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華演義（第八回）－2016-08-26

我所知道的“凡事要有個過程”-----如何讓大陸的經濟發展與美國脫鉤的時程縮短-----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自己、為了子孫，領導們，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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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成飛 郭文亮：對外和平與對內認同 ——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發展流變與理性塑造

　　 民族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學術上的思潮和流派，還是一種社會運動，其影響力和號召力遠遠超過其他的學術思潮。由於民族主義概念多歧，迄無定論，本文使用的民族主義大致作如下表述：從內涵來講，民族主義是建立在民族情感之上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追求，是民族共同體成員對本民族的熱愛和對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內外追求與理想；從外延來講，民族主義既包括民族主義思潮，也包括民族主義運動。其主體價值、表現形式、激進程度、社會作用等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釋和表現。本文所論及的民族主義是相對於世界各主權國的民族主義，而不包括國內各民族中的“大漢族主義”或“地方民族主義”等狹隘民族主義概念。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運動頻發，對政府的內外政策和民眾心理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在梳理近百年以來民族主義思潮和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於理清30多年來民族主義的流動趨向，並提出塑造理性民族主義的理念與思路，以期引起學界和民眾的深入思考與討論，促進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健康發展。

　　 一、獨立與富強：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表達及影響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是一種被逼出來的自尊、自強和救亡圖存思想。它是在中國傳統農業文明對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巨大劣勢下顯現出來的。[1](P43)西方的工業文明，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結構成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價值追求。

　　 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中國人開始在政治方面接受民族主義觀念。20世紀初期，梁啟超第一次將“民族主義”作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概念表達引入中國。此後，立憲黨人、軍閥官僚派和革命派都對之有不同的意見表達和操縱利用。最終開啟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民族主義思想是孫中山等人揭櫫的種族民族主義思想。它動員了最廣泛的社會階層，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也邁出了建設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第一步。然而，民國政府的建立不僅沒能改變外敵欺淩的事實，反倒造就了軍閥之崛起，於是民族主義逐漸成為與外敵和軍閥相對的向心力量，分散的政治思想體系開始趨向結盟，並表達出更為清楚的理想——把中國從眼下的墮落狀態裏解救出來，[2](P7)嚮往統一成了社會各階層與各政治流派都能認同的時代願望，國民大革命就是在這一社會發展大勢下爆發並最終取得成功的。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後，為了構建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蔣介石一方面通過武力來消滅地方軍閥和共產黨，另一方面又試圖通過對鄉村基層社會的滲透來實現國家的整合。但是，它在日本步步進逼的情況下，置民族危亡於不顧而追求集權的做法，引起了中國地方省份和知識階層的廣泛抗爭，導致了其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南京政府無法完成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任務。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國共兩黨攜手合作之下，民族主義成為救國的一面大旗，國人的民族意識空前高漲，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就是在舉國一致的基礎上完成的。以此為契機，中國共產黨開始全面接過民族主義大旗，繼續領導全國人民對抗和美國結為一體的國民黨政府，並最終完成了國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獨立。

　　 在新中國建立以後的30年中，此前作為現實鬥爭綱領和意識形態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主義思潮開始退卻，其作用變得若隱若現。比如，面對美蘇國家壓力的戰爭動員，以及和蓬勃發展起來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等等。其間，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是以社會主義的強國夢想表現出來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符號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表達方式，民族主義的內涵是由愛國主義這一特定概念來表徵的。同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國際主義義務與民族主義價值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張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蘇聯對中國的壓力減輕，西方對中國的敵視進一步鬆動，在蘇美之間中國獲得了難得的和平發展機會。相對良好的國際環境和高速發展的國內經濟一時緩和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民族主義的中心話題亦從政治轉向經濟，“救亡”已從排外、抗擊外來侵略與掠奪，轉向充分利用世界文明成果來發展振興。意識形態領域的民族主義思潮開始轉變為國人追求強國之路的價值表達。然而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民族生存壓力的減弱、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深入和對自我反思的異化，民族精神的凝聚力開始有鬆散化的趨向，一股嚮往“蔚藍色海洋文明”的思潮開始泛起，“民族虛無主義”甚至“逆向種族主義”影響了社會發展。這種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潮流由於其指向帶有個人情緒化的特點，因而容易滑向徹底否定自我和全盤西化，這也使社會上特別是青年學生出現了嚴重的對立情緒，從而產生了與現實民族、國家代表的政權的疏離傾向。

　　 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及與之俱來的西方壓力和敵視，在大大增強了中國人自豪感的同時，也勾起了中國人敏感的歷史記憶；蘇東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不僅要求中國調整和不同陣營的關係，也要求中國政府在內政和意識形態領域進行解釋和堅持；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進一步發展，社會轉型所帶來的階層分化和社會不公激起了國內的一些不滿情緒。關於要不要繼續改革，如何堅持改革等爭論開始出現；網路技術的進步和廣泛應用，給民間話語表達帶來便利和相對自由的同時，也給政府造成了不小的施政壓力，這些都導致了9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突然迸發。新世紀這一思潮不僅沒有減弱，反因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和國際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以及中美、中日爭端的頻現而進一步彰顯。同時，國內階層分化的加劇使草根階層更主動地介入到國家發展方向和具體規劃中來，其參與的力度和表達的無序更使這一狀況顯得複雜而具不確定性。對此，中國政府也不得不竭力主導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西方學者於是很自然地得出中國民族主義復興是中共鞏固政權合法性之工具的結論——民族主義可以抵消民眾的“三信危機”，即社會主義信仰危機、國家前途信心危機和對党的信任危機。[3](P607、75)

　　 二、衝擊與內省：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民族主義的類型與特徵

　　 中國近代曲折的發展歷程造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複雜多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速發展和西方相對緩慢進步的現實，使國人自信心獲得極大提升；新時期中國在世界上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失衡，導致中西摩擦頻仍；國家不均衡發展造成的貧富分化以及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不同步導致的階層固化，致使民心不穩。在經濟全球化新時期，中國內部形勢和民心隨國際局勢聯動，由此形成了新時期中國民族主義的不同類型和特徵。

　　 其一，由“歷史思想包袱”和發展崛起後不受尊重的心理落差刺激而成的盲目過激型民族主義，它不可避免地帶有空洞性和口號性特徵。

　　 歷史是不能“選擇”和“剪裁”的。“歷史思想包袱”客觀存在，它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優越意識。中國古代的高度文明和輝煌成就是近代中國遲遲不願意承認自己落後于西方的根源。和日本“工具型”、“學習型”的文化不同，中國“終極型”的文化優越感是根深蒂固的。二是近代以來由於西方人的野蠻征服和欺淩而造成的中國人的受害者意識。鴉片戰爭以來，在強國環伺之下，中國人必須斂氣收聲，昔日的輝煌和榮耀不復存在。這種恥辱感在歷經了一代又一代中國政府“百年恥辱”的民族敍事之後，成了今日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心內容。

　　 現實是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澳門的回歸，加入WTO和舉辦奧運會、世博會的成就大大強化了中華民族的認同心理，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但當中國人期待以自信、自尊的面目進入世界市場時，帶有歧視性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隱隱勾起了中國人心目中曾經遺留下來的民族恥辱意識和痛苦記憶；與此同時，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挫敗感接踵而來，這讓中國人感覺到美國等西方強國似乎並不太重視同中國的關係，反而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加以打壓和制裁。幾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感，卻因為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而引起西方的懷疑和嘲笑，由此勾起的中國人心中的民族主義情節就不僅是由“面子”引起，也不僅是由官方主導而勃興的，[4]更多是中國人“把信仰光榮的過去與憧憬偉大的未來更直接地聯繫起來”，[5](P114)並對民族復興充滿了熱切期望。

　　 一方面，“歷史思想包袱”在新時期中西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時候開始顯現出其強烈的自尊意識和表達願望；另一方面，由美國引起和主導的中美衝突中，國人不斷感到對方的敵意及其強加給中國的屈辱。這種受害者心理導致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化和非理性。當然，在口號式呐喊和空洞性激情增強了自我滿足感之後，我們還必須更客觀、理智地去處理由中美摩擦而引發的民族主義走向，利用其合理價值，在吸收其自尊、自強的民族情感的基礎上避免盲目、自負和排他。

　　 其二，由外部具體事件刺激導致的應激被動型民族主義，它帶有衝擊反應模式和短時間的階段性特徵。

　　 9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迸發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密切相關，雙方的互動導致中國民族主義階段性起伏，具有鮮明的“應激性”，這就是西方刺激和中國回應型民族主義，這一現象決定了它有短時間集中爆發和階段性快速回潮的特點。

　　 具體而言，影響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事件大致有：美國方面，1992年以來的對台軍售，1993年“銀河號”事件，1995年李登輝訪美，1998年達賴訪美、“考克斯報告”，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2009年“無暇”號事件，以及美國每年出臺的有關中國人權報告事件。日本方面，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歪曲侵華歷史事件，2001年加劇的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事件，2003年日本遊客珠海買春事件，2003年西北大學日本學生辱華事件，2003年齊齊哈爾“八四事件”，2004年北京“亞洲杯”事件，東海油氣田事件以及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事件。尤其是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和安倍首相不顧中韓鄰國強烈反對公開參拜靖國神社事件等。此外，還有2008年家樂福事件，北京奧運會聖火受阻事件，法國等意圖抵制北京奧運會事件，2012年以來英國人、俄國人在中國的“非禮”事件等等。這些事件刺激了中國人敏感的民族情結而致使國內民族主義激化，但隨著每一次事件的平息，這種情緒即開始退潮，下一次刺激到來時，又重新高漲。可以說，針對外來刺激的回應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這種回應的強度與外來刺激的強度往往成正相關。

　　 中美之爭既有空間之爭，亦有話語之爭；中日之爭既有利益之爭，亦有歷史和尊嚴之爭。美國刺激下之中國民族主義多是經濟、政治領域裏的應激型民族主義情緒；同日本之爭更多的是主權和尊嚴刺激下相對持久的民族主義情結。無論如何，從西方衝擊這一角度而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民族主義是一種防衛型的或稱之為反應型的民族主義，它的波及面、影響力及對民族內部精英與大眾的動員程度和表現強度，取決於外部所施加威脅、壓力的強度，以及人們所能感受到的民族生存條件的惡化程度。[6]

　　 其三，由內部構建政權合法性而產生的國家工具型民族主義，它不可避免地帶有國家主導性和引導性特徵。

　　 從性質上說，民族主義不具有獨立性。意識形態的衝擊一旦造成政府治理性疑慮，就會促使其去凝聚共同價值，重構合法性基礎。民族主義是政府構建合法性基礎的一個重要來源。一來，民族主義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民族復興”、“民族精神”和“民族強盛”等口號很容易被民眾接受並能滿足其對國家復興的心理渴望；二來，民族主義強調民族的整體利益和同樣強調集體利益的社會主義信仰相契合。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理念的確立和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中國官方主導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呈弱化趨向。與此同時，務實民族主義思潮開始出現，以彌補傳統意識形態弱化而造成的政權合法性危機，民族主義的工具性被發掘出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認為，中國政府主導了9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在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利用民族主義來表達經濟改革、國家統一政策與對外政策，目的是形成合法化中共統治的意識形態體系”，[7](P65)藉以轉移國內民怨集矢。甚至有人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就是所謂的國情教育”：中國國情是獨一無二的，“不能採納西方的自由民主，相反現行的政體有助於維護政治穩定，這是加速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8](P66)新加坡著名學者鄭永年亦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是政府對中央權力下降的回應，[9](P21)並指出，後毛澤東時代的民族主義之源更多的是國內的而非外部的因素。[10](P51)

　　 正如前文所言，新時期中國民族主義之興起有著非常複雜的國內外環境和歷史背景，僅僅將其概括為中國政府重建合法性的工具是不合適的。只是當前中國民族主義的實際內容有限，尤其是內爭權利、外向發展的可操作性措施不多，才給西方以口實。

