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華演義（第六回）－2016-07-02

 

 

 

『……………如果政治精英們按“問題倒逼改革，改革在解決問題中深化”的路子走下去，不是按先驗的教條去考慮問題，那麼，未來總會有一天，中國民主化的問題就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是因為，當市場經濟比較完善後，經濟多元化、社會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之間的相互協調與整合，需要民主制度，當民主制度成為社會整合與協商的必要治理工具，當民主不僅僅是一種美好價值，而且是社會整合與利益協調所必須，這時，如果不搞民主，社會問題就難以解決。………正因為如此，現在最需要做的，首先，是要大力發展社會組織，通過社會組織來培育公民意識。民主不但需要經濟多元化作為基礎，而且需要一種公民文化作為精神條件，而公民文化培育最好的地方，不是廣場，不是大街，而是社會組織。人們在非政治的社會組織中，可以學會溝通與表達自己的利益，學會在妥協中實現各自的利益，這就是民主的政治文化，是中國未來民主化最重要的文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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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

 

 

作者： 陳破空  

出版社：前衛  

出版日期：2015/11/01

 

 

 

內容簡介

 

中國崛起了，但為什麼中國人普遍不受歡迎？

 

既丟失了傳統，又脫落於現代。

 

不像龍的傳人，更像鼠的傳人。

 

繼台灣作家柏楊《醜陋的中國人》、香港作家鍾祖康《來生不做中國人》之後，又一剖析中國性格力作！

 

 
　　中國崛起，中國人闊起來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湧向全世界。然而，他們帶給世界的印象，卻是「暴發戶」、「土豪」、「蝗蟲」，衣食足而不知榮辱。本書揭示這些形象的背後，是國民的劣根性、民族的道德崩盤、專制制度的深重弊端。

 

　　知名政治評論家陳破空借助大量實例，層層解剖，抽絲剝繭，深入骨髓，以細微的觀察、透澈的解析、銳利的筆觸，揭示當今中國人的基本性格特徵：勤勞吃苦，卻唯利是圖、見錢眼開；生存力強，卻偷奸耍滑、無孔不入；看重關係，卻明哲保身、冷血無情；貪生怕死，卻恃強凌弱、欺軟怕硬；痴迷大一統，卻熱衷內鬥、一盤散沙；既是暴民，也是順民；人格分裂，奴性十足……

 

　　本書著墨於當代中國人，兼論古代中國人。從官場政治到庶民樣貌，自國際世界透視中國內裡，展示「中國」複雜而矛盾的價值觀與心態，更挖掘其劣性根源，完全解剖專制制度下扭曲的中國性格。

 

名人推薦

　　梁文韜（成大政治系教授）、范疇（政治評論家）聯合推薦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破空　旅美中國作家
 
　　原名陳勁松，1963年12月生於中國四川省。先後畢業於中國湖南大學、上海同濟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共管理碩士。曾執教廣州中山大學。客居美國後，成為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和香港開放雜誌的長期專欄作家。每周出場美國之音等電視節目，洞察世界，縱論天下，擁有眾多讀者、聽眾、觀眾和網友。先後出版《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中南海厚黑學：中共不能說的秘密》、《假如中美開戰：二十一世紀的戰爭》，以及詩集《緋聞》、小說《颱風》等著作。現居紐約，任美國博爾頓國際商業學校校長。
 
　　個人網站：www.chenpokong.com

 

目錄

范序／ 台灣人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負面性格？隔岸觀火，還是照鏡子？　
梁序／ 「大家都是中國人」所謂何來？　
香港版序／ 中國人還有沒有救藥？　
前言／ 同種同文不同質　
 
第一章 — 中國人湧向全世界
大鬧航班，僅僅是任性？
缺乏公德，還有破壞欲
日本大地震，中國人着慌
非洲人眼裡的寄生蟲
全球大象的滅頂之災
國家主席的專機走私象牙
非洲逐漸覺醒，開始對中國說不
中國移民騙取加拿大福利
五花八門：中國人在美國
 
第二章 — 同種同文不同質
衣食足而不知榮辱
香港人驚呼：蝗蟲來了！
台灣人反感「陸客」
新加坡人戲說「小龍女」
同種同文不同質
台灣人的雙重國民性
 
第三章 — 中國人性格張揚
大聲嚷嚷的中國人
愛吹牛，喜炫耀
急於表現，好出風頭
既丟失了傳統，又脫落於現代
大國小民，品味低下
 
第四章 — 中國人造假，世界第一
中國人撒謊成性
弄虛作假，盛產黑心食品
習近平和李克強，混來的學位
道德典範雷鋒，原來是假貨
北京奧運會，造假的輝煌
 
第五章 — 不像龍的傳人，更像鼠的傳人
偷奸耍滑，順手牽羊
中國富豪之妻在美國行竊
竊密頻頻得手，通向邪惡的成功
中國高鐵，盜版日本新幹線
山寨中國，讓你半天逛遍「巴黎」
越界偷捕，佔鄰國小便宜
抄襲高手，騙取諾貝爾文學獎
龍的傳人？鼠的傳人？
 
第六章 — 一切向錢看，認錢不認人
恭喜發財，一切向錢看
見錢眼開，不擇手段
胖小孩與塊頭男
中國富人，為富不仁
大國崛起，出手小氣
功利，勢利，見利忘義
 
第七章 — 虛偽錯亂的性觀念
中國人的性，一部《金瓶梅》
中國官場，盛行通姦與淫亂
毛澤東掃蕩妓院，只容自己嫖
中國女人，嫁人先嫁錢
 
第八章 — 死要面子，死不要臉
死要面子活受罪
好攀比，病態的虛榮心
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
自吹「盛世」，中南海撒錢迎賓
習近平的臭臉外交
顧面子，不承認亡國史
死不認錯的能耐
死不要臉的中國功夫
 
第九章 — 中國式樂趣：內鬥
熱衷內鬥，惡性競爭
海外民運為何不成功？
深重的歧視心態
駱家輝眼裡的中國人？
 
第十章 — 關係學與潛規則
家族觀念重，名利薰心
官本位意識，迷信權力
中國社會的熟人文化
可怕的關係學與潛規則
關係學羈絆中國政改
外國人是否了解中國人？
 
第十一章 — 高級冷血動物
明哲保身的忍字功夫
玩世不恭的看客心態
冷漠，冷血，幸災樂禍
「良心被狗吃了」
「撞殘不如撞死」
 
第十二章 — 一個貪生怕死的民族
這個民族缺乏幽默感
中國帝王的幻想：不老，不死
中國人活命哲學：好死不如賴活
生死之間：中國人與西方人
中國的「鐵達尼號」故事
中韓沉船對照：政府，媒體，國民
 
第十三章 — 從上到下的人格分裂
口是心非的雙面人
「女孔子」于丹到日本撒野
中國人崇洋媚外
中國人並不愛國
 
第十四章 — 大一統痴迷症
中國人，東亞大陸的漢人
曾經是一個講信義的民族
中國人變壞，始自大一統  
一盤散沙，卻痴迷大一統
國禍深遠，中國的壞皇帝  
焚書坑儒，毛澤東超越秦始皇
 
第十五章 — 千年順民，根深蒂固的奴性
暴君，暴政，暴民
在中國，動物也飽受虐待
中國式教育培植奴性
「廣場舞大媽」：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驚世駭俗的中國酷刑文化
有骨氣有血性的中國人，殺無赦
三大劫難，打斷中國人脊梁
 
後記／ 例外的中國人

 

 

 

序

范序

台灣人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負面性格？隔岸觀火，還是照鏡子？
政治評論家 范疇

 

　　破空先生乃政論家，對於中共政局變化的時論，一向犀利，但這本書並未由「中共」做為切入點，而由「中國人」下手術刀，顯示了他對政治現象底層的文化本質也是深度關切的。

　　本書前半部，集結了近十年來「中國人」──做為一個集體概念，在國內、國外鬧出的荒唐笑話，把零零散散的真實事例，織成了一副「中國人現形記」的全景圖；但作者也明確的表示，「本書所稱中國人，即漢人；所稱漢人，即中國人。本書所論中國人，主要指當代中國人，兼敘古代中國人。筆者聲明：本書所論中國人，並不包括生長於或長期居住於台灣、香港、新加坡及其他海外地區的華人，而專指生長於或長期居住於中國大陸，或最近三十多年從中國大陸出國的中國人。」

　　本書的後半部，開始逐步把中國的歷史（或漢民族）劣根性，與今日中國大地上發生的現象，有機的連結起來。這時，政論家和文化批評家兩種角色開始融合；「中國人」的行為也不再只是鬧鬧笑話，而上升到了災難的層次，但作者並未忘記點出，這裡面既有文化傳統性，也有共產制度的催化性。

　　總體來說，這是一本不給面子的書。只要是自認為是「中國人」的讀者，即使同意書中的大部分觀點，恐怕都會心理有點不舒服，怪罪作者為何如此「不給面子」。這其實正是中國人的弔詭：能被批評但不能被公開批評（家醜不能外揚）；當場能虛心領教但事後總往心裡去（心口不一）。

　　此書的台灣版上市，時間抓得很巧。台灣社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近年來急劇下降，因而感覺「被冒犯」的讀者不會太多，而即使被冒犯者，心理上大多會說「我不是那種中國人」。總之，這是一本會讓台灣讀者大感痛快的書，書中豐富多樣的真實案例，大致上可以總結歸納為「上頭不要臉、中間臉不要、下頭要臉不」的浮世繪。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遊客」、香港人與台灣人眼中的「陸客」，每週每月都要給世界來一場文明素質低落的大秀，這已經是常態。在中國內部，那些已經和世界接軌、見多識廣的人其實對同胞的表現也是深痛惡絕的，另有相當數量的高素質人群，對這些「脫序行為」給出的解釋是，「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中國十三億人，若看總量什麼都不得了，應該看比例」、「文明素質發展總有個過程」。這也不純屬虛言，舉例而言，二十來年前，我曾定過一個「北京市建築星級標準」──用大門口台階上的痰跡數量做為評分標準，三個以下的為五星級，十個以下為四星級，依此類推。但是，到了今天，這個評分標準已經不適用了，因為北京人公開吐痰的人確實減少了。但我想到了二、三級城市，此標準依然適用。

