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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演義（第四回）－201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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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9億多選民”引發熱議

西西河 發表於：2016-03-11 18:38

美國之音報導，中國當局說，今年內全國億萬選民將直接選舉250萬基層人大代表，但有中國政治分析人士認為，所謂9億選民的說法是個謊言，因為中國並不存在真正意義的選民。

正在北京開“兩會”的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說，2016年中國縣鄉兩級人大代表要換屆，9億多選民將直選產生250多萬名基層人大代表。他表示，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次重要實踐。而這種有9億多選民直選的說法引發網友熱議。

張德江是3月9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作常委會工作報告時講這番話的。他說：“從2016年開始，全國新一輪縣鄉兩級人大換屆選舉陸續展開，有9億多選民將參加選舉，直接選舉產生250多萬名縣鄉兩級人大代表。這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次重要實踐。”

設在美國的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表示，所謂“9億多選民”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中國目前根本沒有真正意義的選民。他說；“按法律規定只有縣一級和縣級以下的人大代表是可以普選產生的，但是在實際中，如果你是一個獨立的自由參選人，那麼政府就給你施加很多壓力或者製造很多麻煩，甚至逮捕，來阻止你進行自由選舉。換句話講，即使法律規定縣和縣級以下人大代表可以普選，但實際上在中國並不存在。所以整個人民代表體系是不能代表人民的聲音的。因此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說中國有9億的選民，這根本就是一個謊言。”

中國有無真正意義選民？

在2011年中國上一次舉行基層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中，雖然有創紀錄的105名沒有官方背景的所謂“獨立參選人”參選基層人大代表，但他們不僅幾乎全軍覆沒，而且很多人都遭到了政府的嚴厲打壓。

比較知名的案例是原江西新餘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員工劉萍。她2010年被迫內退，在為自己和其他工人維權的過程中萌生了獨立參選新余市渝水區人大代表的念頭。她當年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曾說，“因為我覺得人大代表的許可權是非常大的，他可以代表民意，可以代表真正底層的民眾發聲。現在人大代表的功能已經喪失殆盡了，因為他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他是內定的，他沒有宣言，沒有跟選民見面，是政黨要他去當人大代表的。我就不同，我有宣言，我有承諾，我敢於跟民眾見面。”

然而在準備參選過程中，劉萍被當地官員千方百計剝奪參選資格。為了阻止她參選人大代表，當局對她進行抄家、沒收宣傳品、限制人身自由、斷電、強制傳喚，甚至在5月份提前選舉期間，非法把劉萍扣押在新餘鋼鐵集團良山礦招待所3天。

作為競選人大代表的普通公民劉萍受到的迫害不僅如此，她2013年4月在新餘市組織舉牌要求官員財產公示，並因此被捕。2014年6月18日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選民的概念是相對於選舉而來的，如果沒有公平、公開、自由的選舉，也就談不上有選民。“中國的選民不是真正意義的選民是因為中國沒有真正意義的選舉。為什麼這麼說呢，是因為它沒有開放性，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參選。”

網民說不知道選票長啥樣

張德江“9億多選民”的說法也引發中國線民關注，但大多數網友都表示幾乎從未見過選票。網名為@走向民主的新浪微博用戶說，“我特麼快50了，連選票都沒見過，我遼寧東港的。”線民為@淩內涵的新浪微博用戶說，“都26了，從來沒參加過選舉。”

見到選票又能怎樣？“公民力量”的楊建利的反問。 “當他們見到選票後，選票上寫的名字有多少人知道他們呢？有多少人來競選呢？沒有競，就沒有選。因為你不知道候選人是誰，候選人之間沒有辯論，你不知道他們之間的區別，所以選票都是假的。” 他說。

http://blog.dwnews.com/post-8812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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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鄉公推直選—－人民民主道路的模式選擇

