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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4/06 06:51:56瀏覽154｜回應0｜推薦6 | |
| Excerpt：江勇振的《日正當中【舍我其誰：胡適 第二部】》 作者江勇振在前言提出研究胡適，應該避免落入「胡適說過就算主義」的迷思。我想這也是傳記作者值得自我警惕的提醒。 以下摘要一段有關胡適一場講演的三個版本，足證傳記考據的不易；另一段則是胡適在翻譯方面的興趣和表現。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13884 日正當中 1917-1927【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 作者：江勇振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10/30 《舍我其誰：胡適》系列的第一部是《璞玉成璧 1891-1917》 《日正當中 1917-1927》是第二部 從胡適1917年，到1927年 可說是胡適如日中天的黃金十年 日正當中 1917-1927從胡適進北大開始，到進入杜威和赫胥黎的思想世界，如何過關斬將，爭文化霸權，到胡適的及時行樂觀等等，都有極為細膩的觀察與描述。 【Excerpt】 〈 第一章 北大新星，造國之大學〉 胡氏説，廿三年前，一九三六年，他代表北大參加美國哈佛大學的三百週年紀念。當時全世界各主要大學都有代表應邀參加。集會前一天，哈大校長盛會招待，入席時依各校創辦年份依序進場。共有六百多人，胡氏排在五百九十幾位，差不多排到最後。北大創辦於一八九八年，是世界各主要大學的小弟弟。翌日紀念會中，胡氏爲六個應邀致詞的來賓之一。他説，如果以中國古代創辦大學的年份算，最早的太學創辦於漢武帝時代，爲西元前一二四年，迄今二千多年。那麼中國的大學代表，不但要排行第一，而且是超級的第一。引起各國代表哄堂大笑。 這是胡適1959年12月27日下午在台灣對「中國教育學會」等六個團體所作的一個演講，此處所用的是胡適在日記裡所黏貼的剪報。同樣這件事，有第二個版本。那是胡適在1936年底回到中國以後，在上海的青年會所作的演說，〈海外歸來之感想〉： 在〔哈佛大學成立三百週年〕紀念會中，到會的全世界學者〔五〕百三十餘人〔注：此處「五」字顯然脱漏，哈佛認定的代表爲五百四十六人；總參與學者爲五百八十一人〕。其中有曾受該大學學位者七十五人〔注：哈佛的官方記錄是九人〕，本次給予學位者六十二人。講演分文學、科學二組，在兩個會場舉行，演講時每一人提論文一篇。每日講演，在這七十五〔注：哈佛的官方記錄是七十一〕位學者中，個個都是前輩，由大會發給每人小冊子一本，上載每代表所代表學術機關的名次。我看到這名次排列就發生了最大感觸。第一名埃及大學，它成立到今，已有九百多年的歷史；第二義大利大學，也有九百多年；第三法國巴黎大學，也有九百年；第四英國牛津；第六英國劍橋。至於本人代表的北京大學，則排在四百一十九號、南開四五四號〔注：可能是手民誤植，應爲480號〕。中央研究院於民國十七年成立，不過八年的歷史，所以次序數字爲四九九。説也慚愧，我們中國已具五千多年歷史文化最早的古國，反屈居於最末的次序…… 這都是老祖宗沒有遺產流傳……但諸位也不必悲觀，因爲中國名次以下，還有六位小弟弟。五〔六〕位中最出鋒頭的是普林斯頓大學附設的高等研究所〔注：501號〕。雖則次序落後，然而它能吸收高等人才，如相對論發明者愛因斯坦氏，即在該所羅致之列。於是普林斯頓漸成爲全世界數學研究的中心。麻省大學之理工研究院〔注：254號〕則由理化學家密立根（Robert Millikan）與安德遜（Carl Anderson）等任教〔注：誤。這兩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的師徒都在加州理工學院任教〕。