　　中國當下的「城鄉文明差距」極為凸顯；城市內頂層的人，老早就過了參加旅遊團的階段，他們出國都是自由行。當下全世界看到的「中國團客」，多半來自二、三級城市的大叔大媽，很多還是第一次坐飛機，團中坐過三次飛機的就已經是「老手」了，懂得如何示範「享受」，如何對空服人員「維權」。這些團員的經驗裡，談不上什麼世界性，現代禮儀的概念更是欠缺，例如，他們經常把中國國內班機的不正常誤點，情緒轉移到世界其他地區的正常誤點情況上。另外，中國國內的「地區文明差距」也非常大，沿海和西北，行為和習慣大大不一樣，即使在中國國內，這種習慣上的差距也常引起唇槍舌劍。例如，上海人就認為「北京人是吃大蒜的，而我們上海人是喝咖啡的」；在歷史上人文薈萃的江蘇，蘇南人就認為蘇北人行為比自己粗鄙。如此不同習慣的人驟然到了環境完全不同的海外，怎能不令人瞠目結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能夠在短短十年內，就見識到來自中國五湖四海的遊客、移民或生意人的「文化橫切片」，也算是一種難得的經驗。

　　前人（如林語堂、魯迅）和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負面評價，羅列下來恐怕一張A4紙都不夠用。單單本書中所論及的，就至少有：集體而無團隊，謙恭而無自省，自負自卑互為表裏，見風轉舵，投機取巧，見利忘義，相互拆台，明哲保身，口是心非，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見錢眼開，唯利是圖，明哲保身，冷血無情，熱衷內鬥，欺軟怕硬，人格分裂，崇洋媚外，貪生怕死，無幽默感，名利薰心，幸災樂禍，奴性十足 ，撒謊成性，弄虛作假，死不認錯……

　　但若只准我用一個概念來囊括這所有的現象，我會選用「難民心態」。這還得由一九八五年說起，那時我由美國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在深圳的羅湖關口，一邊是要出來的人群，一邊是要進去的人群，感覺好像有幾萬個人頭在攢動。先開閘的，是出來的那一邊。閘門一開，瞬間千軍萬馬衝了過來，每個人好像不搶先就會死。被那陣仗驚到，天真年輕的我當時想：中國真如西方宣傳中的奴役國家，這是一個從奴役世界奔向自由世界的場面。半小時後，我所站在的這一邊，閘門也開了，同樣的，千軍萬馬如後有追兵般的，從自由的香港往大陸衝。跌跌撞撞中，我瞬間明白了，難民心態，是中國人民的「天然成份」；桌上菜不夠要搶，桌上擺滿了菜也要搶。或換個方式說，中國人是被「嚇大的」，代代相傳，不知要等到哪一代才有個人和國家的安全感。

　　這裏，我想向所有讀者提出一個邏輯挑戰，如果中國的國民性如此之糟，那麼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將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這個問題，我想可以稱之為「十三億人的難民性格與實施民主之間的矛盾」。

　　然後，我想向台灣讀者提出一個挑戰，在閱讀本書中每一項「中國人毛病」的時候，想一想在台灣人、台灣社會身上，有沒有一絲絲類似的病原？台灣社會的「中國病」，真的百分之百痊癒了嗎？否則為什麼中國人見識過台灣之後，除了說出「台灣最美風景線是人」這結論，同時還玩笑的說「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

　　作者在書中最犀利的觀察之一，我認為是他看到了「中國人變壞，始自大一統」，具體表徵就是「修築長城，焚書坑儒，指鹿為馬」，從此「劣根性道統，千年一以貫之，環環相扣的內在永久循環」。這點，和我個人的看法一致：中國的「大一統長城文化」容易孕育出專制，而相對的，歐洲的「獨立城堡文化」容易孕育出自由民主。

　　比較可惜的是，作者在描繪中國人的種種負面現象之餘，沒有進一步的在「先天民族性使然」和「共產黨執政使然」之間做出解析，例如，十年文革的經驗，究竟對當下中國人的性格，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和扭曲？用一種比較有趣的方式來問這問題，那就是：如果魯迅筆下的阿Q，落入了十年文革，他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或者，如果沒有十年文革，中國的平民百姓還會是作者所描繪的「中國人」嗎？

　　再例如，在文革一九七六年結束之後，中國人曾經有過一段徹底反省自身制度的期間，大約也是十年光景，然而最終還是以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慘劇為定調的分水嶺，從此中國踏入為期二十多年的「全民逐利謀權」時代。這一段「權錢復興、貪腐崛起」時期的經驗，又對當前中國人的「性格」，產生了什麼樣的形塑？

　　有著不太一樣歷史經驗的台灣，面對隔鄰十三億人個性中的負面成份，究竟應該抱著隔岸觀火看熱鬧的態度，還是抱著以鏡為鑑的態度？我想，這兩種態度之間的選擇，應該就是決定未來台灣與中國關係的一個要素。

 

 

 

梁序

「大家都是中國人」所謂何來？
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梁文韜
 
　　陳破空先生是出生於中國的著名旅美作家，作品深入淺出，往往一針見血。本書讀者一定會十分敬佩陳先生能概括地整理出在中國崛起的同時，中國人對世界的禍害，其中很多的情節令人咋舌，若說二十一世紀全球正遭逢「蝗禍」實不為過。

　　對中國人的批判通常分為內在及外在兩種。跟當年身在台灣的柏楊及在香港的鍾祖康一樣，陳先生的《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著墨於刻畫「中國人」的醜陋百態及暗黑性格，這些事例多了，就成了世界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儘管三人都高談闊論中國人怎麼樣的不是，但實際上都是從自己中國人的身分認知中出發。「我們」中國人那麼沒品、沒水準，很不爭氣，到處丟人現眼，但很無奈，我是中國人。即使再不願意，套用陳先生的說法，大家都是「同種及同文」的中國人，這就是一種內在批判。

　　在很多的調查中，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近年有了急速的變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愈來愈少，確立自己只是香港人的則大幅增加。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更早地已經有所改變，也許是由於跟隨蔣介石竊台的「外省人」逐漸凋零的關係，目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只有百分之三左右而已，在本土化持續下，接近七成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陳先生一直強調「同種同文不同質」，有著一種無可置疑的意涵，值得商榷。在過去一百多年，以炎黃子孫的大帽子一扣，所有跟支那這塊土地有關的都成了中國人。在媒體及教育長期洗腦下，龍的傳人、中華兒女等用語更是深入人心。如果中國人包括不同種族，又何來同種呢？做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黃種人，台灣人及香港人傾向不把自己當成是什麼唐人、漢人或華人。至於「同文」，表面上似乎沒有商榷的餘地，但所謂的「簡體字」其實是中共發明的，可稱「中共字」，跟台、港沿用的字已經不同了。至於白話文的發揚光大跟北京話被選為「國語」有關，而這是一個政治決定。文字與文體都變了，「同文」之說值得反思。

　　當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及台灣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港、台的論述已經從內在批判轉為外在批判。中國是中國人的，台灣是台灣人的，香港是香港人的。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相繼蹂躪支那這塊土地，壓迫滿州人、蒙古人、東突厥人、圖博人，將其疆域納入中國版圖，試圖中國化所有民族，並消滅少數文化，這是粗暴的霸權主義。

　　先假設大家接受同文同種的都是中國人這個說法，中國人應該如何展望未來屬於他們的國民性呢？陳先生認為，「一旦中國發生制度變革，成為一個民主與法治的正常國家」，中國的「國民性」必將得到「正面發展」，得到「根本改善」。當然這牽涉到鷄跟鷄蛋的問題，因為中國其他知識分子可以有叧一個想法：這樣低劣的國民性在那麼大的疆域中是無法催生民主法治國家的。也許會有人提出反駁，既然研究發現印度的人民平均素質跟中國的一樣低，疆域也很大，那麼為何印度可以成為一個相對民主法治的國家？話說回來，如果印度的例子可以參考，那就可以用來做為反證，印度成為民主國家之後那麼多年，為何人民素養仍然處於非常低的水平？陳先生堅信會得到的「根本改善」也很有可能不會成真。

　　印度的例子告訴我們，施行民主的條件其實只要社會上的領導菁英願意放權，讓人民參與政治、分享權力。香港跟印度一樣，同為英國殖民地，但香港人到了二十世紀仍然被新的北京殖民政權告知，民主改革要循序漸進，連《基本法》承諾早該有的普選特首及立法會全面直選都仍在拖延。台灣人的民主更是得來不易，但在馬總統執政下，民主嚴重倒退，配合中共統戰的各種方式都是違反主流民意的。很多針對官商勾結及貪瀆的案件都從輕發落，甚至宣判無罪。在中共的積極干預下，台、港仍然殘缺及脆弱的民主法治能否成為未來中國的示範，可能不甚樂觀。

　　執筆此推薦序之時正值習近平訪美期間，他所到之處，抗議示威不斷。全球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日益加深，部分中國人的惡行只會令世界各地的人民日益反感，近日更發生千本以上的假加拿大護照事件，令舉世瞠目結舌。中國人愛移民到別的國家才當「中國人」去愛國，卻罔顧自己的首都被汙染到長年不見藍天的惡質環境汙染以及自己的「同胞」被獨裁政權任意侵害，的確令世人不解。對具反省能力的中國公民或知識分子而言，中國本身正要面對的可是一條非常艱辛的民主化之路。至於對香港人及台灣人來說，如何大幅減低被中國因素影響是刻不容緩要面對的挑戰。不過，無論你認定自己是什麼人，大家必定會跟我一樣享受與陳先生一同深思人性及自己身分認同的閱讀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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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讓我們先來談教育

 

TO: NON NON & David

 

上次答應NON NON 說要談德川時代，現在就先行摘錄ㄧ篇文章供NON NON參考（詳：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22966）如下：

 

 

 

【領導者的睿智】

 

  一八六0年，爲批准美日通商條約，日本代表坐美國軍艦到美國的時候，勝海舟一行則乘二百五十公噸的咸海丸橫渡太平洋，這是日本人以輪船直接橫渡太平洋的第一次。在這不久以前，日本人根本還沒有看過輪船呢！換句話說，日本人開始學習航海不過數年而已。但是，由於要提高日本人的士氣，他們嘗試橫渡太平洋，更由於美國海軍官兵的鼓勵和協助，終於獲得成功。