　　 其四，由社會轉型期的階層分化和社會不公導致的借機發洩型民族主義，它帶有破壞性和群體性特徵。

　　 新時期，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動，舊格局已被打破，新體系正在形成當中。社會轉型期不僅帶來社會利益的分化和階層分化及固化，亦導致了不同觀念的分歧和社會意識的衝突。

　　 一方面，在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的情況下，公民對私有財產的擁有和追求不僅得到了政策的肯定，而且得到了法律的保護，人們對私有財產的觀念和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全民“皆大歡喜”的增長轉變為“有輸家”的增長，貧富差距拉大，社會階層分化；由於收入分配關係沒有理順，調節手段還不健全，貧富差距一再拉大，社會階層出現了固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所表達的自由、民主、平等、競爭、信用、法制等觀念，促使民眾對政治改革的良好預期在增強，對體制腐敗容忍度在降低，而社會矛盾的解決管道不順暢積累了社會矛盾，並使其激化和衝突的沸點在降低。

　　 勒納曾把民族主義視為一個國家進入現代化的“痛苦門檻”，是民眾在社會轉型期——原先的社會支撐物和社會結構突然崩潰之時的一種精神寄託。[11](P15)毋庸置疑，目前中國社會轉型期積累的大量不良情緒還沒有找到有效的緩解和釋放管道，導致其易於轉向民族主義以邁過“痛苦門檻”，群體性事件典型地表達出了借機發洩型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不僅在現實的遊行中噴薄而出，更在網路上集中表達。2012年以來，由於中日衝突引發的無序性和破壞性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是社會轉型造成的綜合結果。一些地方反日遊行的表達方式延續了中國近代以來的主要特徵，即暴力性和群體性，它有借此發洩平日被壓抑的對現實強烈不滿的因素。這種情緒表達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愛國在中國從來都具有極大的政治正確性，在愛國的名義下，即使行為過火，只要目的崇高，政府就很難追究其刑事責任。因為一旦政府將之繩之以法，反而成就了其“愛國”的美名。這種“話語正當性”和“政治正確性”的民族主義極大地表達了中國當代社會的民間情緒，其暴力性和破壞性不言而喻。

　　 三、和平與認同：現代民族國家轉型中的理性民族主義塑造

　　 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方向是理性民族主義，即民族弱小時不自卑自棄，盲目媚外，言必稱希臘；強大時不自大自傲，盲目排外，動輒以武力逞強。具體而言，它包括對外、對內兩方面的內容。其對外表達以尊重他者、和平相處為原則；對內以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認同為歸依，而最終的發展方向是完成現代民族國家的塑造。

　　 第一，理性民族主義要以尊重其他民族國家的利益和價值為前提，將本國擺在世界體系當中，以此來建構平等的民族主義，和平、和諧的世界秩序。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當今世界已經走出了完全依靠武力解決民族糾紛的前現代化時期，世界現代化進程開始為民族主義提供道德標準，即國際關係的“正義性”——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和平競爭。因為從德性上講，“只有在尋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尊重別人自由地追求他們的利益才是合理的”。[12](P531)這是整個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超越國界和民族。如艾塞亞·伯林所說：“人類所有信仰的所有積極價值，到最後一定可以相容，甚或是彼此互相蘊含在對方之中。”[13](P288)沒有他者就沒有自己，就沒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思潮的表達應該更多的是對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對別人的排斥甚或索取。中國理性民族主義的塑造需要以此為基礎來進行，事實上，中國的現實發展和未來進步亦應以此為契機，“使之能既有利於民族目標又能增進世界秩序”。[14](P134)

　　 世界需要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和平表達，中國內政外交需要民族主義者發出和平的聲音，長遠來說，這兩者是契合的。首先，中國必須讓全世界明瞭，中國的民族主義從根本上說不具有對外擴張的內在衝動。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平思想的預製性，另一方面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防禦自強性質。中華文化的核心是以“和為貴”的和平精神來強調互相尊重的價值共存，承認並尊重每一個個體自身具有的真理標準，始終主張以正義、平等、中和、誠信、禮儀、仁愛、節制等道德規範來處理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作為“舶來品”，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從產生開始就是自衛的而非擴張的，它是防禦的、內斂的民族主義，而非進攻的、擴張的民族主義。中國以民族主義相號召實現了民族解放以後，即刻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以“國際主義精神”相輔助，渴望與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平相處就充分說明瞭這一點。其次，中國要向世界清晰表達向外擴張不合乎中國的國情，有悖於中國國家利益之事實。目前的中國需要和平的發展環境：在國際，邊界糾紛和危機需要耐心和時間去緩和與解決，參與世界事務的能力還有待提升，國家形象亦需進一步營造；在國內，地區發展差異巨大，產業升級改造壓力明顯，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短時間內難以建立。社會發輾轉型期的階層分化和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矛盾和正義缺失一時無法匡正。黨內民主建設和政體改革成效還不夠顯著，為此導致的體制腐敗和民心流失需要時間去彌補。社會穩定壓力巨大，由地方群體性事件引發的政府威望和信譽的流失趨向急需扭轉。國內不同民族之間的發展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宗教文化糾紛需要慎重解決。

　　 事實上，中國政府一直在向世界作和平的表達。如胡錦濤曾表示：“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15](P47)這是當今中國理性民族主義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中國保持可持續發展和構建和諧世界的路徑選擇。

　　 第二，理性民族主義要擺脫“工具”和“信仰”的符號性，政府應該通過完善治理模式來保障公民權利，進而贏得民眾的自覺認同，而不能單純依靠外向型民族主義來建構其內在的合法性。

　　 民族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作為一種民族發展強大的精神資源而存在的，它可以表明“個人對民族國家懷有高度忠誠的心理狀態”，[16](P6-7)它具有實用主義性質和國家主導的“工具性”色彩。但是，國家主導和引導民族主義的發展要適可而止，不可過度。民族國家和真正的民族主義基礎是奠立於人民真誠的共同贊助之上的，這種基礎是無法毫無限制地擴展的。[17](譯序)因此，政府應該豐富民族主義的內容，讓民眾產生自覺認同。從廣義上講，民族內部認同是民眾對本民族的多元化認同，包括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價值認同、情感認同等不同的層面；就當下中國國情而言，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更多是現實治理認同。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治理。如習近平所宣導的：“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準……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8]這既是為了滿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長遠需要，也將促使民眾從心理上對政權產生自覺認同。

　　 國家應盡力滿足公民生存發展的經濟權利。馬克思曾說：“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9](P82)“‘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20](P103)然而，當今中國貧富差距在拉大，社會分化和階層固化現象嚴重；公平正義的缺失以及民眾表達利益的不順暢導致社會矛盾積累。這需要政府堅定改革決心，凝聚改革共識，彙聚改革力量，在改革的過程中消化矛盾，在發展的進程中消除不公，在服務型政府建設中體現服務的原則和公平的價值，以此來安撫民眾的不滿情緒，滿足其現實的利益訴求。可以說，缺乏對個人的關注、尊重和激勵而空談民族主義，無法獲得經濟發展的動力，民族的凝聚力將被漸漸削弱而缺乏活力。民眾更公平地分享改革發展的紅利是社會穩定的前提，也是民族主義能夠和平釋放、健康發展的條件。

　　 切實保障公民基本的政治權力。作為國家公民，其義務和權力從來都應該相符，公民外爭國權的同時，政府要保證其內在的民權。學界一直有這樣的認識，即“人權是目的，族權是手段”，“要外爭國權，就必須內修人權”，[21]“合理民族主義是以民主主義為前提的。”[22]可以說，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理性發展必將推動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法制和法治必須成為現代國家管理民族主義的有效手段和方式。無論在何種思潮和運動面前，法律的規定和法治的精神都具有最高的權威和約束。個體行為一旦超越法律規定的界限，就要受到法律懲罰。法制和法律在此必須扮演兩方面的角色：第一是“去道德化”。任何行為和個人一旦觸犯法律，不管其目的具有多麼高尚的道德感，都不能被認為是極端行為的護身符，都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是“理性化”。任何一個行為都包含著社會責任，受法律約束，在行為發生之前，大眾必須思考該行為之後果。

　　 在當前中國民族主義仍因缺乏實質性內容去激發大眾的情感而顯得單薄之時，我們需要以馬克思主義中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內容去充實它。它的內容既包括人的個性、能力和知識的協調發展，也包括人的自然素質、社會素質和精神素質的共同提高，同時還包括人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其他社會權利的充分實現。民族主義從狂熱走向理性，從褊狹走向寬容，從“工具”走向自覺，從“信仰”走向“信任”，需要填充如上內容。反之，如果政府繼續依賴外向型民族主義來構建合法性，民眾的愛國暴力行為就難以杜絕，其社會整合的功能亦無從發揮。

　　 第三，理性民族主義需要逐漸擺脫歷史包袱，回歸現實國情，重構表達上的平和與實踐上的秩序，進而真正完成現代民族國家的塑造。

　　 要塑造理性民族主義，就要求我們儘量客觀冷靜地對待歷史問題，將之視為歷史資源來激勵國人，而不能完全將之作為歷史包袱來仇恨別人。霍布斯鮑姆曾說：“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特徵及其一切是它的現代性”。[23](P14)長遠而言，民族主義在歷史上的主要功能是真正完成現代民族國家的塑造，需要具備現代公民身份，這是近代世界民族主義的發展趨勢。胡適曾言：“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因為最後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兩步。”[24](P4-5)可以說，近代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其終極目標即是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主義的專制，實現中華民族自救解放，並在此基礎上完成改良政治、發展經濟、創新文化、建設現代意義之民族國家的任務。

　　 現代民族國家的塑造必須是開放性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從誕生之日就具有反抗世界霸權的特點和義務，當代中國所需要的不是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作為一種進取性的政治思潮和運動，中國的民族主義必須保持開放的心態，超越政黨、階級、族群、信仰和地域的狹隘理念，成為一種通向世界現代化大“家族”的民族主義。當然，民族主義的開放性格不僅意味著對外的相容並蓄，也要求其內部開放，即容許和引導民眾在社會公共領域，對什麼是最好的共同體生存方式進行自由的、平等的討論，並且借助一定的社會空間進行試錯性的社會實驗。

　　 現代民族國家還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自由主義”的表達和價值追求。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之糾葛，在現實上和理論上都是難以理清的課題。當下，“自由主義”對理性民族主義和現代民族國家的積極意義可以表現在如下兩端：其一，個人自由是國家自由的前提。嚴複曾言：“夫所謂富強雲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雲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25](P27)也即是說，“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提倡，與其說是對“自由主義”的信奉，毋寧說是民族主義目標的驅使，因為只有個人自由，才有國家自由。胡適亦強調：爭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自己個人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26](P663)其二，“自由主義”的某些價值導向可以促進理性民族主義的塑造。如“自由主義”中所包含的人權、民主、憲政、法治等價值理念，將有助於引導當代民族主義走向理性、溫和、寬容的發展軌跡。

　　 現代民族國家的表現是和平和認同。對外和平是現代國家要遵守的國際規範，也是理性民族主義建設、發展國家所必備的外部環境。對內認同是國家贏得民眾信任，進而能夠長治久安的前提條件。對於前者，國際和平與合作已經是一個歷史大勢，局部的緊張不會在短時間內改變整體的和平狀態，理性民族主義者在張揚國家本位的同時，需要立足於塑造民族國家的高度來約束自己應激性、短期性行為的強度，持久而嚴正地守衛民族的尊嚴和性格；對於後者，國家需要在秩序上、法律上來保障公民的權利，減緩矛盾，進而在政治制度文化和經濟體制文化等治理模式上贏得民眾的自覺認可，以此來收攝人心，最終達到政府和民間的相互認同和欣賞。

