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華演義（第七回）－2016-08-05

陳志武的“民享”觀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岑科：《陳志武說中國經濟》是在真正為中國的民權代言。任何一個希望瞭解中國貧富差距根源、透視“中國奇跡”的人，都應該讀一讀這本書。

2010年2月24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岑科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FT中文網 |

如果要用一本書給中國人拜年的話，我會不遺餘力地推薦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的新書《陳志武說中國經濟》。我認為每個中國人都有必要來讀一讀這本書，有以下幾個理由：

一、  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本書涉及到每個中國人的切身利益，雖然不像炒股賺錢、買房結婚那麽直接，但卻是最根本、最長遠的。

二、  經濟學家在中國很風光，是輿論經常關註的對象。這本書匯集了一位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代表性觀點，人們可以通過本書瞭解經濟學家看待世界的方法，並感受經濟學家是否如傳說中的那麽聰明或膚淺，冷酷或熱心；他們之間的分歧又是怎樣的。

三、《阿凡達》開創了電影歷史的新紀元，說明好看是硬道理。這本書的內容以對話形式展開，通俗易懂，適合任何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閱讀。

從“國有”到“民享”：百姓權益的代言書

說這本書與中國人的切身利益相關，是什麽意思？

一個國家的財富，主要由生產性資產構成，如工廠、機器、礦山、大樓、橋梁、土地、公路等等，有了這些資產，社會才能源源不斷生產出人們日常所需的消費品。中國是公有制國家，過去國有資產占全社會資產的比重是絕對大頭（估計在95％以上）。經過三十餘年的改革，大部分研究者認為，這個比重已經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但不包括國有土地的價值。

從中學的政治教科書開始，我們每個人被告知，國有資產是歸“全民所有”的。但在今天的中國，普通人不會因為國有資產的增值而感到自己的財富有所增加，這是因為中國的國有資產從來沒有以明確契約的形式落實在每個人頭上。不僅如此，理論上歸屬全民所有的國有土地，由於政府限量供應而推高房價，成為當下中國大多數家庭安居樂業的主要障礙。

中國政府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家”。陳志武在書中估算，國有土地總價值差不多是50萬億元人民幣，央企加上地方國有企業大概有11萬多家，資產價值約29萬億。這就是說，除了每年不下5萬億元的財政收入，中國政府坐擁近80萬億的資產，且後者以每年不低於8%的速度遞增；相比之下，全國的居民資產不過28萬億。

這樣的景象，不管是比爾·蓋茨，股神巴菲特，還是文萊蘇丹，沙特王子，見了都得自愧不如吧。

最可悲的是，中國社會不但很難從國有資產中獲益，反而受害不淺。國有企業後面的股東是政府，它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制訂和解釋各種政策法規，排擠競爭對手。電信、石油、鋼鐵、郵政等行業中出現過很多案例，表明只要國有企業進入任何行業，那裡的民營企業就很難平等競爭，重要的法治規則被破壞。並且，一旦國有企業在重大行業中形成壟斷，經常會以高定價抬高下游產業和居民消費的成本，損害社會的整體福利。

陳志武主張，把80萬億國有資產以基金的形式發放到每個老百姓的手中。具體做法是把100多家中央國有企業的資產改組為國家層面的國民權益基金，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各自成立基於當地國企產權的國民權益基金。這樣，全國就有32個國民權益基金，老百姓按人頭領取這些國民權益券——這些證券可以長期持有，也可以交易，由國民自願決定願花多少價錢，去交易哪個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

結果是什麽？從微觀、靜態的角度看，每個中國公民可以領取到價值6萬元左右的資產證券，一個典型的五口之家（包括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獨生小孩一個）可以增加30萬元的資產財富。假如這些資產的價值每年按GDP的速度增長，再加上基金分紅，每家每戶每年可以增加3萬多元的資產性收入。這30多萬元，對很多貧困家庭而言，將是改變命運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一旦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將對中國的經濟轉型、法治建設和政治改革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為什麽我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在這個國家，有各種各樣的人或組織在標榜自己為人民服務、為百姓代言，但從這本書闡述的問題和價值來看，我認為陳志武是一位真正的民眾權益的代言人。

透視“中國奇跡”，破解經濟、社會轉型謎題

過去半年多以來，全球經濟觸底反彈後，“中國熱”再次升溫。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不僅在危機後率先復蘇，“保八”成功，還能扮演掣肘美國、拯救世界的角色——就像春節聯歡晚會上趙本山在表演的小品中所說：美國人有什麽了不起，不是還得向咱們借錢嗎？

《陳志武說中國經濟》對“中國奇跡”和中國經濟轉型作出了邏輯完整的解釋。

在陳志武看來，“中國奇跡”並不稀奇，是中國經濟改革順應世界潮流的結果。過去三十年間，中國保持著8%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這似乎很神奇，但只要查閱歷史，就知道很大程度上，這只是在重復東亞國家在二戰之後、西方國家在更早時期的經歷。

今天，中國GDP的85%來自現代工業和服務業，包括能源、金融、製造業、運輸業、互聯網、電腦等，這些都來起源於西方；中國的產品能流通於全世界，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也離不開由西方國家建立的自由貿易體系。可以說，“中國奇跡”是由世界已有的成熟的現代工業技術和自由貿易體系奠定的。

始於197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是打破政府對經濟的壟斷，讓老百姓自己決定做什麽、不做什麽，做的東西怎麽賣、到哪裡去賣，得到的收入怎樣分配、剩下的錢如何再投資，等等，一句話，就是給個人以自由。因為有了這一“釋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才使中國能夠分享發展了兩個世紀的工業革命和全球貿易秩序的好處，在短時間內取得別的國家幾十年、上百年才能取得的經濟成就。

不少人在談論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問題是：中國的經濟高增長還能持續多久？這種高增長背後是否潛伏著隱患？

陳志武認為，中國自2001年“入世”以後，“中國製造”風靡世界，經濟得以高速增長，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WTO紅利快用完了。特別是本次金融危機以後，世界各國對中國商品出口的抵制情緒高漲（這里還涉及人民幣匯率問題），中國以出口主導增長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並且，這種增長模式對資源的消耗和對環境的破壞也使中國社會無法承受。所以，中國必須轉型經濟，要靠增加內需，大力發展服務業即第三產業，才能保證持續、健康的發展。

中國經濟轉型最大的障礙是什麽？一是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國有，使得大部分中國百姓只有勞動收入，沒有資產性收入，消費能力很弱；而且由於掌握著大部分資產和收入的政府喜歡把錢投入到高樓大廈、標志性建築、基礎設施和各類形象工程上，必然導致經濟增長靠投資和出口驅動、而不是內需驅動。二是在經濟轉型中，第三產業——包括金融、信息、文化創意等行業的發展對新聞自由、信息公開、司法公正等制度環境的要求非常高，而在這些方面中國又做得遠遠不夠。

鑒於此，陳志武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建言重在兩點：一是國有資產（包括土地）民有化；二是以權力制約與民主法治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他認為，權力制約、民主法治不是什麽抽象的東西，而是牽涉到每個人的工資、收入、財產等利益攸關的事；在建立民主法治的過程中，讓更多的人擁有自己的財產、而不是依靠政府去生活是極其重要的，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每一個人都處於被動的、處於求國家、求政府的位置的話，我們每個人是不會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

應該說，《陳志武說中國經濟》一書的核心觀點並不新穎，是信奉現代制度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們經常談論的，但這本書全面地闡述了這些觀點。讀者如果只想通過一本書迅速瞭解市場派經濟學家（或稱“主流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看法，這本書提供了很好的選擇。

炮轟郎咸平“不負責任”——誰是真正的百姓經濟學家？

接觸過陳志武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性情溫和、為人寬厚的學者。但想不到的是，他對另一位“百姓經濟學家”郎咸平的批評卻尖銳犀利、毫不隱諱。

在《陳志武說中國經濟》的開篇中，有這麽一段對話：

問：您會因為觀點的不同而疏遠一個人嗎？

陳志武：觀點的不同本身不會疏遠一個人。但是我……不希望任何人利用這種情緒、一時的情緒，或者利用這樣的一些機會，為了個人名聲的上漲，而去沒有原則地做一些煽情或者是操縱的運作。

問：您覺得作為一個學者應該客觀，而且應該對社會負有責任感嗎？

陳志武：換句話說，就是我覺得他（指郎咸平——筆者註）當時做的這些事，過分地煽動民意來為他自己的利益服務，我覺得對他這樣身份的人來說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上述對話內容的背景是：在2004、2005年間，郎咸平猛烈抨擊“國退民進”改革，呼籲停止產權改革，甚至提出“大政府主義”、“嚴峻刑法”等主張。這種主張遭到陳志武嚴詞反駁。陳志武認為，“國退民進”改革中的問題根源在於政府運作不透明、缺乏獨立的外部監督，但改革的方向不能否定，加強國有企業和“大政府主義”只會把中國推向歷史倒退的深淵。

由於思想和價值觀嚴重沖突，陳志武與郎咸平在這場爭論後中止了往來。

頗富戲劇性的是，事隔五年，當陳志武出版《陳志武說中國經濟》時，郎咸平的新書《新帝國主義在中國》也同時上市。在書中，郎咸平自詡為百姓經濟學家，稱帝國主義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新帝國主義不僅僅掠奪自然資源，而且要牢牢控制從農業到工業到各種可能牟利的產業，最終實現從思想上控制一個國家和民族，“我們該怎麽辦呢？毛主席的一句話非常具有指導意義：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這里建議廣大讀者：把這兩本書對照閱讀，鑒別一下誰是真正的“百姓經濟學家”，未嘗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作者就職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任光華智庫主管

© The Financial Times Lt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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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武：這一次市場會戰勝儒家

耶魯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陳志武認為，在過去幾千年儒家和市場的較量中，儒家總是勝出，但這一次終將不同。

2016年6月28日採訪者：FT中文網編輯 王昉

FT中文網|

知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陳志武近日就他對一些文化和歷史現象所做的量化研究，接受了FT中文網的專訪。他的一個發現是，儒家文化過於強調家族對個人的保障和救濟，因此抑制了金融市場和福利政府的發展。但他認為，半個世紀以來的技術進步，將讓市場在幾千年來第一次戰勝儒家。