 

  我覺得這個故事象徵了近代日本的開始。亦即日本雖然受外邦的壓力而開國，但一旦決定開國以後，爲適應和克服西歐的衝擊，日本卻表現了敢冒險的魄力和能力。

 

  在帕利（Commodore Matthew Calbraith Perry）於一八五三年六月還沒有到浦賀以前，日本是一個故步自封的封建國家。士、農、工、商的身分區別，甚至文字和日常用語，規劃著日本人的生活；儒家道德乃是社會上上下尊卑，服從侍奉關係的基礎。而爲使這種封建秩序趨於安定，幕府不喜歡它有所變化。正如一八五六年，美國首任駐日本總領事哈理斯（Townsend Harris）到日時在其日記所寫，在日本，人人遵守著一切『靜止著的東西不得亂動』的格言。

 

  而且，在這以前的日本，是一個跟世界隔離過著和平日子的國家。由於一六三六年的『鎖國令』，日本跟世界斷絕了交往。除荷蘭和中國的船以外不許來日本，並且這些來到日本的荷蘭人和中國人，在貿易港口和居留地方面也受到了很嚴格的限制。關於外國的事情，祇通過長崎一地的接觸而片斷地傳到日本而已。而這卻也是日本之所以能夠享受將近三個世紀太平的主要原因。惟其如此，在這兩百多年之間，除漁船的漁夫船破漂流海外者外，任何日本人都不許出日本國門一步。

 

  日本這種停滯、和平和孤立，由於帕利所指揮的美國艦隊的駕臨，以及其軍事力量迫其開國而被打破。一八五四年，帕利再度來日，並深入今日之東京灣，更要求日本方面對於上一次美國總統給他們書信的答覆；而下面的文字對於當時的人對於大輪船的恐惶失措，表現無遺。

 

  美國軍艦於元月廿八日從浦賀出發，在神奈川灣拋錨；因懼怕如果美國軍艦經過羽田砂洲到達品川，以及談判一旦破裂，江戶將爲他們的巨砲而變成廢墟遂在神奈川與江戶之間派許多人員觀察和監視，其所發出報告之多實有如潮水之洶湧。而在將軍鎮座之城，一聽現在夷船正向江戶前進便驚駭不已；一接現今夷船正往浦賀開的消息遂安心卜來，且一日之間，如此一驚一喜者在。後來仔細研究其所以一進一退的原因，乃監視人員報告拋錨後的美國軍艦，隨潮汐之漲退以及風向而一進一退的。

 

眼看美國艦隊的實力，幕府認為非讓步不可，於是打破兩個世紀以上的傳統，與之簽訂親善條約，並開下田、箱館兩地貿易港口；更於兩年後的一八五六年，應美國總領事哈理斯的強硬要求，締訂了通商條約。因為跟美國方面交涉的政府官員，深知清國在鴉片戰爭和亞羅船事件慘敗的事實，深怕日本復蹈清國之覆轍。

 

  但是，在簽訂通商條約這個問題上，日本的輿論截然分成了兩派。一派是所謂開國論者，他們認為固持『鎖國』的方針，將導致與西方國家的戰爭，並且日本很可能被打敗，因而主張日本唯有開國之一途。另一派是所謂攘夷論者，他們堅持拒絕外邦的開國要求，並主張把外國軍艦趕回去。在這些攘夷論者中，固然有從厭惡外國的感情上而反對者，但也不盡是如此。換言之，在這些攘夷論者裡頭，也有認為屈服於外邦的軍事力量而開國將有損於日本的獨立，因此主張先把外邦的壓力擊退，爾後以自己意思開國者。是即他們認為不得已，所以祇有開國這種失敗主義的想法，將保不住日本的獨立。這種意見的對立，加上認為以幕府的現行政治制度絕無法與強有力的外力抵抗，因而主張天黃親政的立場，以及堅決主張幕府的傳統政治制度的人們的對立，使日本的政治更加動盪不定。

 

  惟薩摩和長州的攘夷論者，因嘗試擊退西方國家的軍艦反而被其巨胞所擊敗，遂明白攘夷之行不通。同時，以為應該先行開國使日本富強，爾後憑此以抵抗西方國家的這種富有積極意義的開國論亦暫為更多的人所接受。譬如日後做首相的伊藤博文，就是於一八六三年留學英國，在倫敦等地窺悉西方的情勢而知道攘夷之為短見者。他認為，攘夷通於滅亡日本的道路，他說：『即使我們學到滿肚子的學問，祖國亡了還有什麼意義』，因此馬上回國，並致力於阻止攘夷思想的蔓延。

 

  而親身體驗西方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乃必然地剝弱了人民對於幕府的信心，並使其企求替代幕府體制的政冶制度。結果，以在德川時代完全不過是一種形式上之權威的天皇為中心．遂產生了一元的新的政治權力．從幕府體制到天皇親政的變化．雖然也產生了一些鬥爭，但是由於日本領導者的政治睿智，幕府的將軍終將其大權在和平裡以還給天皇的形式而啟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

 

  如此這般，日本遂奠定了明治時代的基本政策。亦即與承認開國並跟世界各國建立邦交的同時，冀以富國強兵的政策以維國家的獨立。而執行這種政策的人們之皆為富有想像能力與領導能力，實在是日本的最大幸運。他們的這種進取的態度，明治天皇的聲明書 ── 『五條的御誓文』把它表現得非常妥貼。

 

  一、廣為召開會議，萬事決於公論。

  一、上下一心，力行經綸。

  一、文武百官以至庶民一意各遂其志，俾人心不倦。

一、打破舊來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

  一、尋求知識於世界，憑此以大振皇基。

 

  凡是能夠使日本名符其實地成為強而有力的獨立國家所必需的措施，不管將來可能有何等的困難，他們都一一地付諸實施。因為他們在打倒幕府運動的過程中，已經體會了一種敏捷的政治感覺；同時隨攘夷的失敗和旅行國外的經驗而深深地瞭解西方文明的優越，並已深信攝取西方文明的重要性。

 

  譬如明治維新時代領導者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則非常致力於實業的發達，但明治維新四年後，當他四十三歲到西歐去旅行，目睹英國的工廠、公路、鐵路、運河等設備遠比日本完善的時候，便興嘆說：『像找這樣年紀大的人已經不能應付將來，既然不能應付時勢也就祇有退休。』我認為他之對於發達實業所以如此用心，乃因為他實實在在地把握了這種活生生的現實所致。

 

  明治維新四年後的一八七一年，明治政府實行了廢藩置縣，並任命知事（亦即縣長）以之統治。由此，德川時代統治著廣大地域的『藩主』完全失去其大權，日本由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於此同時，階級制度亦被廢止，不久又取消武士的俸祿，於是靠身分吃飯的階級消聲匿跡，人人惟有各就其行業，如做官吏、教師、實業家以謀求生活。不特此，明治政府更實施了使人民受平等教育之機會的國民教育制度。因為他們懂得維新的大業不僅要靠少數的先知先覺者，並且要靠大批的、受過教育的後知後覺者來大力推行才能奏效。從西方國家的兵制知識，以及德川末年的兵制改革的經驗，他們更瞭解國家不應單由武士來捍衛，而該由全國國民來共同保衛，因此創建了現代的軍隊。此外，他們更解開了農民之隸屬於土地，而准許田地的自由買賣。對於這種大刀闊斧的改革，當然引起了很多不滿，尤其武士階級反對得特別兇，甚至暴動、造反，並終於演變成為小規模的內戰，但是明治的領導者卻都把它一個一個地克服下來。

 

  這樣．建立了現代國家制度的日本，遂全力推進實業的發達。首先，他們開始創設推動實業之動脈和神經的鐵路、電信和郵政制度。其次，政府創辦了模範性的工廠以促進民間亦興辦這種企業，或貸款給有意從事這種企業的人。再次，為啟發一般國民的知識，獎勵國民閱讀報紙，特別優待送報的郵資，並特准報社免費寄稿以助新聞事業之發展，我覺得這些政策把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心須改變過來的觀念亦即賺錢是卑鄙的行為，這種儒家道德轉變到賺錢是正正當當的行為，此種道德貢獻很大"。

 

 

 

【勤奮與當於彈性】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明治政府曾經不遺餘力地普及教育和培養人才這件事。明治時代的領導者深知為使國家富強，惟有增進一般國民之知識。欲興辦現代的實業，非有推進它的人不可。現代的軍隊，不但要求軍官，並且也要求士兵具有高水準的知識。而從統一國家的觀點來說，教育更是關鍵。因此，他們遂在全國各地創辦學校，普及教育，俾根本地改造日本。

 

  不過，政府並沒有資力補助人民創建小學，所以其大部分經費皆由國民自己負擔。許多生活很苦的老百姓並不喜歡兒子上學，但為提高國民的升學率，政府確盡了最大的努力；而地方的地主亦知道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捐了很多錢協助地方興蓋學佼。是即自德川時代以還所儲蓄下來的財富和知識，激起了他們對於地方文化的責任感。而由於德川時代以來，因有到『寺小屋』唸書的習慣，一般國民亦相當地尊重教育。正因為如此，國民救育遂很迅速地普遍起來，及至明治末年，日本的升學率竟達百分之九五。今天，一到日本鄉下，你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小學是最好的建築物之一，這是日本人尊重教育的表現。

 

  至於高等教育，政府則以高薪聘請外國人的教師，或派遣留學生留學外國以造就學者；沒有從政的知識份子，則創辦了許多私立學校以協助教育的普及。要之，為推動現代化而重視教育，乃是日本現代化的一個很大的特徵。

 

  除上述這些完成明治維新的領導者以外，後來的知識份子在推進改革運動中也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他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過明治維新，但卻在德川末年，分別在幕府和翻譯所從事西方國家的研究。他們之中有的像大隈重信去就官職，有的如澁澤榮一進入實業界，有的像福澤諭吉專心去辦教育，但在很大膽地主張學習西方的技術和制度這一點，是一致的。他們均為武士階級的出身，毫無經濟活動的經驗，但是從事另一種新的經濟活動的時候，這些條件卻幫助了他們。因為新的經濟活動所需要的才能（條件）是一種冒險心和探求心，而沒有什麼過去和傳統可束縛的武士們，倒能夠很大膽地往新的東西衝上去。換辭言之，為他們的原動力者，乃是以咸海丸橫渡太平洋之冒險犯難的精神。

