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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演義(第五回)-201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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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演義(第五回)-2016-05-15

 

 

 

 

中日高層經濟對話最快今夏重啟

 

 

據日本共同社59報導,日本政府消息人士9日透露,政府已開始就最快於今夏在東京舉行重要部長級官員間“中日高層經濟對話”與中方展開協調。這是根據4月底兩國外長會議就加快政府間對話達成的共識進行的應對。這將是約6年來的首次雙邊經濟對話,日方希望在對話中確認兩國為確保世界經濟穩定增長展開協作,並要求中國也採取安倍晉三首相提倡的積極的財政刺激措施。

 

中日上一次經濟對話於20108月在北京舉行。日方力圖通過加強經濟合作來促進兩國關係改善,希望能為設想於9月在中國舉行的安倍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腦會談造勢。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9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日本外相)時隔約4年半的這次訪華極具意義。希望能根據此次成果早日協調舉行高層經濟對話。”

 

據預計,日方將派副首相兼財務相麻生太郎、外相岸田文雄,中方將派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等多名重要部長級官員出席會議。

 

設想的議題包括以財政刺激措施提振經濟的效果、政策協作的可能性以及在中國亟需的環保領域開展日中合作等。

 

首次中日高層經濟對話於200712月在北京召開。2010年舉行第三次對話後因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造成的日中對立而中斷至今。

 

 

http://www.guancha.cn/Third-World/2016_05_10_3596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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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共同體”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14-04-19 10:57:17

 

 

中評社香港419電/《日本新華僑報》419載文《三個“共同體”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摘要如下:   41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4年博鰲亞洲論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亞洲要結成利益共同體,形成亞洲命運共同體,打造亞洲責任共同體。三個“共同體”的提出,反映了中國政府對周邊外交工作的重視,也反映了中國推動亞洲一體化建設的積極姿態。亞洲共同體的建設,既有基礎,又有困難;既有機遇,又有挑戰。

    亞洲共同體已經有一定的基礎。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曾為亞洲文明作出巨大貢獻。自古以來,亞洲各國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繁盛,日本、韓國、越南、蒙古等各國之間相互影響,逐漸形成了人們津津樂道的筷子經濟圈和漢字文化圈。   當前亞洲各國經貿、人文交流密切,亞洲共同體面臨諸多機遇。20099 月,時任日本首相的鳩山由紀夫在美國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胡錦濤會晤時,提出了建立一個“東亞共同體”的構想,受到廣泛關注。“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已經歷十餘年發展,除領導人會議外,還有外交、經貿、科技、文化等18個部長級會議。中日韓與東盟也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合作交流機制。

   同時,亞洲共同體建設也面臨巨大困難。其中的困難之一,就是日本對外侵略的傷痛並未完全消除。在中國,提到“亞洲共同體”,很多人都會自然想起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早在1939年,日本侵華時就出現了“東亞共同體”的說法,不過更多的場合下日方更喜歡用發音相同的“東亞協同體”,後逐漸發展成為“東亞共榮圈”的表述並寫入日本國策。那時的“東亞共同體”是日本試圖在文化和思想上瓦解中國的手段,當時日本提出的“東亞共同體”受到中方抵制,蔣介石和周恩來都駁斥過日方論調。 

 

亞洲共同體的另一個困境則是現實困境。歷史問題、貿易摩擦、領土紛爭、政治制度差異以及美國干預,導致亞洲各國之間分歧大、矛盾多、摩擦不斷。尤其是亞洲各國之間意識形態分歧巨大,日本不斷推行價值觀外交。中韓、日韓等不少國家之間存在領土爭端,緊張局勢一觸即發。另外還有朝韓問題等棘手的政治問題難以解決。在這種背景下,在任何一個領域形成亞洲共同體都十分困難,需要長期的努力。   在亞洲共同體建設方面,中日韓三國作用值得重視。中日韓三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之和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4%,占到亞洲的70%。三國總人口超過15億人, 且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三國在亞洲乃至全球都有較強的文化影響力、政治號召力。亞洲共同體的建設,需要中日韓三國攜手推進。而當前中日、韓日關係都受到嚴重挫折,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政府提出“亞洲利益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亞洲責任共同體”的戰略意義更值得玩味。

 

http://hk.crntt.com/doc/1031/3/8/2/103138230_2.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3138230&mdate=0419105708

 

 

 

                  名家-筷子經濟圈 2011-05-13 旺報

【范疇】 20餘年前初訪中國大陸時,深感其未來經濟輻射力,曾杜撰新詞「筷子經濟圈」,意味其影響力將隨著筷子的分布軌跡前進。    原因無它,西方文明如大浪淘沙,淘淨了東方亞洲的服飾、建築、曲樂、美術,甚至語言、政體,但威力再大,再過千年也淘不掉人們吃飯時手中握的兩根細枝。筷子背後的生命力及傳播邏輯,必然有其千古不變的道理。

            筷子包容性超過孔子  

 

  今日中國經濟體量巨大,其榮衰固然影響全球,然而真正與它「一榮俱榮、一衰俱衰」的,還是使用筷子的區域。凡使用筷子的,都落於筷子經濟圈之中;它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區域概念,例如,羅馬的中國城,雖然遠在數千里之外的義大利,但這方圓僅以公里計的社區,也屬於筷子經濟圈。再如,洛杉磯的韓國城,其榮枯亦與筷子經濟圈相生相伴。    

 

今天,大陸及台灣的學者、媒體,好用「大中華經濟圈」來指謂中國經濟發展重心,其實,這有點自絕於人的味道。日本方面,亦有「漢字經濟圈」說,中國人大為叫好,然而這又難脫文化霸權主義之嫌疑,韓國人首先就不會同意,新加坡人也不會樂意,到頭來還是淪為一個中國人自娛自樂的概念。    

 

筷子是中性的,它不是熊貓、不是長城,東方亞洲幾十個民族都在用它,概念上它沒有壟斷性,乃是一種自然的親和概念,人們甚至不必去追究它的起源。然而,筷子事實上又是一個千年不易的紐帶,這麼多的不同民族、語言文化,經過千年的文明衝突洗禮,它依然靜悄悄的存在著。

 

     若談文化的延續性、文明的關聯性、民族關係的模糊性,世界上可能沒有比筷子更為突出的例子了!    

 

筷子的中立性及包容性超過孔子,中國最好不要企圖去占領它。筷子既實用又有著強大的外延性,西方洋人也在開始學著用它、接受它;筷子的傳播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某種意義上,筷子的「軟實力」遠遠超過孔子。

 

 

              另一種全球化的概念

 

     很明顯的,中國經濟總體量已經足以撼動區域,然而眼前的中國經濟自身也已面臨巨大困難。值此歷史關頭,最要不得的就是放任民族主義孳生、臆想漢唐盛世,企圖使中國經濟演成為區域霸主。柔性的筷子經濟圈一朝變成剛性的「宗主經濟圈」,或與其類似的「大中華經濟圈」、「漢字經濟圈」,中國勢必在區域內、乃至世界範圍內落入歷史輪迴。

 

     筷子,其實可以作為「另一種全球化」的象徵概念。全球化就是一種跨越國家主權的概念;若每個國家都死守國界主權、經濟主權,根本就沒有全球化可言。然而,當前的全球化模式,多少帶著霸權主義的色彩。一旦大欺小、強欺弱成為打交道的潛規則,全球化就成為一個以槍炮為後盾的不名譽理念了。

 

    而筷子呢,簡單到不能再簡單,不過是一雙吃飯的傢伙,不是刀槍,不是高科技;有錢人用銀的,窮人掰下樹枝也能用成筷子。對於一個經濟發展極端不平衡的當今世界,用筷子精神進行跨國家、跨主權的合作,形成一種誰也不能壟斷誰、大小強弱皆欣然就之的狀態,則誰能與其為敵?

 

     中國面對今天的世界,其實是在打兩套拳;文化態度上打中國拳,經濟關係上打西洋拳。這兩套拳路數終究不同,揮舞之際經常招數矛盾,自己打到自己。例如,中國對自己的崛起,冠以「和平」一詞,意味中國崛起並非如同西方以強壓弱。然而,在世界經濟事務上,中國從來不排斥對西方全球化模式的追隨,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遇上有西方模式的便車可搭之時,中國也從不放棄。

 

                 中國兩套拳招數矛盾

     倘若套路不改,10年後中國依其經濟總體量,固然可以成為區域宗主,甚至20年後成為世界霸主之一,然而,那真是21世紀的中國所要的地位嗎?衡諸中國自身經濟結構的不平衡,西方模式的全球霸主地位,能夠救贖中國文明嗎?    一個「筷子經濟圈」理念支撐的區域化、全球化模式,將會具有什麼樣的內涵?人民幣在其中的角色為何?貿易協定與當前「國際規範」有何不同?商務合作關係有何特色?法律機制有何新鮮之處?問題也許千百,然創新之樂趣與成就感也將無以倫比。    或許,某位史學家應該放下手頭的巨著,著力研究一下當年筷子的傳播軌跡,由此觸發出一種人類經濟文明的新概念,也未可知。    (作者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

 

http://blog.yam.com/delta101/article/38208398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4/1120110513001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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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旅遊一簽通利益共用 前景可期

http://www.cdnews.com.tw 2013-10-26 08:31:02

 

 