以下是我們的訪談實錄：

問：您最近開設了一個叫“量化歷史研究”的公號，其中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就是中國儒家文化的盛行可能會抑制金融市場的發展。這個結論是如何得出的？

陳志武： 過去很多人可能覺得文化完全是享受性、欣賞性的，但實際上文化的目的性往往非常強。中國社會歷來非常務實，如果任何一種文化對我們的生存沒有正面好處的話，中國人很快會放棄這個文化內涵。就以儒家文化的核心元素來看，三綱五常，名分等級次序，這些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它們的主要作用是幫助整個社會配置資源，是在規定人們分享資源時候的次序。

舉最簡單的一個例子，一桌中國人一起吃飯，我們會讓長輩先動筷子。誰先動，誰多吃，誰少吃，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資源配置問題。我們上電梯或者開門，門也是一種資源，誰先走出去，誰晚走出去，也是一種分享資源的次序。

而市場經濟的主張完全不一樣。市場經濟里，誰出的價格最高，誰就使用這個商品。市場經濟以貨幣化、計價的方式來配置資源，金融市場也是這樣。

基於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或者其他宗教建立的社會次序，跟儒家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就是都希望以非貨幣化的方式來配置社會資源。而市場經濟是主張以貨幣化的方式來配置社會資源。這兩個體系按理說應該互相補充，但實際上在人類幾千年歷史中，這兩種體系多數都是相互競爭相互代替的。

這就是為什麽，每次中國經濟市場化商品化大發展的時候，就會在中國文化界引發大討論。比如在南宋出現過一次關於儒家文化的大討論，就是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的商業文化對儒家文化形成了挑戰，逼得儒家學者做出回應。朱熹等哲學家做的一些回應，從某種意義上說，拯救了儒家文化。一方面，儒家接受了市場化的一些安排；另一方面，朱熹把家廟、家祠、修家譜等這些原來的貴族行為，在大眾中普及開來，讓儒家的文化和價值體系有型地固化在了中國社會里。到了清朝中晚期也有類似的討論。最近三十幾年，中國經濟又朝著市場化、商業化、金融化方向有了很大發展，再次挑戰了儒家體系。於是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文化大討論。

問：如果說儒家對中國社會有著具體而實際的幫助作用，它是否可以被量化呢？

以前研究文化的學者總是說，中華文明怎樣優秀悠久，給中國社會帶來多麽大的貢獻。但是原來的文化研究學者都沒有具體地告訴過我們，儒家文化是通過什麽具體的方式，在哪些方面讓中國人民過得更好。在我跟其他學者創辦的量化歷史講習班裡面，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龔啟聖教授和他的學生馬馳騁，對儒家文化在哪些方面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影響做了很多研究。其中有一項研究就是針對清朝時期山東107個縣，在1644年到1911年間，面對災荒沖擊，有哪些縣和地區產生了農民暴動，而又有哪些地區是受到災荒等風險的沖擊，活不下去了也不尋求暴力來尋求出路的。他們就想看看，儒家文化是否對社會穩定有貢獻。

他們的方法是，算出各個縣的文廟孔廟的數量，以這些數量來度量當地對儒家文化的重視度。一個縣內如果要建一個孔廟，肯定是有一些地方要出錢的。如果當地人願意出錢建這些孔廟，就說明當地人對儒家文化是足夠重視並認同的，所以這個量化指標是有一定說服力的。孔廟數量越多的縣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就越大，這些縣的家族宗族就越發達。結果他們發現，當這些縣受到災荒的沖擊時，他們家族的內部人員通過互通有無，就可以讓家族裡的人更好地來應對災荒，而不是通過偷搶以或發動起義的方式。這些量化研究非常具體地告訴我們，儒家文化對於中國社會的穩定可以這麽具體地發揮作用。

問：基督教、儒家等信仰體系，最初都是重義輕利的。您說過，基督教通過新教改革，讓大家對“利”不那麽反感了，才為金融在西方世界的興起創造了條件。儒家是否也需要變得不那麽重“義”，才能減少對金融市場的抑制呢？

陳志武：中國從孔子孟子那個時候開始就有一次比較大的義利之爭，到了唐宋時又有一輪，到明清又不斷重復，到現在又再度發生。就像你剛剛說的，伊斯蘭教、基督教、儒家文化有很多共同點，比如都主張以義來規範人與人之間互幫互助的關系，比如，大家都是兄弟，友情，不應該談錢。

十三世紀時，基督教針對商業倫理和學說進行了調整，等到十六世紀新教革命發生以後，進一步真正把基督教世界對於商業、特別是對有利息的借貸金融的排斥拿掉了。而儒家和伊斯蘭教從來沒有進行過這樣一次真正的修正。

問：您有一個觀點是，個人可以從四個維度來獲取救濟和支持：家庭、宗教、政府、金融市場。四者之間有競爭關系，比如一個人如果可以從家庭和宗教之中獲得非常多的精神支持的話，他可能就不需要那麽多政府的救濟，或者需要去市場做那麽多的交易。在中國，這四個維度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陳志武：在中國，至少是在現代之前，宗教都不是很發達。早期的中國人受孔孟三綱五常的影響，非常註重家族和家庭。但這方面強調太多，會妨礙其他方面比如說市場、宗教、以及福利政府的發展，因為人的時間、經歷和資源是有限的，如果你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宗族上面，那你對宗教組織甚至於政府組織投入的時間精力和資源就不會太多了。以至於在過去的一千多年，伊斯蘭教、佛教、或者基督教來到中國，都面臨來自儒家的很大的挑戰，市場化也難以推行。

但是在十九世紀後期包括二十世紀，現代交通技術、包括通訊手段的變革，使得中國人口的流動性變得更強了。跨地區就業和跨地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使得家庭和宗族跟原來傳統社會時期完全不同了，這就打破了中國兩千多年所依賴的家族體系。即使我們不喜歡也無法改變這個現狀。

市場化和社會福利已經成為現代中國人主要依賴的安身立命、規避生活風險的兩種方式，家族和原來的親情網絡的作用則越來越低了。

問：也就是說，您認為在這一輪文化大討論中，市場最終會戰勝儒家嗎？

陳志武：這也是我和新儒學者爭論討論的一個地方。這些新儒學者出於良好的願望，希望恢復儒家的王道以及三綱五常的秩序。我就跟他們說，這些願望是不可能再次實現的。因為原來中國兩千多年的技術和生存方式並沒有受到那麽大的挑戰，技術革命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之前並沒有在中國發生，所以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在中國社會總體上可以延續下來，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占主導作用。但是今天交通運輸技術發達，手機以及互聯網普及，我們的就業遍及五湖四海。這樣一來，即使儒家學者和政府都去推動儒家主張，但這些願望跟新的現實是完全不兼容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文化大討論，不太會重復宋明清時發生的儒家勝利的類似事件。我覺得這次儒家不會勝利，市場派會勝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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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教授孫立平：中國面臨最急迫三個問題

現在社會要進入一個新的三十年。這個新的三十年應該建立在過去那兩個三十年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從而提出具有一種超越性理念。本文摘自2016年7月29日南都公益觀察的博客，作者孫立平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原題為《當前最急迫的三個問題——國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本文內容節選自6月28日孫立平在騰訊思享會夏季論壇上的講話。

這可能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最讓人困惑的一個時期

今天，我們是帶著一種焦灼和困惑的心情來討論中國改革和未來走向問題的。

最近我一直在說，這幾年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最讓人困惑的一段時間，而且這個困惑好像跟原來有點不一樣。

過去的三十多年我們有時候也有困惑，但那時候的困惑好比是：我們在一條很明確的路上走，但是中間遇到了困難，遇到了障礙，儘管如此，我們心裡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這些困難，排除了這些障礙，接著往前走就是了，路是明確的。

但是這次有點不一樣，這次就像我們在戈壁上、在沙漠裡開車，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確的，但是走著走著路沒了，前面是一個沙丘，車轍沿著不同的方向走了，有深有淺。那哪條最後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條路，哪條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現在我們都有點弄不清楚。

有比改革更現實、更眼前、更緊迫的問題

所以說，現在我們處在一個空前困惑的狀態。怎麼來看待這些困惑？怎麼從這個困境當中走出來，今天下午大家談的都是這個，這當中最核心的詞就是"改革"。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哪怕是那些最具體最眼前最現實的一些改革，都會讓人感覺離我們很遠很遠，更不用說那些深遠深層次的改革了。那些深遠深層次的改革設想，有時候聽起來都如夢幻一般的感覺。

這說明什麼？說明在改革的前面還有別的東西。這些東西不解決，改革就無從談起。比如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啟動，是因為當時有個思想解放運動，沒有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就沒有後來30年的改革。我們現在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那些最現實的、最眼前的、最急迫的問題不解決，改革就無從談起。

最現實、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麼？我想從最虛的層面來說，就是三方面：第一個是國家的方向感，第二個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第三個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覺得這三方面現在如果沒有一個最基本的答案，沒有一個最基本的框架，別的改革根本就無從談起。

最關鍵的是國家的方向感

現在大家都在焦慮經濟上的不景氣，我去過很多地方，明顯感覺到，哪怕在很偏遠的地方，這種蕭條感都明顯地存在。但實際上，現在不僅僅是經濟蕭條的問題，在經濟蕭條的背後，是社會在停轉，體制在體轉，甚至政府在停轉。當然停轉是誇張的說法，準確的說是轉得慢了。有的地方是明轉暗停，虛轉實停。像抄黨章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紅紅火火，而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實的東西，則是轉得很慢。

有人說，這是反腐敗造成的怠工現象，我認為，是有這個因素，但不完全是這個因素。有的幹部說，現在不知道怎麼幹，一干就出錯。

這後一個原因說明什麼？說明的是國家的方向感問題。在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有過順利的時候，有過不順利的時候，但是無論是順利的時候還是不順利的時候，哪怕是受到挫折的時候，國家的方向感，即國家朝著什麼方向走的問題，從來沒有模糊過。朝著什麼方向走？朝著現代化的方向走，經濟上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走，政治和社會朝著民主、法治的方向走。