　　 安東尼·吉登斯曾說，民族主義有兩面性，當它導向主權時，就容易引發民族侵略；而當它導向公民權時，就引發啟蒙的民主理想。[27](P262)長時間以來，中國理性民族主義的建構被簡單地等同於口號式的愛國主義呐喊，民族國家的共和精神和民眾的民主訴求或多或少地被忽略，民族自覺的人權觀念被淡化。政府須從塑造現代民族國家的目標和高度去引導它，在力謀世界和平的環境裏完善政府現代化的治理模式，以此贏得民眾的自覺認同，並在世界現代化的大勢之下和西方文明共融共生，相與為用；反之，如果只是為了短期的目標而借題發揮，予取予求，則不僅放任了民間非理性因素的激流澎湃，衝擊自身的合法性基礎，也必將置自己於現代化的大門之外掙紮徘徊，不能夠被世界真正接受和國內民眾自覺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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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試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問題之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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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一、民族主義思潮的發生學

　　 民族在人類歷史上早已存在了數千年，但民族主義卻只是近代（尤其是近兩三百年）以來在西方形成的思想理論。何謂民族認同？初步來看，民族認同首先是一種民族情感，這種民族情感源於一定的民族文化。按照對民族的一般定義，構成一個民族的基本要素是種族、地域、人口等，因此基於這樣一個基本的民族共同體中的情感維繫和文化認同，可以說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認同。這種民族認同自各個民族形成之日起就存在著，往往是心理的、情感的、文化的、宗教的、血緣的，等等。不過，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這種意義上的民族認同還不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意味著現代性意義上的民族認同，與近現代四百多年世界歷史演進的大趨勢有著表裏關係。

　　 1.從第一波到第三波

　　 從歷史演變過程來看，15世紀以降，民族主義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呈現出三種基本的表現形態。第一個歷史階段是文藝復興（特別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西方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所逐漸鍛造出來的對於西方各主要民族的政治認同，以及圍繞著這種認同所日漸豐富的文化形態。這一政治與文化雙重推進的民族主義伴隨著、促進著歐美各主要民族國家的建立與發展。[1]民族主義的第二個歷史階段是20世紀以來亞非拉各弱小民族在擺脫西方政治奴役的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民族獨立運動和民族文化認同意識，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是在帝國－殖民主義的刺激下發生的，與前一種形態的民族主義有著重大的區別，它對於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和各個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呈現出全權主義的強勢特徵。民族主義的第三個階段可以說是20世紀末隨著美蘇兩大陣營的解體以及當今政治、經濟、文化的全球化進程所表現出來的對於各自民族全方位的政治和文化認同，這一階段目前還剛剛開始，它的發展趨勢以及內在的問題雖尚未明朗，但端倪卻已出現。

　　 2.政治的、文化的民族主義類型學

　　 總的來看，現代以來的民族國家作為一種以民族為核心凝聚力的政治共同體，都具備種族、地域、人口等民族國家的基本要素，並將合法性建立在主權的基礎之上。相應地，民族主義也就有了種族、文化、政治等多個層面。作為與現代民族國家一同產生的民族主義意義上的民族認同，在我看來，就其核心的意義上來說，是一種政治上的民族認同，具有著合法性的政治意義。它是一種特定的民族意識，是以民族國家為訴求的。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無論是西方的民族主義問題，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無論是第一階段的，還是第二、三階段的民族主義形態，它首先是一種政治學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的思想意識形態。對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和忠誠，乃至奉獻，是民族主義的核心特徵，對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具有壓倒性的首要地位。

　　 雖然政治上的民族認同並不排斥文化、心理、宗教、情感等方面的認同和歸屬，甚至還與它們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但作為民族主義形態上的民族認同，首先和主要的必須是政治和法律意義上的。也就是說，這種認同是建立在民族共同體的政治合法性這一基點上的，沒有民族國家的建構，民族認同便失去了基礎。[2]

　　 合法性的政治認同體現為非常明確的政治訴求，它要求以民族國家或民族自治的政治形態為目標，正是在這種追求政治共同體的獨立主張中，民族作為一種政治身份或法律身份得到了認同，這種認同無疑具有著法權上的意義，它的突出標誌便是主權。因此，主權是民族認同的基本標識，只有在主權的框架之內，所謂民族才獲得了存在的依據。在此之下，民族認同還意味著對於民族文化和民族傳統的價值認同，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傳統。除了種族、地域、人口等基本要素之外（或貫穿在這些要素之中），一個民族之所以具有著自己獨特的身份，並得到其他民族的普遍認同的，除了主權，還有其文化傳統。這種文化也許源於不同的宗教，也許源於不同的習俗，但經過長時間的演變和凝聚，它們構成了一個民族之所以得以存在的正當性依據。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代民族國家是一種凱西爾所謂的“國家的神話”。現代民族國家作為現代性的政治文化形態，從一開始就具有著一種虛擬化的政治主張，似乎天然地就把民族與國家聯繫在一起。依照這種理論，仿佛一個民族就必然應該成為一個國家，民族對於成為國家的政治訴求似乎具有著天然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然而，這種政治邏輯其實只是西方歷史在從中世紀轉向現代進程中的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形態，正如學者所指出的，“民族”與“國家”這兩個維度的結合只是19世紀的一個巧合。雖然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但是否具有普世的意義，至今依然還是一個問題。就西方政治理論來說，可以明顯看出，伴隨著民族國家而產生的民族主義並不是一種普世性的政治理論，對於這種民族國家的政治與法律意義上的剖析，也遠不是民族主義所能完成的，可以說，與這種民族國家相關聯的具有普世性的政治理論，並不是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而是貫穿於民族國家建構之中的自由主義，甚或共產主義的政治理論。

　　 “國家的神話”表明，民族認同在現代性民族國家這一框架之內具有著主權與文化雙重的意義。作為一種現代性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所訴求的正當性首先是它的合法性，其次才是它的文化性。不過，文化作為一種經過長時間的歷史積累的結果，早在民族國家產生之前就已經塑造出來，而它的標誌未必就一定和其國家主權相一致，甚至某個時期的國家主權未必就是其民族文化的正當性代表。主權訴求的是一種政治和法律的權利主張，與文化並不一定合拍，甚至有些時候一定的民族文化未必就必然需要通過主權來表達，並不是任何一種民族的文化都非要與主權結合在一起。考察現代社會的世界歷史進程，我們看到，民族主義的主權意識和文化意識並不是天然和諧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們之間也會產生一定的矛盾和衝突，甚至這種矛盾和衝突有可能導致民族主義政治理論的內在危機。

　　 3.後發國家的民族主義問題意識

　　 中國在歷史時間上屬於20世紀以來的後發國家，因此，其政治訴求與西方社會15世紀以來民族國家的塑造有著重大的不同，其主權國家的政治形態與老歐洲的主權國家形態是明顯不同的。首先，由於幾乎所有後發國家都或多或少地遭受了殖民主義的苦難，所以民族主義構成了第三波民族國家的主要動力，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成為這些民族國家的政治基礎。第二，就整個世界政治狀況來看，20世紀的世界政治已經進入民主政治、政黨政治和憲政主義時代，特別是出現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政治勢力的全面競爭與對抗，因此，第三波的民族國家在形態上必然被納入上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分化之中，由此而來的政黨政治和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民族國家的政治標識，也就是說，政黨政治與主權政治疊合在一起。第三，20世紀的世界經濟，特別是後半葉的世界經濟已經進入新的階段，為了融入這個新經濟的潮流之中，後發民族國家的經濟形態快速而混亂地經歷了土地改革、工業化、資訊化等各種形態，並且正艱難地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以擺脫依賴資本主義的困境。

　　 從上述幾個方面來看，中國的近一個世紀的現代國家的塑造過程，儘管具有我們的政治特色，如民國時代孫中山、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鄧小平的中國式社會主義，但仍沒有擺脫作為第三波後發國家建立自己的現代民族國家所面臨的有關民族主義、民主和立憲政治的嚴峻問題。具體到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筆者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後發現代性的國家，現代國家還沒有成熟完整地建立起來，只是有了一個開始，道路還很漫長。在這種情況下，文化認同的迫切意義是相對有限的。而政治認同的基點在於建立民族國家，特別是建立什麼樣的民族國家，政治認同是要承擔重大責任的，而且也是迫切攸關的。民族國家有不同的形態，有君主專制國家，有政黨國家，有獨裁國家，有共和制國家，有聯邦制國家。當然，我們希望建設比較理想的自由共和憲政的國家。因此，我們目前最大的問題不是文化認同層面的民族主義，而是政治認同層面的民族主義。

　　 二、中國民族主義的三個階段

　　 1.晚清與民國之際的民族主義

　　 “中國”古已有之，但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傳統意義的中國並不是政治學意義上的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它曾經是或被稱之為中華帝國。這個老大的帝國曾經像羅馬帝國那樣強盛過，並且出現過數度的輝煌，且不說“鬱鬱乎文哉”的周朝，秦、漢、唐、宋、明，即便是大清王朝，也只是在晚期在與西方世界的碰撞衝突中趨於衰敗。但無論怎麼說，過去的中國不是西方政治理論中所指陳的那種只是在西方現代社會隨著商業、科技、法制等要素的完善而與民族政治共同體結合在一起的民族國家形態。回顧中國的政治歷史可以看出，我們傳統意義的中國概念，主要指的是一個文化共同體。作為政治共同體，儘管我們也具有種族、地域和臣民等，但支撐它們的是一個外殼易變、核心單一的王朝制度；作為主權國家的政治共同體，以及它的法律制度、公民權利與義務、控制權力的合法性，等等，在傳統中國一直闕如。而這恰恰是現代國家最根本的東西所在。

　　 正因為傳統意義的中國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所以中國的後發的現代性問題就是在遭受西方船堅炮利欺淩的同時如何擠進現代世界的俱樂部。而現代世界俱樂部的會員資格是民族國家，所以晚清以來的中國就一直存在一個如何從被動挨打的局面轉而躋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問題。可以說，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是在與西方列強的鬥爭中逐漸產生出來的。這裏面就涉及到，中國民族意識逐漸產生的過程實際存在一次大的迸發和跳躍，這就是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此前的兩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對中國國本的影響，都不如太平天國戰爭所造成的損害大，而太平天國戰爭實際是一場內戰。兩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的創痛並未深入中國內地非交戰地區的農耕社會。太平天國戰爭和鹹同年間所伴隨著的一系列內部叛亂，將中國廣大內地的普通民眾都捲入其中，使人民深受其痛。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其效果同太平天國戰爭的慘烈狀況類似，使國人感到天旋地轉，幾乎所有窮鄉僻壤的讀書人都感到大難臨頭、國將不國了。

　　 甲午戰敗是一個分界點，中國的民族意識自此由發蒙而進入發酵階段。康梁由此而策劃“公車上書”，進而推動維新變法；與此同時，另一方面，孫中山在海外策劃成立興中會，訴求“排滿革命”來實現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目標。甲午戰敗是一個分界點，還意味著甲午戰敗導致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康梁自此以不切實際的手段來推動光緒帝變法維新，失敗自在意料之中，但是帝后之爭所引起的朝局變動最終導致了庚子變亂，義和團發難，與八國聯軍開戰。開戰的結果就是比《馬關條約》更慘痛的《辛丑合約》。在甲午以來的一系列亂象中，我們的民族國家只是在《辛丑合約》之後的君主立憲過程中出現一些雛形，但也不幸夭折。實際上晚清君主立憲中民族國家的影子也有著實際的困難，因為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將中國當時正在發酵中的民族意識與“反清排滿”的傳統正統思想捆綁在了一起，認為推翻滿清統治是建立民族國家意義上中國的必經之路。這種立憲維新主張與排滿革命主張相對立的局面，恰恰是清末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兩難困境。“排滿革命”固然是民族主義，然而立憲派梁啟超提出的“新民說”也是一種民族主義。“新民”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國民自覺，首當其衝旨在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最先是革命建國、人民制憲，這就已經衝破了立憲維新的政治主張。

　　 清政府的最後退場，既是當時當政者畏縮不前、貪圖一己之私的偶然因素所造成，也是清末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兩難困境的必然結果。中華民國的建立，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形態，中華民國是中國也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形態的現代國家。辛亥革命的結果，使得排滿革命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同盟會由此也一度出現分化與渙散。這時，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轉而變成了《清帝遜位詔書》所傳下的“合漢、滿、蒙、回、藏五族為一共和國”的遺訓如何實現的問題，因而成了具備現代雛形的國家內部的族群整合與分裂的問題。革命黨面對這一局面也不得不更改“排滿”主張，接受“五族共和”的綱領。儘管在北洋政府時期“五族共和”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空頭支票似的旗幟，但它確實反映著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具體的歷史問題。[3]

