民國十一年），父親在馬公街役場擔任書記，家庭環境不錯，也讓我到學校接受教育。我讀的那一個年級有三個班，二個男生班和一個女生班，我一直都擔任女生班的班長。

　　初等科畢業我就去報考澎湖海軍醫院的護士，報考的人很多，也有高等科畢業的。我贏過很多高等科畢業的對手，考取海軍醫院的護理人員。訓練期間，我很認真的學習，結業時日本的海軍司令還親自頒發優秀學員的獎章給我。

　　護士工作本來很穩定，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家人擔心我被調到戰區服務，要我辭去海軍醫院護士的工作，轉任小學教員。

　　我第一次教書是擔任四年級男生班的導師，一個班有七十幾個學生。當時我年紀輕，又沒有教學經驗，看到七十幾個理光頭的大男生擠在一個教室裡眼睛盯著我看，心裡有些怕怕的。

　　教書不到一年就經長輩介紹結婚，婚後辭去教員工作，而且廢漢姓名，改日本名為「白石照月」，隨著夫家到大嶼（現在的七美島）生活（因為公公擔任大嶼莊莊長），大嶼是一個很偏遠的離島，生活上我很不能適應。

　　後來，被選上「憲兵補」的丈夫要到高雄旗山的憲兵隊服務，我就和他一起搬到旗山。當時已經是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飛機幾乎天天下午都會來轟炸，我們經常要躲空襲、要「疏開」。長子清輝就是我們「疏開」到屏東東港的一間國小躲空襲時，在教室裡我自己接生的。

　　日本戰敗後，我們從高雄搬回到澎湖。本來回到湖西鄉東石村的祖厝住，後來，為了生計，搬到馬公「埔仔尾」做裁縫。我從來沒有正式學過裁縫，就靠著幾本日文的裁縫書自己摸索，再用將舊衣服拆開、組回原狀的方式學會了做洋裁。後來，我也用同樣的方法學會修補雨傘。

　　那時候，澎湖只有我會修補雨傘，客人只要帶著破舊的傘架和六呎布來，就能帶一把全新的傘回家。我的生意很好，幾乎整天都在踩裁縫車和修補雨傘。

　　民國四○年代初期，政府辦理助產士講習班，我到衛生所參加講習。因為我有日本時代護士的資格和經驗，也曾經在日本產婆旁邊見習，所以很順利取得合格助產士資格，我的助產士執照編號是「八號」。

　　剛開始當助產士的時候，因為沒有知名度，找我接生的人不多。我的門上是有掛一個「助產士賴月女」的牌子，但是主要的工作還是做裁縫和補雨傘。

　　有一天，一位先生匆匆忙忙跑來找我，拜託我去雞母塢（現在馬公市五德里）幫他太太接生。我就拿著接生包跟在那位先生的後面走，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才到雞母塢。

　　眼見產婦就要臨盆了，我沒有稍作休息，直接就進行接生。沒有想到孩子生出來後胎盤並沒有跟著排出來，也就是俗話叫「活胎盤」，假如沒有儘快做處理，產婦會有生命的危險。那一次我順利完成很艱難的接生任務，母子均安。

　　我在雞母塢接生的事跡很快的傳開了，知名度也迅速打開，找我接生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助產士的工作非常忙碌，我就不再做裁縫和修補雨傘，當一個專業的助產士。

　　助產士的工作和傳統的「產婆」有很大的不同，除了產前檢查聽心音、胎位矯正、要教孕婦做產前運動；助產的過程中，要保護好產婦和胎兒，產婦的會陰部有撕裂傷要縫合，要給新生嬰兒綁臍帶，胎盤（俗稱胎衣）要處理好交由產婦家人拿去掩埋；產婦坐月子期間，我要持續巡視產婦的身心狀況，給新生嬰兒洗澡直到臍帶脫落；並且開立孩子的出生證明。

　　那時候產檢和接生都是要到產婦家，我就買一部摩托車代步。電話還不普遍的時代，產婦要生了，家人須親自到助產士家敲門。不管白天、晚上，即使是熟睡的深夜，只要聽到敲門聲，我就立刻起身拿起接生包，騎著摩托車出門接生。

　　後來，家裡裝了電話，改用電話叫接生。可是我出門接生的時候，也是無法聯絡上，經常是接生完回到家中，知道有另外一位產婦在等我接生，沒有休息就要立刻出門。根據我的記憶，產檢不算，一天最高的紀錄是接生八個小嬰兒，曾經忙到三天沒有闔眼。

　　我們這一行沒有公定價錢，只收接生紅包。可是，對於窮苦人家，我只收紅包袋的一個截角，就把紅包原封不動的退還，不但分文未取，有時候還會自掏腰包買雞蛋叫家人煮給產婦「壓腹」。

　　當時都是以母奶哺乳為主，嬰兒奶粉還不是很普遍。正在努力開拓市場的日本雪印和明治嬰兒奶粉的台灣代理商，知道找我接生的產婦很多，就把奶粉試用品和印有公司名稱的浴巾放在我的助產所做宣傳。奶粉廠商送的浴巾和奶粉樣品，有時也讓我用來協助家貧的產婦。

　　我覺得工作最有意義的是在幫助別人而不是酬勞，母子均安就是最大的成就。

　　找我接生的產婦也有來自離島，必須坐著漁船到馬公產檢，順月還要提早到馬公找適合的地方準備生產。後來，我買了住家後面的一塊地蓋房子當助產所，二樓隔了幾間房間，供無處生產的孕婦待產。那是我當助產士以來的夢想，二十年之後終於實現了。看到離島或外地來的產婦有了舒適的空間可以安心待產、生產、坐月子，我的內心很滿足。

　　我七十歲那一年，因為膝蓋磨損嚴重、還有視力退化，只好結束助產工作正式退休。如果不是因為身體狀況不允許，我還會繼續接生。因為接生工作對我的人生來說，已經由謀生的能力變成一種使命。

　　今年我已經九十幾歲了，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念經禮佛、吃早齋，長久以來只吃魚肉和蔬果，現在我的身體還很健康，每天心情都很愉快。

　　有人說我的手掌又大又厚又軟，天生要做助產士。我也覺得，我的人生經過許多波折，直到當了助產士，才一步一步穩定下來。或許，這就叫作命中注定，要我將嬰兒從送子娘娘的手中平安的接到人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