但在最近的一段時間，這個方向感卻有些模糊了。一段時間裡，人們甚至有一種文革捲土重來的感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對國家的方向感覺模糊了。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很虛的問題，單就對經濟的影響來說，都是很明顯的。

這個方向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國現在國家的方向感不明確，什麼改革，什麼轉型，我覺得根本都談不上。所以，首先要解決方向感的問題。而解決方向感問題，按照道理來說其實沒什麼可難的。十八大之後我們曾經開過兩個很好的會，出了兩個很好的檔，一個是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檔，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地方，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另一個是四中全會，法治，依法治國。問題是要真正朝著這個方向走。

與國家方向感相聯繫的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

在法律的意義上，在人格的意義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這當然沒錯。但同時我們得承認，不同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什麼是一個好的社會？一個好的社會總得讓最能幹的這些人脫穎而出，當然同時要規範他們，使他們的行為更有利於社會。改革開放三十年和改革開放之前比，一個重要的變化就在這裡。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你可以找出種種原因，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最能幹的人有了機會，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在最近的幾年中，與國家的方向感模糊相伴隨的，是相當一批精英在跑路，資金在外流。現在跑路最明顯的，一個是有錢人，一個是有知識的人。甚至一些很溫和的人，對體制很認同的人，都在開始跑路。沒跑的，也是人心惶惶。這背後，就是精英的安全感問題。

我與企業家有不少接觸，他們作為生意人，而且他還得負責一幫人吃飯呢，當然得努力經營企業，得尋找機會。你能明顯感覺到，很多人尋找的都是短期機會，一些長遠的規劃，長遠的投資，不願意考慮了。為什麼？因為看不清這個社會將會怎麼走，甚至在擔心自己的財產安全。

因此，現在經濟要走出困境，精英上層的安全感非常重要。而安全感最基本的保障，是法治。臨時性的政策傾斜，甚至一些重視民營企業的舉措，都已經不能解決問題。

老百姓的希望感不能破滅

應當說，在十八大前後，老百姓應該是充滿著希望的。在那之前多少年不作為，問題已經積累的越來越多，有的已經積重難返。人們期待有一屆新的班子，能夠有魄力，有能力來面對這個問題。十八大之後，打老虎、反腐敗，更進一步讓人們看到了希望。

但要看到，在最近一兩年中，社會的心態，老百姓的心態，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甚至對反腐敗，也是什麼樣的說法都有了。

這個情況又與經濟週期碰到了一起。我最近走訪了一些地方，包括農村。據我所見，有相當一部分地方，去年農民的收入是減少的。比如河北，前年玉米的產量是一塊二，去年只有七毛多不到八毛。農民的收入怎麼可能是增加的？按照有關報導，去年僅糧價這一項，農民減少的現金收入就有一千多個億。而按照目前整個經濟形勢，農民打工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增加。

城市呢？去產能，涉及到幾百萬人的轉崗甚至失業下崗問題。客觀地說，這次涉及到的人比90年代中後期那次要少，政府準備的條件比那次要好，但畢竟涉及到幾百萬人的生計問題。

要給人們對未來的明確穩定的預期

上面這些問題，說起來都是對未來的預期問題。要看到，在社會轉型期，形成對未來明確而穩定的預期，是至關重要的。

預期問題只有放到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脈絡中才能清晰起來。我不太同意現在改革往前走不動了、停了的說法。我覺得，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過去的兩個三十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潛力基本上釋放完畢。我不想談論如何評價兩個三十年這樣敏感的話題，我只是想說，從客觀的情況來看，這兩個三十年的潛力釋放完畢了。現在不是簡單地按照哪個三十年的道路往前走的問題。

現在社會要進入一個新的三十年。這個新的三十年應該建立在過去那兩個三十年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從而提出具有一種超越性理念。這個理念，應當體現出對過去兩個三十年的繼承與超越，應當體現出13億人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應當體現出人類的普世價值，應當體現出人類進步的共同方向。這幾年我一直在強調公平正義的問題，就是想對這個問題有所討論。

(關嶺 編輯)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6-07-31/597576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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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改革為何難以全面深入？

“全面深化改革”是習近平上任後所確立的執政核心主題，憑藉這面旗幟和一系列強勢動作，在短短兩三年間，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已獲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習近平的改革思路集中體現在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其內容包括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轉變政府職能、改革財稅體制、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等內政外交各個方面。三年過去了，中國的改革雖然在一些方面初見成效，但距離改革目標的全面、最終實現還有不小難度。這包括三方面原因：

第一，官員懶政怠政，改革政策難以落實。普遍認為，中國政府改革方案難落實和地方官員懶政有關。就像總理李克強一直以來所痛斥的，“一些政府官員抱著‘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甚至‘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的態度，敷衍了事”。事實上，這與中共高壓反腐不無關係。作為中共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反腐在整肅風氣、重塑形象上作用明顯，但是也造成了一些中共官員懶政怠政。

江、胡時代，中共雖也有反腐動作，但其力度不可和今天同日而語。十八大後，中共反腐製造了強大的政治壓力造成官員貪腐的政治成本大幅提升，官員已經不敢像以往那樣肆無忌憚地貪腐，但也存在“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的情況。而中國公務員工資整體水準在世界範圍內相對較低，加之，中國國內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避免工作的政治風險、懶政怠政似乎成為了他們的“理想選擇”。

第二，欠缺制度保障，改革遭遇技術難題。在中共以往的改革方式中，一般都是通過單行政策的方式實現改革，而與之配套的相關制度則相對落後。例如，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推行了農村土地改革，通過改革，中共在農村土地公有制框架下實現了將農民所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實現分離，一方面農民終生具有土地承包的資格，另一方面農民可以通過將土地經營權進行出讓，實現更多的財產性權利。

這項改革確實解決了農民在土地流轉的一級市場中無定價權的問題，但是也造成了很多技術性難題。目前，中國大陸土地確權的依據是大陸的《物權法》，而現行物權法中並無關於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相關規定。換言之，農村土地經營權在流轉過程中所產生的糾紛，可能面臨無法依據“物權法”進行救濟的命運，而中國大陸的法院也無法引用中共官方檔進行裁決，所以，諸如此類的一些改革政策在中國大陸的處境還是十分尷尬的。

第三，理論創新不足，難以形成改革合力。中共雖歷來重視自身的理論工作，但近十年以來的理論工作似乎並不盡如人意。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希望通過創新理論來凝聚全社會的共識來形成改革合力，而成效並不高。

一方面，中共理論界還沒有跳出自說自話式的話語體系，從而使理論成果難以深入群眾；另一方面，中共理論界缺乏用其官方哲學解讀當前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的能力。中共官方似乎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中國大陸內蒙古電視臺在今年5月5日推出了一檔名為“馬克思·靠譜”的節目，力圖用年輕人的語言解讀中共官方哲學，也就一些現實性問題作出了回應，但這並不能改變中共理論界創新性不足的問題。這種理論創新的不足，直接造成了中國社會對於改革缺乏共識，使得習近平的改革很難全面深入。

(陸子平 評論)

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6-08-01/597577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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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是中國改革之錨　．范疇

中國改革方案繁多，互相拉扯消耗國力，然則只要實現產權清晰化，其他改革都將自動歸位。

范疇，兩岸專欄作者，連續創業者，組織戰略顧問。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研究所。曾出版《台灣是誰的？》?《中國是誰的？》?《大拋錨》等書（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中國現在的種種改革之說，需要一個錨；否則，改得東來西又倒，中國永遠扶不正。 今天中國沒有人反對「改革」這一概念，向東走叫做改革，向西走也叫做改革，向南向北皆亦然。如此之下，「改革」一詞已經失去了它的實務指導意義，變成了一個道德命題，甚至情緒命題。 有人說，不從黨內改革下手，無從進行體制改革；黨內腐敗不治，體制腐敗除不了。另有人說，體制不先改革，黨內腐敗將永遠存在。有人說，頂層設計不改革，中國基層力量起不來；亦有人說，只有刺激出基層力量，才能鬆動頂層。類似的「二律背反」例子，數不勝數；而中國的有限資源、人民的有限忍耐力，就在這些公婆各有理的拉鋸之中，猶如指縫間流沙一般的涓滴而去。改革方案都出自善意，但是互相拉扯的善意足以令人迷惘；「善意誤國」實乃中國特色的悲劇。 種種拉鋸式的改革方向之間，究竟有沒有一個「錨」？這個錨定了位，所有的善意都將自動歸位，匯流為磅礡大江？我認為這個錨是存在的，那就是「產權清晰化」；產權改革，乃是中國一切其他改革之母，舉凡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人民行為改革、文化改革，都會隨著產權清晰之進程而自發啟動。腐敗將因此緩解，組織效率將因此飛升，人民創造力將因此解放，文化將百花齊放，世界將為中國鼓掌，中國將被視為人類的新希望。 中國的政治紛擾可否「一鍵式」消除？中國的經濟潛力能否一鍵式爆發？中國文明能否一鍵式啟動？這一鍵，就是產權清晰化。今天主張各種改革方向的有志之士，若能在各自的領域，不論是政治、法制、企業、文化，將注意力焦點放在產權清晰這個錨上，奇妙的事將發生，奇蹟將被見證。

