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一篇到現在，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發牢騷，是因為對這個體制和政府失望，選擇繼續當無言的旁觀者；今天看到朋友傳來一位台灣政壇非常近距離旁觀者的評論，頓時眼前又湧現一線光明；許信良，他切身經歷台灣政壇藍、綠人事嚴峻的冷暖，體察『大位不以智取』的智慧，可惜很多候選人還沒有參透，包括連勝文；在這場2014年台北市市長選戰尚未結束，投票前十餘天的混戰時刻，許信良發表對未來結局和趨勢的堅定評論，值得參考觀察。

柯醫師決定參選台北市長，或許是歷史的偶然；

可是，他決定參選以後，他的當選卻是歷史的必然。

許信良 2014/11/18

看完和聽完11月7日的台北市政辯論，本來就立即想寫一篇評論。但是，在過去一個月，我把臉書開放給選情中心，希望有助於拉抬膠著和艱困選區的民進黨選情，而我認為台北市大局已定，所以就一直偷懶下來。
看到最近連陣營越來越瘋狂的競選活動，忍不住想奉勸幾句。
台北市這場市長選舉註定長留青史。柯醫師是難得一見的開創性的歷史人物。輸給這樣的人，不但不可恥，反而與之同留青史，毋寧也是一種幸運！
因此又有了寫評論的衝動。

柯醫師決定參選台北市長，或許是歷史的偶然；可是，他決定參選以後，他的當選卻是歷史的必然。這是因為在整個競選過程，他是台灣選舉史上第一個非常自覺地提出新時代的新政治訴求的候選人，而這樣的新時代的到來，在客觀條件上又已經非常成熟。

在11月7日台北市長選舉辯論的問答部分，大家見識到了柯醫師的機智和犀利。雖然是政治素人，卻表現出讓人驚豔的政治素養。這也是為什麼辯論之後的民調
一面倒顯示柯醫師是辯論贏家的原因。

然而，相對於問答，這次辯論更精彩，更重要，而沒有更受重視的，其實是柯醫師在申論和結辯的陳述。

這前後短短14分鐘的講詞，不但不是「天馬行空的聲音」，有如某位重量級藍營保守人士的批評；恰恰相反，這是一篇擲地有聲，發人深省的新世紀政治宣言。

讓這份宣言煥發比它所揭示的理念更大的光輝，則是柯醫師在整個競選過程對這些理念堅持不變的實踐。

開宗明義，柯醫師就指出，「改變台灣，從改變台北做起；改變台北，從改變文化做起」。這是何等豪情萬丈的參選目標！現在，大概很少現役的台灣政治人物還會那麼天真浪漫地真正想要改變台灣，當然更少想要改變台灣的人還會那麼嚴肅認真地想從看似緩不濟急的文化著手。

柯醫師想要改變的文化，不是抽象的一般文化，而是具體的民主文化。主要在三方面：一是選舉的自律文化，一是政治的和解文化，一是體制的創新文化。

柯醫師主動遵守選舉法規所訂的競選經費上限，主動公布競選經費的收支明細，主動停止超過法定上限的競選經費募捐，主動放棄花大錢的媒體競選廣告，主動拒絕妨礙都市正常生活的庸俗競選活動：所有這些努力，不僅把台灣選舉史上的候選人自律文化提高到道德的極限，也遠遠超越像美國和日本這樣的資本主義民主先進國家發展到今天的有關競選的法律和社會規範。

美國和日本不規範競選經費的上限，但嚴格要求競選捐款不得移作非競選使用。被發現的違規者，輕則喪失政治生命，重則還要坐牢。訂定競選經費上限是進步的法規，可惜在台灣，這項法規形同具文，違規者上至總統，下至絕大多數民選公職。這是台灣政治罪惡的淵藪，不知多少貪贓枉法的權錢交易由此產生。

從選舉團隊的組成到選舉辯論信誓旦旦的宣示，柯醫師都極力倡導打破藍綠對抗。政治上的和解文化，是今天的台灣最必須培養和呵護的文化。

藍綠是台灣特殊的歷史遺產，藍綠對抗是台灣特殊的歷史情結。從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過渡到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這樣的歷史遺產和這樣的歷史情結都是客觀的存在。所以，現在的藍綠之分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可是，如果台灣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情緒性的歷史情結就必須被共同利害的理性思考所取代，否則，台灣終究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台灣人民也終究不會享有真正的民主。

接受民主的中華民國體制，正是台灣社會基於共同利害的理性思考所達成的基本政治共識。這也正是柯醫師現在的政治立場。自稱愛中華民國的人，對於中華民國的認同，更應該歡迎唯恐不及，哪有排斥不遺餘力的道理。

在這次選舉，對手陣營百般質疑柯醫師的墨綠身分和政治立場，意圖激化傳統的藍綠對抗，作為選戰的主要策略。柯醫師過去不是政治人物，對於造成現在藍綠對抗的歷史過程顯然沒有絲毫責任。如果墨綠指的是過去堅定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人士，那麼，墨綠顯然比深藍更具道德高度。若論對不起歷史上的中華民國，顯然更非老一代國民黨人莫屬。至於對現在民主中華民國的傷害，則沒有什麼超過把中華民國當作黨派政治私產的卑劣心態。

對手陣營的虛偽和瘋狂，更加凸顯柯醫師力倡政治和解文化的時代意義。

柯醫師在辯論中強調的另一項市政願景，就是引進直接民主作為市政治理的新體制。

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民主體制就是直接民主。那是二千多年前在小國寡民的古希臘城邦實施的政治制度。所有公民都直接參與城邦的治理：直接選出執政者，直接參與政策的決定，直接參與執行的監督。

十九世紀在西方民族國家普遍實施的民主政治，雖然是代議政治，但是，對直接民主的嚮往始終不斷。在學理上，有「以更大的民主醫治民主弊病」的主張；在實務上，有瑞士施行直接民主的成功經驗。公民對創制權和複決權的直接行使，在美國的地方政治，也越來越頻繁。

在網路時代，由於資訊的普及以及技術的易於操作，直接民主不但可欲可行，而且應當被視為基本人權。畢竟對民主的最根本信念，就是相信人民擁有智慧和公義，而且人人應有平等參與的權利。

在1970年代從新獲得動能的台灣民主運動，在1990年代基本上實現當初的運動目標。台灣因此可以自傲地稱為民主國家。在台灣以及整個華人世界的發展進程，這是難得的進步和成就。

但是，從人類整體的發展進程看，台灣現在的民主還只是初階的粗坯的民主，最好也只能與十九世紀的西方民主相提並論。在過去20年，見之於十九世紀西方民主的種種弊端，台灣一一見證：貧富不均、社會分裂、政商勾結、政爭不休；政治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政治反而成為一切問題的根源。

經過一百多年的改革，西方的民主，尤其是西歐的民主，大體上已經是成熟的完善的民主。台灣迫切需要這樣的民主！台灣甚至也可以發展超越這種品質的民主！

就像物質建設和科技水平可以後來居上，後發先至，政治上的軟體工程何嘗不可！柯醫師的競選實踐和他的世紀政治宣言，為台灣的民主進程提供了這種可能。一旦這種可能成為現實，台灣的政治將不再成為社會的負擔，而會成為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