  大陸經濟日報25日李國章專文:亞太旅遊一簽通利益共用 前景可期,全文如下:   不久前在亞太經合組織巴厘峰會期間舉行的旅遊設施對話論壇,看似不起眼,實際成果很豐碩。與會的APEC成員一致同意,大力改善和簡化現行的區域旅遊簽證制度,以促進亞太地區人文來往與文化旅遊。本屆論壇主席、印尼旅遊與創意經濟部長馮慧蘭表示,文化交流和旅遊對GDP的平均貢獻率大約為8%。目前在亞太地區之間,超過20%的國際旅遊還須申請紙質簽證,效率低下。如果亞太地區能夠改善現有簽證制度甚至實現一簽通,估計年均遊客量可增加3800萬到5700萬人次,創造100萬到140萬個就業崗位,旅遊業的年均增長率可以達到12%甚至18%   亞太地區是世界旅遊業最大遊客來源地和旅遊目的地之一,同時也是全球旅遊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根據亞太旅遊協會最新統計,今年上半年,亞太地區國際入境遊客比去年同期新增800萬人次,增長率超過8%。照此趨勢,全年本地區入境國際遊客人數有望實現4.95億人次的預測目標。該協會還預測,2013年至2017年間,亞太地區的國際入境遊客將以年均4.1%的速度持續增長;入境遊客總數在2017年將達到5.81億人次;東北亞仍將保持亞太地區入境旅遊的主導地位,所占市場份額在2017年將達到53.52%。另據世界旅遊組織預測,從現在到2030年,亞太地區的國際入境遊客將年均增加2700萬人次。   亞太地區的旅遊發展要想更上一層樓,就必須改變舊觀念,進行創新挖潛。亞太地區旅遊一簽通已經具備了部分基礎。多年來,世界各國在吸引外國遊客方面採取了許多改進措施,其中的48小時免簽、72小時免簽、14天免簽、落地簽、飛行簽等,實際上就是一簽通的初級階段。這些措施簡化了出入境手續,方便了全球遊客,也促進了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旅遊業發展。從全球看,凡在簡化簽證手續方面有所改進的國家和地區,其旅遊業近年來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上述改進簽證的措施,也為今後的一簽通打下了良好基礎。   亞太地區一簽通實現難度相對較小。亞太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也是全球區域合作最成功的地區之一。10+110+6、中國東盟自貿區、APEC等區域合作機制,不僅促進了區域經濟合作,同時也促進了區域旅遊合作。互聯互通目前已成為亞太地區合作的重點,人員往來、文化交流勢必進一步推動旅遊業合作。另外,一簽通並不是新鮮事物,歐洲申根協議的成功運作,為亞太地區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樣板。亞太地區實現一簽通難度不大,關鍵在於如何把現有各種形式的一國一地簽、一國一地遊的通行證,改進為一國一地簽、多國多地遊的通行證   亞太地區一簽通可促進行業利益共用,好處很多。實現一簽通,受益的不單單是旅行社、酒店、旅遊商店和航空公司,還有陸海運輸業、餐飲業、輕工業、手工藝品產業、銀行業,以及服務於旅遊業的中小微企業等等。互聯互通、利益共用,亞太旅遊一簽通值得期待。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0&docid=10250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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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與戰術的區別是什麼?

 

 

一、   什麼是戰略 戰略,英語叫做Strategy,德語叫做Strategie。據說,這是來自希臘語的指揮官一詞,就是指揮軍隊的意思。又有一種說法,是起源於希臘語的詭計一詞。確實,出自東方的不朽的戰略論《孫子》一書,就是從兵者,詭道也這一句話開始闡述其戰略理論的。總之,戰略這個詞,恐怕可以說是一個支配戰爭的有分量的詞。

最近,似乎有人隨意地亂用這個詞。從企業的經營戰略、謀利戰略,直到打麻將的必勝戰略,到處都在使用。我覺得不應該把戰爭用語和一般用語混同起來,必須嚴加區別,因為戰爭與和平各有其本質,二者之間。應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只有這樣,才能有助於正確而清楚地掌握戰爭與和平的真正涵義。

那麼,在現代,對於戰略又是如何解釋的呢? 所謂戰略,被認為是為了達到戰爭和軍事作戰的目的,高瞻遠矚地執行戰爭計畫,大規模運用軍事力量的方針和策略。

但是,戰略還有其更為深遠的意義。 它不僅關係到已經打起來的戰爭,從更高的立腳點來解釋,可以分為國家戰略軍事戰略兩種。

首先是國家戰略。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無論平時或戰時,在發展和運用國家軍事力量的同時,還要發展並運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實力,為此而採取的方針和策略,就叫做國家戰略

不過,國家戰略既然是戰略,實質上,它必然涉及到謀求國家的擴張,以及發展和加強支撐這種擴張的軍事力量,這恐怕是現實的情況。

同時,在國家戰略中,最為重要的是軍事戰略。說穿了,它就是通過動用軍事力量,或以武力為後盾,來推行國家對外政策而運用軍事力量的方針和策略。

總之,需要明確認識到,所謂戰略,不論怎麼說,都是同軍事力量的運用聯繫著的。

上述國家戰略、軍事戰略可以稱做廣義的戰略。而前面提到的戰略,則可以叫做狹義的戰略。

我們在軍事上使用的戰略一詞,就是這種狹義的戰略,也就是設想、計畫、準備、指導作戰的方針策略,一般地說,是高於戰術的概念,它是指導和運用戰術的

說得明白一點,指揮全部戰鬥或戰場的是戰略,而指揮某一個戰場或戰鬥的則是戰術 二、戰術和作戰 這裏提到了戰術,現在讓我們探討一下它的涵義。 所謂戰術,就是達到戰略目的的手段,在戰場上指揮軍隊的計謀。那麼,它同通常所說的作戰有什麼區別呢? 戰術,是指具體的戰鬥指揮而言,但也包括一般的戰鬥方案的設計。

而作戰則更為具體,是指在一定期間,指揮一個或幾個部隊,採取的對敵軍事行動而言。在這一軍事行動中,可以包括幾個戰鬥

這樣,因為戰術比戰略更為具體,所以,同時它還包括多種多樣的具體內容。

最近,常常說戰略轟炸戰術轟炸

也許有人認為,不論那一種,反正都是傾瀉大量的炸彈,恐怕沒有什麼大的差別。但是,戰略戰術之間還是有著明顯的區別。

戰略轟炸,從實際使用大型重轟炸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開始,就正式出現了。

這種戰略轟作,不僅襲擊軍事目標,即軍隊、軍事基地、軍事設施等,而且對後方的生產設施、交通機關,甚至包括一般居民區,也都進行徹底的攻擊,其目的是為了全部摧毀對方國家進行戰爭的能力,使敵國政府和國民喪失繼續進行戰爭的意志。

因此,戰略轟炸必然是狂轟濫炸,通常情況下,非戰鬥人員必然遭受極其產重的傷害。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378月,美、英空軍對德國的漢堡進行了狂轟濫炸。漢堡是一個擁有一百七十六萬人口的城市,在7月間,遭受三次大規模的空襲,投下了大批高性能炸彈和鎂制燃燒彈,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五至百分之六十遭到破壞,有三十五萬人受害,大約有十萬市民死亡。

19453月以後,對日本也進行了非常有計劃的戰略轟炸,摧毀了日本進行戰爭的能力,第一次就是310東京大空襲

這一次,選定了東京這個大城市,特別是工商業者居住的人口稠密地區,對此進行了集中轟炸。由於可怕的燃燒彈的狂轟濫炸。一夜之間,就有八萬市民被炸死,十萬人受傷,有二十七萬棟房屋被燒毀。遭到這次轟作災害的達一百萬人以上。

所謂戰略轟炸,就是如此殘酷的東西。實際上,它是違反國際法的,因為國際法禁止不加區別地殺害非戰鬥人員。

這種戰略轟炸的作法,是由義大利的杜黑將軍提出來的,是一種對大城市投下大量炸彈,給市民造成破壞和恐怖,以謀求結束戰爭的戰略。

徹底實行這種作法的是美國的李梅將軍,他對德國的大城市進行了戰略轟作之後,又對日本本土的城市進行了狂轟濫炸,粉碎了日本的戰鬥意志。

相對而言,所謂戰術轟炸,是以軍隊和軍事設施為目標,進行有限轟炸,而不是不加區別地轟炸一般市民住宅地區。1941128日本海軍對珍珠港的襲擊,就是典型的戰術轟炸

此外,還經常看到戰略核武器戰術核武器這兩個詞。 美蘇兩國所擁有的二千五百萬噸級的氫彈,只用一發,就可以使整個的關東平原遭到嚴重破壞,並受到放射能的災害,這當然不必說了。就是一百萬噸級(相當於一百萬噸普通黃色炸藥)的核武器,也都是戰略核武器

另一方面,隨著核武器向著輕量和微型化發展,相當於廣島型原子彈四十分之一的百噸級和相當於二十分之一的一千噸級(相當於一千噸普通黃色炸藥)的核武器都已成為實際使用的武器了。一萬噸級的核炮彈,可以用一五五毫米的重炮發射出去,準確地在目標地點進行核爆炸,幾乎同常規武器沒有差別。如上所述,爆炸力和爆炸範圍有嚴格限定的核武器,被稱之為戰術核武器

如果用數字表示這種界限,大體上在萬噸以下,最大到二萬噸的核武器(廣島型)都屬於戰術用核武器。至於導彈,射程在七、八百公里以下,通常為幾公里以至幾十公里,最大也不過一、二百公里射程的導彈,都定為戰術用導彈。

經過上述說明,我想關於戰略空軍戰術空軍之間的區別也可以清楚了。尤其是目前戰略空軍,正作為核戰略軍而發揮其機能。它同在常規戰爭中進行支援作戰的戰術空軍之間,有一條明確的界線。甚至連通訊部門,也分為戰略通訊和戰術通訊,在機能上各自獨立,個別在其各自的領域內執行任務。

三、所謂戰術 為了進一步明確戰略與戰術的區別,讓我們就戰術,作一具體的探討。

所謂戰術,概括地說,就是實現戰略目的的手段,在戰場上指揮軍隊(軍事力量)的方針和策略

因此,戰術必須是具體地針對個別情況而制定的。所以,它具有豐富多采的變化和機敏迅速的反應這兩個重要的特點,是同高瞻遠矚而制定的戰略相對應的。

而戰術還有幾種基本的類型。

作為戰鬥技術的更為狹義的戰術,可列舉出以下幾種: 針對戰場情況制定的戰術; 有關戰鬥隊形的戰術; 形成攻擊作戰類型的戰術; 根據不同的部隊或兵種而制定的戰術。

總之,所謂戰鬥,決不是只要亂放自動步槍和投擲手榴彈就可以的,它必須以收到軍事行動的效果為目的。

1984年3月1,越南獨立同盟的遊擊隊,奇襲了警備森嚴的法國空軍的卡特比機場,破壞軍用飛機六十架,使法軍驚慌失措。

卡特比機場位於河內郊外,只此一點,即可想見法軍對它是如何重視。把周圍八公里的地方都用高達三米的七層鐵絲網圍起來。在七層鐵絲網之間,佈滿了作為信號用和殺傷用的地雷。鐵絲網裏面築有迫擊炮和機關槍的槍炮座。擔任警戒的巡邏隊每隔十五分鐘,在鐵絲網內側巡視一次。

如此堅固,而又戒備森嚴的卡特比機場,遊擊隊是怎樣才得以侵入的呢?