經濟學家或可為此看法提供理論基礎，詳論為何產權清晰乃中國一切改革之錨。然而，經濟學家也分門派或政派，辯論起來曠日費時。其實，我們完全可以訴諸人們的常識，就可知道在今天中國的複雜現實國情之下，從產權改革下錨，才能快刀斬亂麻。與其用學術證明法，我們何妨用簡單的排除法來論證。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問：中國今天哪一個需要改革的現象，與產權不清晰無關？如果連一個例子都找不到，那麼我們就可安心的說，產權清晰化，就是中國改革之錨。 灰色收入問題，屬不屬於產權不清晰？銀行的巨額或有債務，是否就是銀行的產權不清晰？地方政府強拆民宅、強徵民地，所依據的是不是產權未清晰？國有企業的弊端，是不是因為產權所有人缺位？法制建立困難，是不是因為各級人員的財產得以隱藏？有錢人脫產國外，然後再以外資名義回流中國，是不是因為擔心內資產權不清晰？裸官現象，是不是在產權不清晰之下的「能撈就撈、撈完就走」的投機現象？人民瘋狂買房，是不是因為房產的產權比較清晰？政場人物對權位如此無奈的著迷，是否因為有權才能生財、才能保產？例子不需再舉，否則萬言也難盡。 國家猶如人體，各個器官血脈相連，由病徵下手，不如由病理下手；所謂「治標不治本」，中國病之本，即在產權。直言的說，諸如「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等高端抽象探討，即使不屬治標之舉，至少也是隔靴搔癢，緩不濟急。我們可以說，產權不清則萬事原地打轉，產權清則萬事興。 產權清晰化，越晚做就越難做，甚至有人認為，錯過了幾次歷史機遇之後，現下已經來不及了。倘若真的已經來不及，那麼中國的命運就註定了：即使不是萬劫不復，至少也是萬世平庸。然而，真的來不及了嗎？ 來不及之說，主要基於當下分配機制已經完全亂了套，腐敗所犯下的原罪已經積重難返，虎口取食難如登天。然而弔詭的是，解決之道可能就在「承認既得利益、切斷未來利益」十二字上。聽起來大膽，其實中國早已實施過。當年面對國營計劃體制積重難返的局面時，世人萬萬沒有想到，「買斷工齡」這一思維創舉可以扭轉乾坤。廣義的看，那就是一場全面承認既得利益同時切斷未來利益的革命性創舉；部分人或許不高興，但是一舉奠定了「過去什麼屬於我的，未來什麼不屬於我的」的產權界限，從此萬馬奔騰。

當下形勢雖與當年不同，然而同樣的智慧可以再用一次，那就是「買斷權齡」、「買斷官齡」，甚至「買斷黨齡」。有許多人會不高興，甚至強烈反彈，但是，產權清晰化是改革之錨，此事不彰，萬事不行。部分人的不高興重要，還是中國的百年命運重要？ 中共領導層未來五年的核心任務其實只有一個：以產權清晰化為錨；至於所有其他想得到的改革，不勞煩心就都會自然對號入座。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f&Path=4472867941/02af1.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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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陳志武先生說：『……………..鑒於此，陳志武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建言重在兩點：一是國有資產（包括土地）民有化；二是以權力制約與民主法治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他認為，權力制約、民主法治不是什麽抽象的東西，而是牽涉到每個人的工資、收入、財產等利益攸關的事；在建立民主法治的過程中，讓更多的人擁有自己的財產、而不是依靠政府去生活是極其重要的，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每一個人都處於被動的、處於求國家、求政府的位置的話，我們每個人是不會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

陳志武先生說：『…………他的一個發現是，儒家文化過於強調家族對個人的保障和救濟，因此抑制了金融市場和福利政府的發展。但他認為，半個世紀以來的技術進步，將讓市場在幾千年來第一次戰勝儒家。…………但是今天交通運輸技術發達，手機以及互聯網普及，我們的就業遍及五湖四海。這樣一來，即使儒家學者和政府都去推動儒家主張，但這些願望跟新的現實是完全不兼容的。……………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文化大討論，不太會重復宋明清時發生的儒家勝利的類似事件。我覺得這次儒家不會勝利，市場派會勝利的。…….』

孫立平先生說：『……現在社會要進入一個新的三十年。這個新的三十年應該建立在過去那兩個三十年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從而提出具有一種超越性理念。……………過去的三十多年我們有時候也有困惑，但那時候的困惑好比是：我們在一條很明確的路上走，但是中間遇到了困難，遇到了障礙，儘管如此，我們心裡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這些困難，排除了這些障礙，接著往前走就是了，路是明確的。…………………..但是這次有點不一樣，這次就像我們在戈壁上、在沙漠裡開車，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確的，但是走著走著路沒了，前面是一個沙丘，車轍沿著不同的方向走了，有深有淺。那哪條最後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條路，哪條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現在我們都有點弄不清楚。……………這說明什麼？說明在改革的前面還有別的東西。這些東西不解決，改革就無從談起。比如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啟動，是因為當時有個思想解放運動，沒有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就沒有後來30年的改革。我們現在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那些最現實的、最眼前的、最急迫的問題不解決，改革就無從談起。…………最現實、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麼？我想從最虛的層面來說，就是三方面：第一個是國家的方向感，第二個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第三個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覺得這三方面現在如果沒有一個最基本的答案，沒有一個最基本的框架，別的改革根本就無從談起。……………現在社會要進入一個新的三十年。這個新的三十年應該建立在過去那兩個三十年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從而提出具有一種超越性理念。這個理念，應當體現出對過去兩個三十年的繼承與超越，應當體現出13億人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應當體現出人類的普世價值，應當體現出人類進步的共同方向。這幾年我一直在強調公平正義的問題，就是想對這個問題有所討論………………….』

陸子平先生說：『………………這種理論創新的不足，直接造成了中國社會對於改革缺乏共識，使得習近平的改革很難全面深入。……………….』

其實上述諸家觀點(或曰問題)皆停留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層次(或曰沒有因緣果報之概念，或曰沒有『創造因緣』之概念)，吾人須思考何謂范疇先生所言之：『產權是中國改革之錨；中國改革方案繁多，互相拉扯消耗國力，然則只要實現產權清晰化，其他改革都將自動歸位。』

何謂范疇先生所言：『………………….種種拉鋸式的改革方向之間，究竟有沒有一個「錨」？這個錨定了位，所有的善意都將自動歸位，匯流為磅礡大江？我認為這個錨是存在的，那就是「產權清晰化」；產權改革，乃是中國一切其他改革之母，舉凡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人民行為改革、文化改革，都會隨著產權清晰之進程而自發啟動。腐敗將因此緩解，組織效率將因此飛升，人民創造力將因此解放，文化將百花齊放，世界將為中國鼓掌，中國將被視為人類的新希望。 中國的政治紛擾可否「一鍵式」消除？中國的經濟潛力能否一鍵式爆發？中國文明能否一鍵式啟動？這一鍵，就是產權清晰化。今天主張各種改革方向的有志之士，若能在各自的領域，不論是政治、法制、企業、文化，將注意力焦點放在產權清晰這個錨上，奇妙的事將發生，奇蹟將被見證。……………其實，我們完全可以訴諸人們的常識，就可知道在今天中國的複雜現實國情之下，從產權改革下錨，才能快刀斬亂麻。…………然而弔詭的是，解決之道可能就在「承認既得利益、切斷未來利益」十二字上。…………………………但是一舉奠定了「過去什麼屬於我的，未來什麼不屬於我的」的產權界限，從此萬馬奔騰。……………中共領導層未來五年的核心任務其實只有一個：以產權清晰化為錨；至於所有其他想得到的改革，不勞煩心就都會自然對號入座。……………………』

好一個：『世界將為中國鼓掌，中國將被視為人類的新希望。』

何謂：『世界將為中國鼓掌，中國將被視為人類的新希望。』

好一個：『中共領導層未來五年的核心任務其實只有一個：以產權清晰化為錨；至於所有其他想得到的改革，不勞煩心就都會自然對號入座。』

更深一層次思考：

何謂『因緣果報』？

何謂『三世因緣果報』？

何謂『一世因緣果報』？

何謂『日本法華文化的一世因緣果報』？

大陸老百姓對上述之『因緣果報』、『三世因緣果報』、『一世因緣果報』、『日本法華文化的一世因緣果報』之瞭解與接受程度對中共『一黨專政之合理性(或曰合法性)』會產生何種重大及深遠之影響？

森南多傑曾於【大中華演義（第三回）－2016-02-03】(詳：http://blog.udn.com/k10089/45758541)中談到：『為何西方的基督文明會產生『兩黨政治』？而日本的法華文化會產生『大黨帶小黨』之政治型態？這對中共又有何啟示？？？』

為何森南多傑會於【兩岸博弈 圍棋還是統戰-------在兩岸關係上玩剪刀石頭布，只會自貶身價，讓國際失望。----------逍遙遊】一文 (詳：http://blog.udn.com/k10089/62268175) 中談到：

『一個未來的中國，要死，還是要活，這應該是台灣與大陸的共識。』

『若從千年史看百年史的角度與高度而言，若遊俠再度被清洗，中國文明是否會再次走向沉睡與封閉？

何謂『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說過一句極具哲理意味的名言“萬古長存的山嶺決不勝過轉瞬即逝的玖瑰”。在文明演進的比較上，這句格言同樣有用。……』，而台灣的生與死，也會牽涉到中國大陸的生與死，甚至牽涉到中華文明的長遠出路。』

 這與民進黨力推之『轉型正義』又有何關聯？

為何森南多傑會說：『黃仁宇先生一向提倡的『大歷史』，無非是將他所說的因果關係，拉長放大，使之超過個人之人生經驗。在這種因果循環的過程中，各種行動在歷史上的長久意義，可能與當事人眼中所看出的不同。』

為何森南多傑會說：

『何謂『逍遙遊』？這又是一個大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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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基督教牧師 Madelon Wheeler-Gibb 談因果

編輯組訪問

問：請您先談談您的文化、宗教背景，以增加讀者的瞭解。

答：我在美國加州長大，是道地的加州人，高中畢業後，首次離家，去東岸的衛斯理大學，完成學士學位。接著我又繼續神學研究所課程，拿到碩士學位後，擔任基督教傳教士多年。我從小就接受神學教育，讀研究所準備成為牧師時，在一門世界宗教課程中，接觸到佛法。那一學期，我恰巧懷孕，無法上課，只能去書店買教科書回家自修，我對書中的第二章，愛不釋手。所以往後我傳了六、七年的福音，但是對佛教經典的研究從未終止，也參加禪坐等法會。七年後，大概因緣成熟了，我覺得自稱「基督徒」已名不副實，所以離開神職，轉業自立，專心修習佛法。後來加入西來寺，大約是十年後，等到外子皈依三寶，星雲長老請我們在西來寺任職，在美國以及世界各國，用英語弘揚佛法。