它們成立年紀雖小，學術人才之多，幾居首位。所以我們中國固然老大。然如能急起直追、不悲觀、不自倨，將來也許有好的現象。 胡適在哈佛三百週年校慶的慶典上的發言，還有第三個版本。那就是哈佛大學所出版的《哈佛大學三百週年校慶實錄》（The Tercentenary of Harvard College: A Chronicle of the Tercentenary Year, 1935-1936）： 胡適教授幽默地提起了波士頓一家知名百貨公司七十五週年慶的大廣告：「我生日，你收禮。」胡適博士説，同樣地，哈佛大學也是用致贈客人榮耀的方式，來慶祝它三百週年的校慶。他説他自己就是要在次日拿到禮物〔注：指榮譽博士學位〕的人之一。他説他審視與會代表的名單，讓他有著極大的感觸。那就是，歐美大學的傳統有延續性，而中國的太學則沒有。中國的太學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二世紀。到了西元二世紀，中國的太學已經有了三千個學生。可是那些太學今日何在呢？它們都消逝了。由於我們在組織、基金，以及管理上都沒有延續性，它們很容易就成爲内戰跟人事滄桑的祭品。他説，來自東方的與會代表不但要與哈佛大學同慶，而且要把他們對這個歐美傳統的價值的新體認帶回國。 先說哈佛大學創校三百週年的慶典。這個慶典的活動是從1935年11月7日開始。11月8日是創校者約翰·哈佛的誕辰紀念日。這爲期十個月的慶典的高潮是在最後的三天，即1936年9月16日到18日。這高潮三天的高潮是在最後一天，也就是1936年9月18日，因爲當天是「麻州灣殖民區議會」（the General Court of the Colony of Massachusetts Bay）撥款四百英鎊設立哈佛大學的前身的三百週年。9月17日，也就是這個慶典高潮的第二天，有一個午餐會。由哈佛大學的教授作東，宴請來自全世界學界的代表。在這個午餐會上，有六位致辭的代表，分別來自於英國、法國、義大利、中國、阿根廷，和美國的明尼蘇打大學。胡適是這六位致辭代表之一，他代表的是北大、南開，與中央研究院。 在參加哈佛三百週年校慶的505個大學及學術團體裡，中國有九個：上海的聖約翰（343號）、南京的金陵大學（383號）、北平的燕京大學（392號）、北京大學（419號）、清華大學（446號）、金陵女子學院（465號）、北京協和醫院（467號）、天津南開大學（480號），以及中央研究院（499號）。無怪乎胡適感觸良深。中國的機構，排除了胡適一向就看不起的教會大學，都在四百號之列。胡適所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則幾乎殿後，後面只剩下六個。 胡適在這裡所提到的排名次序有點語焉不詳。他在第二個版本裡說大會發給與會代表的小冊子上印有與會大學的排名順序。這個順序就是慶典高潮三天的第一天舉行開幕式時，代表的入場順序。與會代表在「內戰校友紀念堂」（Memorial Hall）列成六縱隊，每縱隊兩行，從1號排到505號。然後，再依次進入舉行儀式的桑德司音樂廳 （Sanders Theatre）。縱隊裡的代表在跨進桑德司音樂廳北門時，就先駐足。等聽到儀式司令唱出自己機構的名字以及成立年代的時候，才走上臺，覲見校長。在跟校長握完手以後，再從另一頭走下臺，坐到指定的座位上。 胡適在哈佛大學三百週年的慶典上到底說了什麼話、是怎麼說的？第一個版本是胡適在慶典二十三年以後所作的回憶。而且，那不是胡適自己寫的，他用的是剪報；第二個版本是胡適當年返國以後所作的演講；第三個版本則是哈佛大學的官方記錄。這又是胡適生涯裡另一個「羅生門」的故事。這三個版本的記載基本上大同小異。最」關鍵的歧異點，是第一版所記載的，說胡適在演說裡說北大的歷史可以溯源到漢朝的太學。因此，北大在哈佛的慶典排行裡，「不但要排行第一，而且是超級的第一。引起各國代表哄堂大笑。」 第二版是胡適自己撰寫，第三版是哈佛的官方記錄。