NOOPY

一、縣鄉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背景

(一)國內政治體制改革背景

自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將重點放在經濟領域，在政治領域一直採取小步邁進，穩妥展開的方式進行。期間由於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的變化，體制改革的步驟和方式在黨內和黨外都有諸多的討論。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擴大基層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性工作。」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也明確要求，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斷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這表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可能通過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方式進行。這在一方面降低了民衆大規模政治參與帶來不可預期衝擊的風險，另一方面，也是經濟體制改革優先的體現，目前的基層民主主要集中在提高行政效率，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管理社會、管理經濟效能出發，著力解決經濟發展這個中國長期面臨的問題。從某種角度來講，在中國，任何一個政權的合法性，都必須建立在解決中國的長期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

通過黨的領導下的民主發展，帶動人民民主。結合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社會主義的本質部分－－人民主權，和中國當前人民對參與政治生活的迫切需要。逐步的在黨的領導下發展民主，也是轉型期社會發展的客觀的要求，因爲從威權型社會向直接民主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堅強而穩定的執政黨是保證社會發展和穩定的客觀需要，這可以在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的理論中看到。而政治參與必須有一個逐步擴大的過程，必須逐步建立與擴大的政治參與相適應的政治和經濟條件。否則政治參與突然性的擴大所帶來的破壞性效果，會將社會帶入長期的分裂。而通過黨內民主和黨的領導來帶動人民民主，仍然保證了一個堅強執政黨的存在，同時也滿足了社會政治參與有秩序的擴大。

党領導下的人民民主發展模式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黨政合一的體制下，通過在黨內逐步擴大直接民主選舉各層次領導成員，來帶動人民民主；另外一種方式是在黨的指導下，有步驟的由局部的、基層的民主選舉建設逐步向上推動。目前鄉鎮公推直選的不同模式選擇，就是這兩種民主發展方式的體現。

（二）國內社會經濟形勢

從建國到改革前，中囯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一方面是建立在給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提升上，一方面是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優越性上（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依然沒有消失，但是經濟增長實際上成爲執政黨的最大的合法性來源。問題在於，目前的高速經濟增長是建立在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國際國內形勢穩定的基礎之上。

而未來15年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由於資源的緊缺，國內的兩極分化更加嚴重，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將凸顯，這一時期將是國家安全利益最容易受到威脅的時期。雖然國家目前提出節約型社會的口號，但是資源總量的限制依然是存在的，比如，小康社會所要求的城市化問題，按照城市的生活標準，市民比農民要多消耗25倍的水，而如果通過大規模城市化來解決農民和市民兩極化的問題，按照目前的技術條件，中國的資源無論如何也不能滿足。

因此，通過純粹經濟的方式解決執政黨合法性問題是不現實，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向民主化的方向前進，通過選舉的方式擴大政治參與，才能以政治的方式緩和各階層的矛盾。因此，必須在政治體制方面爲國家安全建立一個保護機制，避免社會的大動蕩。

（三）世界民主發展的大趨勢

世界民主的發展目前是一個多樣性狀況，但是以民主選舉作爲其基本形式。2004年是人類歷史上最宏大的大選年，73個國家，20億人口通過票選參與了各種形式的政治進程。其中伊拉克、阿富汗、印度尼西亞、印度這些國家在其本國的憲政歷史中邁出了最重要的一步。而中國所具備比以上國傢俱備無論是在經濟發展水準和文明歷史的角度都要優越的條件，因此，以中國經濟和民衆素質條件不夠來否定現階段任何向民主化方向前進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表現。問題的關鍵是在什麽前提下發展中國的民主，發展什麽樣的民主，而不是發不發展民主的問題。

（四）、縣鄉公推選舉是農村自治的必然要求

滿足農村的政治參與和自治要求是一個歷史和現實的必然要求。自中國宋代以來，中國農村一級的政權基本都沒有建立，大部分都是以自治爲主，主要是通過宗族和豪紳的管理來進行。建國以後，宗族和豪紳的控制完全被取消，黨和國家通過將政權延伸到村一級來進行控制，而這種控制最終證明是不成功的，80年代以來恢復農村自治說明瞭在基層農村社會組織中，自我管理是農村發展的必由之路。目前對農村進行管理的縣鄉一級政府，其管理者不是由農民選舉産生，而是由上級任命，其施政是對上不對下。同時縣鄉政府農村自治的狀況下，在整個行政命令體系中是最後一環，行政命令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中央到省再到縣鄉的命令體系反映的是整個國家、省一級的整體利益，不能完全反映由自治的農村組成的縣鄉的利益。