問：因果觀念不但是佛教修行的基礎，就中國而言，它在通俗意義下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懲惡揚善觀念，也是傳統社會中維持良好人倫秩序的支柱之一，可說是倫理教育的一部分。請問您以一位既瞭解西方文化又瞭解佛教的人來說，傳統的西方文化有無與因果觀念相似的東西？有的話，您覺得這兩者之間相似點與相異點為何？

答：西方文化形形色色，非常多樣化，歐洲文化就與美國文化不同。不過文化雖有差異，可是好比樹的枝枒，看似錯綜複雜，卻是同根生，這個根就是基督文化。我只能就自身的文化背景，也就是「美國文化」，提供一些淺見。美國文化與因果觀念之間，有兩點可以提出討論，第一是心靈，第二是政治。讓我先談談心靈方面，再以政治的角度切入。不過這兩者相互影響，可能從始至終，它們絲縷相纏，如革穿簡，很難清楚的劃分界限，美國人的思想行為，深受這兩者的影響。從精神層面來說，美國文化的基礎，除了心靈之外，還有哲學。西方文化對「善」的認知，源遠流長，例如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公平正義」的人，什麼是「真誠」的人。西方人為了追求「真理」，在哲學中不斷探討，許多非宗教徒，他們追求真理的熱誠，有助於哲學的演進。因此，這些都成為西方哲學上，追求「真、善、美」的豐富遺產。同樣的，追求真理，我們也具有豐富的基督文化遺產。基督文化對真理的追求，與一般哲學探討，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對輪迴的認知。基督文化只討論「一世」，不提過去世與未來世；就是因為只有「現在世」，所以在這一生，我們一定要「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為現世所做的種種，果報將在壽命終盡時現前。今生所做的善，除了奉行神的旨意之外，還包括「敦倫盡分」；什麼應是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人與親友之間的關係，即使是只有「現世」，因緣果報之間的關係也非常緊密。美國人常說：「種什麼因，得什麼果」（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換句話說，做善得福，給人氣受，自己也會變成他人的出氣包。雖然基督文化不認同佛教徒所謂的「因果輪迴」觀念，但是「因果」對於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來說，並不陌生，凡事有善、惡之分，作惡所招致的果報是痛苦的。西方哲學，亞里斯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所探討的「什麼是善法」、「什麼是真理」等問題，都成為美國文化的深根，表面上這些哲學問題似乎與美國文化毫不相干，事實上兩者息息相關。不過，與中國文化不同的是西方人「民主」的觀念，「民主」一定包括做好人、行好事。自由民主的先決條件是人們協議、選擇自由，如果是真民主，每一個人必然會先考慮到他人的「權利」，如何做對他人比較有利。要維繫社會的自由，必須有治理眾人之事的方法與準則，必須照顧到每個人的利益。因此，建立社會價值體系是不可或缺的，分辨什麼樣的行為是善、是惡，可以幫助，也可以毀壞一個自由的社會，當然自由社會的維繫也在於此。中國文化或是佛教文化中所謂的「因果關係」，在美國文化中有好幾種不同的解說，我們不能用純宗教、政治，或是純哲學的角度來解釋因果關係。我深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也是多數宗教徒、或有道之士所奉行的金科玉律；再者，完全為他人謀福利的人生必定是最幸福的人生。當我受三皈五戒時，有部分的誓戒和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不謀而合，例如「眾生無邊誓願度」的犧牲利他精神，對我來說非常熟悉。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明辨是非善惡，這許多不同的觀念相互結合、影響，成就了美國文化。

問：我們所謂的「因果通三世」，基督文化中沒有過去世、未來世，也沒有「輪迴」的觀念。如果因果的關係只有今世，無神論者不相信最後的審判，認為天堂、地獄是子虛烏有之事。對這種人來說，是否只要能夠逃避法律的制裁，似乎就可以為所欲為，超越因果律？

答：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急切的四出傳福音，一心想把非教徒轉變成教徒。只有一世的時間，不趕快勸信，就來不及了。宗教和文化息息相關，即使沒有宗教信仰，也不表示不相信上帝。根據民意調查，大部分的美國人，都相信有神或是某種「主宰」的存在，無論「祂」叫做上帝或是其他的名稱。如果問道：「你有宗教信仰嗎？」答案或許是否定的，但是若問：「你認為冥冥中有善惡獎懲的審判嗎？」答案大多數都是肯定的。這個善惡獎懲的審判，不見得有固定的名稱，因為美國文化非常的多元化。再者，現今社會對精神生活的追求，與以往不同，人們或許不信教，但是對於善惡的因果關係，有相當的認知；對前世今生，甚或來生產生好奇，是否今生所做的惡會在來生結果等等。一般來說，美國文化中善惡的果報，確實是通過法律與宗教的方式來完成，只有道德修養高超的人士，才會自發的勉力向善。與中國文化不同的是，美國人不相信「人死為羊，羊死為人」等等的六道輪迴之說，美國人不認為宇宙、生物的形成與輪迴有關。中國佛教徒相信鬼道的存在，對非中國佛教徒來說，鬼道是個新鮮的名詞，他們可能認為你們相信鬼是件奇怪的事。直到最近我才明白，鬼之所以對中國佛教徒有巨大的影響，正是因為六道輪迴之說。在美國，法律的制裁是約束大多數人行為最有力的方法；對中國人來說，懼怕來世做鬼、做畜牲的因果輪迴之說，是行為規範的原動力。

問：在西方的基督教及天主教的「最後審判」觀念，與佛教講的造業由心，隨業受報的異同如何？

答：最近我們剛翻譯完《藥師佛經》，翻譯時在經中讀到「閻羅王」這個名詞，「閻羅王」手中拿著一本簿子，我馬上聯想到最後的審判，兩者隱喻的方式如出一轍，一本簿子，善惡的紀錄等等。無論隸屬基督教中的那一個教派，只要是最後的審判，其結果不外乎上天堂或下地獄；天主教稍微有些不同，除了天堂、地獄之外，最後的審判後，還有個暫時的去處叫煉獄。佛教講的造業由心、隨業受報是最吸引西方人的地方。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人士，非常重視「自由選擇」，寧可相信未來是自己所選擇和創造的，而不願接受命運是天定的的說法。所以佛教中「萬法唯心」的觀念非常吸引人，我們今生的榮寵盛衰都是自己選擇和造作的結果，沒有人能抱怨老天爺不公平。基督教教導人們，生活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合天心的生活方式就是耶穌基督所設立的榜樣。基督文化中，我們要以耶穌基督為模範，有一個既定的生活模式，言行舉止等等細節要徹底遵循上帝的旨意，這也是人們做各種決定的依歸。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就有罪，將自動墮地獄。如何讓接受美國文化的佛教徒突破這一點，是最困難的工作，有些人花了我六年的時間，才把他們的「罪惡感」消除。這種「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的觀念，對美國人來說簡直美好得難以置信，無論行善或是作惡，他們寧可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任，而不願意過著沒有選擇自由的生活模式。基督教的生活就沒有自由，一切都有嚴格的規定，如果我接受耶穌基督，依照他的教導來過活，即使是有彈性的解讀《聖經》上的教戒，在保守基督徒的眼中，已經是叛離上帝旨意的行為。還有佛教中宇宙萬有的緣起，很難讓基督徒明白。例如他們問佛教徒：「有沒有上帝？」佛教徒的答案是：「基督教中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佛教中沒有。」如果我們有勇氣的話，我們的答案非但是沒有，更進一步，我們會說宇宙萬有是自己創造的。凡是談論到「創世紀」，就要非常小心，因為對基督徒來說，宇宙的創造是非常神聖的一件事。佛教說「萬法唯心造」，所以宇宙萬物都是自己所造作的，這種觀念對相信上帝創造萬物的猶太教徒或是基督徒來說，簡直是大逆不道，是最傲慢的想法。佛教徒的了解是自心不但造作自己的生活環境，這個環境同時又影響萬事萬物。所以「萬法唯心」具有危險性，因為自己所做會波及旁人。這個宇宙萬有的緣起，是非佛教徒所最難了解的一點。對基督徒來說，信上帝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徑，信阿拉或任何其他神都沒用；可是佛說地獄是唯心所變，天堂、地獄的鑰匙控制在自己手中。這個觀念十分難溝通，在基督教家庭中，父母對不信上帝的孩子，最是憂心，因為以後家人無法在天堂團聚。

問：佛教中因果觀念必須和輪迴觀念配合，前世、今世及後世的三世因果，傳統西方文化並沒有輪迴觀念，那麼佛教中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德公義，在西方文化中宗教中是如何解釋及伸張的？

答：今生做了大善而慘遭蹇難，或是無惡不做而安享榮華富貴，表面上似乎毫無公義可言。以神學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簡單的歸納成「為什麼會受苦」。如果真有上帝的存在，為什麼生命中會有苦難？佛教文化用「因果通三世」來解釋這個現象，但是基督文化中不談過去與未來，所以「伸張公義」的觀念在西方社會，是無比的重要。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基督文化的西方社會中，從事法律、公義工作的人比較多；反之，佛教文化下的東方社會，對正義的伸張就沒有急迫感，因為「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基督教中上帝對人的啟示，是相續不斷的，因為沒有未來世，所以基督徒對正義的要求非常強烈。修行包括身心世界，一切行為舉止，愛人如己，正義也是修行的一部分。所以西方的學佛人，往往不明白為什麼接受東方文化薰陶的學佛人，對「正義」的觀念這麼淡薄。西方人強調「正義」，無論心靈、政治、哲學各方面，都要求伸張正義。因為只有「今世」，所以「公義的社會」與「人間天堂」都是我們一生所追求的目標，這兩點是西方由來已久的傳統。所以維持公義的社會，是基督徒的責任，正義不張時，民主就不存在，上帝所賦與我們的「人權」自然不能維繫。