 

  然而，欲單靠只有冒險心的先知先覺者來推進現代化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除此向外，更需要大批的新領導者和許許多多能夠承擔實際上的現代化工作的人群。在這極意義上，假『文明開化』之名，日本國民積極地輸入了西方的文物，勤於工作善於儲蓄，以累積出現代化所必需的資本，乃是日本之所以能夠現代化的最基本的因素。

 

  原來，日本國民的消費態度是立於儒家倫理的基礎上面的。詳而言之，在認為牟利是不道德的這一點，它確妨害了實業的發達不小；但在認為勤儉儲蓄是善的，奢侈浪費是惡的，它卻幫助了儲蓄的增加和助長了實業的發達。而在對於西方文明的態度方面，明治的領導者決定開國和輸入西方文明以後，一般國民非但沒有抵抗，並且積極地輸入西方文明，有一個時期，甚至有過藐視日本固有文化遺產，並認為新東西都是好的這種態度。下面一段便是諷刺當時情況的文章。

 

最近人們開口閉口便說什麼文明開化，但是真正懂得文明開化之為何物者似乎並不多。

 

仔細聽他們的說法，吃了豬肉是文明；打著洋傘走路也算文明；不脫鞋走進屋裡（日式房屋一定要脫鞋），這是討厭的文明。不知原來的意思而妄以為做新奇的動作便是文明開化，這樣或將闖出意外的災害。又，人們搶購所謂『舶來品』。主張改良國字（其實是中國字），如森有禮則提倡廢止漢字使用ABC。有的倡說改善日本人的體質。說『日本人天生雖巧，但卻欠缺耐性，此乃因為不食肉所致』。因此如餵日本嬰孩以牛奶，令其食牛肉以長大，日本人亦將變成很有耐性的國民，因為『牛乃獸中之魯鈍者也，若食牛而長大，則有如牛堪耐用』。更有主張討外國老婆以改良人種者。如此斯般，明治時代的日本，很想把一切的一切，一朝一夕地改變過來。而這樣做，固然無法迴避弊端之發生，但它之使日本比較容易引進西方丈明卻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德川時代的遺產】

 

  上面這種現象，好像跟德川末年的攘夷運動有很大的乖離，但在實際上，積極地攝取外國文明纔是日本人的傳統性格。自古以來，說好聽一點，日本人對於異民族、異文明非常寬大；說不好聽一點，便是容易醉心於外國文明的模倣石。日本人早就醉心於中國，並曾拼命地搬進中國文化。聖德太子不僅用漢字撰寫日本最早的憲法亦即所謂十七條憲法，而且輸入了中國的衣裳，搜集中國的東西，企圖把整個生活中國化。同樣地，西方國家初到日本的十六世紀，日本人也競相輸入西方的文物。我們且從當時到過日本的牧師的記載，可以發現他們如何地驚愕於洋槍之在日本普及，並認為這是日本跟其他東方國家根本不同的地方。

 

  日本人對於外國的這種態度，實形成於歷史演進之中。在其鄰近，日本從來沒有過會威脅他的大國，而祇有一個被其擷取文化的遙遠的中國，古代的中國，其文明已經非常進步，而她，對於日本有莫大的益處。從古代的交通工具來看，日本跟中國離開得很遠，中國實在無法征服日本，我認為，不懷疑外國文明，並喜歡積極地引進外國文明的日本人的性格，實在產生於這種歷史背景之中。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國家以軍事力量做後盾叩開日本大門的時候，起初日本人曾予以頑強的抵抗。他們深怕由此喪失日本的獨立。但是明白欲保持獨立必須輸入外國文明時，日本人便一心一意地吸收西方的文明。隨瞭解西方文明的優越，他們便開始歌頌西方的文明。

 

  關於一方面祈求著國家的獨立，另方面又理解外國文明之優越的明治時代日本人對於外國的態度，我們似乎可以從人們對於大津事件的態度窺見其典型。一八九一年，俄國皇太戶訪問日本時，被一愛國主義者的警員所刺傷。當時，日本人覺得非常慚愧，並從全國各地給俄國皇太子寄來了許多慰問的書信和東西。而對於俄國的皇帝，也寄去了很多的謝罪電文。日本國民誠心誠意地賠了對於國賓非禮的大罪。這樁事件，還有關於審判它的推事的插曲。日本政府很耽心俄國或將以此事件為藉口對日本行使武力，因此主張以冒瀆日本皇室之罪以死刑處罰那位警員。但是，當時的最高法院院長兒島惟謙云並未屈服於這種政治壓力，而維護了司法權之獨立與法之正義的原則。他說這樣做是枉法的行為，並判被告以無期徒行。易言之，從事審判的法官們，以『日本是一個法治國家』的自尊心和獨立心，做了他們所信為正確的行為。我覺得，跟一般國民對於俄國皇太子那種溫暖的態度一樣，這也是明治時代日本的好的一面。

 

  日本的領導者因懼怕外國資本支配日本的經濟，故未利用外資；但認為為採用外國的技術而聘請外國人並無關宏旨，故遂以高薪禮聘外國人。法律、軍事、經濟，幾乎各方面都聘了『請來的外國人』，而這些僱用的外國人，的確曾不遺餘力地為日本而工作，他們不但題供了日本所必須的知識，而且做了一種顧問。

 

  無疑地，在明治時代，外國人所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譬如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他除了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以外，又是把日本的美術介紹到歐洲的人。而奉職於日本外務省的德尼遜（Henry Willard Denison），在辦理中日和日俄戰爭的外交過程中，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德尼遜參加在波茨茅斯召開的日俄和平會議，當時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就曾開他的玩笑說：『你究竟是美國人，還是日本人』。由此可見其為日本賣力的一斑

 

 

這些『請來的外國人』之所以如此努力，日本人之對於外國人的親切和藹的態度固是一因，但外國人之對於自己工作的負責這種西方倫理觀念卻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他們的這種工作態度，卻給日本人留下很大的教訓。我覺得，當時無論在日本和歐洲都還沒沒出現過排外的民族主義，對於日本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明治時代日本的長足進步，實由這些因素所促成。

 

不過，我們如果祇注意明治時代的話，我們恐怕還不能夠真正瞭解明治時代日本現代化的實際原因。由以上所述，我們應該可以知道，明治時代日本的發展實基於日本過去的遺產。譬如勤奮節儉的倫理就是儒家思想的遺產。日本在德川時代把國家統一，使人們說共通的語言也是主要的遺產。

 

  更確切地說，德川時代，和平、停滯而孤立的兩百六十年曾予日本以『社會資本』。跟西歐國家一樣，封建制度確立了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基礎。首先，德川時代的統治制度變成了有助於奠定現代國家的基礎的資本。武士階級累積了做為統治階級的經驗，直接創造了公務員制度和具有組織能力的（行政經驗）的人群。前面我們曾經說過關於以往的武土在發達實業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最大的長處就是具有能夠利用組織行動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乃是在幕府和各藩的政冶訓練所賦于的。

 

  並且，日本的武士在社會上的地位雖然很高，且負有很大的責任，但卻並不富有，而這個事實培養了他們成為富有使命感和冒險精神的領導者。尤其是在十九世紀初葉，隨感覺外國威脅而到處創設的各藩學校所完成的機能很大。這些學校，以西方事軍學和養成遇到困難局面能夠以智慧和意志擔當這種局面的人才為目的的『實學』代替以往的儒學教育。各藩非但這樣造就人才，在十九世紀前半，更用上了這些人才。成為明治維新領導者的卜級武士，以及實業界的領導者如澀澤榮一，半農半商的子弟之所以能夠當權其理由在此。

 

  當然，明治維新並不單靠外國的壓力而完成的。德川時代之和平的兩百六十年，已經漸漸地發生靜而大的變化。市場的發達和商人的抬頭就是它的明證。在這和平的期間，生產慢慢地增加，都市的消費生活亦與日俱增，商人日富，其在社會上的身分雖然最低，但卻連武士也不放輕視他們。跟貨幣與度量衡的統一，以及公路、航線的開通，成立了以米為主的全國性流通經濟。商業技術也以帳簿和匿名公會的形態發達了起來。

 

  凡此，到明治時代皆成為發展實業的溫床，加以商人的崛起震撼了當日的社會制度，及至十九世紀初，武士階級認真地思索著社會的改造。從思考應該怎樣對付外國的壓力和國內的不安等問題出發，明治維新的領導者終於到達非打倒幕府不可的結論。而一般農民的農業技術之提升，紡織等等手工業技術之發達，教育之逐漸普及，乃是明治時代走上現代化之大道的基礎。

 

  不特如此，幾個偶然的事實更幫助了日本的現代化。第一，那時剛進入十九世紀後半，先進國家在大致上雖然都已經過了工業革命，但如果從技術水準來看，它還是在熟練和經驗的累積為本的技術階段，進入到以科學為據的技術階段的時代。鋼鐵工業剛開始發展；化學工業根本還沒有影子。鐵路才走上其大事建設的第一步；輪船還沒有完全替代帆船。換句話說，西方國家跟日本的技術水準還沒有很大的距離，因此日本人一面發揚他們的傳統技術，不斷的努力，終能趕上西方出家。由於日木的後進，他們便能大膽地採用鐵路、輪船等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和與這些同時出現的國民普通教育和依國家的保護推進實業的發達等等當日最新的方法。尤其日本擁有價錢昂貴之絹絲的輸出品。它在提供發展日本產業所必須的資金方面有過很大的貢獻。總而言之，我覺得明治時代的人們的努力奮鬥，德川時代的遺產和時運促成了日本的現代化。

 

 

 

 

上述文章引伸幾個觀念來：

(1) David說：『……………但請看看今天的中國，它是有餘力搞好教育的，但據觀察和見聞，它絕對太不合格了，使我不得不懷疑它的意圖：是否怕老百姓教水平高了後共產黨就要垮台了？………..比起教育，例如它更愛搞神七！教育是基本實務，神七是虛榮，告訴胡溫這個吧，可建議的太多了。………….』，那就讓我們先來談教育：

 