　　 2.新文化運動以及党國主義的民族主義

　　 “新民”的主張本是邁向現代性政治的一步創舉，但是國運不濟，在後來的現代中國占主導的卻是一個激進主義的現代性模式。中國後來的民族主義跟兩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都面臨建國和新民的問題，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共和國，塑造什麼樣的民族國家。可以看到，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建國的原則以及培育民族的原則是不一樣的。

　　 關於何為民族國家，是一個在理論上一直存在著重大分歧的問題，儘管有各種各樣的觀點，它們爭論的要點大多在於民族國家的起源、本質、結構和歷史形態等問題上，但如下幾點還是大致取得了基本的共識。一是民族國家是一個體現為擁有主權的政治共同體，也就是說，民族國家具有國際法與國內法的法律制度的意義。二是民族國家擁有一定的土地，由一個或多個民族構成，並通過一定的歷史時間凝聚在一起，也就是說，民族國家具有種族、土地和時間三要素。三是民族國家基本分享著共同的文化，它們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通過文化精神的紐帶而聯繫在一起，具有文化上的認同。[4]從上述幾個基本方面來說，中國從清末到民國初年的民族國家發育並不成熟，哪一個方面都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和完善。正是在這些問題的壓力之下，中國的民族主義發展經歷了從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再到社會革命的兩次激進化的遞進過程。

　　 辛亥革命實現滿清退位，以及之後的幾次“共和”與“帝制”的較量，都一直保持在政治革命的層面。很明顯，民國初年政治革命的層面的變動始終進展不大，但是中國社會中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思潮卻在不斷地發酵和膨脹，其結果是社會一般層面的有一點文化的人越來越對政治現實中的鬧劇感到乏味。這時，一幫或留學歐美、或留學日本的高級文人感到自己找到了用武之地，將一些激進的變革主張訴諸文化道德領域。

　　 實際上，中國近現代的激進主義並不是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出現的。在清末的革命黨派系中，無政府主義的激進主義一度非常盛行，奉行俄國民粹主義的暗殺手法。這種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小團體，在民國建立之後一直沒有絕跡，在國民黨和共產黨興起之後，它們有些小團體仍然在頑強的生存，一直到1930年代它們逐漸轉化為民族主義者，將矛頭對準日益加緊侵略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後來在抗日的過程中逐漸被日本人消滅，或者是慢慢被國共兩黨滲透收編。

　　 在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激進主義者之外，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送來了布林什維主義的激進主義。這類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如胡適等人聯手，製造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但是當時的文化革命是曇花一現，很快不同取向的幾派就分化了。自由主義派在民族主義不斷激進化的浪潮中堅持只停留在文化革命的層面，拒絕社會革命；而布林什維主義者即共產黨人和主流的民族主義者即國民黨人搞起了社會革命，就是所謂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大規模社會革命的結果還是革命黨人內訌，本來就同床異夢的國共兩黨分家，國民黨的主流即民族主義者的主流開始有了冷卻，但同時也造成了國民黨的分裂，一些激進派鬧出走，自己搞小山頭，但是也不支持共產黨。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建政，這也是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走向政黨國家的完成步驟。現代國家不等於政黨國家，而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憲政國家，但文化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最大問題是實際上建立起一個政黨政治的國家。本來政黨政治是現代國家政治的一種必要的運作形式，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關鍵的問題在於政黨只能是國家中一個或一些階層或團體的利益代表者，它不能高於民族國家，國家是一個獨立的超越於所有黨派和階級的公共利益的總和。以党代國，以黨代政，把政黨利益高舉到國家利益之上，這樣現代國家就成為所謂“党國”的遮羞布。但現代的人民主權理論，乃至後來的人民專政的理論，把國家的法權主體取消了，所謂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然而人民是什麼呢？存在的只是現實的一個一個的公民個體，人民由它的先鋒隊——政黨來代表；因此，政黨成為國家的主人，現代民族國家由此變為政黨國家。政黨要通過軍政、訓政，最後實施憲政。政黨成為國家內聚力的所在，成為人民認同的所在，成為合法性的所在，成為正當性的所在。這就是政黨政治的邏輯。

　　 3.1949年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複調性：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

　　 自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建政之後，中國的民族主義發展的邏輯就不再是與傳統文化或者西方自由主義搶奪資源的問題，而是政黨訓政的邏輯，政黨口頭上把民族和國家當作父母，實際上是當作小孩子來規訓。這裏還涉及到共產黨的自我轉變問題。共產黨一開始是布林什維主義、共產主義，是要消滅民族國家的，包括中國共產黨自己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但是日本再次促進了中國內部意識和派別的轉化。甲午戰爭時日本的侵略野心造成了中國民族意識的大啟蒙和大發酵，1930年代日本人咄咄逼人的侵略步伐再次造成了中國民族意識的高漲，包括造成了中國共產黨從布林什維主義向民族主義的轉變。土地革命使得布林什維主義在中國民眾中失去了市場，共產黨走向窮山惡水，不得不檢討自己的命運以及中國的命運。中國共產黨從布林什維主義走向民族主義的標誌是毛澤東在黨內的崛起，關鍵步驟是延安整風，完成的標誌是共產國際的最終解散。共產國際解散之後，中國共產黨終於成為中國這個准民族國家內的共產黨，並通過抗日戰爭而走向全國。此後，政黨政治的邏輯就成為兩党爭雄，就像“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一樣，國共之間也必有一戰，以戰場成敗定去留。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政，在外界看來似乎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大獲全勝。但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共產黨已經是民族主義的共產黨了，中共的意識形態標榜新的人民共和國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新民主主義中實際上有著兩種思想路線的錯綜交合，即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毛澤東思想也是這樣一種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按照晚年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叫做“馬克思加秦始皇”。 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既是1949年之後人民共和國政權的意識形態的複調結構，又是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複調結構，還是毛澤東思想的複調結構。

　　 三、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

　　 1.社會主義+民族主義

　　 1978年之後，中共的國策有了大調整，毛澤東時代是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並且以共產主義為主，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最終定調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它的骨子裏其實仍不能擺脫意識形態的複調結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以前是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現在從共產主義退回到社會主義，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初級階段的國情”說穿了，仍舊是要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相結合。所以鄧小平的意識形態結構，即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在根本上仍舊沒有擺脫毛澤東式的意識形態思維。

　　 這之後就有了現行的1982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現行的包含著四個修正案的“八二憲法”，其序言的核心理念並非單純的革命主義以及革命至上的歷史敍事，而是隱含著一個複調的革命與去革命化的雙重內涵，隱含著“革命的反革命”的因數。[5]因此，對於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憲制，就不能僅僅從憲法序言的革命邏輯或激進主義的革命憲法來理解，而是應該從作為國家領導者的共產黨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演變，以及包含在憲法序言中的革命與去革命化的複調結構來理解；進而對於這個“八二憲法”序言的歷史敍事，也同樣不能僅僅從革命正義的視角來理解，而是應該從革命建國到法治國家的轉型正義來理解。

　　 2.黨主義+國家主義

　　 三十年來的“八二憲法”及其四個修正案，呈現了中國三個階段性的結構變遷：第一，“八二憲法”的真正意義在於改革，在革命建國的已有憲制之下，注入了終結革命的法治本性，通過法制化的憲制來維繫和守護革命成果，並防範極端的政治動盪。第二，沿著終結革命的政治邏輯，在四個修正案中逐漸加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個代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內容，革命色彩逐漸褪變，一個法治與人民代表的國家憲制開始作為憲法的目標。[6]第三，把文明道義的承載加入憲法的政治性內涵之中，加入了文明復興的內容，這表明現代中國的主體性開始與傳統相聯繫，具有了文明的法統傳續的內涵。[7]

　　 在這個結構變遷的過程之中，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複調結構內部也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關係，社會主義因素逐漸淡化，民族主義逐漸加強。隨著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逐漸發生壯大，隨著意識形態領域的逐漸鬆動，可以說，普通國人已經遠離了“階級”、“共產主義”、“人民”等等話語，甚至可以說，人們只是把很多意識形態的說法僅僅當作套話而已，根本就不信那一套。即使是“社會主義”這個仍然經常掛在嘴邊的詞，大家也把它理解成“小康”、“共同富裕”、“福利”、“鐵飯碗”等實實在在的利益。與民間的形勢相對，官方為了穩定民心，仍然不斷重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性質區別，其實質，還就是共產黨專政與自由民主政體的區別。所以現階段意識形態的複調結構中，社會主義的實質是“党的領導”，是共產黨專政，是“黨主義”。另外，正因為人們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遭遇到越來越大的危機，有人就認為現在是靠著經濟的高增長率來維持。在這種背景下，中共政權就越來越強調“國家利益”，把自己與中華民族的國家利益捆綁在一起。所以現階段意識形態的複調結構中，民族主義日益強化，發展成為國家主義。

　　 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複調結構，其實質是黨主義與國家主義相結合的複調結構。按照當年國民黨的經驗來說，就是“党國主義”。党國主義的強制性邏輯說穿了，就是兩個問題的糾結。一個是民族主義的問題，一個是政黨政治的問題。但是中國共產黨現行的“党國主義”有著一套獨特的國家理由的論證。沿用至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表明，新中國的“國家理由”乃是一個時間性的歷史結構。[8]歷史主義是共產黨制憲史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精神維度。歷史是一種實踐性的向度，而且具有目的的指向性，就此歷史時間與自然時間相區別。問題在於，這個基於歷史的時間性，必然要與某種神學相關聯。中國共產黨的國家理由的邏輯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新神學”，這個“新神學”將共產主義作為歷史的終結和歷史目的的完全實現，同時將“人民”高高祭起，視為歷史的創造者和國家的主人，所以人民主權是現行憲法的政治正當性和國家正義的所在。

　　 3.民族主義（党國主義）+帝國野心

　　 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在西方本來是屬於右派保守主義的思想譜系，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左派的革命正當性來立國，在當前中國堅持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就是右派保守主義與左派革命立場相結合，儘管我們現行的左派革命立場是以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為主軸。所以，現在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獨特現象就是“左派保守主義”，“左派保守主義”現在也越來越強調民族復興，這是西方國家所未曾經驗過的。在這種“左派保守主義”和“党國主義”交叉合一的大背景之下，出現很多理論創新就很正常了，像劉小楓提出的“新國父論”，像胡鞍鋼提出的旨在對抗“市民社會”的“人民社會”。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左派保守主義”和“党國主義”不只有對內的面向，還越來越具有世界視野，在西方左派和第三世界國家看來，中國有向帝國主義發展的趨勢。中國因為歷史的原因，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西方傳統中的超大規模國家出現過三種帝國模式：古典的羅馬帝國模式，它有一套萬民法意義上的統治結構；中世紀到現代早期的神聖羅馬帝國模式，它實際上有著與民族國家相悖的邏輯；再就是以憲政民主的技巧來殖民世界的英帝國和美帝國模式。但是如果把現在的中國用帝國概念來歸納，它跟前三類帝國模式都不一樣，他有著“左派保守主義”和“党國主義”的獨特色彩。非要說他是帝國的話，那就是新型的第四種帝國模式，即党國承擔民族復興的帝國模式。

　　 民族國家不等於民族主義，特別是不等於帝國主義，雖然作為後發國家，民族利益和民族認同的凸顯具有重大的價值與意義，但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與世界政治體系的關係中，如何審慎地處理民族主義的問題，積極地建立一個通過民主主義、共和主義和憲政主義加以整合起來的自由主義的現代民族國家，這是一個關係長遠的問題。在這方面，党國主義把完全建立在革命法權基礎上的民族主義訴諸於帝國的野心，預計並不會取得多少實質性的偉大建樹，反而會埋下禍亂的種子。