在農村自治之前，農村的村支部是整個行政命令體系的一環，其特殊利益往往很難自下而上的進行反應。而在農村自治之後，村民能自我管理，也能進行自我利益的表達和村一級的整合。這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體制衝突使這種利益傳輸發生了斷裂。所以，雖然村民自治能進行自我管理，但是其賴以生存的大環境仍然是行政任命體制，在目前的縣鄉體制下基層民意就和行政命令産生衝突。因此，縣鄉一級的民主選舉是保障和深化村民自治的必要措施。

（五）鄉鎮體制改革的現實需要

鄉鎮是中國政權的最龐大和最基礎的一個層級，它是黨委、政府與廣大民衆的直接接觸面。在改革開放以後，原有鄉鎮體制已明顯不適應基層發展的新形勢。一些地方幹群矛盾尖銳、機構臃腫，冗員衆多，效率低下，農民負擔沈重，政府負債龐大。鄉鎮體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這已是官學兩界的共識。從近年來看，關於鄉鎮改革的大思路的討論，一個是撤銷鄉鎮，由縣直接管村，或將鄉鎮作爲縣的派出機構；一個是在村民自治的基礎上，逐步實現鄉鎮自治。但是，在根本的改革得以實踐之前，先對現有體制進行改革，是更爲現實的路徑，其中直接選舉，成爲各種改革方案中的亮點。而十餘年村級自治的實踐，農村基層已進行了較爲成熟的民主政治的曆練，既爲鄉鎮直選提供了經驗，也構建了民意基礎和要求。

（五）對可控性民主轉型的要求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一樣，將是一個漸進的、增量改革的過程，一個從週邊和邊緣地帶向核心地帶逐漸推進的過程。因此，以下，筆者認爲中國在現階段任何可持續發展的民主制度模式必須滿足以下前提，實現直接民主的可控式的轉型。

一）改革必須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地位；

二）改革必須維護和加強社會的穩定；

三）改革必須與在黨的指導和領導下進行；

四）改革必須促進經濟而不是阻礙或者給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五）改革必須由點到面，由小規模的實驗到大規模的推廣。

鄉鎮直選的兩種典型模式都基本滿足了以上前提。四川新都公推直選黨委書記模式中選舉被限制在黨內，在政治體制改革初期，可提高改革的可控性，因爲黨員必然受到黨的紀律和各級黨組織的制約，即使選舉過程出現各種問題，也相對容易解決。而且根據黨的下級服從上級，各級黨組織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處於縣一級別的選舉也必然受到上一級和黨中央的指導，從改革的風險來說，也容易得到控制。雲南紅河模式通過黨委發佈文件指導和規劃整個直選的程式、過程，並積極發揮黨的領導下的人大的作用，整合了現有的權力中心和政治資源，實現了舊有體制與新體制的有效結合。雖然兩種模式都有不足之處，但筆者認爲其都具有持續發展的潛力並能爲未來全國大規模鄉鎮自治提供有益的借鑒。

二、鄉鎮公推直選的典型模式

目前的公推直選的試點産生了很多類型，其中比較引人關注的是四川新都直選鄉鎮書記和雲南紅河州鄉鎮長直接選舉。

一）四川成都新都區公推直選鄉鎮書記

1、基本理論：「一二三四」理論。「一」即提出一個理念——打造「陽光政府」；「二」即開放兩個會議——區委常委會和政府常務會；「三」即推進三個層次的直選——第一層次是在教育系統內全面推行「校長直選」，第二層次是開展鎮黨委書記直選試點，第三層次是進行並完成全區所有２９９個村黨支部書記的直選；「四」即進行四個層面的「民評官」——評議區級黨政領導、評議區級各部門領導、評議鎮級領導、評議村級領導。