一般說來，這兩種資料來源錯誤的可能性比較低。當然，這必須排除刻意作假的可能。第一版是報紙的報導。我們知道報紙的記載是不可靠的。不但記者可能報導錯誤，主編也可能閉門造車地改稿。比如說，第一版的記載說：「胡氏排在五百九十幾位。」這當然是錯的。總共就只有505個大學以及學術機構的代表參加，胡適不可能排在「五百九十幾位」。當然，人的記憶也不可靠，胡適也可能口誤。值得令人玩味的是，胡適在日記裡所黏貼的剪報是《公論報》的記載。胡適是一個勤於看報的人。同一天《中央日報》也有記載，只是沒有胡適在哈佛大學「引起各國代表哄堂大笑」的那一段。胡適爲什麼剪選了《公論報》而非《中央日報》，就可堪玩味了。安徽版的《胡適全集》所收的，就是《中央日報》的記載。 我推測第一版的記載可能還是最正確的。胡適是一個深諳演講術的人。他知道演講要風趣、引人入勝的道理。正由於胡適是一個講究演講術的人，他知道演講要成功，其先決條件就是要摸清聽眾的喜好。歷來比較胡適中、英文著作的人，不是批評胡適在中國人面前談西方，在西方人面前談中國；再不然就是批評胡適在中國人面前說中國的不是，在西方人面前則稱道中國。前者，說得難聽，就是欺人不懂的意思；後者，就是在西方人面前「爲宗國諱」，在中國人面前「恨其不成器」。這都是過於簡單化的批評。我們研究胡適的觀點，不管是用中文還是用英文寫的，都必須就事論事、就文論文，但這是後話。胡適演講的時候能夠因觀眾而定其宗旨並選其語氣，這是深得演講術的三昧。 也正由於胡適深得演講術的三昧，所以他在哈佛大學的演講，能夠說得恰到好處。參加哈佛大學三百週年校慶排名殿後，對胡適而言，可能是一個椎心刺骨的經驗。他在午餐會所作的致辭，本身就耐人尋味。表面上看來，他說得再得體也不過了。他頌揚西方大學所賴以永續的組織和制度。然而，代表北大、南開、中央研究院的他，如果說要學習，就說他自己所代表的機構或中國需要學習就好了。可是他偏偏就要一竿子把整個「東方」——包括排名從兩百到四百多號的日本的大學（例如：慶應大學，245名；東京帝大，336名；早稻田大學，355名；京都帝大，417名）——都拖帶進去墊背。更有意味的是，他一面稱讚西方，一面卻又很技巧地假借緬懷「中國太學今何在？」用他最喜歡說的「偷關漏稅」的方法，把「中國古已有之，只是子孫不肖」的面子話給登上了檯面，硬是用「中國的太學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二世紀」這句話，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北大從419號的排名，撐竿跳式地把那在西元970年創校、排名第一的埃及開羅的艾資哈爾（Al-Azhar）大學都給遠遠地拋在後面。這雖不一定阿Q但毫無疑問地，是一種心理上的補償作用。 那麼我們如何解釋第三版——《哈佛大學三百週年校慶實錄》——爲什麼沒有胡適說：北大「不但要排行第一，而且是超級的第一。引起各國代表哄堂大笑」的記錄呢？這不難解釋。當天午餐會六位代表的發言記錄，有四位都是照錄，很可能是用發言者所提供的稿子。法國法蘭西學院的代表的發言記錄根本就是法文的原文。當天的發言記錄裡，只有胡適跟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的代表的發言是用新聞稿的方式發表的。胡適那「引起各國代表哄堂大笑」的幽哈佛大學的一默，以及幽埃及大學的一默，很可能就被《哈佛大學三百週年校慶實錄》的史官給當成即席的笑話給抹去了。 〈第七章 信達兼顧，翻譯大不易〉 胡適是一個嚴謹的學者；他行文嚴謹，翻譯也一樣地嚴謹。一個句子、一篇文章，他可以一再琢磨，甚至一輩子一再重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他從英國詩人費茲傑羅(Edward Fitzgerald)所轉譯的11世紀波斯詩人歐瑪(Omar Khayyam)的一首波斯四言絕句(rubai；複數爲rubaiyat。