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2024/11/22 05:19:57瀏覽7|回應0|推薦1 | |
Excerpt: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歲》 本書最後有一篇後記〈驀然回首〉,應該可以說是白先勇的文學啟蒙紀錄,非常值得一讀,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寂寞的十七歲 作者:白先勇 出版社:天下遠見 出版日期:2008/09/15 【Excerpt】 〈驀然回首〉(後記) 許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舊作。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説由遠景出版社結集出版,又有機會重讀一遍十幾年前的那些作品,心中不禁呐喊:原來自己也曾那般幼稚過,而且在那種年紀,不知哪裡來的那許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講到我的小説啟蒙老師,第一個恐怕要算我們從前家裡的廚子老央了。老央是我們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説慣道的口才,鼓兒詞奇多。因為他曾為火頭軍,見聞廣博,三言兩語,把個極平凡的故事説得鮮龍活跳。冬天夜裡,我的房中架上了一個炭火盆,灰燼裡煨著幾枚紅薯,火盆上擱著一碗水,去火氣。於是老央便問我道:「昨天講到哪裡了,五少?」「薛仁貴救駕」,我説。老央正在跟我講《薛仁貴征東》。那是我開宗明義第一本小説,而那銀牙大耳,身高一丈,手執方天畫戟,身著銀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麗的薛仁貴,便成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亞歷山大、拿破崙,都不能跟我們這位大唐壯士相擬的。老央一逕裹著他那牛油漬斑斑,煤灰撲撲的軍棉袍,兩隻手手指甲裡鳥鳥黑盡是油膩,一進來,一身的廚房味。可是我一見著他,便如獲至寶,一把抓住,不放他走。那時正在抗日期間愁雲慘霧的重慶,才七、八歲,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鬥。 …… 病癒後,重回到人間世,完全不能適應。如同囚禁多年的鳥,一旦出籠,驚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難飛。小學中學的生涯,對我來説,是一片緊張。我變得不合群,然而又因生性好強,不肯落人後,便拚命用功讀書,國英數理,不分晝夜,專想考第一,不喜歡的科目也背得滾瓜爛熟,不知浪費了多少寶貴光陰。然而除了學校,我還有另外一個世界,我的小説世界。一到寒暑假,我便還去街口的租書鋪,抱回來一堆一堆牛皮紙包裝的小説,發憤忘食,埋頭苦讀。還珠樓主五十多本《蜀山劍俠傳》,從頭到尾,我看過數遍。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鉅著,其設想之奇,氣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絶武林,没有一本小説曾經使我那樣著迷過。當然,我也看張恨水的《啼笑姻緣》、《斯人記》,徐訏的《風蕭蕭》不忍釋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勁。三國、水滸、西遊記,似懂非懂的看了過去,小學五年級便開始看《紅樓夢》,以至於今,床頭擺的仍是這部小説。 在建國中學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見了我的第二位啟蒙先生,李雅韻老師。雅韻老師生長在北平,一口純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後主的《虞美人》,抑揚頓挫。雅韻老師替我啟開了中國古典文學之門,使我首次窺見中國之偉大莊嚴。雅韻老師文采甚豐,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小説。在北平大學時代,她曾參加地下抗日工作,掩護我方同志。戰後當選國大代表,那時她才不過二十多歲,在我心目中,雅韻老師是一個文武雙全的巾幗英雄。在她身上,我體認到儒家安貧樂道,誨人不倦,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精神。她是我們的國文導師,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勵我寫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文章到野風雜誌,居然登了出來,師生皆大歡喜。她笑著對我説:「你這樣寫下去,二十五六歲,不也成為作家了?」她那句話,對我影響之深,恐怕她當初没有料及,從那時起,我便夢想以後要當「作家」。中學畢業,我跟雅韻老師一直保持聯繫,出國後,也有信件往來,五十八年我寄一封聖誕卡去,卻得到她先生張文華老師的回信,説雅韻老師於九月間,心臓病發,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韻老師身經抗日,邦災國難,體驗深刻,難怪她偏好後主詞。「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她念來餘哀未盡,我想她當時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 進人台大外文系後,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文學雜誌》上登文章,因為那時《文學雜誌》也常常登載同學的小説。我們的國文老師經常給《文學雜誌》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師要我們寫一篇小説,我想這下展才的機會來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發下來厚厚一疊,我翻了半天,一句評語也没找到,開頭還以老師看漏了,後來一想不對,三篇總會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師不賞識,懶得下評。頓時臉上熱辣辣,趕快把那一大疊稿子塞進書包裡,生怕别人看見。「作家夢」驚醒了一半,心卻没有死,反而覺得有點懷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於是自己貿貿然便去找夏濟安先生,開始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藉口去請他修改英文作文。一兩次後,才不尷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説遞到他書桌上去。我記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煙斗吸得呼呼響。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於一個初學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别。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説我們要用,登到《文學雜誌》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説。 後來又在《文學雜誌》上繼續發表〈我們看葡花去〉(原名〈人院〉)。〈悶雷〉本來也打算投到《文學雜誌》,還没寫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國去了。