這裏,有一個縝密而周到的戰術研究。 首先,是偵察戰術。 從斷然實行奇襲的八個月以前,遊擊隊的偵察員就輪流化裝進入機場周圍,關於機場的一切情況,均作了充分調查,象對自家院子那樣瞭若指掌。其間,有兩名偵察員被法軍逮捕,受到了嚴刑拷打,也沒有吐露一個字,最後被處以死刑。

另一方面,沖進機場的隊員們,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充分掌握了奇襲戰術。為此,曾反復進行嚴格的戰鬥訓練。為了成功地沖入和退出,在沉重的全副武裝的情況下,以全速跑完五至六公里。為準備武裝泅渡機場前面的河川,進行一口氣遊過三百米河流的訓練、為了潛入機場,還進行了只用兩小時就可以匍匐前進五百至一千米距離的訓練。此外。還訓練在幾秒鐘內,將炸藥放置在目標上,並立即撤出等等。總之,為奇襲卡特比而進行的嚴格緊張的訓練,毫不停頓地堅持了兩個月之久。

因此,遊擊隊在進行這一奇襲時,同平時訓練一樣,沉著而又準確,從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這次奇襲是沒有空軍的遊擊隊,為了在地面上擊落法國空軍而採取的戰術。使以二十八架B26轟炸機為首的包括運輸機、偵察機等共六十架飛機,在地面上爆炸起火,這對於法軍來說,是奠邊府戰役中的一大損失。在地面上擊落飛機,遊擊隊擬制了一個多麼出人意料的戰術啊!而它被可以稱之為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的越南戰爭所繼承和發展,同樣的戰術至今還被經常採用著。

上述第一種類型,即針對戰場情況而制定的戰術,也運用在這次卡特比戰鬥中。根據戰鬥情況採取了攻擊、防禦、追擊、退卻等戰術;根據地形條件,還採取了野戰、山地、高地、森林、峽谷、河川等戰術。

第二種,即有關戰鬥隊形的戰術,有集中、散開和疏散等,在現實中,這些往往被綜合運用。

第三種,作為攻擊作戰的類型,有正面戰術、側面戰術、穿插戰術和包圍戰術等,把這些經常配合起來使用。

第四種,根據不同部隊或兵種而制定的,有步兵、炮兵、坦克、航空等戰術,這些,在現實戰爭中,被綜合為機動戰術和陣地戰術等。此外,目前,還採用新的、特殊的遊擊戰術和劫持戰術。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320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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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吾人需思考為何范疇先生於【台灣會不會死──一個火星人的觀點】(Page 220~226)一書中會說:『中國內部態勢已經發生質的變化,不論這變化方向為何,中共都需要一個平衡的亞洲來助其度過轉型期,而美國將利用此時機與中共談判亞洲新平衡。………………………………..

 

亞洲已經不可能再回到一個積弱中國時代的平衡,但是亞洲也不可能接受一個中國霸權式的平衡。然而,中國又需要一個至少十年平衡的亞洲,否則它無法度過轉型期而再度失足千古。美國為了百年計,必然要爭取一個扣緊美國利益的亞洲平衡。所有的要素都指向一件事:亞洲需要新平衡,而且會出現。……………………..

或許,亞洲新平衡正需要一種非中、非美、非日的視角,一種不代表任何「國家」的區域視野或人類視野。 靜下來一想,亞洲實在不健康。中國不健康、日本不健康、朝鮮不健康、韓國不健康、台灣不健康、南海諸國也不健康,各有各的冤情,各有各的心魔。若要談歷史及民族怨仇,亞洲恐怕還得等待兩三代人,也就是六十年至一百年,才可能出現一個健康的亞洲。若要把現狀歸罪於美國,姑且先不論是否公平,事實是未來一甲子至一個世紀,美國只需要聰明的挑弄亞洲各國之間的歷史恩怨,就能主宰亞洲格局。如果歷史上美國曾讓亞洲不高興,試想在未來一百年,亞洲人會如何不高興? 理性的答案只有一個:亞洲人要健康、要高興,就必須割斷歷史的心魔,先使亞洲正常化;一個正常健康的亞洲,才能與歐洲和美國平起平坐。有趣及吊詭的是,要去除心魔,首先必須擺脫16世紀以來西方主導的西伐利亞主權概念;此概念不鬆綁,亞洲沒有健康的可能性。極端一點說,歐洲正在美國的默認之下,實驗一種新的民族共處模式,而亞洲卻還捧著別人已經開始放棄的舊包袱自綁手腳,在人類下一場文明的競爭上又一次輸在起跑點上。 在當下的全球態勢下,美國不會希望亞洲盡快健康化。亞洲若要盡速,如二十年進入健康狀態,關鍵國家是中國及日本,而關鍵議題是領土主權。 可問中國大陸、日本、南海諸國政治家:你是想在西方定義的「主權體系」中互打互鬧,還是想跟著台灣一起打破主權的迷思,共創一個自主健康的亞洲?高度決定出路。台灣可以成為亞洲區域正常化、健康化的價值中心。你,願意加入嗎?』

 

 

 

 

吾人又須思索,為何高錦源先生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一書中(Page 307~311)會談到:……………日本的三段基本精神…………….

 

日本保留了比中國大陸還要完整之唐宋的漢文化和中原佛教文化,因日本避開了蒙古大軍之入侵,而日本並未受到外來侵略和戰爭,只有幕府政權交替的內戰,在美國總領事哈里斯帶領西洋現代化之軍艦來日本,要求與日本通商,而打開日本之門戶,在此之前,日本是封閉的社會,日本國家之天皇元首,從沒有改過,可說是一系萬世,日本也沒有受到中國大陸,最惡質之女人纏腳和鬼神迷信的兩大惡業,故日本雖嚴重缺乏任何天然資源,與中國相去甚遠,但日本保留很完整之唐宋之漢化文化,得能做適當發揮與發展其國家之力量,而有了今天日本豐盛的經濟成就和良好之社會秩序,而日本是用了什麼樣之精神,在短短的一個世紀,完成了不可能之工程,這是筆者本書中,特別提出來的見解,請讀者特別注意及此,我將之分成三個階段:……………………

()一八九五年-一九四五年,半個世紀稱之為「脫亞入歐」。………………………..()

()一九四五年-一九九五年,半個世紀稱之為「脫亞入美」。……………………….. ()

()一九九五年後-日本遭遇到空前未有之歷史上最嚴重之泡沫經濟,日本努力的調整,經五年之努力仍無起色,我常常接到日本友人之質問,日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日本今後何去何從?五十年來?一再發生泡沫經濟,日圓之匯率受到嚴重之挑戰和打擊,日本很快地調整過來,而且再向前進,可是一九九五年所發生之泡沫經濟,我坦白告訴日本友人,日本很難在十年內調整過來,除非日本認清事實,改變日本人的想法,日本要進入第三段之精神的認識中,我稱之為「回歸亞洲」或回歸東亞,日本如果不認清,回歸亞洲之精神,是使日本再度站起來,那日本是很危險的,精神面上要加強漢化文化上之法華文化,物質面上要設法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依正二報弄個清楚,日本要回到亞洲來,做一個真正的東亞國家之一份子,要告別「脫亞入美」的精神,日本要很技巧的,脫離美國之絕對關係,回到亞洲來找夥伴,這個夥伴不是韓國、台灣、新加坡,也不是東南亞國協,而是唯一不得不選的,沒有迴避餘地的中國大陸,這一點,我會在後文中,詳細的說明,日本基本之法華文化,是不容於美國的,日本之單一民族價值觀絕不容於美國,即使想要改也改不了,倒是中國大陸應該全力去學習日本,尤其是日本人之堅強的漢字文化和黃皮膚之人種,可說與中國人是同種同文的,故日本已正式於一九九五年,回歸亞洲了。』

 

 

 

 

 

吾人尚須思索,為何高錦源先生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一書中(Page 352~354)會談到:…………………..先前之大東亞共榮圈是建立在他人之痛苦和不幸上,而這次是建立在他人的快樂和幸福上,日本回歸大東亞是二十一世紀必須走,而且是唯一可走的路,而大東亞的八成是中國大陸,不只是日本需要,北韓、南韓、台灣和香港更需要它,日本要有智慧,要有更大之誠意和愛心,比對南韓、台灣和香港的援助幫忙更大的智慧和力量,去協助中國大陸成為富有之國度。

 

 

…………………………日本要協助中國大陸,將日本半世紀以來,如何建設日本國家和日本國土的Knowhow,毫無保留的告知中國北京中央政府和各地之地方政府,使中國有更大的力量去建設新中國。………………….