當時多用音譯翻爲：魯拜)。這首波斯四言絕句的英文譯文當然不信實，其所反映的根本就是英國維多利亞的精神與宗教情懷。其英文譯文如下： "Ah, Love! could th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 —and then / Remold it nearer to HeartsDesire!”胡適以〈希望〉爲題，以《嘗試集》裡的版本爲例，把它翻譯成： 要是天公換了卿和我， 該把這糊塗世界一齊都打破， 要再磨再煉再調和， 好依著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過！ 這個版本，根據胡適在《嘗試集》裡的注，是根據1919年2月28日的初譯。鄒新明在北大圖書館的胡適藏書裡，發現了徐志摩在1923年送給在名爲在西湖「養病」，而其實是與曹誠英過了三個月的「神仙生活」的胡適一本費茲傑羅的《魯拜集》(Rubaiyat)。在那本書中夾有胡適手跡寫成的另外兩個翻譯版本： 版本一： 愛呵！要是天公能讓你和我 抓住了這糟糕的世界 我們可不要把他全打破， 好依著我們的心願重新造過麼？ 版本二： 愛阿！假如造化肯跟著你我謀反， 一把抓住了這整個兒寒傖的世界， 你我還不來使勁趁機會把他完全搗碎， 再來稱我們的心願，改造他一個痛快。 鄒新明找出徐志摩在1924年11月7日在《晨報副刊》上所發表的《莪默的一首詩〉。在這篇小文裡，徐志摩說：「胡適之《嘗試集》裡有莪默詩的第七十三首〔注：胡適在《嘗試集》裡列爲第108首，蓋因版本不同所致。〕的譯文，那是他最得意的一首譯詩，也是在他的詩裡最『膾炙人口』的一首。」 年輕的胡適極有可能因爲技癢、因爲境遇，而一再把玩吟詠、一譯、再譯歐瑪的這首絕句。因此，《嘗試集》裡的一版，和鄒新明在徐志摩贈胡適的《魯拜集》裡所找到的兩個版本，很可能並不是胡適年輕時期所有的嘗試。年輕不再的胡適，在1941、1942年之交，又技癢再譯了一次。他在1942年2月17日給趙元任的信裡的版本是： 倘使咱（們）倆能和老天爺打成了一氣， 好教咱抓住了這整個兒天和地， 咱可不先要打破了這不成樣的東西， 再從頭改造翻新，好教咱（?）眞個稱心如意！ 胡適自己爲趙元任比較了他的舊譯與新譯的高下。對於他的舊譯，他說：「譯文雖然有人愛讀——因爲文字通順，音節響亮——但是很不正確。」胡適不但說明了他新譯的優點，還交代了他新譯產生的背景：「前些時，一天晚上睡不著。我把這首詩改翻了，開開電燈，記在一個本子上，才睡了。後來周鯁生看了這新譯本，說是比舊譯好的多了。我把這稿子抄給你看，請你不客氣的修改。請你注意修改兩個方面：一是白話的文法和『習慣』〔注：即慣用語〕（idiom），一是音節。還有第三方面，就是譯文的正確程度。」 胡適給趙元任的這封信特有意味的地方，就在於他要趙元任夫婦及其四位小姐幫他修改的時候，要注意的三方面：文法、音節，和正確性。先說音節——即傳統詩體的要素。就像我在《璞玉成璧》第八章裡所說的，胡適從英詩裡所引進的格式是傳統的，而非現代的，他譯歐瑪的這首詩就是一個別有意味的例子。波斯四言絕句的格式是第一、二、四句押韻，英譯保持這個格式。胡適的初譯版以及1942年寄給趙元任的譯版，是四句全押一韻。他1923年在西湖所隨手信譯的那兩個版本則不然。那第一個版本，就是第一、二、四句押韻。我們必須注意，胡適請趙元任給他修改意見的時候，他已經年過五十，白話文學、白話詩體革命已經功成二十載。然而，胡適仍然斤斤於琢磨著現代白話詩——不管對錯與否——已經揚棄了的「音節」。他這個晚年的譯本，還是回到四句全押一韻。其次，胡適一輩子對自己行文的三大要求：嚴謹、合於文法，和口語化。這也就是爲什麼他仍然拳拳於「白話的文法和『習慣』（idiom）……還有……譯文的正確程度」。 胡適終其一生，就是無法不拘泥於白話文學初創時期的白話。