　　 4.官方民族主義與民間民粹主義

　　 在中國大陸當前的民族主義話語中，還有著一種“草根左派”的話語。像民進党在臺灣代表著“本土草根民眾”，屬於草根綠色陣營；大陸的“草根左派”是草根紅色陣營。草根紅色陣營和草根綠色陣營都有著強烈的平民主義訴求，是為草根民粹派——民粹主義和平民主義不過是同一個西方概念的兩種中文譯名。

　　 中國大陸的平民主義與官方的意識形態既聯繫又區別。說區別，是因為草根紅色的平民主義實際也是受到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某些壓制的，因為草根紅色陣營本來就是改革開放進程中被邊緣化的群體，他們也不認同現行體制。草根紅色陣營認為當前的党國主義是走資派，認為現在的社會主義已經蛻變成資本主義，他們的平民主義訴求也很直接，要求回到毛時代的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狀態。毛澤東成為草根平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旗幟，所以當前大陸的平民主義是打著紅色旗幟的，這一點又把他們與官方聯繫起來，官方有時也需要草根紅色陣營來幫忙打擊右派。因為對党國主義的批評為官方所不允許，所以草根民粹主義經常指向的矛頭是普世價值派和西方勢力，就表現出民族主義的色彩。

　　 總體上說，當前大陸的民粹主義（平民主義）實際上體現為草根、毛派和民族主義的合流。

　　 四、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困境

　　 1.外部周邊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約束機制

　　 眼前的世界格局或21世紀的國際新秩序正在經歷著一個重大的變化，我們正處在一個世界政治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歷史時期，而這個所謂新時代所面臨的主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與我們的國家主題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應該看到，西方主流社會早已經走完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階段，它們主導的世界格局正進入一個後國家的時代。隨著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問題已經逐步納入一個後國家的國際新秩序中加以解決，現代民族國家的生成問題不再是國際政治中的核心問題，國際機制、國際聯盟和跨國經濟等逐漸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中心問題。

　　 從現代世界興起的歷史來看，經濟和貿易歷來是消解民族國家的壁壘。在這樣一個全球化日益密切的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顯然都不能脫離國際社會而單獨發展自己的國家經濟，構建自己的國家利益。因此，在與國際主流社會的交往中，幾乎所有的後發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一個兩難困境。一方面要建設自己的現代國家，這是一個必須但又沒有時間可以從容完成的補課內容，但另一方面，又必須適應國際的主導趨勢，加入世界秩序的去國家化的議題之中。

　　 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它在世界格局中日益佔據一個重要的地位，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其經濟的持續發展如果能夠長期保持的話，它作為一個地區性大國的位置顯然無可爭議，甚至在今後還具備了發展成為世界大國的潛力。但也正是因為此，我們面臨的兩難困境也就格外嚴峻。一方面，我們要構建我們的現代國家，真正地在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方面為民族國家的發展奠定基礎，使中國成為和其歷史、地域、人口、文化相匹配的現代憲政國家；但另一方面，一旦中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現代國家，它不可遏制地就勢必對現有的國際格局產生影響，與其他國家或國家聯盟發生利益衝突，因此難免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國家崛起和民族主義發出質疑。這樣，經濟全球化和民族國家的邏輯就從外部構成了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制約，可以說，經濟全球化和民族國家的邏輯既刺激著中國的民族主義，又約束著中國的民族主義。

　　 2.憲政民主、公民社會等普世價值以及個人主義的自覺意識

　　 民族國家在西方的演變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從早期的君主專制國家，到立憲制議會國家，再到所謂的人民主權國家，直到現今的自由民主國家，其演變過程是曲折的，也走了很多彎路。但無論怎麼說，現代民族國家必須具備如下三個內容，一是公民權利的法律保障，二是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三是國際秩序中的主權原則。對照西方的現代國家觀念，我們看到，中國的現代國家之路在老傳統中並沒有獲得卓有成效的落實，特別是在前兩個方面，即公民權利的法律保障和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方面，中國近100年的現代國家建設積累甚少，每每從新起步。

　　 我國現時代的民族問題首先要面對和處理兩個政治傳統，一個是舊傳統，一個是新傳統。所謂舊傳統指的中國自1840年以來的民族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特別是二十世紀政治實踐中的政黨政治傳統；所謂新傳統指的是改革開放之後隨著經濟全球化而為中國一般民眾所越來越接受的各種普世價值理念與制度，像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公民社會，等等。一般說來，舊傳統留給我們的更多是民族主義和激進主義方面的內容，新傳統屬於現代普世價值的主題，這是它有別于老傳統的地方，也是對老傳統中的激進民族主義和党國主義形成制約的地方。

　　 應該指出，老傳統已經建立起來的是一個正在訴求著新傳統並嘗試與世界政治秩序相恰切的民族國家。首先，它是一個共和國，而不是王朝；其次，它頒佈了自己的憲法，具有一套國家制度上的運作結構和國家行政人員；有國家名義下的議會、司法和軍隊，等等。這些都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標誌，儘管老傳統的國家形態與當今的民主憲政制度的國家還有相當的距離，但畢竟新傳統在發展方向上已經開始制約和馴化著老傳統。在老傳統之外，改革開放之後的新傳統所產生的最根本變化是帶來了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各種制度和因素，隨之，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自由民主、市場經濟、憲政法治、市民社會等普世價值越來越為一般中國人所接受。儘管近年隨著中國在經濟上的大國崛起，党國主義式的民族主義有加強的趨勢，但同時，普世價值理念的普及也不斷催生出個人主義的自覺意識。可以說，全球化和普世價值的傳播既刺激著中國的民族主義，又解構著中國的民族主義。這一切，都要放在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框架中去理解。

　　 現代國家是一個基於新的工商經濟形態之上的並且訴求法治秩序的現代國家。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融入現代市場經濟的國際大循環之中，因此，現代中國必須構建一個與世界經濟秩序接軌的經濟制度，以促進國民經濟的繁榮與發展。為此，中國要逐漸建立一個市場經濟的規則體系與制度框架。市場經濟不是國家經濟，而是自由經濟、法治經濟，是一個市民社會的生產與交換的體系，而這個經濟形態在我國還僅僅處於開始階段，需要一個自生自發的演變與積累的過程。國家的經濟繁榮不等於國家對於經濟總量的控制和財富的佔有，相反，國家在市民社會的經濟活動中，其主要的職責不是計劃經濟、佔有財富，而是提供一個法治的保障，並抵禦外部國家的侵犯。應該指出，現代國家的經濟能量不僅僅單純是指一個國家財富的總量，特別不是指國家直接擁有的財富總量，相反是指一個國家的國民私人所擁有的財富總量（所謂藏富於民是也），此外還要強調，制度和制度所伴隨的價值也是一種經濟能量，而且是遠比財富更重要的經濟能量。無論是自發地還是構建地建立一種制度，要比增加幾個或幾十個百分點的國民生產總值關鍵得多。

　　 3.民族主義（党國主義）內部整合力的非有效性與非正當性

　　 如果說民族主義的民族認同在國際政治領域所面臨的困境是與整個人類政治體制在國際政治中所面臨的困境混淆為一的話，那麼，這種民族主義的民族認同在民族共同體內部所面臨的困境同樣也是作為一種“中間性的理論話語”的民族主義所無法解決的。就國內政治來說，民族主義是以民族至上性為鵠的的，作為個體的民族成員並不具有核心性的意義。民族作為一個政治單元，它所訴求的是一種國家或准國家的主權獨立或區域自治，為了達到這個最高目的，個體成員無論如何應該從屬於這一總體目標。因此，民族主義就其內在邏輯來說，是一種強勢的政治邏輯，對於個人，它更主要的是強調個體對於民族或國家的忠誠與奉獻。民族為了追求自身的獨立，國家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可以以個人為工具，這種以無數的個人為手段的總體主義在民族主義的政治主張中具有著天然的合法性。

　　 上述民族主義的政治邏輯在20世紀以來的後進國家中越來越成為主導性的邏輯進路，對於這些後起的民族國家，追求國家獨立、實現民族發展、擺脫殖民統治成為壓倒一切的首要政治任務，“民族解放”全面壓倒了“個人自由”。這種情況在當今世界的後進國家中也還是普遍存在的，在那裏主權已經成為虛擬化的專制符號，政黨國家的一切權力都可以在主權的名目下胡作非為。當前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党國主義完全是控制性的，在法理上是非正當性的。他的控制性在內部整合方面，也時時遭遇到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個人意識興起所帶來的挑戰，所以強制力的有效性也是大打折扣的。

　　 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在中國內部的傳播，本身又具有一個複調結構。這是老的“五族共和”所遺留下來的困難。這就是，中國不是一個像日本或者韓國那樣的單一族群國家，而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政治共同體。民族國家的邏輯是，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由一個民族構成。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狀況，實際很難做到這一點。中國的現代建國因為有《清帝遜位詔書》所傳下的“合漢、滿、蒙、回、藏五族為一共和國”的遺訓，所以一開始就留下著多個民族的口子——當然從不好的方面說是口子，從好的方面說它保持了對清帝國領土的完整繼承。北洋政府時代是“五族共和”，南京國民政府建政之後，國民黨實際上隱隱地有一個民族整合、逐漸化五族為一個國族的意思，只是這個東西從來就沒有大規模付諸行動。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民族方面採取的國策是對內對外兩個面向，對外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國族來對抗外部勢力，對內則是民族識別、區域自治，內部民族越識別越多，最後從五個民族搞成了五十六個民族。實際按照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五十六個民族只是五十六個族群，但是中共政權說成是五十六個民族，既給了國際干涉力量以口實，也給了民族分裂分子以把柄，實在是一大敗筆。這種大的“中華民族”套小的“五十六個民族”的國策，就是中共民族主義立場的複調結構。

　　 當今大多數國家是堅決貫徹民族國家的邏輯，不承認有少數民族，只承認有少數族群。像土耳其堅決不承認庫爾德人是一個民族，認為土耳其國家只有一個民族——土耳其國族，庫爾德人被說成是土耳其國族的一個分支——山地土耳其人；庫爾德人要獨立建國，就堅決要求國際社會承認自己是一個民族。按照民族國家的邏輯，承認一個族群是一個民族，就給了它自主建國的法理依據，要想搞跨民族的國家，就得搞聯邦制。蘇聯的聯邦制就是這樣來的，而且蘇聯的聯邦制是堅決承認民族自決權的，歷來的《蘇聯憲法》都給了加盟共和國脫離聯盟的法理權利。中國是單一制國家，按照單一制國家的法理，就應該只有一個國族，內部的少數群體只是“族群”，不能稱為“民族”。這裏印尼的國策是正確的，印尼的族群、宗教和語言問題跟中國一樣複雜，但是印尼政府只承認有一個“印尼民族”，內部的眾多群體只是各種“族裔”或“族群”。這裏日本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就是日本在北海道和琉球明明有少數族群存在，但是日本官方從來不承認有少數族群——日本把這個口子封死了，不單不承認少數民族，連少數族群也不承認。列寧、威爾遜、孫中山和共產黨早期的民族自決權理論值得反省，而蘇聯的解體更是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五、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之訴求

　　 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發展了一百多年，現代民族國家的建國仍沒有完成。現時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的關鍵，在我看來，就是在建立一個真正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上，處理個人權利、民族利益和政黨政治的關係問題。當前，自由主義的意識和市場經濟以及市民社會的制度因素開始在中國興起，對民族主義意識有所矯正和節制，民族主義要想單極做大有很大困難。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並不往自由憲政主義的道路上走，但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也在不斷生長。沒有自由憲政制度的話，民族主義勢必與党國主義、民粹主義結合在一起，導向極端。所以說中國民族主義的好的願景有賴於憲政法治和自由民主對之加以馴化。百年中國立憲史所沒有解決的根本命題是，憲政主義、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妥協之憲法制度尚沒有底定。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說，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是無解的，它的無解就在於，自由憲政的民族主義不能得到實現。這種無解是當前狀況下的無解，不是永遠無解。