(a)上述文章提到：『……………….而由於德川時代以來，因有到『寺小屋』唸書的習慣，一般國民亦相當地尊重教育。正因為如此，國民救育遂很迅速地普遍起來，及至明治末年，日本的升學率竟達百分之九五。今天，一到日本鄉下，你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小學是最好的建築物之一，這是日本人尊重教育的表現。…………….. 要之，為推動現代化而重視教育，乃是日本現代化的一個很大的特徵。……………..』。平均起來，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受最高教育的民族，在戰前，日本兒童的上學率本來就是很高的，但戰後的教育改革更提高他的比率，戰後由於大學的增加，多多少少降低了大學的素質，但卻協助了製造大量的優秀技術人員。這種高度的教育水準，乃是日本農業技術革新和工業技術革新所獲得成功的根本。

 

(b)世界上幾乎所有工業國家，都認為教育是生產發展的首要因素。全世界的年教育經費，在公共資金的支出中，大多僅次於軍事費用，佔居第二位。全球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只佔到全球總人口的三分之ㄧ，但其教育經費卻比發展中國家多出十倍以上；而中國人口超過了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ㄧ，教育經費卻僅佔到三十分之ㄧ，這讓人難以思議。中國可以花那麼大的氣力去爭取一個體育項目的第一，而對於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這個真正與國家前途和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項目，竟長期孰是無睹，這同樣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c)美國及世界各國的旅館，在床頭櫃的抽屜裡都會擺放著一本聖經，無論是音樂、繪畫的背景裡，聖經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再者，契約的概念、公平、公正、公開等國際性原則，其背後思想的基礎，均來自聖經。俗話說的好：『三歲看大，五歲看老』，性格是從小養成的，歐美人對於事物的看法大多源自聖經。

 

(d)自公元六、七世紀開始，直接大量從中國移植日本的中國文化及儒家思想，真正地為日本人所玩味咀嚼，是在德川時代，因為鎖國結果，使日本有充分機會，從容消化中國文化的精華。中國現在就是缺少一本『聖經』，作為在朝和在野的生活規範，此部中國的『聖經』包含了諸子百家的思想──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司馬遷甚至孫中山等的思想，取其精華，甚至加入西方思想精華，中西貫通，成為中國人生活的規範。這部中國的『聖經』就如同基督教的『聖經』一般，簡單易懂，我們尊重深奧的學術殿堂內供奉的典籍，但那是另一個層次，是屬於使人肅然起敬的知識遺產。但是，中國的知識份子應嘗試和廣大人民結合成為一體，中國的知識份子應負有更沉重、更嚴肅的使命，就是把典籍中的精華，或典籍中所缺乏的活潑精神，用現代化的文學形式、高水準的文字功力，烹飪成為人人都能品嘗而回味甘甜的美味，這人人都能品嘗而回味甘甜的美味，就是森南多傑所說的中國人的『聖經』，成為中國人生活的規範。特別是中國現在所強調的精神建設，都要依據此中國人的『聖經』。（延伸閱讀：http://www.nownews.com/2006/05/14/142-1941065.htm，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36707【中國國富論：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國富論】，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36708【中國國富論：經濟中國的第三隻手

】）

 

(2) NON NON說：『…………………或許便要靠革命達成民主與自由. 雖然革命帶來流血. 但對於專制獨裁的瓦解過程. 這是一條不歸路，蘇聯共產也消失了. 不是嗎?』，如何讓中國在達成民主與自由的過程當中不發生流血革命，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上述文章提到：『………………從幕府體制到天皇親政的變化．雖然也產生了一些鬥爭，但是由於日本領導者的政治睿智，幕府的將軍終將其大權在和平裡以還給天皇的形式而啟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幕府的將軍終將其大權在和平裡以還給天皇，日本的皇權更迭基本上是順利交接和“和平演變”，也就是大隈重信所言之『無革命說』（詳：http://www.sanmin.com.tw/page-product.asp?pf_id=000558091，【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上下)】），其中思想傳統的順利交接和政治權利的順利交接，都表現了日本國自開神道以來，不見革命和流血的制度和思想特徵。這個特徵，正好和中國的流民和造反文化相去甚遠；和中國的儒家科層體制和極端皇權也不盡相同（請參閱 劉自立 先生所寫之【閱讀大隈重信《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一書】，詳：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952）。如何讓中國在達成民主與自由的過程當中不發生流血革命，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或許中國可參考日本之神道與佛教互相演化結合過程對日本人所產生之影響，為何日儒高楠順次郎會說：『日本帝國特殊的文明，在乎明治維新前開花結果，多半有賴於佛教的餘澤』，這與台灣民間信仰（尤其是媽祖信仰）與佛教互相演化結合過程對台灣人所產生之影響，是否有相類似之處？這個話題我還在思考要如何敘述，才能表達清楚。

 

 

(3) 當然啦！日本德川時代還有許多事情可談，就讓我們慢慢來談。

 

 

http://blog.udn.com/k10089/933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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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改平息民族記憶創傷

 

在中共黨改、中國憲改之外，還需要另一層次的改革，才能盡其全功，那就是社改，社會改造。因為，黨改、憲改都只是平台，若社會力未得同時解放，黨改及政改將流於形式。社改一事，千頭萬緒；「以權為本、以錢為本」的風氣已經深入中國社會的肌理，如何才能導正社會風氣，以與黨改、憲改產生良性互動？

 

住宅社區生活民主化

 

這裡，可以抓住中國社會中兩股非政治性的力量，起到 四兩 撥千斤的動力。這兩股力量，就是住宅社區業主委員會，以及慈善NGO（非政府機構）。前者，雖然法令齊備但至今為止中共僅施口惠，如今將政策落地正是其時。全國據估計至少有超過百萬個住宅社區，涵蓋人口至少兩億，在全民直選條件還不成熟的階段內，人民完全可以在自家的住宅社區內享受生活民主化，練習嘗試種種民主認識及技能。

 

無可諱言的，中國人民今天還普遍缺乏最基本的民主習慣與技能，如議事規則、衝突解決、共識形成、契約承諾等等，透過社區業主的私產基礎，他們可以在非政治性的、日常生活性的議題上鍛煉民主，這對10年之後的中國，意義非比尋常。

 

後者慈善NGO，參與者多為新世代的年輕人，他們的關心點主要是弱勢群體還有生態環境，甚至流浪動物。他們是中國未來心態平衡、善心社會的DNA，也是「向權看、向錢看」社會風氣的良藥。只要不強加政治解讀，假以時日慈善NGO將可為中國社會換一次血。

 

在黨改、憲改、社改的同時，中共可以開放學術知識界，對於中國人民尚未撫平的心理創傷，進行客觀的對應。創傷，只有對應，否則將成為民族記憶的疤痕。這些創傷，在客觀對應時，勢必將牽涉到若干政治現實，但也只有如溫家寶總理所說，但求人民寬恕了。

 

但是，人民即使寬恕了過去，也難以寬恕現在。對於眼前已經糾葛不清的顯性、隱性權貴利益，中共在黨改之時，不能不做一次明快的處理。否則，它將成為未來中國的永久性的絆腳石。事實上，明快處理也是對當事人有利的。此時此刻，何不對黨內、黨外的權貴利益出台一套「買斷黨齡、買斷官齡、買斷權齡」的政策？杜絕了利藪，或許人民可以選擇遺忘，兩眼一抹，埋頭奔向中國前景。

 

未來在集體領導手裡

 

值此歷史拐點，中共領導人的自我歷史感覺，至關重要。中國人好論古人功過，秦皇如何如何，漢武、康熙又如何如何，毛澤東又如何獨斷，鄧小平如何拍板救中國等等。一言以蔽之，中國人還在期待強人、明君。在這文化壓力下，晚近的中共領導人，也都在憂心自己的「歷史定位」。不客氣的說，追求個人歷史定位就是追求歷史落伍。今天世界已經進入什麼年代了？中國不可能再出現強人了，任何強人概念下的歷史定位都是虛幻的，只會壞事。

 

今天手頭還有權力的中共領導，唯一可行之路就是追求集體的歷史地位，讓日後史家論及歷史地位時，給出的是一張清單，而不是一個名字。

 

中國的未來，捏在中共18大手裡，而中共18大，捏在集體領導的手裡。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自己、為子孫，領導們，一路走好。

 

（作者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

 

 

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2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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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清龍專欄－大陸的NGO與GNGO

 

2006年我到美國進修，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的「中國政府」課堂上，第一次聽到GNGO這個名詞。NGO大家知道，就是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但什麼是GNGO呢？原來這是一個新創詞，意指隸屬於中國政府的非政府組織（Gover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日前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引起西方國家強烈關切。該法賦予大陸公安監管外國NGO很大的權力，表明當局不再視NGO為社會公益事業，而是公共安全的威脅。法案的出台，正是中共防範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重大舉措。

 

自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以美國為主的外國NGO組織即蜂擁進入推展人權、環保以及與公民社會發展有關的活動，對大陸的集權體制構成潛在威脅，但直到2011年出現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外部衝擊，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提出實現中國夢的目標，當局才開始針對外國NGO進行整頓。

 

當局顯然認為，西方世界提倡的「小政府、大社會」和公民意識等價值觀，將侵蝕中共一黨統治的社會基礎，必須設法加以遏止。2013年5月，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俗稱「七不講」的「關於當前意識型態領域情況的通報」，要求黨員幹部同「危險的」西方價值觀作鬥爭。其中，「公民社會」即位列第三。

 

2014年6月大陸中央下令，要求各級政府「徹底調查、摸底」在大陸的境外NGO，重點包括組織、人員、陸方合作單位、項目和資金等情況。與此同時，中央紀檢單位也著手調查包括中國社科院在內的智庫機構，了解他們如何「接受境外勢力的滲透」，並要求填表調查個別學者與海外機構、特別是海外NGO和基金會的來往和財務關係。經過2年的摸底調查，而有今天的嚴管立法出台。

 

中共把境外非政府組織視為洪水猛獸，雖是集權體制思維下的防衛機制，但並不意味著大陸對民間組織的立場是鐵板一塊。當局也知道，有限度地允許公民參與一些社會事務有助於政府贏得民眾支持。目前大陸有4類民間組織可以自由註冊，在民政部正式登記的非政府組織則超過50萬個，但這些NGO當中很多都是半官方或準官方性質的機構，有的甚至只是假借NGO之名來獲取政府撥款。即使是較具獨立性的民間組織也必須通過有官方背景的機構來獲得資助，而且他們也不得到社會上自行公開募款。這意味政府可通過資金渠道對大多數民間組織進行有效控制，所謂的NGO其實是GNGO。