問：西方人所說的destiny和佛教的karma有何不同？

答：美國文化對「destiny」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美國人相信「再生」（rebirth），但是他們認為「輪迴」是印度教的說法，例如靈魂從這個軀體進入另一個軀體。許多美國人將「輪迴」和「再生」當做是同一件事，在西方文化中，再生的觀念由來已久，古羅馬哲學家就常常探討它，只不過它在西方文化中的普遍性不如東方。也有很多對宗教信仰不虔誠或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們相信過去世與未來世，他們對「destiny」的看法或許和佛教徒非常相似；至於虔誠的教徒，他們認為命運是自己今生行為造作的結果；對於反宗教的非教徒來說，他們認為人定勝天，命運是自己開創的。

問：在西方，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用到karma這個字眼，究竟他們對「因果」明白多少？

答：許多人只是把這個字眼掛在嘴邊，大多數人對karma的認知，僅在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淺顯道理。我注意到中國佛教徒，十分強調禍因惡積的負面因果，對福緣善慶的正面因果比較少提，似乎兩者不太平衡。我認為在西方，強調正面的因果報應，比較能夠鼓勵西方人來學佛。因為兩千年來，基督教的傳教方法，總是強調「罪」。舉例來說，我在西來寺教唱讚，我錄了世界各地多種不同宗教的唱讚，在教室播放給學生聽。到目前為止，我們學了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等等的唱讚，學生們學習的興致盎然。但當我播放基督教的唱讚時，學生們很厭惡的請我關掉，教室中有個中國學生，從來沒有接觸過基督教的唱讚，只有他沉醉其中。為什麼會討厭這麼美的唱讚呢？因為它引發基督徒從小所受的教條、對罪罰的恐懼等等。所以「恐懼」無法真正引導個人提昇心靈。小時候，父母說：「你要是去爐子上玩火，我就要打你的手心。」如果我們信教的原動力在於：「你要是作惡，上帝會降罰」，即使信了教，也不是好教徒。再者，美國人不喜歡受束縛，更不喜歡受他人的約束。大多數西方人，對佛教的認識很少，在弘揚佛法時，千萬不要用「懼怕」的手段，會造成反效果。在西來寺學佛的西方人，他們做好人、行好事的原動力不是「懼怕」，而是希望提昇自己，「選擇」行善、「選擇」慈悲。許多人從基督教改皈依佛教，這已經造成家人、親戚、朋友、同事的不諒解，他們想要在佛法中得解脫，開發顯露真實性德，不是來受恐嚇的。

問：許多人的生命中遭受大苦難，基督徒是如何來解釋受苦難的原因？

答：對基督徒來說，無論遭到什麼樣的苦難，那都是上帝的旨意。當我們抱怨：「我什麼都遵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為什麼還會遭到這麼不如意的事呢？」《聖經》中多處提到，上帝說：「我什麼時候告訴你們生命是一帆風順的？」上帝並沒有保證遵照神的旨意過活，就可以避免苦難，而是人們不希望災難落到自己的頭上。上帝是來向我們解釋生命的奧祕。那麼生命的真相究竟如何？真相就是癌症、車禍、夭折、愛別離、怨憎會等等。所以上帝派遣耶穌基督來給我們做榜樣，讓我們明白無論生命的真相是什麼，都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來過活。有許多人把信上帝當做購買保險，就像不少佛教徒將信佛當做買了平安富貴的保險。如果做善，上帝就會保祐我，這種人無論信什麼教，都把宗教當做保險。但是真正的教徒，不認為信仰上帝，他們就能夠消災免難。如果耶穌基督都得要吃盡苦頭，年紀輕輕就過世，一生受盡身心的侮辱、苦楚、磨難，最後被殺慘死，在死前還懇求上帝原諒那些折磨他的人，因為他們無知，憑什麼我就可以避免生命中的種種苦難？真正的信佛人，也不會因為信佛，而對消災免難、升官發財有非份之想。一切法皆因緣所生，變化無常，疾病、死亡、災難等等，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們學佛就是要學做個覺悟的人。事上說來，生命的真相就是「苦」；理上說來，苦也是相有體空。一旦我們明白了事實真相，即使身受苦難，也不會感到痛苦難耐。如果我們深信上帝，對於受苦的認知是相同的。對虔誠的教徒來說，無論信什麼教，雖然慘遭巨變、受苦受難，但是心裡安然，絲毫不覺得苦。對佛教徒來說，只要覺悟了，明白事實真相，就能身苦心不苦；對基督徒來說，他們聖靈充滿，雖然受苦，但是心中仍洋溢著神的喜樂。這完全要看修行，佛法是「內學」，並非我做了什麼，佛菩薩就會給我些什麼好處；佛法不是工具，無法保護我們不受苦，不是「使用它」就可以得到功名利祿，而是教導我們覺悟的學問。

問：就西方人來說，因果觀念是否合邏輯？在因果觀念中，西方人容易接受的觀念有那些？很難接受的觀點有那些？為什麼？

答：「種什麼因，得什麼果」的觀念是非常合乎邏輯的，西方的學佛人尤其相信其邏輯性。在西方社會，喜歡佛法的人，必定對因果觀念深具信心，不過前生、今世和未來世，對許多人來說，的確是個新觀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輕易接受。對西方的學佛人來說，因果觀念倒不是很大的問題，最大的挑戰是生命的源起，我個人對佛所闡釋的生從何來，覺得奇妙無比。我私人以為生命的由來與「空觀」，這兩點是佛法中最引人入勝的，它與基督教中，上帝創造宇宙萬有，完全不同。

問：造作不善是造成災難的原因，而現在社會各種貪瞋癡慢風氣瀰漫，可能釀成巨禍。淨空法師認為，防止災難發生之道，提倡佛法可能收效太慢，唯有提倡因果教育收效最快。在中國而言，提倡因果教育相當方便，不但現代中國人還遺留一些因果觀念，同時中國歷代還有許多有關因果的書籍及公案（例證），可以大量印行散發。但對西方社會來說，如果提倡因果教育，您認為障礙有那些？障礙大不大？有無類似這方面的書籍及資料？（是否因為傳統西方人不信輪迴，所以歷史上即使有這方面記載，也會被視為荒誕不經而不予採錄記載？）如果沒有，由中國這方面資料譯成英文來流通，您認為效果會如何？那您認為在西方社會應該如何來提倡因果教育？

答：在此，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可能非常顯著，因為一方相信「萬法唯心造」，另一方是「神是造物主」。在《聖經》中也有記載地震、水災等自然災害，是神的處罰。所以基督教的教學中，也有災難的降臨是因為造作不善，但是它不明白「心」生萬法的力量。佛教中所謂作惡的依報就是自然災害，我相信即使是不信佛的中國人，他們對此也深信不疑。宇宙世界是瞬息萬變的，就像人老了會生皺紋般的自然，這些自然法則的運作，帶動整個宇宙的運行。根據我的觀察，中國佛教徒對自然災難的處理，多數聽天由命，認為是業報的酬償；西方佛教徒認為世界是因緣所生，災難是自然的現象，當然這其中包括人心和自然環境的因果定律。人是自然環境的一部分，人會生病，無論癌症或是感冒，都是身體的不適；自然災害就像人體的疾病一樣，是大環境的病變。我個人學佛的感想是不要強調這些災難，以自心的修行為主，培養慈悲、博愛的胸懷。我認為這個世界是完美的，佛說：「心淨則土淨」，我生活的目標不是要改變世界，而是提昇自己。我認同星雲長老的理念，這個世間就是「人間淨土」。當然，我們都知道世界有許多不完美的地方，我們也都希望能夠挽救世界的苦難，光是有這樣的想法，就已成就了「完美」。我們培養慈悲心就是從利他出發，要是做善能夠避免大饑荒，有慈悲心的人一定會主動肩負起行善救世的責任。所以我們還是得以「自利利他」為出發點。我認為要在西方社會弘揚佛法，一定要兼顧到西方文化，否則雙方好比「雞同鴨講」，流通再多的經典都沒有用，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問：中國文化圈中這幾個地區，不論台灣、中國大陸或香港，由於受到近代西方科學及科學主義的衝擊，中國人從傳統的尊重「因果報應」，到很多人對因果觀念全不相信或半信半疑，以致行為放蕩，道德水準不斷滑落。在近代西方有無和中國平行的道德水準滑落現象？原因與中國相似或不同之處為何？

答：美國文化也呈現道德滑落的現象，很多人企圖深入探討病根的所在，或是研究與思索「上帝是主宰」的神學核心。這就是為什麼有些西方人信佛的原因。神學中的上帝主宰一切，非常「排他」，不是遵循上帝的旨意而受恩寵，便是不遵照神的旨意而受處罰。我對這樣的教學，比較不能接受。許多人認為科學的發展，造成對神權的挑戰，以致道德水準低落，而我毋寧認為這是思想見解的成長，讓我們明白生命的真相。舉例來說，如果有基督徒說只有信基督才能上天堂，那麼努力修行的佛教徒、猶太教徒、回教徒等，無論他們的身行多麼的善良美好，都不能體驗到神的光明。這種想法會改變人們對基督教的看法，會讓我們尋求一種具有廣大包容性的東西，而佛教正是答案。就是因為這個「排他性」可能造成人們錯誤的見解，所以我從不說：「不信因果就不是佛教徒」。如果我說：「你必須完全放下基督徒的思想與見解，然後才能接受佛法」，這不是好的方法。不如說：「你不用相信我的話，也不須聽信他人的經驗，你自己來觀察、體驗看看」。世上有些人信神，有些人對神有疑惑，也有些人真正明白上帝不是萬物的主宰，但是大多數的人沒有意見，這也是為什麼科學的研究與證明發展迅速，因為它是一個「求真相」的方法與過程。我認為科學的發展是佛法興盛、弘傳的有力助緣，佛法和世間法是一體的，就是因為我們想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才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宇宙萬法的緣起；道德滑落是科學演進的過渡現象，但是求真的精神卻是信佛的原動力之一

http://www.amtb-la.org/muxijinghua/InterviewPerson/interview_Madelon-Wheeler-Gib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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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躲不開繞不過的孽債