　　 上述我們只是就中國內部的現實狀況來看的，如果就中國民族主義的國際層面來看，它也是無解的。一般說來，民族主義所訴求的民族認同往往是一種以民族共同體的國家主權為軸心的外部關係，它所追求的認同，是其他民族或國家對於某個民族作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單位的認同。這種民族認同在現代性意義上往往訴諸國際法的政治法律框架，它強調的是主權這一國際法的權利主體。對於民族的認同也就是對於這個民族的主權的認同，主權是民族認同的核心標誌，也是民族認同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基礎。對於民族主義來說，一個沒有主權的民族，顯然還不能說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民族，只有擁有了主權地位並得到其他同樣擁有主權地位的民族國家的認同，所謂民族認同也才得到證成。這樣一來，民族認同實際上就是一種國際法意義上的政治承認，至於這種主權的真正合法性與正當性在民族主義的認同理論中並不具有核心性的意義，也就是說，究竟由誰來代表這個民族的主權，這個代表者有什麼資格來成為代表，民族主義的認同理論並不深究，它訴求的只是外部關係的承認，即要求外部社會或國際社會對於民族主權以及這種主權下所包括的民族利益的承認。

　　 顯然，在國際社會中，如果每一個民族都基於民族主義、以自己的至上性作為權利訴求的依據，就很難達成合理的政治承認，往往會出現國際法中的“強權即公理”的非正義局面。對此，民族主義是無法給予最終解答的，它顯然只能以更高的具有普世性的國際正義為基石，這種國際法中的政治正義原則，在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中可以得到恰當的應對，對此，羅爾斯在《萬民法》一文中曾給予了自由主義的闡釋。

　　 本文認為，無論是從中國政治內部還是從外部關係來看，民族主義必須要與自由主義的政治構建相關，即落實為一個建設自由憲政的民族國家問題。就當前的中國現實來看，在原則層面和制度層面確實面臨很多嚴峻的問題，假如沒有一套比較柔性而且又是比較開放的制度框架，民族主義的危機是很大的，也是很危險的。這就需要審慎的智慧，需要憲政主義對人民民主和民族國家進行馴化，以期最終建立一個民族的、自由民主的立憲政體。

　　 在一個民族國家框架內建立立憲的自由政體是政治民族主義的最根本性問題。對於我們來說，這個政體問題，又是聯繫自由的國家主義和現實的自由主義的核心。也就是說，自由政體，是自由的國家主義與現實的自由主義的共同一致的要津，甚至就是一個東西。所謂“自由”，無論是自由的國家主義中的這個自由，還是現實的自由主義中的這個自由，說到底，就是一個自由，即自由政體，或更具體地說，就是自由的國家制度，即一個法治、憲政、民主的現代國家形態。關於這個自由政體，從哲學上說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從法理上說是保障個人權利不受侵犯，從政治學上說是通過代議制民主的程式組織政府，從政府論上說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恣意妄為；此外，還有司法獨立、司法審查，等等，這些都屬於自由政體的內容。

　　 我認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的民族主義”則是可以行得通的，即在一個民主憲政的複合聯邦制國家中，既保障公民的個人權利，也強化作為現代國家的國家利益，並採取容納民族自治的聯邦國家形態。這樣一種自由的國家主義理論，可以為我們解決現時代的國家問題，提供一個可資參考的理論路徑。[9]當然，“自由的民族主義”是對現代國家的內政來說的，而在應對國際秩序的挑戰問題上，我們顯然不能再以舊傳統的王朝政治形態出現，我不贊同時下理論界對於所謂“天下觀念”和“朝貢體系”的過分迷戀，我們的首要任務不是復古，而是建立真正的現代國家。在此，我認為作為現代的民族國家，在如何處理當今的國際政治問題方面，應該採取一種“現實的自由主義”的理論指導戰略。[10]

　　 可以這樣說，內政是“自由的民族主義”，外交是“現實的自由主義”，這是我有關現時代中國國家哲學的基本觀點。前者是我們克服片面的個人主義和同樣片面的極權主義的有效途徑，後者是我們擺脫有關中國威脅論和對抗國際霸權主義的有效途徑。伴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我們已經用盡了已有的制度資源，憲政民主的現代國家建設是今後的必由之路。中國的崛起應該走自由主義的與憲政主義的道路。但時至今日，這條道路還很艱難，在自由、憲政、民主、法治的制度尚未底定之前，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是無解的，未來的演變也是令人擔憂的。

　　 注釋

　　 [1] 參見裏亞·格林菲爾德：《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林春華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

　　 [2] 參見高全喜：《現代政制五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3] 參見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4] 例如，關於民族，通常的解釋是“人們在歷史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關於民族國家，溫特認為有五個基本特徵，即制度－法律秩序；惟一可以合法使用有組織暴力的組織；具有主權的組織；社會；領土。見氏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五章，第247～312頁。赫爾德則認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包括：領土；暴力手段的控制；非人格化的權力結構；合法性。見氏著：《民主與全球秩序》，第51～77頁。另參見拙文：“論民族主義”，載《大國》第1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5] 關於“八二憲法”中的複調結構，詳見拙文“政治憲法學視野中的‘八二憲法’”，載《清華法學》2012年第6卷；以及拙文“革命、改革與憲制：八二憲法及其演進邏輯”，載《中外法學》2012年第5期。

　　 [6] 關於“八二憲法”中的複調結構，詳見拙文“政治憲法學視野中的‘八二憲法’”，載《清華法學》2012年第6卷；以及拙文“革命、改革與憲制：八二憲法及其演進邏輯”，載《中外法學》2012年第5期。

　　 [7] 參見姚中秋：“略論憲法與道統”，《戰略與管理》2012年第3/4期合訂本。

　　 [8] 關於中國憲法中的時間性的歷史結構，可以參看拙文《政治憲法學視野中的“八二憲法”》，載《清華法學》2012年第6卷。

　　 [9]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休謨、麥迪森的政治理論可以說是集中體現了我在此所說的“自由的國家主義”思想，它表現出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威的結合。例如，休謨寫道：“在所有政府內部，始終存在著權威與自由之間的鬥爭，有時是公開的，有時是隱蔽的。二者之中，從無一方能在爭鬥中占居絕對上風。在每個政府中，自由都必須作出重大犧牲，然而那限制自由的權威決不能，而且或許也決不應在任何體制中成為全面專制，不受控制。”見《休謨政治論文選》，第26頁。關於休謨政治思想的全面論述，參見拙著《休謨的政治哲學》一書。至於麥迪森關於大國實行聯邦制以及防止多數人的暴政的思想，其核心的原則也是在於既保障個人自由又維護國家權威。“他設想政治層面應該如同理想的自由經濟一樣來運行。除非特殊利益集團共謀建立一種壟斷勢力（多數）使得政治層面的決定遭到扭曲，否則，競爭應該導致的有利於總體性利益的決策。政治層面的擴大當然是有利於一種美國大聯邦的設計。美國人的聯邦制觀念完全是朝著歐洲民族主義理論相反的發展方向演變的。在歐洲，經常受到盧梭思想鼓舞的民族國家理論，不僅強調達成民主一致性的重要性，而且還強調這種一致性程度的限度，這是一個至今仍在繼續的話題。”參見卡萊歐：《歐洲的未來》第44～45頁。

　　 [10] 我認為，現實的自由主義（realistic liberalism）與權威的自由主義，乃至古典自由主義的重要一翼（從霍布斯、休謨、斯密到德國的黑格爾、美國聯邦黨人，還有一翼是從洛克、斯密、康得到哈耶克、諾齊克的去政治中心化或“守夜人國家”或最小政府理論），有著某種內在的關聯，關於這裏面的一些複雜、隱秘和曲折的邏輯關係，感興趣的讀者可參見我在《休謨的政治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和《論相互承認的法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法律秩序與自由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三本書中的有關論述。

　　 來源: 《領導者》雜誌總第55期（2013年12月）。轉自共識網。

read: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0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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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凡事要有個過程”

作者: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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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香港人，每有機會和內地官員聊起國情，談到各種不盡如人意的現狀，諸如有待改進的問題時，我一定會得到這樣的回答：‌‌“凡事要有個過程。‌‌”‌‌“凡事要有個過程‌‌”，這幾乎是句絕對正確的話，猶如人之必死，日出東方，放諸四海而皆准。問題是絕對正確的話也很容易變成廢話，它的意涵及效用端賴其使用的背景與脈絡而定。尤其是在論及中國政治改革的時候，我就最常聽到人家告訴我‌‌“凡事要有個過程‌‌”了，在這種情況底下，它的意思大概等同於‌‌“不要急‌‌”、‌‌“慢慢來‌‌”和‌‌“再等一等‌‌”。

還記得20世紀的80年代，北京大學校園內掀起過一股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浪潮，聲勢不小，結果成功當選者寥寥，外間輿論非常惋惜。彼時便有人正告大家‌‌“凡事要有個過程‌‌”，我們也都信了，真覺得這種事急不得，必須慢慢來，一步一步地走。

過程之所以成為過程，得先有一個終點和目標，然後朝著那個目標逐漸改變情況，努力使眼下現實貼近設定的方向，就像任何旅程必有目的地一樣；否則那過程就不叫過程了，我們走出的每一步也只不過是散步而已。當過程不是真的過程，時間的流逝便毫無意義可言；所謂的‌‌“再等一等‌‌”實無異於‌‌“等待戈多‌‌”，根本沒人曉得我們究竟在等什麼。

2004年，在大陸看臺灣‌‌“大選‌‌”簡直就像看笑話，一顆神奇的子彈居然能把陳水扁再度打上領導的位置。一時間，大家都在批評臺灣民主的惡質化，覺得當地選民太不理性，怎麼會那麼容易上當，那麼容易就中了煽情而虛矯的苦肉計。老實講，那幾年臺灣的情形的確不容樂觀，不少觀察家甚至開始懷疑，莫非華人文化真的不適合搞代議民主？

那幾年連到臺灣見朋友都不容易。約了甲，乙就絕不出現；約了乙，甲便說改天再見；可甲乙明明都是相知相交幾十年的好朋友好兄弟呀！後來我才知道全是政治惹的禍，甲乙政見不同，居然鬧到恩斷義絕的地步。更誇張的是一些家庭因此失和，夫婦因此反目，父子也因此不再聯繫。政治意識形態的歧異真能把一個社會割裂至這等程度？

這是真的，因為我有體驗。有一次坐計程車，司機閒聊間問起我對臺灣統獨的看法，我曉得這是敏感話題，還聽說過臺灣計程車師傅為了政見打群架的故事，於是小心翼翼地回答：‌‌“這恐怕得臺灣人自己想清楚吧？‌‌”不料那名司機非常不滿：‌‌“你不是香港人嗎？香港人不就是中國人嗎？中國人怎麼能坐視國家分裂？怎能說出什麼讓臺灣人自己決定的屁話？‌‌”然後他罵我罵了好幾分鐘。第二天再搭計程車，我學乖了，一被司機問到統獨問題，便亮出民族大義不可動搖半分的氣勢；可惜這回我遇上了‌‌“深綠‌‌”司機，他不收車費，只是把我轟下了車。

2012年臺灣‌‌“大選‌‌”結束後一段時間，大家猶在討論一個多月前的‌‌“大選‌‌”，稱讚選舉之公正透明，社會氣氛之和諧穩定，甚至稱讚蔡英文的敗選感言落落大方，與2004年的詭局不可同日而語。在我看來，臺灣民主的進步卻體現在民間社會的逐步成熟。我所說的‌‌“成熟‌‌”，是指公民開始懂得為政治劃下界限。雖然仍會在萬人造勢大會中慷慨激昂，仍會為了心目中的候選人落敗而痛哭斷腸，但朋友們又開始吃飯了，計程車司機也不打架了。

政治是很重要，但政治到底不是一切，大家開始能為政治劃出一個領域，不讓它侵入及扭曲日常生活的肌理。換個角度講，這就叫作寬容；由於我們的生活之中還有太多其他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可以接受彼此在政見上的不同立場。認識這一點，同樣也是民主的重要一課。有多少新興民主地區差點兒毀在急劇釋放出來的政治能量裏頭？臺灣在十年不道德時間裏走到這一步，是很不簡單的過程。