 

 

日本要以這一個半世紀涉入中國之經驗及資源,去協助中國大陸,恢復盛唐之文物,尤其是佛教由今之新疆進入中原及在中原發展的過程中所留下之古跡,一方面增加中國之財富,一方面使中國大陸的真正文化重現,如此大陸才會有更大之進步。

 

 

日本吸收收中國之文明和文化,然後將之發揚光大,這個過程,要毫無保留的告知中國,讓中國有更多的力量去從事經濟建設。

 

 

同時中國要有對日本過去的歷史動作,做寬大之解釋和包容,不可一再的陷入情緒性的動作,歷史是不可以忘記,但也不可作為復仇或敵對的依據,應該有智慧的寬容其過去,這樣才能取得日本龐大先進之助力,中國大陸由於超過一個世紀以上的衰弱和恥辱,尤其是來自同是漢化文化之幾乎是同種同文之族群,日本之欺凌,心裡不能平衡,加上半個世紀之時間,兩個族群之間的富有情況,相差了近三十倍,二十一世紀,這兩個族群又必須相處,共同奮鬥,如果沒有調整好雙方之心態,則是中國大陸之禍,因為日本可以守在他的國度內,不再求發展,好好的調整已有之經濟成果,過太平之日子,而中國大陸則必須很勤勉的努力工作,才能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趕上日本,如果採取主動,很誠懇的,如日本對待美國一樣,以中國大陸之雄厚基礎,一定會在三十、五十年趕上日本、何況中國大陸要做的只是、包容而已!

 

 

 

 

 

 

何謂『戰略』與『戰術』?

 

 

 

以下為『單兵戰鬥』類型之文章,雖屬小道亦有可觀焉,特轉載以供參考:

 

 

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歷史軌跡 2012-08-28 1金融界網 

 

 

  二戰以後,日本經濟一直保持著很高的發展速度。1956-1973年,日本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率達13.6%,國民生產總值佔資本主義世界的比重、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地位從第6位躍升到第2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因此被西方學者認為創造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戰後日本經濟的重建及高速增長

 

  二戰以前,日本即為列強之一。但在二戰後期,日本的國民經濟遭到了巨大損失。一是因為長期的戰爭消耗了日本大量的人、財、物力;二是盟軍的原子彈轟炸,破壞了日本一些工廠和生產設施,所以到19458月二戰結束時,日本國民財富的45%以上都被耗費和破壞掉了。戰後第一年即1946年,日本的主要生產指標均大大低於戰前水準,工業技術水準比美國落後了30年,勞動生產率比英、法等國也低得多。

 

  從1947年開始,在麥克亞瑟的主持和美同政府的扶植下,日本開始進行戰後經濟的重建工作。這種經濟重建,是從實行「傾斜生產方式」開始的。所謂「傾斜生產方式」,就是在資金和原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集中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煤炭生產,用生產出來的煤炭重點供應鋼鐵業,再用增產的鋼鐵加強煤炭業。目的是努力造成煤和鋼鐵擴大再生產的能力,並以此為杠桿,帶動整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根據這個經濟發展戰略,日本政府專門設立了「復興金融公庫」。在1947-1948年中,日本即向煤炭業發放了475億日元貸款,佔據該公庫全部貸款總額的36%。1946 年日本產煤2274萬噸,而1947年則達2932萬噸,增長近30%;同期的鋼產量也增長了21%。到1948年,日本即出現了初步的經濟好轉跡象。與此同時,日本的經濟恢復得到美國的大力扶植。二戰結束後,美國對日本實行了單獨軍事佔領。之後,按照波茨坦公告的精神,美國對日本推行了旨在鏟除其軍國主義社會經濟基礎的民主改革。如在政治和軍事上,修改了日本憲法,廢除了「天皇制」,並規定日本不得保持陸、海、空軍及其它進攻性軍事力量,軍費開支不得超出國民生產總值的1%。經濟上也施行了三大改革,即「農地改革」、解散財閥和勞動立法。同時,在朝鮮戰爭中,美國還向日本提供了巨額的軍需訂貨。因此到1955年,除「外貿」一項外,日本的主要經濟指標基本達到或超過了戰前最高水準。10年時間(1945年-1955),是日本經濟的改組和恢復階段。

 

  1956年-1973年,日本進入其經濟高速發展時期。1956年,日本進入以趕超先進工業國家為目標、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歷史新時期。這一時期,日本實際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10%以上,工業增長率則平均達13.6%。這種長期、持續的高速增長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上是罕見的。在此時期,日本工業生產增長8.6倍,對外貿易從1965年開始出現順差,到19738年中增長3.5倍。 18年時間(1956年-1973),日本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成功實現了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遠航」。所謂「經濟奇跡」主要是指日本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

 

  但進入70年代中期以後,從1974年開始至今,日本經濟進入低速、穩定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由於同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使日本的經濟危機、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交織迸發,因此不得不在經濟政策和產業結構上進行適當調整。盡竹這一時期日本的經濟增長率下降到5%左右,並一度(1993)山現負增長,但其經濟總量卻一直處於美國一國之下,在發達國家中居於第二。

 

  七八十年代, 全球範圍內發生的幾件大事嚴重影響了日本的經濟發展。 一是1973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引發了「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機」; 二是1973年底到1975年,西方世界爆發了戰後最嚴重的普遍經濟危機;三是 1979 年到1982年西方世界再次爆發的經濟危機。經過這「兩次經濟危機」和「一次石油危機」,日本經濟發展的速度急劇下降。八九十年代,由於受全球經濟形勢不景氣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經濟繼續下滑,並引起日本內閣的頻繁變更。為了扭轉本國經濟低靡狀態,近年來,在新的國內國際形勢下,日本開始對其產業結構進行根本性改造,即用消耗資源少、附加產值高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取代大量消耗資源、消耗勞動和產生公害的重、化工業。同時,在經濟政策上也作了相應調整,即一方面鼓勵壟斷資本擴大資本輸出,把能耗高、污染環境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另一方面大力扶植汽車、電子、精密機械、航空、原子能等工業部門的發展。另外,不斷加大科研投資力度,堅持「科學技術立國」,努力邁向「自立自主技術時代」。預計,在新世紀初期若干年裏,日本在新興產業領域將保持較快的發展勢頭,並在較長時期內穩居於「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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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條件

 

  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實現的。戰後初期,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都較快。推動西方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主要是在生產力領域發生的科學技術革命,以及戰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新的科技革命帶動了西方國家勞動生產率的迅猛增長;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則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本主義競爭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某些環節得到了部分改善。這兩個基本因素雖然是指一般發達國家,但在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則表現得尤為明顯。與此同時,日本之所以後來居上,迅速趕上和超過英國、法國和聯邦德國,還與以下幾個具體條件有關︰

  1.戰前日本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奠定了戰後日本經濟迅速發展的雄厚經濟基礎。

 

  二戰後期,由於日本曾遭到盟軍的原子彈轟炸,據此有人認為戰後日本是「一片廢墟」,實際上這種說法是言過其實的。

 

  其實,盡管美國對日本實施了原子彈轟炸,但日本畢竟沒有經歷過「本土作戰」就無條件投降了。日本與英、法、德、意等國不同。兩次世界大戰都在歐洲大陸展開,對歐洲各國的國民經濟破壞巨大,因此戰後歐洲失去了「世界中心」地位,歐洲列強則紛紛淪為「二流國家」。日本盡管也曾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但兩次大戰均遠離日本國土,所以戰後日本的主要基礎設施、重要的工業設備和大量的技術工人隊伍及知識分子等,並沒受到太大損失;基本保全了日本本土,其統治機構建制齊全,重要的生產設施大多完備無損。這是日本戰後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本錢」。

 

  日本雖是「二戰」的戰敗國,但二戰之前,日本在歷次大的戰爭中卻大發橫財。二戰之前的日本發展史,實際是日本的侵略掠奪史。如1894年發動的甲午侵華戰爭,1904年進行的日俄戰爭和1914年參加的一次大戰,日本均是戰勝國。僅「甲午戰爭」日本從中國索得的賠款即達二億三千萬兩白銀,相當於當時日本財政收入的4.37倍;在這前後日本從中國得到的經濟利益,相當於清政府17年的財政收入。日俄戰爭後,日本奪得了帝俄在中國東北的大部分政治、經濟權利。一戰的爆發,使日本成為戰爭「暴發戶」,戰爭初期,它宣佈「中立」、隔岸觀火、大做軍火生意,後期宣戰,從中漁利,輕易奪得了西歐各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以及德國在中國山東青島的特權。「一戰」使日本從戰前的三億日元的債務國,一躍成為擁有十七億四千萬日元的債權國。至於1931年以後由我國掠奪的財富,更是不計其數。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建立起了它的84%以上的大工商業,並成為二戰後日本經濟迅速崛起的雄厚物質基礎。

 

  2.戰後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為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在客觀上提供了良好機遇。

  和平穩定的環境,是發展經濟的必要條件。從國際環境上講,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國剛剛飽嘗「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之苦,十分珍視戰後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專注於國內經濟建設,恢復和發展民族經濟,資本主義也進入繁榮時期,國際貿易空前活躍。盡管當時小仗天天打、「冷戰」很激烈,但世界性「熱戰」終究沒有打起來。這雖然為世界各國的發展提供廠「均等」的條件和時機,但比較而言日本揚長避短,緊緊抓住廠這一有利機遇。

 