關鍵問題輕描淡寫 胡錦濤的“七一”講話，在總結中共九十年發展歷程時，本來也很應該深刻地檢討黨在歷史上所犯的嚴重錯誤，以科學發展觀認真地總結其沉痛教訓，乃至藉此機會代表今天的中央，為本黨前幾代核心對人民的欠債，誠懇地向人民說一聲“對不起”──就像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先生為他還未出生時，他的國民黨前輩在“二二八”事件中鎮壓台灣人民而對台灣人民賠禮道歉那樣。但很遺憾，胡的“講話”里僅有輕描淡寫的“我們曾經犯過錯誤甚至遇到嚴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的指導思想脫離了中國實際”。胡還說這方面的教訓，黨已分別在近七十年前的“歷史問題決議”和三十年前的“建國以來歷史問題決議”中總結了。這符合胡自己一直大力倡導的“科學發展觀”么？殊不知，近年來披露的歷史真相早已令人們質疑這些決議的可信性，例如其中對毛澤東的評價。難怪老百姓批評：共產黨天天說實事求是，卻偏偏不實事求是。 難以忘懷的傷害 ， 社會要和諧，得先要社會成員──百姓民眾心情舒暢，才能同心同德地共建和諧社會。中共九十年歷史中，從戰爭年代到執政后的和平時期，在黨內黨外、在社會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不知多少自己人被迫害、被“非正常”死亡，多少家庭受株連傷害！“一黨業成萬骨枯”、“萬戶蕭疏鬼唱歌”，作為共產革命的領導黨、執政黨，共產黨犯“錯誤”，不僅僅是自己的“偉業”、“遇到挫折”的問題，而是千千萬萬人民為你付出慘重生命代價的嚴重問題！任何一個尚有人性、良心和良知的人，不應該想不到這一點。 當今中央領導核心，都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理應了解和仍然記得共產黨執政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整人、殺人、餓死人以及株連傷害人的種種劣跡。遠的且不提，就說二十二年前的“六四”大屠殺和後來的鎮壓“法輪功”，其惡劣影響和嚴重後遺症至今猶烈。而幾十年來政治迫害的倖存者和他們的家人，又豈能輕易忘記所受的傷害？就是“偉人”如鄧小平，不也因其長子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殘而耿耿於懷？ 錯了要改、欠了要還 當權者或認為，對付以理性、和平方式提出合理訴求的受害者，也可以採用對付碩果僅存的黨內元老和民主老人李銳、胡績偉等的呼籲政改那樣，等他們“自然淘汰”。經過黨對歷史真相的繼續遮蔽和對民眾的不斷洗腦，使後生一代（即使是受害者的後人）對歷史都不了解或甚至不感興趣，只知道黨“偉光正”，甚至一直都是“偉光正”，那麼，黨的這些歷史欠債就可躲過去，責任問題就可以繞過去。而最重要的，就是共產黨便可以繼續一黨專制下去──雖然溫家寶說“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是亘古不變的”。 共產黨一貫自詡“偉大光榮正確”，我則認為它必須光明正大──就是襟懷要坦白、行為要正派。人也好、黨也罷，犯了錯，必須認、更需改。例如五十四年前的反右派鬥爭，鄧小平是副帥且是前線總指揮──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所以儘管毛澤東已死，但他硬是留下幾十名包括毛統帥欽點的右派分子，堅決不予“改正”。就因這“鄧凡是”，至今仍不給予“反右”徹底平反，五十多萬“改正”右派（有說當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實際有三百多萬人）被扣發二十二年的工資也不獲發還，更遑論對受害者及其被株連家人的多年屈辱賠償了。十年“文革”浩劫剛結束，社會百廢待興，國家財政困難，補發問題可以延後解決。人民群眾尤其是知識分子，大多是理性的，是顧大局的。但民眾的理性和諒解卻不等於共產黨就可以若無其事。幾年前，某圖書館一個老讀者座談會上，一位長者突然偏離了主題，憤憤不平地說：“趙紫陽同志自己就是黨中央總書記，他會分裂黨?!”語驚四座！我打聽，原來該長者是當地郵局的退休局長。可見，對共產黨的歷史，民眾包括黨員心中其實都有一本帳。將來的歷史記載必定會功罪分明、筆筆清楚。 歷史並非只由統治者寫 祈望有人性、良心和良知，具政治道德、智慧、勇氣和魄力的領導人、核心班子，能真正本着“以人民為本”、“以人的尊嚴和生命為本”的精神，認真地反思、梳理，對黨歷史上的錯誤尤其對人民的欠債──包括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誠懇表態並重新做出合理的善後，則功德無量！儘管不少受害者早已人亡家破，但相信仍有不少受害者及受到影響的家庭仍倖存，並在生活方面有各種各樣的困窘和精神傷痛──就如“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當年她們已是灰頭人送黑頭人，今天則都已白髮蒼蒼了，一些人更已逝去。這些家庭雖不一定都有經濟困難，但二十多年來，越是盛世慶典、越是鶯歌燕舞，這些失去子女的老人們卻越是悲愴！她（他）們仍在苦苦地等待當局能給一個公正的說法。無法想像二十多年來，這些老大姐老大哥們究竟是以怎樣的堅強意志才能夠在巨大的痛苦中和政治歧視下熬過來，並一直堅持為死去的子女討說法的。劉少奇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公道自在人心，歷史並非只由統治者自己寫。自己造成而又一直捂著、拖着的問題，終究是既躲不開也繞不過的。

http://b5.secretchina.com/news/11/11/24/430442.html?%E4%B8%AD%E5%85%B1%E8%BA%B2%E4%B8%8D%E9%96%8B%E7%B9%9E%E4%B8%8D%E9%81%8E%E7%9A%84%E5%AD%BD%E5%82%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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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鋒：歷史欠債總是要還的   