2003年的中國曾又見一波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潮流，當時《人民日報》還發表過一篇題為《讓自薦參選者多起來》的評論。接下來的2006年，果然又有人自薦參選，只是那樣的評論不見了，倒是有個人大新聞培訓班教育記者們千萬不能亂發稿。最後是讓人印象猶深的2011年，幾百人在微博上公開宣佈自己要去參選，弄得好是熱鬧。然後呢？沒有然後了。

這便是我所知道的‌‌“凡事要有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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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對中國的影響

英國脫歐，短期內中國外匯儲備有下行壓力，使中國必須調整政策，但也有利中國的議價地位。

英國脫歐公投後，世界的政經秩序不確定性大幅度增加，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假設不一定仍有效，需要我們重新檢視。例如，倫敦本是世界上最國際的金融中心，它緊密地對歐洲以至全球多個國家提供金融服務，亦被中國視作到歐陸投資的跳板，但將來在英國真正脫歐後，倫敦在這方面的能量必會打了折扣。

中國是全球出口第一大國，貿易總額位居世界第二，外匯儲備則排名第一。對這麼一個經濟開放程度極高的國家而言，英國脫歐對中國所帶來的影響必然是全方位及複雜的，中國可能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才能疏理出各方面的影響，並制訂到化解之道及找尋到新的機會。至於香港，經濟極度倚賴轉口貿易及金融服務，更難避免受到衝擊。

在過去的十年左右，中國似乎有一個策略，便是要拉近與歐洲的經濟關係，貿易比重增加不用再說，外匯儲備中也提高了歐元資產的比例。我明白這個政策的政治意義，但在經濟上我多年以來對此都大有保留。在政治上，美國人享受當世界一哥的感覺，對於GDP有凌駕美國之勢的中國，美國政府有頗強的誘因去為中國的增長設置障礙，所以中國有必要減低對美國市場的倚賴，把重點放在歐洲有其道理。不過，歐洲經濟活力不及美國，人民工作不如美國人般拼搏，且政府喜歡花費、揮霍，前幾年歐債危機的出現確認了此點。正如下文所述，歐盟的制度設計有重大缺陷，中國的資金往那裏放，貿易伙伴也以歐盟作主要對象，怎會不吃點虧？英國脫歐，其實正是歐盟本身有不穩定性的體現，中國既要親近歐盟，防範美國，要付出點代價是無可奈何的。

英國脫歐對中國的影響可分為直接及長遠的部分。最立竿見影的損失是從六月二十三日公投日起算，英鎊兌美元到七月初已貶了近百分之十一，在同一時期歐元兌美元也貶了近百分之二。中國的外匯儲備中，準確地有多少是英鎊資產，多少是美元資產，我們無從得知，但不會是小數。中國的外匯儲備素以美元作單位計算，我們大可預期，在短期內中國的外匯儲備有下行壓力，不一定是因為流失外匯，而是非美元的外匯資產貶了值。

第二個直接影響是中國有必要檢視倫敦在新的形勢下，是否還是中國與歐洲建立金融關係的最適當地方。若英國是歐盟一分子，以倫敦金融業成熟的程度及金融人才的質與量，它當然最合適不過，但時移世易，歐陸其他城市不會搶走倫敦的生意嗎？去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英國，才簽了「倫港通」的無約束力協議書，其中一個目的相信是與金屬定價有關。中國是世界最大的金屬進口國，但在國際上卻無金屬定價的話語權，港交所已收購了位於倫敦、全球最大的基礎金屬交易所LME，若再加上倫港通，可增加中國的議價能力，但現時此事恐有拖延。

英國更有求於中國

在脫歐後，英國對中國的吸引力會有所下降，從對中國有利的角度看，自我削弱了力量的英國當更有求於中國。歐盟的經濟實力也會因英國的離去而大受影響，這對中國的議價地位可能有正面作用。

不過，英國脫歐對中國更長遠的影響，卻可能是它會造成一種新的長期不確定性，使中國不得不調整政策，以作提防。歐盟先天性地含有一個不易化解的不穩定性，在貨幣制度上，歐盟二十八個成員國中有十九個都使用統一的貨幣，但各國又都有自己的財政政策。這便造成一種矛盾﹕統一的貨幣使到各成員國利率趨同，也無法用匯率升降去化解經濟衰退。若某國胡亂用錢，出現財政赤字的政府需要借錢，卻不能訂出更高的利率，這可能使到它的借貸出現困難。又若兩個成員國一個正陷衰退，另一個則景氣暢旺，但兩國的利率都一樣，這會使到經濟失去自我調整能力。

正因如此，歐盟各國，特別是歐元區的，需要大量的互相妥協去化解各國財政政策所帶來的矛盾，例如某些國家可能會被要求削減福利開支。此等協議不可能是用民主過程來制訂的（人民不會喜歡本國政府放棄主權，聽從歐盟總部指揮，削減開支或加稅），唯有靠專家的精確計算以平衡各方利益。這便造成了整個制度的不穩﹕統一的貨幣需要各國實施顧及不了民意的財政政策，否則歐盟會需要大量的跨國補貼（像德國補助希臘般），因此歐盟本身並不一定有足夠的民間認受性，英國的脫歐公投成功，正反映了不少普通人民對歐盟的不滿。英國脫歐也就帶來一個訊息﹕歐盟有些成員國可能會仿效英國搞公投而脫離。

但當然歐盟也能帶來不少好處，如成員國之間可自由貿易，人民可自由往來工作等等。在經濟好景時，人民大概不會要求脫歐，但經濟有衰退時，各國人民卻不一定願意共患難。

如何應對沒有歐盟的歐洲

由此可見，歐盟分崩離析的壓力一直存在，英國脫歐加強了這種可能性。在此形勢下，中國更要多一手準備﹕要有何種政策去應對沒有了歐盟的歐洲？我相信中國對此尚未有對策，但智者需要千慮，英國的公投反而提醒我們要為此早作準備，在波譎雲詭的國際環境下更是如此。

亞洲週刊 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news/news.aspx?ID=N00015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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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 彭博：更有利中國崛起

英國確定脫歐，不僅重挫倫敦金融業、英鎊大貶，也加深歐盟內部裂痕。美國《彭博社》指出，中國是這場動盪中的大贏家，歐洲國家開始利用各自優勢，爭取中國投資，分裂的歐盟，讓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崛起少了許多阻力。

《彭博社》報導，歐盟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雖然短期內，中國經濟會受到歐洲市場不穩定、消費者資金拮据的影響。但長遠來看，英國脫歐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帶來的利益幾乎是肯定的。

即使是統一的歐洲，沉重的債務危機、高成本和霸道的官僚作風，使得歐盟要與中國競爭已相當困難。如今英國脫歐截斷歐洲共同市場，更削弱歐洲企業的全球競爭力。

作為一個整體，歐盟理論上能對中國開放市場和公平貿易方面發揮顯著影響力。然而，歐洲國家利用各自優勢相互競爭來自中國的投資。最明顯的例子，去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英國後，德國總理梅克爾也表示要擴大中德貿易。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分而治之」、與對方討價還價的好機會，削弱對中國市場不穩定性的抱怨。

《彭博社》直言，英國人民選擇脫歐，暴露了他們對未來世界的短視，以及單打獨鬥對抗一個具有全球野心國家將有多困難的無知。

(中時)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628002660-26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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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專欄：范疇》拿破崙們已經死了！

中時電子報

中時電子報 | 八月20

拿破崙，還有他之前、之後的所有帝國打造者，都已經死了。今天世界上，已經不可能再有一個國家，靠著一小撮核心領袖配上數百、數千位死忠人士，就能夠打造出一個帝國了。簡單決斷地說一句：那個時代、那種歷史條件已經過去了，而且永遠不會再來。

或有人說，現在美國不就是一個帝國？以全球4%人口占用了全球25%的資源，而且到處煽風點火，手伸入了全球每個地區？

這些現象是事實，但有一個重點不能不察：美國沒有拿破崙，過去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原因很簡單：美國內部的權力和勢力太分散了，分散到了「拿破崙們」一冒頭就會被壓下去，哪怕這些好漢舉的大旗是「美國夢」、「復興大美國」、「美國No.1」。

美國是個霸權，但靠的不是拿破崙精神；拿破崙精神是「法蘭西夢」、「復興法蘭西」。要理解美國得以形成霸權的本質，不能從美國政客口號（管他叫川普，還是她叫希拉蕊）中理解。該追問的問題應該是：一個權力、勢力如此分散、誰也不怕誰的數億人社會，究竟是通過什麼樣的人民態度和社會機制，導致它能夠形成並維持霸權？

先把美國霸權是善是惡、對世界是利是弊這問題放一邊，它證明了一件事：不需要拿破崙式的英雄，不需要使領導人上斷頭台，一個國家也可以稱雄世界、維持地位，並給予公民信心。

雖然中國的人均收入還不富裕，但總體經濟已經世界第二；雖然中國的人口壓力世界第一，但假設人類的平均IQ是100，中國的IQ總量也是世界第一。中國未來是否能有面子地立足、甚至稱雄世界，關鍵在於能不能通過態度和機制，把那世界第一的IQ總量的潛力發揮出來，而不在於有沒有拿破崙或有幾個拿破崙。

因此，中國目前所面對的所有內內外外壓力，其最終命運都可以歸結到一個疑問上：中國人民有沒有相應的態度、掌權者有沒有見識及心胸以設置相應的機制，使得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IQ總量，轉化成為生產力、自信心和文明力？

懸念，不在於有沒有拿破崙，而在於是否意識到拿破崙的世界已經過去了。

弔詭的是，拿破崙的世界距今才200年就已經一去不再來了，而近期才被北京大學考古學隊證實的4000年前大禹治水事蹟，其歷史教訓卻依然存在。水，只能導，不能堵。拿破崙，已經不成為學習對象，但，大禹卻不能不成為學習對象。

在信息飛速扁平化、科技3年一翻轉、青年世代價值5年一翻轉的世界中，民意如流水這句話，已經由比喻成為現實，堵得了一時，堵不了10年。中國急迫需要的是「治水專家」，而不是「堵水專家」，然而，我們看到的現實是「治水專家」越來越少，而「堵水專家」越來越多。

更怵目驚心的是，堤防越築越高的時候，越來越多人以為拿破崙的時代條件還存在於今世。

世界已經不一樣，美式霸權正在式微中，世人正在期待一個「大禹式」的大國，世人最害怕的是，橫空出世一個「XX復興」的另一個「拿破崙式」大國，這裡也包括俄國。如前所論，美國霸權即使沒落了，過程中也不可能出現拿破崙，正如當年英國霸權沒落了，也沒出現拿破崙。但是壓力下的俄國呢？壓力下的中國呢？世人沒有把握。這份「沒把握」的心，如同其他民意，只能導，不能堵。

中國要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要站得穩穩的幾百年。與這目標最為背道而馳的公式就是：上面一群拿破崙，下面一群義和團。這其中的道理，值得所有中國人琢磨。

接下來10年，不但是世界文明的關鍵期，更是中國文明的關鍵期。天佑中國！

（作者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

中時電子報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60815005728-26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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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中國將進一步放寬外資進入的准入條件

2016-06-28 11:13:36 來源：中國證券網

　　中國證券網訊 據新華網報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8日上午會見出席第十屆“夏季達沃斯論壇”的企業家代表。在回答代表關於中國經濟未來發展前景的問題時，李克強表示，中國經濟起碼有雙重挑戰是擺在面前的。一個是世界經濟復蘇乏力，使深入融合世界經濟的中國經濟遇到不確定、不穩定的外部環境。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中國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傳統的、粗放的發展方式，與機制性的障礙糾結在一起，使中國推動改革轉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但是這兩個方面相比較而言，我們還是立足於找我們自己的矛盾，而不把我們的問題都歸咎於世界經濟的復蘇乏力。

　　第二，中國要著力做的是通過改革創新來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可持續的健康發展，這需要外國企業的參與。因為我們的改革是和開放並生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開放在倒逼著中國的改革。外國企業的參與會帶來新的技術、管理經驗，對中國企業和產業升級有很大的幫助。