  如︰日本的優勢足「四面環海」,屬海洋國家;其劣勢是,各種資源、原材料十分缺乏,99%的石油依賴進口。這樣的地理、資源條件,在戰爭環境下是個「致命」弱點。但在和平發展時期,其優勢可以得到充分發揮,劣勢也可得以彌補。日本鐵礦缺乏,但生產能力很強,沒有鐵礦可以進口。有材料稱︰戰後相當長一個時期,每天24小時均有運輸船隻往來穿梭於日本──澳大利亞之間,從澳大利亞運過來的是礦石,從日本運出去的是鋼鐵。加之當時世界關系極不平等,原材料價格極低(如石油價格最低時1.2美元╱桶,後來曾高達30美元╱桶,目前一直在20美元╱桶左右),而海運的成本價格又比陸路運輸低得多(還以石油為例︰有人計算,幾萬噸的中型貨輪運輸石油,行進12000公里,油價才提高一倍,是輸油管道的15 ,陸路運輸成本價格的18,空運的150。同時,若把海運過來的石油,經提煉後作為動力,用來搞運輸,從動力經濟學的角度講,情況正好相反。比如把一定量的汽油能對飛機產生的動力作為1,那麼用在汽車上這個動力將增加5倍,用在海運上則增加50)。因此,在和平條件下,海運的優越性相當大。由於日本戰後能抓住和平安定的有利時機,充分發揮海洋經濟的優勢,利用戰後原材料價格低的有利條件,確立了「以加工貿易立國」的發展戰略,極大促進了本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從國內環境上看,二戰以後日本與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照,國內幾乎沒有發生「工潮」等政治動亂事件,國內環境異常穩定。特別是5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政局十分穩定,1955年白民黨上臺執政達38年之久,1993年才組成戰後第一個多黨聯合政府,不久,門民黨又重新獨掌政權。這對於保持11本國內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使人們將精力集中於國內的經濟建設上,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3.美國對日本的特殊扶植和幫助,是日本經濟高速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外在條件。

  二戰以後,為徹底根除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殘餘,美國對口本進行民主改革,同時下令逮捕和審判日本戰犯,釋放了一批政治犯,並一度想把日本變成一個非軍事化的「中立國」。但不久,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為適應美國「獨霸世界」全球戰略的需要,美國對日採取了「先打後扶」政策。即由過去打擊瓦解日本軍國主義基礎,變為有意幫助、扶植日本,使日本成為其對蘇發動「冷戰」的工具和在亞洲「遏制」共產主義勢力蔓延的基地。據統計,至19516 月朝鮮戰爭爆發一周年止,美國政府以各種名義向日本提供了21億美元的援助,並免去了日本對美國的戰爭賠款,阻止日本對亞太地區其他受害國的賠償。

 

  與此同時,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將日本變成它的侵朝物資供應地,對日本提供了大量軍需訂貨,僅此一項累計額達22億美元。1964年「北部灣事件」爆發後,美國為擴大侵越戰爭規模,又向日本提出了40億美元的「特需訂貨」。因此, 到1973年越南戰爭結束時,日本外貿出口額比1964年增加了近4倍,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外貿的發展,促進和帶動了日本其他各個行業的發展。這是日本經濟之所以高速發展的不可忽視的外在原因。

 

  4.日本政府實行的一系列正確的經濟政策和發展戰略,以及日本民族積極學習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等優良傳統,是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極為重要的內在條件。

 

  二戰以後,由於日本被美國獨佔,其安全與防務實際由美國負責,日本政府便專心致力於國內的經濟建設,排除各種幹擾,抓住時要,大力發展其經濟、科技、文教等各項事業。在政治上,它完全聽命於美國,先做「經濟、科技大國」,後做「政治、軍事大國」;在外交上,它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在不妨礙美國利益、不刺激美國的前提下,努力保持「中立」,與各種不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國家建立和發展經濟貿易關系;在文教上,它在戰後初期經濟十分困難,人民群體極其貧困、甚至有時還填不飽肚子的情況下,將國家的6年年義務教育延長至9年,幾十年如一日地把國民收入的5%以上(相當長時期是8%以上)投入到公共教育事業,極大地提高了日本國民整體素質,為日後的經濟發展積蓄了後勁;在軍事上,日本根據美的要求,將防務開支一直控制在國民收入的1%以內(當時西歐各國為3-5%,美國則7),僅保留為數不多的自衛隊,且直到目前也不過24萬人左右。這些,都對日本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另外,日本民族在歷史上所具有的善於「學人之長」的優良傳統,在戰後得到弘揚,同樣也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發展及趕超西方其他發達國家,具有積極的作用。

 

  二戰以後,德意戰敗,英法兩國也遍體鱗傷,從此歐洲衰落,世界中心向美洲轉移。因美國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之財(美國與日本相同,兩次世界大戰均遠離本土,戰爭初期均隔岸觀火,做軍火生意,發戰爭財,直到戰火燒到自己頭上),拉大了與其他強國的差距,牢牢坐在「世界頭號強國」的交椅上。日本充分利用被美國獨佔和美國將大量加工製造業搬進日本之機,大力吸收美國的資金,學習、借鑒美國的先進工藝、科技和管理經驗,並加強仿製、模仿和創新工作,使日本成為世界上對外國技術、工藝消化、吸收力最強的國家之一。因此,戰後日本僅用了20多年時間,就先後趕上並超過法國、英國和聯邦德國(指國民生產總值,1966 年超過法國、1967年超過英國、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強國。據完全統計,戰後日本的科學技術,90%是從外國引進的(其中又有90 %是從美國引進的)。因為「引進」比「研製」費用低、見效快。 美國研製一項成果的成功率為1%,而日本的成功率為70%以上。原因是日本不是「獨創」而是「改進」。就這樣,日本從1950-1975年共引進了25000多項技術,並用不到30年時間、花了僅60億美元左右,就把美國等西方國家用了半個多世紀、花了2000多億美元的研究成果學到手。

 

  由此可見,戰後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夠高速發展,是其固有基礎、特殊條件和機遇等多種主客觀原因、國內外各方面原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應該看到,盡管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但隨著其經濟高速增長而積累起來的資本主義各種固有矛盾的逐漸激化,日本經濟發展也將面臨一系列難以克服的障礙,其道路將不會一帆風順。我們應該認真、深入地學習和研究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的實際,創造出符合本國國情、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新途徑、新方法,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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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經濟發展軌跡2006-10-17

 

日本經過戰後18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呈現出持續的經濟低迷狀態。有識之士關心,中國經濟在快速增長之後是否會經歷一個緩慢增長期?為此,在322,中國國情研究會特邀請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帝京大學教授降旗節雄就戰後日本經濟的發展與現狀作了一場演講。他的演講對深入思考我國產業經濟發展有一定參考價值。

 

 

     戰後美國對日本實施改革

 

談到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降旗節雄教授強調有三個前提:第一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經濟狀況如何?第二,戰敗後美國對日本進行了改革;第三,美國模式經濟即發展汽車產業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戰前的日本經濟呈現了帝國主義的特殊性:輕工業資本主義、半封建性的農村、對外膨脹壓力。

 

戰後日本被美國佔領。當時日本社會結構的重心在農村,是以地主為主、農民租種地主土地的地主制。在城市,主要是財閥,當時的財閥如:三菱、三井株式會社,但股票在親族手中掌握,不外賣,形成以親族擁有自己企業股票的財閥制。美國就要對日本的這種結構進行改革。

 

當時,日本是天皇制。天皇直接統治軍隊,同時議會也可控制軍隊。但最高的統治者是天皇。美國為了控制社會局面,在保留天皇制的同時,於19441945年對日本進行了改革 廢除軍隊;解散財閥,禁止財閥在城市發展;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把土地收回,以極便宜的價格賣給農民;在城市建立勞動組合,相當於中國的工會。同時修改憲法。憲法規定,日本從此不能擁有軍隊。並把股票賣給社會(日本公司禁止成員擁有自己的股票)。

 

 

移植美國模式 發展汽車產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美國把軍火賣到歐洲,大戰結束時,美國已經成為歐洲一大債權國,並靠這些迅速發展起來。當時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列寧預見,當資本主義生產力飛速發展時,就形成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進入和平時期後,軍火沒了銷路,但卻沒有發生經濟停滯,為什麼?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汽車工業。當時在美國著名的福特汽車公司的福特,做出一個重要決斷,汽車在歐洲是高級消費品,而福特設法把車改作民用,這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他把複雜的汽車生產分解成1600020000多個零件,把每一個零件都做了精密的測算和固定,使用很長的生產線,讓每一個工人從早到晚只做一個非常單純的工作,使複雜的技術工藝簡單化,而其成品卻是精密度高的汽車。這種新型的工作方式被稱為“福特生產方式”。但由於採取了這種生產方式使得快樂的工作變得極為單調,工人們因此降低了做工的興趣,福特公司不得不將工資提高了2倍。 由於提高了工資,就吸引了大量的工人湧入公司就業。在福特公司,工人大約工作3個月就可買一輛車。那麼,工人們工資收入提高了,不但買車,還要買房,買電器產品等等。為了開車,於是就修公路,有了公路,人們於是到更遠的地方去買房。隨著工人家庭收入的提高,社會總體富裕程度的提高,社會消費水準提高了,超市等生活設施隨之應運而生,社會的變革開始了。

 

日本的社會變革發展到這一階段,就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預想的不同了。他們認為工人階級應是無產階級,但美國的工人已經成為有產者,是有資產的,於是形成了新型社會結構。這種發展,最後的結果是造成有資產的工人要交稅金,社會上那些貧窮的人靠稅金產生的福利生活。就產生了福利社會,從棉紡織工業、汽車工業,到房地產的發展,乃至整個城市建設,形成社會新的結構,這是建立在工人工資提高的基礎之上而形成的福利社會。經濟景氣時,國家以高價去購買農產品。因為在這樣的福利社會農民被視為弱勢群體。