那時期的白話，用胡適自己形容的話來說，就是：「纏過腳後來放大了……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我在《璞玉成璧》第八章徵引了胡適引申傅斯年在《怎樣做白話文〉裡所說的話：「歐化的白話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語言的細密的結構，使我們的文字能夠傳達複雜的思想、曲折的理論。」如果年過五十的胡適，能夠從他的「解放腳」的白話文裡解放出來；如果年過五十的胡適，能夠身體力行他年輕的時候所提倡的「歐化的白話文」，我想像他應該有辦法把歐瑪這首詩譯得更爲簡潔和奔放。例如： 喔我愛！且讓妳與我和上帝心照不宣 一把扶起這可憎的人世間 把它給砸個粉碎 再隨心所欲地把它重建！ 話又說回來，雖然胡適終其一生，不能從他「解放腳」的白話體裡解放出來，雖然胡適不能身體力行他「歐化的白話文」的理念，其結果可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胡適文體的清麗、易讀與雋永，也許就正因爲它不是「歐化的白話文」！ 翻譯誠然不是一件易事。胡適在1928年一封發表在《新月》給梁實秋的公開信裡說： 翻譯是一件很難的事，誰都不免有錯誤。錯誤之因不止一種。粗心和語言文學的程度不夠是兩個普通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主觀的成見……我們同是練習翻譯的人，誰也不敢保沒有錯誤。發現了別人的一個錯誤，正當的態度似是「宜哀矜而勿喜」罷？（太荒謬的譯者也許應該受點誠懇的告誡。） 梁實秋在胡適這封公開信附加的跋引了一句西方諺語：「犯錯乃人情之常，寬恕乃神明之道。」（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梁實秋所引的：「犯錯乃人情之常，寬恕乃神明之道。」胡適所說的：「宜哀矜而勿喜。」都不是我作本章的本意。胡適的譯筆雖然不高明，但他的嚴肅負責的態度是值得學習的。胡適在1923年有一段談到他譯書的態度： 我自己作文，一點鐘平均可寫八九百字；譯書每點鐘平均只能寫四百字。自己作文只求對自己負責任，對讀者負責任，就夠了。譯書第一要對原著者負責任，求不失原意義；第二要對讀者負責任，求他們能懂；第三要對自己負責任，求不致自欺欺人。這三重擔子好重呵！ 胡適在翻譯上負責的態度，使他在真正遇到困難的時候，寧可不譯，而不是草率從事、交差了事。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可以公開承認他力不從心。比如說，他在給梁實秋那封公開信裡說： 翻譯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今譯凱瑟琳．曼斯菲爾德〕，更是難事。她的小説用字造句都有細密的針線，我們粗心的男人很難完全體會。民國十二年〔1923〕，我和志摩先生發起翻譯曼殊斐兒的小説。我譯的一篇是《心理》，譯成一半，就擱下了。至今不敢譯下去。 我用這一整章的篇幅來分析胡適的譯筆，自然是跟梁實秋與胡適所說的「寬恕」與「哀矜」完全無關。所謂的「寬恕」與「哀矜」云云，是論戰的語言，是我在第三章所分析的扮演文化權威、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時候所使用的語言。我在本章的分析，毋寧是把胡適的翻譯——他的妙譯與拙譯——都當成「文物」，作爲歷史的見證。其所見證的，是在那白話文學初創，辭彙貧乏、句型原始的時代，即使天才如胡適、英文程度高超如胡適者，都會有翻譯大不易的擲筆之嘆的時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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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