 

現代社會運作多元而複雜，不可能光靠政府單一體系領導，民間的自主參與很重要，這是NGO產生的背景。也因此，在聯合國的各層運作體系中，都有各式的NGO類組織與之接軌。但諷刺的是，歷年由聯合國主辦的全球NGO年會，大陸卻從未派人參加，成了唯一杯葛聯合國NGO活動的常任理事國。

 

如果把中國大陸當作是一家公司，那麼由中共負責經營的就是一家無限責任公司，因為權力無限大，責任也就無限大。在「大政府、小社會」的集權體制下，人民或者不知權利，或者不盡義務，於是順民充斥而刁民亦多，獨缺既懂權利又能善盡義務的公民，這是當前大陸社會管治的難題。

 

因此，大陸在立法嚴管境外的NGO，防止「境外勢力滲透，進行顛覆、破壞活動」的同時，似乎也應該好好研究如何培養發展本土的、民間的NGO，讓民間社會自主壯大。這不僅有助於改善大陸社會管治的問題，也將有效縮短兩岸的距離。畢竟台灣是華人社會中NGO最蓬勃發展的地區，如果兩岸的社會發展天差地別，所謂的「心靈契合」又從何談起呢？

(中國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04000451-2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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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大陸NGO管理法 凱瑞當面問習近平

 

中國大陸制定境外NGO管理辦法引起國際社會非議。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日前當面向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表達憂慮；習近平則說，一部法律不影響中國的開放。

 

凱瑞最近赴中國大陸參加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香港明報今天報導，在與習近平會面時，凱瑞當面對中國新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NGO）境內活動管理法」表示擔憂。

 

報導引述外電說，凱瑞事後對媒體轉述，習近平回答說，「中國會保持開放，一部法律的實施不會影響這一點」。

 

中國大陸2017年元旦起將施行「境外非政府組織（NGO）境內活動管理法」，對境外NGO管理趨嚴。

 

根據辦法，大陸公安機關「可以約談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的首席代表以及其他負責人」。公安機關認為備案的臨時活動有危害大陸國家安全等情形時，「可以透過中方合作單位停止臨時活動」。

 

境外NGO在大陸境內活動的資金來源、收付及帳戶管理也都必須遵守嚴格的規定。

 

辦法還規定，對有顛覆大陸國家政權、分裂國家等違法犯罪情形的境外NGO，大陸國務院公安部門「可以將其列入不受歡迎的名單，不得在中國境內再設立代表機構或者開展臨時活動」。

 

據了解，在中國大陸長期活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目前約有1000個；若加上短期合作專案的NGO組織，總數可能已達7000個。

 

陸媒稍早前報導，這項法案規範對象包括外國的慈善機構、商會、學術機構、智庫、社會團體等，但與大陸國內相當機構交流合作的學校、醫院、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等學術研究機構，可不受此法規範，而是依有關規定辦理。1050608

(中央社)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608006992-26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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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NGO恩派 將來台灣取經建立常態交流

 

中國大陸知名非政府組織（NGO）「恩派」的創辦人呂朝表示，今年底或明年初計劃定期帶領大陸公益人才參訪台灣NGO，建立常態化的兩岸公益交流。

新計劃初期向台灣取經有兩個方向，一是社會企業發展，一是社區營造。這些都是他認為台灣發展得不錯的領域。

呂朝今年7月剛獲選陸媒「南方周末」的5位2015年度責任領袖之一。他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從與台灣的連結談起，分享10年來從事NGO工作的觀察體會。

來過台灣多次，他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的NGO發展得早且成熟，領域分得比較細，而且不單靠政府部會政策影響業務發展，許多民間企業也都支持。

他對台灣的聯合勸募、家扶基金會、喜憨兒基金會、地區性社區營造協會、甚至是農會都有深刻的印象。

恩派（NPI）創立於2006年，總部設於上海，今年已經邁入第10年，目前在全大陸有30個城市設有項目點，全職員工約250人。

這樣的規模跟歷史，在大陸NGO界應是數一數二。根據普華永道（PwC，台灣稱「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去年公布的數據，大陸的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只有2.5年，集團企業平均壽命則是7到8年。

恩派的名稱源自於英文縮寫，意思是「公益組織孵化器」，用台灣的語彙來說，就是公益組織的育成中心。恩派通常不做直接面向受益人的公益活動，但會扶持小的公益團體站穩，讓它們取得資源也擁有經營能力。

呂朝說，恩派每年培育上千名NGO工作者，即使現在業務重心之一是社會創新，但「立足草根、創造增量」的初衷沒有改變，而他最大的成就感，是看到許多原本弱小的草根組織，被大家認可，成為領導組織。

恩派的發展策略之一，是與當地政府的需要結合，包括托管社會創業的空間，支持社區工作人員接受社區建設研習等。目前「政府購買服務」在恩派收入的占比約4成到5成。

恩派在多年前就與上海市政府合作，將福利彩票金一部分供NGO使用，是促成日後政府對NGO購買服務的力量之一。

大陸官方對於NGO的態度是謹慎的，一手管理，一手扶植。

上海社會科學院學科科研處副研究員湯蘊懿在11月的世界中國學論壇上發表論文時說，1990年代許多海外民間NGO進入，大陸本土的NGO也增多，深入各領域，大陸政府感到掌控有限，後來前蘇聯國家發生「顏色革命」，官方對NGO的戒心也增強。

然而，2000年後，中國大陸政府面臨轉型，包辦一切的「大政府」沒有效率也不可能存在，大陸政府必須懂得善用民間力量來解決社會問題。

呂朝就說，大陸官方過去4、5年對NGO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從主管的民政部門，到教育、醫療部門、基層鄉鎮政府，都會想到社會組織（大陸官方對NGO的稱呼）。

但他也表示，如果NGO界靠政府購買服務的占比太高，NGO的發展會變得過分資源導向，NGO的多樣化會受到影響。

呂朝今年45歲，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是新華社記者，也在企業界工作過。相較於北大中文出過一些批判性很強的人物，呂朝的社會改造實踐顯得務實，但跟當初同學們現在的發展相比，他說自己還是比較有理想性格的。

呂朝說，每個人都會對社會不滿，但正如一些台灣社造界前輩告訴他，他們從前是街頭運動的健將，後來發現得接觸實際生活，很努力才能推動一點點改變。

他相信，未來社會是漸變的過程，「社會變化不需要太多英雄人物，需要更多螞蟻雄兵。」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News/news.aspx?ID=N00012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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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的洗牌效應

 

@政策觀察 2016-06-01 14:25:24

 

 

三個月後的9月1日，慈善法將正式實施，在此之前，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法律修訂和釋法活動正密集展開。

 

5月26日，《基金會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的修訂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社會組織三大條例之一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已於3月完成修訂。

 

今年4月以來，圍繞慈善法釋法的各種研討會接連進行，來自全國人大內司委、民政部、各大基金會和權威學者的釋法、對話和建議也展現了一場公共政策決策的圖景。

 

5月6日－6月5日，國務院法制辦就醞釀多年的《志願服務條例（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

 

醞釀中的慈善法配套規章，內容涵蓋了慈善組織開展公益慈善活動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費用的標準、慈善組織的認定、公開募捐資格的認定和相關的備案辦法、網路募捐的規定、資訊公開中的年度報告制度、慈善信託的管理要求等。

 

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基金會管理處處長馬昕透露，除了慈善法的配套規章，未來還將通過全國人大內司委和民政部合出的《慈善法學習問答》，以及全國人大法工委和民政部合出的《釋義》兩本讀物來向業界和公眾提供釋法管道。

 

 

 

三大組織洗牌

 

根據5月26日公佈的民非徵求意見稿，未來“民辦非企業單位”將被更名為“社會服務機構”，與慈善法中的“慈善組織可以採取基金會、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等組織形式”相銜接。

 

過去，中國的公益慈善組織以基金會、社團和民非三分天下。對於囊括了大量民辦學校、醫院等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界定一直含混不清，民非徵求意見稿對“社會服務機構”進行了重新定義，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了提供社會服務、主要利用非國有資產設立的非營利性法人。

 

此前，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黃茹曾表示：“慈善法的出臺，標誌著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名稱終結，開啟了社會服務機構的新時代。”

 

截至2015年底，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共有66.19萬個，其中民辦非企業單位32.91萬個，比上年增長約12.6％，已經佔據社會組織的半壁江山。作為中國獨有的一種社會組織登記類別，民辦非企業單位在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養老、社會工作、環境保護、法律援助等多個領域為公眾提供社會服務。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向弱勢人群提供的專業慈善服務。

但未來並不是每一個社會服務機構都能成為慈善組織。按照黃茹的表述，慈善組織的特徵包括：具備清晰的產權關係、有明確的慈善宗旨和業務範圍、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具備較高的社會公信力等。她透露，民政部正在抓緊制定慈善組織的認定辦法。

 

與基金會被整體納入到慈善組織不同，民非的認定卻沒有那麼容易。“民非中哪些是慈善組織，成為慈善法留給我們最大的難題。”馬昕近期在一次論壇上表示，慈善法將慈善服務定義為“志願無償服務和其他非營利服務”，“什麼叫其他非營利服務？這是一個迴圈定義”。

有業內人士認為，隨著慈善法實施及三大條例修訂，社會組織將面臨重新洗牌。“現在很多運作型基金會實際上就是民非，因為原來民非註冊麻煩，也不利於籌款，不得不選擇以基金會形式來註冊。” 南都公益基金會常務副秘書長彭豔妮表示，“今後如果募捐的資格都一樣的話，就沒有必要再選擇以基金會形式來註冊。”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認為，未來這一類基金會將轉而登記為社會服務機構，“這樣它的全部支出可能都是管理費用，即不受基金會10％管理費的限制”。

 

徐永光預測，“民非”更名後，將有一大批教育、醫療和養老類的社會服務機構會申請認定為慈善組織，以獲取免稅資格。從這個意義上說，草根NGO將成為慈善法的最大受益者。

 

“對社會公益組織實行‘寬進嚴管’是現有改革的重要內容。”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內務室主任于建偉在洪範法律與經濟研究所組織的一次慈善法研討會上表示。