 

日本在戰後幾乎全部照搬美國的經濟模式,但它的經濟狀況跌落到只有戰前經濟的20%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55年,經過10年,日本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水準。其重要原因是朝鮮戰爭,戰爭中美國軍隊的很多修理製造都轉移到日本,急需大量的軍需產品,這種特殊軍需的產品產生了特需景氣,促成了日本經濟的復蘇。

 

1955年開始,日本全面導入美國模式,農民擁有土地成為自產農。日本的汽車首先賣給了農民。日本汽車企業大量生產小型、便利的、適合於農民使用的汽車,車身雖小但品質非常好,這使農業生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農民的消費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此後,從農村到城市,人們紛紛買汽車。

 

著名的日本汽車企業豐田、日產公司1933年開始發展,到朝鮮戰爭前幾乎瀕臨倒閉。而在戰後因導入了美國的經濟模式同時傳承了全部技術,並進行分解、研究,使技術含量大大提高。

 

日本的GDP以年均10%高速增長,並持續了18年之久,直到1973年。至出現第一次石油危機時,石油價格上漲了4倍。之後,日本經濟滑落到以平均5%的速度增長。當1979年再次出現石油危機,價格上漲2倍,這一次,對日本經濟造成了重創。

 

 

    經濟高增長與產業空洞的形成

 

降旗節雄教授認為,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需要以下幾個因素,第一是人,第二是物,第三是錢,第四是技術。人就是勞動力。物,主要指的是資源。錢則是指資本。日本的重工業,化工工業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從橫濱直到九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城市人口只占20%隨著沿海工業圈的發展形成,發生了逆轉,農村人口大量向沿海工業圈集中,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80%,農村人口只占20%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農業、林業、漁業幾乎到了滅絕狀態。現在日本的農產品只占GDP2%,農村人口的平均年齡為68歲。

 

再看資源,日本的礦業企業有600家。現在,到前年最後一座礦山宣佈停產。日本把農產品降到最低,重工業資源基本不用國內的,去世界各地買廉價的。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資源,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湧向城市,城市的土地價格上升。

 

日本高速發展的同時,教育水準得到了提高。現在進入了電器時代,生產電器產品要求就業工人有很高的技術性,有很高的水準。日本現在40%的人是大學畢業。

 

人口大量湧入城市後,城市的房價、地價攀升。這樣便出現了稅金問題。日本的稅金分兩項,一個是法人稅,一個是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從全年的收入當中扣除,一般是10%40%。企業的法人稅從利潤中扣除,如果企業沒有產生利潤就不用交稅。企業用利潤購買土地,然後用地做擔保向銀行貸款,再用貸款去買地,貸款所產生的利息足以把利潤“吃掉”。這樣就沒有利潤,因而也就不用交法人稅。

一般的公民怎樣呢?他們的社保並不多,但教育費很貴,住房費用很貴。所以日本人通常把工資的23%存進銀行。可能在世界上是最高比例。日本存錢有兩個管道,首先是郵局。 日本的郵政業由國家掌握,郵局相當於國家銀行。其餘的銀行是私有的。國家存進銀行的錢入進財務省,再用這筆錢作公共投資,例如:修建道路、橋樑、鐵路等。而像三井、住友、三菱這樣的大企業集團自己有銀行,這些銀行直接向企業投資。那末,錢就轉換成企業投資的資本。由於企業有了利潤為了避免交稅就購置土地,地價、房價隨之上揚。在日本人們買房是要買地的,老百姓為了買地、買房就得不斷地大量存錢。但錢存進銀行後隨即便被轉換成企業資金,發展企業。如此循環往復,形成房價、地價不斷上漲,老百姓不斷存錢的狀況。造成日本居民的住房一般面積較小,房價也高,且消費水準不高。

 

20世紀80年代,機械和電子電腦的結合發展了生產力,同時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這時企業不再給工人加薪,而購置土地的投資且變本加厲,不但在日本買,還到國外去買。由於內需受到限制,高速生產出的產品只能向外尋求出口。

 

80年代日本的土地價格以年均40%的速度遞增。在東京,一個普通居民差不多需用13年的工資收入才能買下一套面積不大的樓房,但在英、美國家,一般只用1年工資的34倍就可買一套住房。實際上,日本許多靠工資收入的人就買不起房,產生了不滿。政府於是提高銀行利率,把很多資金從股市吸收過來,股市便出現下跌,土地價格也隨著下滑。但擁有土地的企業向銀行貸款的錢並沒有少,出現企業拖欠銀行大量貸款。

 

1991年,地價、股市價格的大幅度變化形成泡沫經濟,日本政府至今尚無良策改變這種已持續了15年的經濟不景氣狀況。原因是什麼?80年代日本高速發展汽車工業, 全國汽車保有量是7500萬台,當時共有1.2億人口,而每年的汽車生產量是1000萬台,用於什麼途徑?按照有關稅法日本汽車每4年到8年就要更新,可以少交稅。即便是這樣的速度,日本的汽車內需實際上有500萬台就足夠了,就是說還有500萬台必須出口。

 

90年代,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起來,而此時日本的景氣仍處於低迷狀態,東京的物價一直高居不下。中國和東南亞物美價廉的產品顯得極具競爭力,開始湧入日本。日本的企業受到生存危機,開始向海外轉移,國內出現產業空洞化。像豐田這樣的企業已經有50%移到海外去經營,在國內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就很差,勞動力的工資也非常低。所以現在日本大約有70萬-100萬人基本上不去找工作。這是日本出現的新的社會結構,即產業空洞化,尚存的是金融業、證券業和服務行業。隨著電腦的高速發展,原來用於軍用的技術轉為民用,如:網際網路,這些新技術與金融業、證券業結合起來支撐現代的社會結構發展。

 

世界其他國家包括中國也顯現出貧富差別很大的分化局面,世界上大約5%的人口掌握了80%的財富,有些貧民每年可能只有300美元來維持生活,這種貧富差距增大是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一個特點。國際市場的現狀是產品過剩無銷路,美、英、日等通過世界金融業整體的運作去追求最大利潤。

 

美國模式是把汽車工業作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耐用消費品上只有生產汽車佔用的資金最多,而且更新的時間最短。日本是完全照搬美國的經濟模式,但這種發展模式遇到了問題,究竟下一步日本的經濟向何處去並沒有找到答案。日本政府和學者都在思考如何擺脫這種不景氣的現狀。從日本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值得中國特別關注的是:中國目前已經進入高速增長時期,特別是中國現在也在快速地發展汽車工業。而汽車產業發展必然會推動其他產業發展,如:道路、商業、住房等。隨之而來的會出現資源問題、環境污染問題、勞動力問題以及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就如日本好像尋找到了一種很好的迴圈發展,但最終經濟發展被一堵牆所阻隔,使經濟停滯。中國應從日本的發展中得到一些啟示。

 

 

    幾點啟示

 

當提到中國應從日本的發展中得到那些啟示時,降旗節雄教授認為,第一,現在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以汽車產業為支柱的發展。與汽車產業發展相關的首先是石油,接踵而來的是公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需要重視。第二,由於現在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城市在不斷發展,城鄉差別越來越大,需要政府用財政的力量進行調整。第三,從日本經驗看,以汽車為中心的這種產業結構是一種不穩定的結構。因為有了汽車,城市就會擴展的越來越大,農村越來越小,農業越來越弱。農產品、農業問題如何進行調整?日本不同於中國的特點是汽車工業首先在農村發展起來,農民先買,而中國的汽車主要銷往城市。所以這個差別就顯得更加突出。

http://www.sciso.org/Club/Original/Major/200610/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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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低迷原因之分析 2012-05-16

 

 

 

   談及日本經濟的近代發展歷程,不能不提及到二戰之後到1974年全球石油危機爆發前期的日本經濟輝煌時期,當時的日本工業年平均生產率高達13.6%GDP總值從第六位躍升到第二位,成為僅次於美國之後的全球第二大經濟大國。石油危機之後,日本進入了平穩低速的經濟發展時代,特別是在1993年之後,日本經濟甚至出現了負增長,此後的二十多年,日本走上了經濟低迷時代,池田信夫將這二十年稱為“失去的二十年” 

 

   有關於日本經濟低迷的原因眾說芸芸,但由於日本這個奇特的社會,其社會怪狀並非西方學者可以輕易瞭解,更多的是猜疑或者幻想。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曾在她的研究報告《菊與刀》中寫道“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日本人的這種雙重極端性格決定了日本的複雜社會文化,與之相對的日本經濟同樣讓人難以捉摸,有關與日本經濟低迷原因的分析還是讓日本人自己說為好。

 

   日本著名的經濟學家和媒體人池田信夫最近出版的《失去二十年: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真正原因》一書是的關於日本經濟低迷的研究專著,這本書的出版顛覆了許多傳統經濟學理論的看法,對日本經濟低迷的原因有獨特的見解。 

 

   作者首先分析了日本二十年的經濟低迷現狀,他認為,代表日本經濟實力的潛在增長率(經濟長期發展能力)一直處於低下狀態,光靠“擴大內需”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日本進入了貿易赤字時代,由於國內需求投資不旺盛,海外回流的資金重新投回海外,導致經常專案收支的盈餘不斷銳減;生產力是潛在增長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直也是日本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如今也面臨這中韓等新興國家的衝擊,進而導致失業率增長;日本淪為了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民眾之間的悲觀情緒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根據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的思路,關於日本經濟低迷原因的分析可以總結為一下四點: 