作者：劉鋒

來源：財經雜誌

來源日期：2014年01月20日

本站發佈：2014年01月22日

點擊率：1109次

法國哲人伏爾泰說：“歷史只是一連串罪惡與災難的圖畫。安分守己與清白無辜的人，在廣大的舞臺上一向就沒有立足之地。”歷史真是這個樣子嗎？如果是，正直的人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這句話很流行。從經驗來看，它頗有道理。出來混，總會欠債，有善債，有惡債，欠債總是要還的。正如佛家所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拉長點時間看，還債就有點歷史的味道。 　　名導演張藝謀因為多生幾個娃，被罰748萬元。按現有計劃生育政策看，罰是應當。罰的背後，有一段歷史的背景。在中共建政的前二十年裡，“人多力量大”，“人多好辦事”，是主流聲音和主流價值。1957年提出“控制人口”論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因不合主流，被批得體無完膚。沒過幾年，中國就成立了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開始控制人口。到了1979年，計劃生育就成了基本國策。到今天，為了多生個孩子，中國人吃遍了各種辛苦。曾聽一個居委會支部書記說，他們為了抓一個超生逃亡的婦女，花費了很大代價，不遠幾千里，跑到新疆，把那個婦女抓回來，強制流產。這個書記說，他們明知道那是“殺人罪”，還得做，沒有辦法啊！當初鼓勵人口生產，現在控制人口出生，無數中國人不得不用血和生命的代價還歷史的債。 　　近日，又有宋彬彬為“文革”中迫害老師、學生的行為道歉，這也是還歷史債的一種。之前有陳小魯等人的道歉。官方定義“文革”為一場內亂、動亂，然而在整個社會中，有許多人還是懷念“文革”，甚至認為“文革”是“大民主”、“文化啟蒙”、“學生整貪官”、“繼續革命的偉大創舉”、“社會平等的美好時期”、“神一般的偉大領袖的傑作”。可是，這些人不瞭解“文革”的真面目，不瞭解“文革”欠下的歷史債務。“文革”歷史鮮血淋淋、觸目驚心，實為人間慘劇。由於官方的刻意回避，民間對於“文革”歷史的研究和真相的揭露還被限制在非常小的範圍內，造成整個社會對於“文革”歷史缺乏應有的反思精神和真誠的道歉，因而也就拖欠了許多的歷史債。隨著認真反思和真誠道歉人數的增多，整個社會對於“文革”殘忍、野蠻、侵犯人權的真面目會有更多的認識，被奉若神明的偉大領袖也逐漸被拉下神壇，防止“文革”社會形態復辟的行動也被更多地提及，這些行動層面和認識層面的人多了，欠的歷史債才能少一些。終有一天，歷史會告訴世人“文革”到底是個啥樣子。 　　發展是硬道理。中國為了驗證這句話，急急忙忙地發展了30多年，大同小異的高樓大廈起來了，鋼鐵、水泥、能源、資源用了不少，著急上火地欠了不少生態保護、環境保護的債。到今天，霧霾叢生，口罩妝扮，咳嗽不斷，山河髒水橫流，垃圾隨處可見，嚇得許多人逃離國土。生活在其中的許許多多的人，不得不用呼吸道、肺、波動的心情、附加的花費、五味雜陳的掙扎，慢慢地還快速發展欠下的債。在發展的洪流中，官員群體一馬當先，往前跑的同時，也欠下了一屁股的債。人心浮動、民怨沖天、政局不穩、發展乏力等等債務，讓不少“老虎”和“蒼蠅”現出原形，吃了官司。然而，僅僅這些“老虎”和“蒼蠅”的還債，就足夠了嗎？ 　　打開官方修訂的中國近代史，恥辱隨之而來，“落後就要挨打”的宣傳深入人心，為了不挨打，上臺執政的人都把自己當做救世主，結果今天的國人還得在“國家先富強，民眾才能跟著富”的邏輯裡打轉轉，還有很多人相信救世主的存在，還有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頭腦和雙手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在還舊債的同時，還在積累新的債務。與官史相對，一些民間人士也在修史，以揭示一些真實的歷史事件。這些民間人士是在還債，還歷史以真實、原貌的債。正如法國作家巴爾扎克所說：“歷史有兩部：一部是官方的，騙人的歷史，做教科書用的，給王太子念的；另外一部是秘密的歷史，可以看出國家大事的真正的原因，是一部可恥的歷史。”官方和民間都在修史，都在力圖還債，到最後，誰是繼續欠債，誰是真正還債，都會慢慢在後人頭腦中留下大致的觀念軌跡。 　　想當年，魯迅先生被偉大領袖捧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並給予魯迅“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就這樣，魯迅在革命鬥爭、階級鬥爭的年代裡被推上了神壇，而且被過度地解讀、符號化。到了今天的建設年代，魯迅的普通人面貌逐漸回歸，魯迅所寫的文章也被不斷地從中學教材中刪減，魯迅的獨立自由精神和尖銳批判社會黑暗面的個性也被社會重新認知。與之相比，在1950-1970年代的政治極“左”年代，胡適先生被批判了20年之久。在主流媒體中，胡適的思想一直被批判為一堆歷史垃圾，一罐文化毒品，一種罪惡的思想體系，甚至一切知識罪行的污染源。胡適本人也被咒駡為崇洋媚外的買辦文人、文化漢奸、“洋奴”、“妖怪”、“套著美國項圈的走狗”、“出賣祖國的最無恥的賣國賊”等等。當年那些“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方向正確”的、“群起而攻之，搞臭一個人”的批判，到了今天都被重新審視和梳理，一個平和、理性、不卑不亢、不向權貴低頭、矢志不渝追求自由精神的胡適也被社會各界重新認識和評價，胡適的思想也逐漸傳播四方、深入人心。不論在什麼年代，許多試圖歪曲某個歷史人物的描寫、評述都會在歷史的大浪淘沙中被恢復過來，這難道不是還歷史的欠債嗎？ 　　中國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積累了不少善果。同樣，中國也有5000年不文明的歷史，積累了不少惡果，諸如專制傳統的延續，官本位思想的傳接，公德意識的淡薄，法治思維的缺乏，誠信精神匱乏，信仰功利化傳統頑固，等等。善果，可以享受其好處。惡果，就得還債，歷史越久遠，還債就越久遠。 　　俄羅斯也有久遠的歷史傳統，欠的歷史債務也很多。比如，俄羅斯的專制傳統，蘇聯政權負資產的繼承，對國家領袖個人魅力的崇拜，不同民族、宗教之間的衝突，邊界領土的衝突，統一與自治之間的衝突，對資源開發的高度依賴等等，都是這個國家需要長期背負的債務。 　　日本侵略中國是鐵的事實。然而，日本領導人卻不顧歷史，常常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惹得中韓等國政府、民眾極大氣憤。歷史上，日本侵略中國欠了債，但許多日本人卻不怎麼想還債。但是，歷史走到了今天，賴帳是說不過去的。不還債，只能欠更多的債，將來還是要還的。印度詩人、作家說：“人類的歷史是很忍耐地等待著被侮辱者的勝利。”包括中國人在內的相關國家民眾感情的受侮辱，需要很耐心地等待日本人償還歷史的舊債。 　　與日本相比，德國人對歷史的態度就值得讚賞。德國人發動了“二戰”，並殘酷地施行種族滅絕的政策，大肆殺戮猶太人。從1939年到1943年，德國僅在波蘭猶太人隔離區內就殺害了大約40萬起義的猶太人。到了1970年，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的“驚天一跪”，贏得了世人的尊重。贖罪、還債的新德國人形象在歷史中打下烙印。 　　與中、俄、日、德相比，美國的歷史債務負擔較輕，加之，美國的建國領袖們，在美國憲法的制定和權力的制衡方面費盡了心血，使美國人得以在一個憲政、法治、自由、民主的領土內享受生活。然而，近些年來，美國連續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使其背負了許多的歷史債務。另外，美國還有一顆“世界員警”的心，要維護世界的安全，必然會拿它自己的人權標準與和別國的主權標準相抗衡，衝突難免，負債也就難免，索債的人就會多起來。 　　放眼今天的整個地球村，發現每個大洲的人類都在欠債。人類的一切黑暗面，諸如偏見、惡俗、仇恨、戰爭、侵略、殺戮生命、侵犯人權、破壞生態、製造化學武器與核武器等等，都在大肆蔓延，人類會不會走向自我毀滅的盡頭？人類給地球帶來的負債會不會加速地球的衰竭和毀滅？不斷膨脹的人口規模，已突破70億，未來還會增長，地球能否承載那麼多的人口？不斷惡化的自然環境、氣候變暖、資源消耗、耕地減少等，會不會造成類似電影《2012》中的災難場景？法國哲人伏爾泰說：“歷史只是一連串罪惡與災難的圖畫。安分守己與清白無辜的人，在廣大的舞臺上一向就沒有立足之地。”歷史真是這個樣子嗎？如果是，正直的人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欠債得還，天經地義。怎麼還呢？在一人之內，發掘心中良知，與人為善，抑制心中作惡的念頭和過度的欲望，然後在良法的規則內大膽追求個人的自由與平等權利，並恪守欠債還錢、知錯能改、真誠道歉、探求真知的歷史規則。在一國之內，人能做的就是訂立遊戲規則，這個規則必須以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尺度訂立，訂立後嚴格遵守，並在行動中不斷修改、完善規則。國與國之間的遊戲規則，比如憲政、法治規則的相互競爭、相互學習，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在地球村內，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觀念的人，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傾聽、妥協、合作、共用，把這個星球修飾得更好一點不好嗎？ 　　有人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真是這樣，不守文明規則的任意打扮，就會把這個小姑娘弄得其醜無比，無法入眼，並因此欠下歷史的重債。然而，小姑娘總會長大，總會關注自己的外貌，並嚮往著美麗，在追問真實的過程中回歸自己本來的面目。當然，她對邪惡的打扮者也會充滿自己的憤恨和鞭笞，繼而用自己真實的方式書寫真實的自己。就這樣，小姑娘讓打扮自己的邪惡者還了債，也還給了歷史一面真實的天空。與其說小姑娘的形象是一個比喻，不如說這是歷史一直以來的教誨--保持對歷史的應有尊重，在有生之年盡力還掉歷史的債務。對歷史的教誨保持應有的信念，是正直的人活出意義的直覺所在。 　　劉鋒為法學博士，獨立學者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article/105/229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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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詠紅：中共應對敏感歷史問題

作者：韓詠紅

來源：聯合早報

來源日期：2016年07月08日

本站發佈：2016年07月08日

點擊率：3361次

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紀念剛過，黨內負責歷史工作的官員本周即宣佈，要有計劃地開展對社會關注度高、複雜敏感的黨史問題、黨史事件、黨史人物的研究。

這是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張樹軍本週三（6日）在記者會上發出的信號。這番講話，也是針對中共明確反對的“歷史虛無主義”問題，給出了官方回答。

什麼是“歷史虛無主義”？中國思想界對此有不小爭論。基本上，大家共同認可的事實是：“虛無主義”源於拉丁文，早在18世紀就由德國哲學家提出，因俄國小說《父與子》而在中國流行起來，特點是“否定一切”，以致可以“毀棄一切”。

但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中國的表現是什麼？大家的分歧點就突出了。有學者認為，文革主張拋棄一切傳統文化，恰恰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頂峰。反之，官方學者強調，那些鼓吹否定中共革命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30年、否定黨史英雄的思想與言論，才是必須批判“歷史虛無主義”。

週三的記者會上，張樹軍是這樣說：“我們現在講的歷史虛無主義就是歪曲、否定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還包括軍史，誣衊、詆毀党的領袖和英模人物等等。”

他並解釋：“它的要害是什麼？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張樹軍在強調應該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同時，也提出要積極主動應對，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予以回應；第二，要對社會關注度高、複雜敏感的黨史問題、事件、人物的研究，加大正面宣傳力度，佔領黨史輿論陣地。

最後，他提出要堅持嚴格區別對待，“正確處理政治和學術、研究和宣傳的關係，發揚學術民主，鼓勵學術爭鳴、學術探索，推動黨史研究的不斷深化”“為反擊歷史虛無主義提供學術支撐”。

張樹軍提到要加大對“複雜敏感”的黨史問題的正面宣傳力度，讓一些評論者感到鼓舞，認為這是中共將逐步讓文革、六四等敏感歷史話題“脫敏”，允許國內討論的重大信號。

當然，官方的目的是為了讓官方正史能主導輿論陣地。

應該說，中共讓敏感歷史逐步“脫敏”並不足為奇，而且是必然趨勢。因為，隨著中國開放程度提高，民眾接觸資訊的管道十分寬廣，國內網路防火牆再強大，都無法完全阻絕民眾通過翻牆，或在出國留學旅遊時接觸到官方認為“有害”的資訊。既然不能完全阻絕外來的質疑聲，那採取主動，主動將官方的原委說清楚以爭取民心認同，豈不是明智之舉？

確立了這個方向，下一步的關鍵就是怎麼做好“正面宣傳”，以及處理好政治與學術的關係。畢竟，倘若宣傳的內容不符合事實，經不起質疑與拷問、嚴禁質疑與拷問，那它就無公信力與說服力可言。同樣的，如果官方已有結論在先，學者研究只為了證明其結論的正確性，那也不叫學術，是政治的工具。

恰恰在這方面，中國的成功案例還不多，還須多多努力。就在上個月底，《炎黃春秋》雜誌社前執行主編洪振快就因對中共正史中的“狼牙山五壯士跳崖”進行了考證與質疑，被判侵害他人名譽、榮譽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洪振快的律師就認為這是“政治審判”，看不到當局有允許歷史問題公開探討的信心。

其實，中共強力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本原因，還是如張樹軍所表明的，是為了防止“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再深一步說，這正是因為中共一貫以歷史做為其統治合法性的依據。

一般認為，現代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依據，包括共同價值、法治、善治。因此，對於統治者而言，維護意識形態或共同價值，對政權穩定是重要的。歷史與對歷史的解讀，也並非塑造共同價值的唯一素材，像中共十八大時提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許是更具時代意義，也值得弘揚，可以更有力鞏固民心的共同價值。

事實上，與其讓歷史問題糾纏不清，持續背沉重的“歷史包袱”，不如坦然面對歷史問題。中共要讓歷史問題“脫敏”，需要讓歷史與統治合法性適度“脫鉤”，逐漸形成新的共同價值與統治合法性，實現政權的現代化轉型。這當然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從能做的地方入手，現在就可以開始。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article/111/2429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