　　李克強表示，我們體制機制當中的一些弊端，往往外國企業和中國企業一樣，看得很准，這樣可以使中國政府為更有效地服務於企業的公平競爭，改革我們的體制和機制。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轉型過程當中，新經濟在發展，服務業在成長，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在推進，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我們需要外資的進入，我們也會為外資的進入進一步地放寬准入條件，來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潛力最大的投資市場，也應該成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熱土。

　　最後，李克強強調，不論你在中國投資過程當中或者合作進程中，有這樣的困難，甚至那樣的摩擦，幾年下來算總帳，絕大多數公司在中國是會得到比較高回報的。

http://news.cnstock.com/news/sns_bwkx/201606/38280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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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投資散記 - 2008-09-27

(1)     全球化之後，資本流動非常快。資本流動包含三個部分。第一個是國際直接投資，例如台商去大陸投資，直接蓋廠房、建立生產基地，就是直接投資；第二個是國際證卷投資，買其他國家的股票或債卷，這國際證卷投資又分為長期外資與短期外資，長期外資（尤其是各政府的退休基金）進入一個市場就是擺一、二十年，短期外資三、五年就走人。第三個是熱錢，熱錢是短期資金。台灣目前的長期外資比菲律賓還少，主要原因是那些長期外資考慮到兩岸有戰爭的風險，所以不來台灣（擺一、二十年的長期外資是不會去一個有戰爭風險的地區）。

(2)     全球化下國際資源的流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資本流量遠大於貿易流量。

(3)     最近美元對日圓、歐元都在貶值，為什麼呢？當然美國有很大的入超是事實，但是入超已經很久了，為什麼現在才貶值？主要是因為大家預期美國不景氣，所以投資到美國的錢減少了，主要影響美元匯率的是資本流量，並不是出超或入超的影響。

(4)     很多資金會因歐美不景氣而流入中國大陸、印度、亞洲，中國的內需市場又正在崛起，所以說大陸的經濟發展有可能與美國脫鉤的，但要多久才會脫鉤呢？誰也說不定。

(5) 如何讓大陸的經濟發展與美國脫鉤的時程縮短，唯有兩岸真正和平，沒有戰爭，吸引長期外資進駐。

NOTE：11月美國總統選舉如果是歐巴馬當選，美股應會崩盤，因為歐巴馬會拿華爾街鉅子開刀，但沒有善後良方。要知這些華爾街鉅子仍是美國經濟支柱，要將這些人趕盡殺絕，後果不堪設想。

     http://blog.udn.com/k10089/933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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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歷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制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型態』。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http://blog.udn.com/k10089/5808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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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上述前兩篇文章『沈成飛 郭文亮：對外和平與對內認同 ——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發展流變與理性塑造』與『高全喜：試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問題之無解』為一般大陸人對『民族主義』的認識與了解，尚停留在如范疇先生所言之層次(詳：http://blog.udn.com/k10089/71074312)：『大陸這60餘年來，還糾纏在「人民」及「國家 」的集體概念中。任何議題，只允許從「人民」這個模糊概念進行辨析，而難以從「人」或「人性」的立場出發；任何利益的創造及獲取，都必須冠以「人民利益」或「國家利益」。』與『無人能夠或敢於單純地從「人」的層次看問題。今日大陸思想界的進程，連80年前五四運動的程度都還達不到。』

梁文道先生談到：『在我看來，臺灣民主的進步卻體現在民間社會的逐步成熟。我所說的‌‌“成熟‌‌”，是指公民開始懂得為政治劃下界限。』

梁文道先生談到：『政治是很重要，但政治到底不是一切，大家開始能為政治劃出一個領域，不讓它侵入及扭曲日常生活的肌理。換個角度講，這就叫作寬容；由於我們的生活之中還有太多其他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可以接受彼此在政見上的不同立場。認識這一點，同樣也是民主的重要一課。』

梁文道先生談到：『有多少新興民主地區差點兒毀在急劇釋放出來的政治能量裏頭？臺灣在十年不道德時間裏走到這一步，是很不簡單的過程。』

何謂唐德剛先生所說的:『民治時代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型態』。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梁文道先生談到：『過程之所以成為過程，得先有一個終點和目標，然後朝著那個目標逐漸改變情況，努力使眼下現實貼近設定的方向，就像任何旅程必有目的地一樣；否則那過程就不叫過程了，我們走出的每一步也只不過是散步而已。當過程不是真的過程，時間的流逝便毫無意義可言；所謂的‌‌“再等一等‌‌”實無異於‌‌“等待戈多‌‌”，根本沒人曉得我們究竟在等什麼。』

范疇先生說：『中國未來是否能有面子地立足、甚至稱雄世界，關鍵在於能不能通過態度和機制，把那世界第一的IQ總量的潛力發揮出來，而不在於有沒有拿破崙或有幾個拿破崙。』

范疇先生說：『因此，中國目前所面對的所有內內外外壓力，其最終命運都可以歸結到一個疑問上：中國人民有沒有相應的態度、掌權者有沒有見識及心胸以設置相應的機制，使得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IQ總量，轉化成為生產力、自信心和文明力？』

范疇先生說：『中國要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要站得穩穩的幾百年。與這目標最為背道而馳的公式就是：上面一群拿破崙，下面一群義和團。這其中的道理，值得所有中國人琢磨。』

范疇先生說：『接下來10年，不但是世界文明的關鍵期，更是中國文明的關鍵期。天佑中國！』

所以吾人須思考的是：若要『把那世界第一的IQ總量的潛力發揮出來，』，進而使『使得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IQ總量，轉化成為生產力、自信心和文明力』，共產黨、國民黨與民進黨三黨該如何共處，尤其是民進黨在此過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催化劑的角色)，凡事總要有個過程，但如何將此過程推展平順，而不是繼續糾纏於茶壺風暴般的無聊話題(或曰：上面一群拿破崙，下面一群義和團。)，就值得吾人細細品味與思量了！！！！

何謂若兩岸能有此共識：『主權之爭，不是台灣人的出路，也不是中國人的出路，甚至不是中共的出路；台灣如果繼續糾纏於其中，漠視這個必然來臨的文明空間，其創造力將消失殆盡，那時，恐怕連「中國是誰的」這個大哉問都沒機會問了。中共如果看不見這個空間，其執政將不可延續；台灣如果繼續漠視這個空間，其創造力將消失殆盡。』

何謂森南多傑於【大中華演義（第七回）－2016-08-05】(詳：http://blog.udn.com/k10089/69071181)中談到之：『世界將為中國鼓掌，中國將被視為人類的新希望。』

高錦源先生說(詳：http://blog.udn.com/k10089/56197439)：『大陸需要非常龐大的資金，改革開放才能強有力地繼續下去，才不會造成很多之工程，半途而廢，而國共內戰、蔣介石敗於通貨膨脹之印象猶新，中共不敢大肆舉債，也無力興債取得資金。』

高錦源先生說(詳：http://blog.udn.com/k10089/56197439)：『以歐盟之英、法、德、義等先進的國家，美國這樣的國家，都用了二、三百年之時間、累積了龐大之經濟資金，中國大陸只有半個世紀的時間，與歐美相差四倍以上，可見其急迫性，』

高錦源先生說(詳：http://blog.udn.com/k10089/56197439)：『集合所有大陸之精英，並聘請日本和台灣、香港、新加坡之專家，成立一個資金創造的小組，著手研究日本資金創造之方法及金融活動的制度，以便募集兩百兆人民幣的內造、自有之資金，可分十到二十年完成。』

所以，

何謂【森南多傑投資散記 - 2008-09-27】中談到之：『很多資金會因歐美不景氣而流入中國大陸、印度、亞洲，中國的內需市場又正在崛起，所以說大陸的經濟發展有可能與美國脫鉤的，但要多久才會脫鉤呢？誰也說不定。』與『如何讓大陸的經濟發展與美國脫鉤的時程縮短，唯有兩岸真正和平，沒有戰爭，吸引長期外資進駐。』？

若能『世界將為中國鼓掌，中國將被視為人類的新希望。』後，讓全球資金蜂擁至大陸，是否就解決了上述『經濟資金』的問題呢？這是吾人所須深思的問題，而不是繼續糾纏於茶壺風暴般的無聊話題(或曰：上面一群拿破崙，下面一群義和團。)

吾人須思索何謂【阿基米德的傳奇：『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舉起整個地球。』】，在此關鍵時期，是民進黨較易扮演支點的角色，還是國民黨呢？共產黨與國民黨是否應該合力撐起民進黨(或曰催化劑)這個支點呢？

何謂范疇先生所言：『是部分人的不高興重要，還是中國的百年命運重要？』

何謂范疇先生所言：『接下來10年，不但是世界文明的關鍵期，更是中國文明的關鍵期。天佑中國！』

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自己、為了子孫，領導們，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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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基　米　德

（Archimedes）

文：小罐子老師

阿基米德是古希臘最富有傳奇色彩的科學家，關於他的傳說故事有很多，而且十分膾炙人口。阿基米德在數學、物理、機械工程學上的發明與發現，使得很多人認為他是除了牛頓以外，世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也有人認為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三個數學家之一（另外二人是牛頓和高斯）。同學們大都知道他在洗澡時想出判別「真假皇冠」方法的故事，不過阿基米德還有更多有意思的事蹟喔！

這些武器弄的羅馬軍隊驚慌失措、人人害怕，連大將軍馬塞拉斯都苦笑的承認：「這是一場羅馬艦隊與阿基米德一人的戰爭」、「阿基米德是神話中的百手巨人」。

馬塞拉斯聽到這消息後十分悲痛，於是為阿基米德建了一座刻有圓形和球的圖形的墓，來表達他對這位偉大科學家、偉大對手的敬意。

本文圖片取自：

http://www.mcs.drexel.edu/~crorres/Archimedes/contents.html

http://www-groups.dcs.st-and.ac.uk/~history/Mathematicians/Archimedes.html

http://www.bud.org.tw/museum/s_star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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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職人英語通〉茶壺裡的風暴 A tempest in the teapot.

文／Dr.J.J. 圖／老唐

英文裡有很多方式可來表達中文裡常說的「大驚小怪」或是「小題大作」，其中很有趣的一句俚語就是「茶壺裡的風暴（a tempest in the teapot）」。

至於為何會用這樣的比喻呢？試想，茶壺裡面放入茶葉，倒入熱水後，茶葉不就會隨著滾燙的熱水翻騰著，如果這時候又往裡面再倒入牛奶的話，那感覺不就更像漩渦或是龍捲風般了嗎？

不過，一旦把茶壺蓋蓋上，說穿了，不過就是一壺茶嘛！套句口頭禪：「事情有那麼嚴重嗎？」

Richard：Do you know why Peggy is so angry today? She doesn’t even talk to anyone at the office now.

Richard：你知道Peggy今天為什麼會這麼生氣嗎？辦公室裡她現在誰也不理。.

Jennifer：I noticed that, too. I’ve known her for so many years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he’s acting this way.

Jennifer：我也注意到了。我認識她這麼多年，這還是第一次看到她這個樣子呢。

Richard：Is it because we didn’t invite her out for lunch together yesterday?

Richard：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昨天沒邀她一起去午餐的關係？

Jennifer：Possible! In fact she’s been like this since yesterday afternoon.

Jennifer：有可能！事實上她從昨天下午就這個樣子了。

Richard：But she’s at the client’s for a meeting yesterday morning. We didn’t know when she would get back to the office.

Richard：可是昨天早上她去客戶那邊開會啊。我們也不知道她何時會回到辦公室。

Jennifer：I know. But even so, it’s like a tempest in the teapot. It’s nobody’s fault and I’m sure in a few days, she’ll be fine.

Jennifer：我知道 。可是就算如此，也有點小題大作了。這又不是任何人的錯，我想過幾天她就沒事了。

Richard：I think so, too. I will explain again later and ask her out for dinner with all of us.

Richard：我也這麼想。等會我再跟她解釋一次，然後邀她跟我們一起去吃晚餐囉。

（本單元固定每週三、四見刊）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207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