   首先是日本財政赤字過於擴大,2007年,日本政府的債務已經超過GDP1.7倍,在整個經合國家表現的最差,2011年《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日本政府債務將首次超過2倍,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到2014年,日本政府債務可能達到2.3倍,到時候日本恐怕不如希臘政府的後塵,但是池田信夫否認了政府破產的觀點,他認為,民眾對日本政府依然保持著較強的信心。解決政府債務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日本銀行承購國債,通過增發貨幣發行量引發通貨膨脹來稀釋這些債務,但是反過來又會產生通貨膨脹的控制問題,因此說增發貨幣發行量是不可輕易採取的財政政策。 

 

   第二點,日元對美元升值,導致通貨緊縮,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商品出口更沒有競爭優勢。克魯格曼的通貨膨脹理論認為,日本經濟不景氣是因為投資需求過低自然利率為負值,他建議只要將實際利率也將為負值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負利率只能調整短期性的通貨緊縮缺口,並不能帶來潛在生產率的增長,因此,依靠金融政策不能解決長久問題,這是池田信夫一直強調的論點。 

 

   第三點,勞動生產率低下,沒有競爭優勢。在大多數的印象裡,日本的勞動生產率不是一直處於製造業的前列嗎?豐田生產方式不是新興國家嚮往的生產體系標杆嗎?可以二十多年來,日本沒有趕上80年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在IT 行業上要麼走失了方向,要麼在投資上失誤(戰艦大和項目)。近些年來,如中國、印度、韓國等這些新興國家在製造產業更具有競爭優勢,日本製造業面臨著向高附加值產業的轉移,但是這些行業的人力需求並不大,導致更多的員工下崗失業或者轉移到流通等服務業。 

 

   第四點,不平等的薪酬體系,難以激發新員工的積極性。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薪酬體系一直是日本企業的特色,如今也面臨著挑戰,一方面,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可以保障員工的工作穩定性,另一個方面企業難以減少冗員和閒散富裕族的誕生(由於不能輕易解聘老員工),人才的流動性極低,這也日本知識密集型企業生產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正式員工和非正式員工的不平等的身份導致同工不同酬,當面臨危機時,最先裁員是的非正式員工,生活不穩定,不停地尋找工作,使一些新員工找不到希望,並且對上一代失去信心。 

 

   在此基礎上,結合日本社會現狀,他認為,這些問題(以上四點)在時間上可以解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日本人對於未來的不安,沒有希望的日本人看不來未來。 

 

   關於日本經濟低迷的眾多原因中,池田信夫並沒有提及到日本的教育。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會》一書中將日本的教育批判得體無完膚,他認為日本經濟停滯的原因是“智商衰退”,日本年輕人無志向且學習能力低下,實際上也影射出中國社會的種種現象。 

 

   解決經濟增長戰略,池田信夫和熊彼特的觀點一致,他們都認為創新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它是連接發明和產品的中間過程。創新分為常規性創新和破壞性創新,其中破壞性創新是最具有生產率,而恰巧也是日本企業長期以來缺少的東西。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42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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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本質 2013-01-18 

 

  最近讀池田信夫的《失去的二十年》,沒想到日本有如此清醒之人,但是一個人或部分人清醒是毫無作用的,終究有很多東西無法靠人力改變。日本長期滯脹的原因既不是以廣場協議為代表的陰謀論,也不是人口老齡化等直觀因素,而是在於很多容易被忽略、甚至是日本人往昔自以為得意的方面(所謂日本模式)

 

  從國家層面講,當下是富裕還是貧窮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長期潛力,而這個潛力不是簡單的資源多寡,更多的是包括文化、國民性、價值觀、社會結構、思維方式在內的更廣義的因素,如果這些要素缺失,那即使在中短期可以高速發展,但長期必然有回歸本質的那天,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

 

  再看美國,統計美國近百年的增長,扣除通脹後的實際年化增長率只有區區1.76%(資料出自安格斯•麥迪森),但即使這樣依然傲視全球,這絕不是偶然的。國家的發展就是場馬拉松,連續100年的1.76%遠勝30年的10%日本的停滯還將繼續,沒有幾代人的革新,想走出泥潭?怎麼可能呢?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74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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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惑的圈套 還是模式的宿命——中國恐無法避免日式悲劇2012-07-09

 

 

 

  每當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我們總是可以清晰的看到產業政策、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的得失,正如我們看股票的走勢圖,許多人總是回想,我當初要是在這裡這裡買入,持續到今天應該轉多少錢了,實際上大多數時候我們只是陷入了事後諸葛的境地。

 

  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無法從事後的角度看待,只能努力改變,避免悲劇再次發生。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悲劇總是週期性的爆發,人類無法避免,這是資本主義的詛咒。

 

  歷史只能有一次選擇,是無法任由反復實驗的,一旦當時選擇了某個反向,所產生的一切包括其他可能性都無法改變,每每想到這點,就總是想起“有多少愛可以”這首悲傷的曲子。

 

  《失去的二十年》所描述的種種當時的現象以及反思,不免讓人非常恐懼,因為無論是從事件前後的策略和應對措施,還是正在進行的中國式的突圍,書中的描述猶如預言,有些已經有結果,中國得到的同樣的果實;有些正在進行,恐怕也難以獲得其他的結果。

 

  中國經濟目前正處於上個世紀890年前日本所面臨過的危機關口,對照《失去的二十年》所描繪的景象,每個本書的讀者都會有“如履薄冰”式的恐懼感。

 

  從書中,我們可以瞭解到那個時候出口是日本的主要經濟拉動引擎,經常專案盈餘不斷擴大,而美國的赤字迅猛上上,世界經濟一片欣欣向榮,全球的過度儲蓄都被美國照單全收。似乎日本出色並且過剩的生產能力可以被全球不可限量的需求所吸收。這不正是當今中國的寫照。

 

  巧合的是,採取了雁陣模型發展的中國,在接下來的20年中,接收了曾經從美國遷移到日本,再從日本遷移到臺灣、東南亞,現在又轉向中國的眾多工業生產線。中國令人驚訝的勞動力成本和政府主導一切的權力能力,使得再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下,中國理所當然的成為了世界工廠。如果中國繼承了燕陣模型的分工,那麼是否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要繼承這種分工體系帶來的弊端和危機模式?這的確發人深思。   

 

  特別如今的中國也面臨日本當年同樣的困境。次債危機、歐債危機接踵而至,外部需求的急劇減少,讓中國龐大的生產能力突然失去用武之地,那麼中國政府將面臨大量無事可做的流動人口,這恐怕是政策制定者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2008年看到了曾經在日本發生過的同樣的操作。中國政府的政策目標還是通過凱恩斯主義的方法刺激經濟,去彌補GDP缺口。GDP缺口是潛在增長率減去實際增長率,政府一般是無法短期改變潛在增長率的,那麼需要依靠實際增長率。實際增長率越高,那麼GDP缺口越少,社會能夠承受的壓力才會越小。而實際增長率,又是名義增長率扣除通貨膨脹率CPI。所以我們看到政府在通過凱恩斯主義的方法刺激經濟的時候,一直試圖嚴格控制通脹,否則就前功盡棄。

 

  當然,面對危機的時候,我們也得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危機是一次短期的外部衝擊,只是實際增長率受到外部環境的需求變化影響,那麼很快經濟講走出困境。如果危機的同時,發現潛在增長率還出現問題,這的確是一個棘手而又悲傷的結果。實際上,這些年富豪們不斷的尋找各種成為其他國籍身份的管道和突進,多少透露出這個階層的思考。

 

  當年日本也認為只是一個短期外部衝擊,知道美國通過資訊產業轉型後,日本才發現實際上是潛在增長率也就是經濟結構走到了盡頭。那麼我們看看現在的中國。

 

  改革開放的過去三十年,中國基本走的是出口立國的模式。拉動經濟的三架馬車,實際上成為了獨輪車,出口遠遠超過了投資和消費。實際上投資和消費是與潛在增長率最為相關的因素。投資方面,由於政府掌控下的資金流向、非市場化的利率政策、國企的優惠待遇以及行業禁入的產業政策,使得投資的效率和刺激經濟活力方面大打折扣,特別對於官僚機構的工作方式來看,在寬鬆的貨幣政策下,官僚機構並沒有考慮引導資金配置到可能產生經濟結構轉換的行業或者中小企業中,而是以部門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投向了大量的基建工程。我們很難看到有潛在的新產業能在短期的十多年內説明中國完成經濟結構的轉換,特別在新產業沒有大量資本的扶持下,這個時間週期可能被拉得更長。

 

  另外,隨著路易士拐點的到來,急劇提升的勞動力成本可能讓中國的優勢不復存在,而市場換技術的戰略,發現市場丟了,技術卻沒有換來,沒有新興的產業能夠拉動經濟。而過度膨脹的政府權力和龐大的官僚機構,令人並購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得,特別是高昂的稅收使得居民根本無法啟動消費,拉動本土產業的發展。消費啟動必須依靠兩個條件,一個是穩定的社會保障機制,但這不是核心問題,核心問題是高稅負限制了消費。而且高稅負使得普通人無法結餘資本,從而啟動個體經濟或者中小企業。在沒有資本,沒有技術的環境下,高稅負又沒有足夠的保障機制,成為中國提升潛在增長率或者經濟結構轉變的重大困境。

 

  這些事情,在日本都同樣的發生或,正如大家都認為80年代是日本的黃金年代,實際上是日本傳統產業最後的輝煌實際一樣;如果不解決各種制約因素,不免使人作出悲觀的預期,中國過去的10年,可能也是中國傳統加工貿易和低端製造最後輝煌的10年。而由於日本勞動力市場的固化,使得整整23代日本人感覺是在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類比中國當今,出現的上大學不如做打工、做買賣,底層向上流動停止,階層固化,不由得讓人擔心中國這裡同樣上演日本過去的劇本。