雖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個學期,但他直接間接對我寫作的影響是大的。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對我初「登台」時的鼓勵,但他對文字風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覺得中國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濫用浪漫熱情,感傷的文字。他問我看些甚麼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出聲,後來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卻説:「這兩個人的文字對你會有好影響,他們用字很冷酷。」我那時看了許多浪漫主義的作品,文字有時也染上感傷色彩,夏先生特别提到那兩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學習他們冷靜分析的風格。夏先生對於文學作品的欣賞非常理智客觀,而他為人看起來又那麼開朗,我便錯以為他早已超脱,不為世俗所擾了,後來看了《夏濟安日記》,才知道原來他的心路歷程竟是那般崎嶇,他自己曾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所以他才能對浪漫主義的弊端有那樣深刻的認識。 大三的時候,我與幾位同班同學創辦《現代文學》,有了自己的地盤,發表文章當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壞的一齊上場,第一期我還用兩個筆名發表了兩篇:〈月夢〉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問我:「玉卿嫂是甚麼人寫的?很圓熟,怕不是你們寫的吧?」我一得意,趕快應道:「是我寫的。」他微感驚訝,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覺得我那時有點人小鬼大。現在看看,出國前我寫的那些小説大部分都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還在嘗試習作階段。不過主題大致已經定型,也不過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恆的現象。倒是有幾篇當時怎麼會寫成的,事隔多年,現在回憶起來,頗有意思。有一年,智姊回國,我們談家中舊事,她講起她從前一個保母,人長得很俏,喜歡帶白耳環,後來出去跟她一個乾弟弟同居。我没有見過那位保母,可是那對白耳環,在我腦子裡卻變成了一種蠱惑,我想帶白耳環的那樣一個女人,愛起人來,一定死去活來——那便是玉卿艘。在憲兵學校,有一天我上地圖閱讀,我從來没有方向觀,不辨東西南北,聽了白聽,我便把一張地圖蓋在稿紙上,寫起〈寂寞的十七歲〉來。我有一個親戚,學校功課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孤獨,自己跟自己打假電話,我想那個男孩子一定寂寞得發了昏,才會那樣自言自語。有一次我看見一位畫家的一張裸體少年油畫,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陽,下面是亮得燃燒的沙灘,少年躍躍欲飛,充滿了生命力,那幅畫我覺得簡直是「青春」的象徵,於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成藝術才能長存。 …… 初來美國,完全不能寫作,因為環境遽變,方寸大亂,無從下筆。年底耶誕節,學校宿舍關門,我到芝加哥去過耶誕,一個人住在密歇根湖邊一家小旅館裡。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邊,天上飄著雪,上下蒼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樓萬家燈火,四周響著耶誕福音,到處都是殘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裡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急,頃刻間,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來,蓦然回首,二十五歲的那個自己,變成了一團模糊,逐漸消隱。我感到脱胎換骨,驟然間,心裡增添了許多歲月。黄庭堅的詞:「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種地方。回到愛荷華,我又開始寫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愛荷華作家工作室,我學到不少東西:我瞭解到小説敘事觀點的重要性。Percy Lubbock那本經典之作:《小説技巧》對我啟發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説兩種基本寫作技巧:敘述法與戲劇法。他討論了幾位大小説家,有的擅長前者,如薩克萊(Thackeray)有的擅長後者,如狄更斯。他覺得:何時敘述,何時戲劇化,這就是寫小説的要訣。所謂戲劇化,就是製造場景,運用對話。我自己也發覺,一篇小説中,敘述與對話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我又發覺中國小説家大多擅長戲劇法,紅樓、水滸、金瓶、儒林,莫不以場景對話取勝,連篇累牘的描述及分析,並不多見。我研讀過的偉大小説家,没有一個不是技巧高超的,小説技巧不是「雕蟲小技」,而是表現偉大思想主題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期間,對我寫作更重要的影響,便是自我的發現與追尋。像許多留學生,一出國外,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産生了所謂認同危機。對本身的價值觀與信仰都得重新評估。雖然在課堂裡念的是西洋文學,可是從圖書館借的,卻是一大疊一大疊有關中國歷史、政治、哲學、藝術的書,還有許多五四時代的小説。我患了文化飢餓症,奉起這些中國歷史文學,便狼吞虎嚥起來。看了許多中國近代史的書,看到抗日台兒莊之役,還打算回國的時候,去向父親請教,問他當時戰爭實際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紐約,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個外國人攝輯的中國歷史片,從慈禧駕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戡亂,大半個世紀的中國,一時呈現眼前。南京屠殺、重慶轟炸,不再是歷名詞,而是一具具中國人被蹂躪、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燒的肉體,横陳在那片給苦難的血淚灌溉得發了黑的中國土地上。我坐在電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陣陣毛骨悚然的激動不能自己。走出外面,時報廣場仍然車水馬龍,紅塵萬丈,霓虹燈刺得人的眼睛直發疼,我蹭蹬紐約街頭,一時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國後,第一次深深感到國破家亡的徬徨。 去國日久,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鄉愁日深,於是便開始了《紐約客》,以及稍後的《台北人》。 註:此「後記」原為一九七六年遠景版結集早期短篇小說而寫。 |
|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