根據已披露的三大條例修訂案，未來基金會將採取直接登記和雙重管理混合的登記管理體制，這降低了准入門檻，特別鼓勵其在基層發展；登記管理許可權也由部、省兩級拓展為部、省、市、縣四級；對市、縣級登記的基金會規定了較低的註冊資金標準。

 

而民非則從雙重管理體制調整為部分直接登記，種類涵蓋了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的社會服務機構，並允許縣級社會服務機構在住所地縣域範圍內設立分支機搆。

 

 

 

非公募基金會的困擾

慈善組織的公募權始終是業界最關心的問題。

于建偉透露，在慈善法立法的前期調研中，他們發現只有1700家左右的公募基金會具有公募權，另外是2000家左右的各級慈善會，以及各級紅十字會。同時，並不具備法定資格的一些組織甚至個人也公開募捐。

 

按照慈善法規定，未來所有的慈善組織都有可能獲得公開募捐資格，包括縣一級民政部門登記的、純民間的、甚至一些草根慈善組織。相對應的，不具有公募資格的組織和個人不能再隨意發起募捐。“這樣，就把亂象堵住了。”於建偉說。

 

基金會徵求意見稿顯示，未來將“不再區分公募和非公募基金會，新成立的基金會應當在發起人、理事會成員等特定物件範圍內開展定向募捐；成立滿兩年後可以依法申請公開募捐資格”。

 

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認為，公募權對於那些非公募基金會是一塊燙手山芋，“背後會帶來一系列關於治理結構、資訊公開、規範規則和利益相關者的變化，重點不在公募資格，而在於公募能力”。

 

非公募基金會的資金來源特定，過去資訊公開的程度比公募基金會要低很多。兩者的年度強制性公益支出標準也不同，現行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公募基金會的公益支出要占上一年資金餘額的70％，而非公募基金會只要花掉8％就可以。

 

慈善法第60條對具有公募資格的基金會規定，年度強制性公益支出“不得低於上一年總收入的70％或前三年收入平均數額的70％”。但對於沒有公募資格的慈善組織，這個比例留待民政部門會同財政部門、稅務部門制定。

 

慈善法將募捐分為了公開募捐和定向募捐兩種，定向募捐限定在“發起人、理事會成員及會員等”中進行。金錦萍表示，“未來非公募基金會在這個問題上將面臨左右為難的境地，維持定向募捐，募捐活動可能會受到很大限制；而囿於公募能力又難以申請公募資格。”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也提出，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頒佈之後非公募基金會蓬勃發展，但慈善法實施之後它們的處境會變得難以預料：如果申請公募權，則意味著改變了自身性質及組織運作的規律；如果進入慈善組織卻不申請公募權，則意味著它們要承擔慈善組織所有的責任義務，卻不能獲得對等的募捐權。

 

“未來非公募基金會是否會萎縮，還是找到新的發展路徑？目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賈西津說。

 

慈善法同時規定，“慈善組織通過互聯網開展公開募捐的，應當在國務院民政部門統一或者指定的慈善資訊平臺發佈募捐資訊，並可以同時在其網站發佈募捐資訊。”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會秘書長郭力的疑問是，按照這個規定，是否會進行互聯網募捐資格的認定？是否涉及到牌照的問題？如果是，則可能涉及行政壟斷。

 

對此馬昕解釋稱，民政部門初步的考慮是，“面向社會公開招募網路募捐的平臺，民政部門提供一定的標準，入選之後平臺要承擔募捐資質驗證等相應的義務。

 

而在慈善組織的資訊公開方面，各級民政部門也將利用統一的資訊平臺公佈慈善資訊。“這個主要責任就在民政部門，因為這是政府掌握的資訊。”馬昕說。

 

徐永光認為，個人和機構要在互聯網募捐都得購買協力廠商的服務，公眾可以用腳投票，這完全是市場行為。未來有幾十萬家慈善機構要做募捐，如果政府指定平臺，不但有壟斷之嫌，操作起來也有困難。“變通的辦法就是指定之前做招標，那麼像路人甲、愛捐網之類小的協力廠商公募平臺也可以一視同仁。”徐永光說。

 

 

 

 

 

慈善信託突破

 

慈善法對“慈善信託”的明確規定也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

 

2001年實施的信託法實際上已經列入公益信託，但由於規定設立公益信託需要經過公益事業的管理機構批准，否則不得以公益信託的名義進行活動。“沒有一家政府管理部門願意接這個活，15年來一直沒有落地。”徐永光稱。

 

而慈善法規定慈善信託只需受託人所在地縣級以上政府的民政部門備案即可，不備案的不享受稅收優惠。這意味著慈善信託可以不備案，相比信託法的政策更為明確和寬鬆。

 

慈善信託的開放使得巨額公益資產在國內即可通過信託的方式來管理。過去囿於公益信託沒法落地，牛根生、馬雲、馬化騰等中國企業家都選擇在海外成立自己的慈善信託基金，慈善法實施之後，這些慈善信託完全有可能回歸國內。“可以激發出十倍甚至百倍于現在慈善捐贈的資金池。”徐永光表示。

 

馬昕指出，慈善組織對捐贈的自主性很強，但信託關係裡是委託人有比較大的權利，慈善組織則更像職業經理人在履行受託人的義務，這就和純粹接受捐贈的受贈方角色大不相同。

 

“信託的魅力就是對委託人意志有最大程度的實現，並且始終有信託檔來保障，這個跟捐贈人意願不可同日而語。”金錦萍指出，這可能會使得很多原先的捐贈者轉化為慈善信託的委託人。

 

而對於基金會來說，以受託人的身份去持有信託財產，以及作為基金會去接受捐贈，財產所有權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法律關係。目前，慈善受託人提取的報酬按2008年銀監會的規定最高不能超過8‰，能否突破還要看未來的立法細則。

 

此外，慈善法規定慈善信託的受託人既可以是慈善組織，也可以是信託公司，這就可能形成競爭與合作。慈善組織的優勢在於公益慈善項目的執行能力，信託公司的優勢則是在資產的保值增值方面更專業。“未來如果8‰報酬的限制被突破，完全可能促使信託公司挖走基金會的項目執行人才，這樣它又能做好投資理財，又能做好公益專案，在稅務支持和管理方面又比基金會規範，這種競爭力是撲面而來的。”金錦萍分析。她建議，未來慈善組織和信託公司可以合作，嘗試作為共同受託人來經營管理慈善信託基金。

 

慈善法規定備案之後慈善信託就可以享受稅收優惠。而稅收優惠缺失過去正是阻礙公益信託發展的主要原因，這主要體現在委託的財產無法享受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的待遇。《基金會管理條例》曾規定向基金會捐贈，捐贈人可以享受稅前抵扣；基金會的捐贈收入免交所得稅，而投資收入須交納25％所得稅，但公益信託一直被排除在外。未來慈善信託是否能享受這些稅收優惠？目前業界還在等待財稅部門的政策。

 

慈善法裡對於捐贈人、慈善組織、受助人享受稅收優惠都有原則規定，但落地還有一段距離。目前的稅收優惠主要由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來規制，但過去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又作了一些具體的行政性規定，徐永光舉例，比如基金會的投資收益要交企業所得稅，“這樣就把一些大的基金會限制住了”；還有慈善組織雇員的平均收入不能超過當地平均收入的兩倍，否則就取消免稅資格，“這也導致一些慈善組織難以延攬人才”。

 

此外業界分析，慈善信託還將影響一批原來掛靠在公募基金會底下的專項基金，過去它們通過這種方式變相獲得公募權，基金會提取一定的管理費。“這些專項基金特別像信託，但實際上是消極信託，在信託法上是無效的，因為被掛靠的基金會實際上沒有履行受託人的義務。” 金錦萍說。很多大型的公募基金會往往不直接運作專案，由掛靠的公益專項基金籌資和運作，它們從中抽取管理費就可以維持。“這對基金會的發展來講是很危險的事情。”

 

基金會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規定，未來將“強化基金會對專項基金等分支機搆的主體責任”。

 

（本文首刊於2016年5月30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http://www.ngocn.net/column/2016-06-01-57fed38afa9805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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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祖師起初給孫悟空的法號叫『悟空』；然而，當他拜唐三藏為師後，唐三藏又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行者』-------修行的人。你看！這也和禪宗的教育法『先悟後修』不謀而合，首先，要我們先去『悟』到『空性』，也就是我們的真心本性；其次，就依真心本性去『修行』，去轉化我們的習氣業力。

 

此外，雖然孫悟空翻一個觔斗，可達十萬八千里，卻也必須跟隨著唐三藏一步一步地往西天取經，其中還必須經過九九八十一難，爾後才能圓滿達成任務；這也表示，我們依性起修，就要在日常生活做人做事當中，慢慢地去轉化我們的習氣業力，當然也會遭遇各種身心上面的苦難。

 

 

以上文章摘錄自『西遊記與唯識(一)生命的起源』，Page 9，林中治先生講述，大圓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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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梁文韜先生說：『………………陳先生認為，「一旦中國發生制度變革，成為一個民主與法治的正常國家」，中國的「國民性」必將得到「正面發展」，得到「根本改善」。當然這牽涉到鷄跟鷄蛋的問題，因為中國其他知識分子可以有叧一個想法：這樣低劣的國民性在那麼大的疆域中是無法催生民主法治國家的。也許會有人提出反駁，既然研究發現印度的人民平均素質跟中國的一樣低，疆域也很大，那麼為何印度可以成為一個相對民主法治的國家？話說回來，如果印度的例子可以參考，那就可以用來做為反證，印度成為民主國家之後那麼多年，為何人民素養仍然處於非常低的水平？陳先生堅信會得到的「根本改善」也很有可能不會成真。………………….』

 

范疇先生說：『中國現在的種種改革之說，需要一個錨；否則，改得東來西又倒，中國永遠扶不正。………………種種拉鋸式的改革方向之間，究竟有沒有一個「錨」？這個錨定了位，所有的善意都將自動歸位，匯流為磅礡大江？…………，』。

 

 

 

所以吾人須思考：

 

何謂『人種改良』？如何『人種改良』？

 

每個人都會做壞事情，只要不要做的太離譜即可！！！

 

人種不改良永遠沒指望！！

 