 

  特別,當中美貿易出現巨大的順差時候,美國要求中國擴大內需,金融自由化,人民幣升值,導致的結果與日本幾乎一模一樣:地價瘋狂上漲,稅收不斷增加,財政支出擴大,導致流動性氾濫。特別是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後,上調大額定期存款利息,這和中國目前的情況何其相似。

 

  實際上,這增加了日本企業的籌資成本,大量資金將湧向高利息、可融資的不動產和商品(融資銅),只要有不動產或者商品擔保,中國的銀行幾乎布嘉盛和的提供融資,這將繼續加速中國泡沫的發展。當年,日本泡沫也是在利率自由化後加速的。我們不難得出一致的結論。

 

  而且CPI中並不包括資產價格,如果以每隔10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經濟危機的觀點來看,中國未來10年才是泡沫的高速發展時期。目前全球央行都竭力避免緊縮措施,防止出現上個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那麼長期溫和通脹將成為歷史主旋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日本住專等泡沫事件後的反思中提出,解決衝擊和不良資產的核心不在於資產注入,而在於嚴格審查後迅速償還不良資產。實際上我們看到中國由於特殊的體制並沒有嚴格的進行之前一系列的危機中不良資產審查,而是快速的注入流動性,這將擴大未來不良資產的規模,甚至最後真正的失控。

 

  種種跡象和中國目前的進展,還很難看出來有別與日本當年的所陷入的困境,或者能看到清晰的道路能夠使得中國避免潛在的長期衰退。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不很樂觀。

 

  《失去的二十年》在之後的章節中還分別詳細論述的日本為什麼沒能進行經濟轉型,產業政策的失敗,大政府在其中起到了什麼樣的壞作用;日本公司創新的萎縮以及創造性的喪失原因,包括從教育和公司雇傭制度都做了準確的歷史回顧和相當深入的分析,目前已經不能說是居安思危了,因為危險已經發生,並不斷傳導到我們的生活環境,對於我們來說,雖然不是有能力能夠改變國家和政策的廟堂之上人,但作為老百姓,通過日本的歷史,來進行資產配置的調整,避免日式悲劇,則是《失去的二十年》最大的價值。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496930/

 

 

 

 

 

 

鏡鑒日本,反思中國 2012-05-31

 

  與在南京大屠殺上的拼死抵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人對自己的民族性格以及現實處境頗多反思與自省。有些還非常深刻,象我曾經讀過的內田樹教授的《日本邊境論》就是其中一例。個人以為,手頭這本池田信夫的《失去的二十年》也是其中比較出色的一本。

 

  1990年,在經歷了戰後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之後,正處於巔峰狀態的日本經濟突然失速,象脫軌的火車一樣快速下滑,資產價格大幅跳水,股票市場一片蕭條,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社會前景一片黯淡,至今仍然未能走出泥潭。這段時間被池田信夫稱之為“失去的二十年”。在這本書中,他通過對日本這二十年來發展歷程的簡要回顧,試圖對整個經濟社會進行分析,從而對“為什麼會失去”這一問題進行解答,可以視作是日本人對這二十年歷程的一個總結和反思。

 

  池田信夫有著經濟學家與資深媒體人的雙重身份,他的看法既有經濟學家的理性和專業,也兼具媒體人的冷竣與尖刻。在他認為,日本之所以為會陷入長時間的蕭條,有以下三條原因:一是政策應對失當。19859月的廣場協議之後,日元急劇升值,日本政府通過實行金融自由化以應對“日元升值蕭條”,從而引發泡沫經濟。但泡沫崩潰後,又錯誤的實行過於緊縮的政策,致使經濟增長乏力。同時,由於不恰當的經濟政策,出現的人口逆流(從城市流往農村,即勞動力流向低生產效率部門)使得經濟不景氣的問題一再長期化。二是創新動力不足。他說,所謂的“日本奇跡”,只不過是“20世紀傳統產業結構創造的最後輝煌”而已。日本企業由於缺乏創新這種創造性破壞力量,沒能及時趕上20世紀80年代的資訊革命,沒能及時實現產業結構轉型,以致於投資機會不足,造成慢性的資金供給過剩,自然利率為負,從而始終處於通貨緊縮狀態。三是人才流動停滯。日本僵化的年功序列制度,使薪酬體系扭曲,閒散富裕族不創造價值卻佔據高位,而大多數年輕人只能淪為窮忙族,得不到機會。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趨於停滯,社會活力不足,阻礙了日本企業的創新以及知識型生產力的提高。這三條原因使日本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乏力,優勢一再喪失,經濟自然陷入長期衰退。

 

  大概每個讀這本書的中國人都會由此聯想到我們自己的國家。當下的中國,所面臨的情形與上世紀80年代,即衰退前的日本有著驚人的一致——同樣的房地產暴漲,同樣的內需不足,同樣的高度依賴出口,同樣的本幣不斷升值,同樣是老齡化襲來……正是有鑑於此,現在社會上有關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覆轍的爭論也甚囂塵上,樂觀者有之,悲觀者有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兩者的情況也並非全然相同。第一,現在中國的情況只會比當時的日本更差,在內部,中國的人均收入還較低,貧富差距巨大,官民對立嚴重,社會誠信缺失,各個階層之間斷裂,各類矛盾問題高發;在外部,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受到很多國際政治因素的制約,特別是當前次貸危機餘波未平,歐債危機波瀾又起,而且周邊邊境爭端不斷。第二,中國面臨的壓力更大。當初,日本進入衰退之前已經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層次較高,即便停滯也仍然保持了穩定。然而,中國一但陷入衰退,接踵而來的則不僅僅是發展的停滯,而且很有可能是社會的劇烈動盪。第三,中國也並非沒有優勢——因為自身的巨大的人口、豐富的資源、以及地域之間的不平衡和較大的城市化空間,還擁有進一步快速發展的潛力和機遇。

 

  事實上,這二十年的日本具有龔自珍所說的“衰世”的一切特徵——發展停滯,人們了無生機和希望。而中國歷史上,曾不至一次進入到所謂“衰世”的階段,也深受其害。愚蠢的人看到別人跌倒只知道嘲笑,聰明的人卻能夠從中看到警示而懂得避讓。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讀者以日本為鏡鑒,從池田信夫對日本深陷衰退的原因分析中,從日本這“失去的二十年”的經歷中,汲取經驗教訓,反思中國近些年來發展的成功與失誤,繼而思考中國的因應之策,思考中國未來的發展。這便是這本書對我們最大的意義所在。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44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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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教授指點中國如何取日本之長補己之短

 

 

 

中日關係欲起又落,反反復複幾番波折,近日,日本外長岸田文雄為推進中日關係發展出訪北京。在此時間點,美國學者指出,中國應向日本學習的一些地方。

 

綜合媒體430報導,被認為是美國唯一的一位元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著有《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的博士教授傅高義近日就中日問題發表了觀點:

 

 

日本究竟有哪些經驗最值得今天的中國學習?

 

傅高義認為,很多方面日本做得非常好,比如,犯罪率低、老百姓長壽、普及教育做得好。雖然美國的高等教育做得還不錯,但是普及教育美國做得不一定好。這些方面日本確實做得好。日本從1989年經濟泡沫破裂後,經濟基本沒有什麼發展,但是日本的社會仍然保持穩定。我覺得現在各國,包括中國都可以在這些方面學習日本的一些做法。

 

日本很多方面做得還是非常好。他們的產品品質非常好,對待員工也比較人性化。很多公司雖然員工過多,按美國的做法應該辭退,但是日本公司保護很多老人,不會馬上解雇他們。作為社會學者,我認為這樣為了社會安定是有很多好處的。所以你看1989年以後,雖然他們的經濟沒有增長,但是他們的社會還是比較安定。

 

對於中國來說,中國一些地方空房子比較多,如果繼續發展太快的話,資產泡沫問題會變得很厲害。雖然不能完全避免這個問題,但是應該減少泡沫。日本人在泡沫破裂之後做得比較不錯的是——日本的福利很好。比方說,中國要減少鋼鐵產能,肯定會出現下崗工人,要考慮這些人的出路,日本在這方面的經驗是好的。同時,中國還可以學習日本提高產品品質。與日本社會不一樣的是,中國還有很多人有拼搏精神,在探索新的路子,我想中國的問題不會那麼大。

 

 

 

怎麼看中日兩國現在的關係?

 

傅高義指出,最近兩三年,中日關係比之更早時候有一點點的好轉。在釣魚島(日本稱尖隔諸島)附近的飛機和船隻都減少了一些,日本人跟中國人的聯絡也增加了一些。去日本旅遊的中國人增加了很多,他們回到中國,把在日本看到的那些情況傳達給朋友。中國的老百姓多瞭解日本的實際情況,我認為是有好處的。

 

他稱,不過,現在中日高級別的交流還是不夠。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廖承志(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1963年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是特別好的一個例子。廖承志在日本長大,這對以後中日交流起到了很大作用。廖承志的經歷使得中國領導人跟日本高級領導人很容易建立起接觸,很容易瞭解。

 

1949年以後,中國的外交官基本是在中國學習,在日本的經驗不多,在日本的朋友也不多,他們不一定很瞭解日本的實際情況。不過現在日本領導人瞭解中國的也不多,所以我認為中日之間的交流非常不夠,應該增加交流,特別是高級別的交流。

 

近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訪問中國,口稱要讓中日關係邁出新時段的重大一步。中國也用高規格接待了這位元外相,中日是否能抓住此次機會互相找到彼此獲益的突破口,靜觀其變。

 

(牧笛 綜編)

 

 

http://global.dwnews.com/news/2016-04-30/59735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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