 

人種經改良(每個人都會做壞事情，只要不要做的太離譜即可！！！)，萬事好商量！

 

 

萬事好商量，民主與法治的推行就順暢！！！

 

 

 

所以：

吾人就可就下列兩個方向做思考：

 

(一)何謂：『(1) David說：『……………但請看看今天的中國，它是有餘力搞好教育的，但據觀察和見聞，它絕對太不合格了，使我不得不懷疑它的意圖：是否怕老百姓教水平高了後共產黨就要垮台了？………..比起教育，例如它更愛搞神七！教育是基本實務，神七是虛榮，告訴胡溫這個吧，可建議的太多了。………….』，那就讓我們先來談教育：

 

(a)上述文章提到：『……………….而由於德川時代以來，因有到『寺小屋』唸書的習慣，一般國民亦相當地尊重教育。正因為如此，國民救育遂很迅速地普遍起來，及至明治末年，日本的升學率竟達百分之九五。今天，一到日本鄉下，你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小學是最好的建築物之一，這是日本人尊重教育的表現。…………….. 要之，為推動現代化而重視教育，乃是日本現代化的一個很大的特徵。……………..』。平均起來，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受最高教育的民族，在戰前，日本兒童的上學率本來就是很高的，但戰後的教育改革更提高他的比率，戰後由於大學的增加，多多少少降低了大學的素質，但卻協助了製造大量的優秀技術人員。這種高度的教育水準，乃是日本農業技術革新和工業技術革新所獲得成功的根本。

 

(b)世界上幾乎所有工業國家，都認為教育是生產發展的首要因素。全世界的年教育經費，在公共資金的支出中，大多僅次於軍事費用，佔居第二位。全球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只佔到全球總人口的三分之ㄧ，但其教育經費卻比發展中國家多出十倍以上；而中國人口超過了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ㄧ，教育經費卻僅佔到三十分之ㄧ，這讓人難以思議。中國可以花那麼大的氣力去爭取一個體育項目的第一，而對於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這個真正與國家前途和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項目，竟長期孰是無睹，這同樣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c)美國及世界各國的旅館，在床頭櫃的抽屜裡都會擺放著一本聖經，無論是音樂、繪畫的背景裡，聖經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再者，契約的概念、公平、公正、公開等國際性原則，其背後思想的基礎，均來自聖經。俗話說的好：『三歲看大，五歲看老』，性格是從小養成的，歐美人對於事物的看法大多源自聖經。

 

(d)自公元六、七世紀開始，直接大量從中國移植日本的中國文化及儒家思想，真正地為日本人所玩味咀嚼，是在德川時代，因為鎖國結果，使日本有充分機會，從容消化中國文化的精華。中國現在就是缺少一本『聖經』，作為在朝和在野的生活規範，此部中國的『聖經』包含了諸子百家的思想──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司馬遷甚至孫中山等的思想，取其精華，甚至加入西方思想精華，中西貫通，成為中國人生活的規範。這部中國的『聖經』就如同基督教的『聖經』一般，簡單易懂，我們尊重深奧的學術殿堂內供奉的典籍，但那是另一個層次，是屬於使人肅然起敬的知識遺產。但是，中國的知識份子應嘗試和廣大人民結合成為一體，中國的知識份子應負有更沉重、更嚴肅的使命，就是把典籍中的精華，或典籍中所缺乏的活潑精神，用現代化的文學形式、高水準的文字功力，烹飪成為人人都能品嘗而回味甘甜的美味，這人人都能品嘗而回味甘甜的美味，就是森南多傑所說的中國人的『聖經』，成為中國人生活的規範。特別是中國現在所強調的精神建設，都要依據此中國人的『聖經』。（延伸閱讀：http://www.nownews.com/2006/05/14/142-1941065.htm，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36707【中國國富論：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國富論】，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36708【中國國富論：經濟中國的第三隻手

】）

 

(2) NON NON說：『…………………或許便要靠革命達成民主與自由. 雖然革命帶來流血. 但對於專制獨裁的瓦解過程. 這是一條不歸路，蘇聯共產也消失了. 不是嗎?』，如何讓中國在達成民主與自由的過程當中不發生流血革命，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上述文章提到：『………………從幕府體制到天皇親政的變化．雖然也產生了一些鬥爭，但是由於日本領導者的政治睿智，幕府的將軍終將其大權在和平裡以還給天皇的形式而啟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幕府的將軍終將其大權在和平裡以還給天皇，日本的皇權更迭基本上是順利交接和“和平演變”，也就是大隈重信所言之『無革命說』（詳：http://www.sanmin.com.tw/page-product.asp?pf_id=000558091，【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上下)】），其中思想傳統的順利交接和政治權利的順利交接，都表現了日本國自開神道以來，不見革命和流血的制度和思想特徵。這個特徵，正好和中國的流民和造反文化相去甚遠；和中國的儒家科層體制和極端皇權也不盡相同（請參閱 劉自立 先生所寫之【閱讀大隈重信《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一書】，詳：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952）。如何讓中國在達成民主與自由的過程當中不發生流血革命，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或許中國可參考日本之神道與佛教互相演化結合過程對日本人所產生之影響，為何日儒高楠順次郎會說：『日本帝國特殊的文明，在乎明治維新前開花結果，多半有賴於佛教的餘澤』，這與台灣民間信仰（尤其是媽祖信仰）與佛教互相演化結合過程對台灣人所產生之影響，是否有相類似之處？這個話題我還在思考要如何敘述，才能表達清楚。』

 

                

與

 

(二)何謂：『慈善NGO，參與者多為新世代的年輕人，他們的關心點主要是弱勢群體還有生態環境，甚至流浪動物。他們是中國未來心態平衡、善心社會的DNA，也是「向權看、向錢看」社會風氣的良藥。只要不強加政治解讀，假以時日慈善NGO將可為中國社會換一次血。』

 

 

其實上述兩個方向，不就是『九陽神功與乾坤大挪移』觀念的運用嗎？

 

 

吾人尚需思考何謂『悟後起修』：

 

『…………….須菩提祖師起初給孫悟空的法號叫『悟空』；然而，當他拜唐三藏為師後，唐三藏又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行者』-------修行的人。你看！這也和禪宗的教育法『先悟後修』不謀而合，首先，要我們先去『悟』到『空性』，也就是我們的真心本性；其次，就依真心本性去『修行』，去轉化我們的習氣業力。

 

此外，雖然孫悟空翻一個觔斗，可達十萬八千里，卻也必須跟隨著唐三藏一步一步地往西天取經，其中還必須經過九九八十一難，爾後才能圓滿達成任務；這也表示，我們依性起修，就要在日常生活做人做事當中，慢慢地去轉化我們的習氣業力，當然也會遭遇各種身心上面的苦難。』

 

 

 

俗話說：『逝者已矣，來者可追！』

 

只要朝著『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的大原則與大方向即可！！！

 

 

好一個『人種改良』！！！！

 

 

 

 

 

 

 

           安般守意法門

 

你說打坐時，思緒太多，思想紛亂。讓我們來講一些打坐的事情好了。
安般守意法門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打坐呼吸時，要先呼再吸，把注意點放在呼出去停止的地方，要觀察清楚當一停止呼的剎那轉成開始吸氣的點，也就是虛空中『呼』轉換為『吸』時的那一點，要先學習觀察體會到，這就是『息』。

 

透過作意去體察在虛空中的呼吸轉換點，換言之，就是要把我們的心化入虛空，把心引出來，從身體引到虛空裡頭。

 

ㄧ般人都是先吸再呼，把氣引入丹田，這種方法不好。『意守丹田』與『息在虛空』是兩種不同的方法，我個人的經驗是用『息在虛空』的方式，較有成效。提供你參考。

 

 

以下文章摘錄自”如何修正佛法”，Page107~Page165，南懷瑾先生著：

 

(1)        我們的精神、身體都很差，作工夫幾乎很少有人上路。就連靜坐，也很少有人能將妄念清靜下來如果能用煉氣法門較易成就，像羅睺羅一樣，這一點非常重要。

(2)由起步初修，到證果成阿羅漢，再到成佛，不論大小乘，都不離這個安般法門。佛在”增一阿含經”中，由羅睺羅的報告，已露消息給我們，只是我們沒注意到而已。

 

(3)成道不成道暫時不談，活著能少病少惱，走時乾脆俐落，不麻煩自己，也不拖累別人，已是第一等人了。藉著練氣修氣，最容易達到這個目的。

 

(4)修安那般那最容易成就，因為生命的根元在氣。

 

(5)現代人腦子太複雜，所以修有為功夫，也就是說修安那般那法門最好。

 

(6)密宗的修氣、修脈、修明點、修拙火四部，都是修安般法門法展出來的。

 

(7)要以增阿含經十念，做維修行的基礎，十念的方法是一個大原則，由這裡再發展成八萬四千種修持的方法。十念當中念安般最重要。

 

 

但是南懷瑾先生在”如何修正佛法”一書當中，對於安般法門法門要如何修，講的並不夠詳盡，坊間一般書籍談到安般法門也是謬誤甚多。林中治先生(此人39歲時追隨南懷瑾先生學佛，並隨侍南懷瑾先生身旁達十二年。)寫了一本”安般守意法門”，是目前我於坊間所見到談”安般法門”最好的一本書。

 

林中治先生的書著重在帶讀者如何修行，南懷瑾先生的書可能著重在把中華文化傳承下去吧!!!!

 

林中治先生的書都是大圓出版社出版的。

 

 

很多人瞧不起小乘法，拼命要般若，拼命讀經，聽道理，結果道理懂了，卻落在「狂慧」，要知沒有小乘的基礎，大乘很難成就。小乘沒基礎，色身也難轉，色身暨難轉，枉費在人道。


或許你要思考何謂『中道』，我認為是ㄓㄨㄥˋ道，『種瓜得瓜，種果得果，不得不種』。一門深入，先轉色身，套句『楞嚴經』所說：『一根既返元，六根成解脫』。

石霜和尚悟了以後，問他老師：『師父！我現在悟了，以後要怎麼辦呢？』，他老師回答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你想想看，這根竹竿的高度只有一百尺，而老師卻要他『更進一步』，進到哪裡去呢？當然只有摔下來了！摔到地上，腳踏實地，重新開始了───『一門深入，先轉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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