2、改革前的制度實驗：

A 2001年，新都區建立並實施市民代表列席政府常務會議制度。
B 2003年初，新都區把該制度擴大到區委全委會和常委會，建立了黨員代表列席會議制度，此後，又把這一制度向區人大常委會和各鄉鎮推廣。應邀參加會議的有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普通市民，他們不但有發言權，還有表決權。

C 新都的基層民主實驗率先在教育系統展開。２００３年４月，開始海選區教育局副局長、新都一中４名副校長，同年１２月下旬，１２所中小學校長全部開始直選。從學校試點鋪開，然後到村再到鎮，由點到面，循序漸進，公推直選就這樣一路走來。

3、公推直選的起點：2003年12月4日，四川成都新都區基層民主實驗在木蘭鎮拉開序幕。

4、公推直選程式：

A 發佈公告：公推直選鎮黨委書記須在全區範圍內通過電視、報紙、網路等媒體發佈公告，公佈職位、基本條件、推薦方式、報名時間和地點等。

B 資格審查：區公推直選工作領導小組負責對報名者進行資格審查，並將資格審查結果在區內電視、報紙、網路等媒體上進行公示。

C 實地調研：組織資格審查合格人員到公推直選鎮進行實地調研。

D 公開推薦：召開公開推薦大會，産生鎮黨委書記公推直選候選人初步人選。推薦大會的參會人員包括：機關全體幹部；村（社區）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社區居委會主任；各級黨代表；各級人大代表；各級政協委員；駐鎮單位負責人；企業負責人代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代表；村民小組長和普通群衆代表。通過資格審查的人員按抽籤確定的順序依次進行演講，演講時間爲1 0分鐘；參會人員填寫推薦票，當場公佈推薦結果，得票數前兩名的爲黨委書記初步候選人；初步候選人當場回答群衆提出問題。區電視臺現場直播整個推薦過程。

E 組織考察：由區委組織部、區紀委組成考察組，按照《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規定，對直選候選人初步人選進行考察。

F 確定人選：區委全委會根據推薦結果和考察意見，集體討論確定候選人預備人選，選舉的宣傳：電視臺滾動播出最新動態；

G 差額直選：召開鎮黨員大會差額直接選舉鎮黨委書記。在全體黨員大會上，先由2名正式候選人發表競職演講，演講時間爲1 5分鐘；演講結束後，由到會的有選舉權的黨員進行投票選舉，差額産生鄉鎮黨委書記。

H 區委備案：各鎮黨員大會選舉結果報區委備案。

5、選舉承諾：候選人在競選演講中，要提出承諾，其中包括：介紹自己的個人素質，過往的政績；施政綱領，主要是候選人構思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體的任期目標。「承諾」一旦做出，就會經電臺、電視臺播出，報紙上刊登，印成小冊子發行，家喻戶曉。

6、組閣制：在鄉鎮黨政關係方面，進行了一些制度創新。新都模式實行黨委書記組閣制。根據《成都市新都區鎮領導班子成員選拔任用及管理試行辦法》的規定，公推直選産生的鎮黨委書記負責提出本鎮黨委委員、副書記、人大主席、副主席、鎮長、副鎮長、人武部部長等職務的建議人選，區委全委會集體研究確定人選。涉及提拔任用的，區全委會票決。鎮黨委書記對鎮領導班子及成員負全面責任；書記與鎮長職位分開。目前，理論界對新都的黨委書記組閣制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7、與公推直選配套的相關制度安排：

A 民評官制度（民主測評制度）：鎮黨委書記每半年做一次述職，接受選民評議，述職報告必須提前3天送達全體選民，評議結果當場公佈，並向社會通報。一年的測評中，如果一個鄉鎮的書記不合格，那麽由他提名的「內閣」都將解散。

B 2004年8月20日，新都區的民主評議打破由上級組織部門對區級領導班子「官評官」的測評的慣例，除了讓各部門、各鄉鎮負責人參與測評，還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企業、群衆代表參加，114人分成4組，在不同地點進行無記名投票。測評結果必須被公開（其中遇到阻力，但是得到成都市主要負責人的支援）。

2004年9月20日，1071名新都各界代表對17名「區官」逐個進行評議。

2005年6月27日，17名「區官」公開述職；7月3日，1299名新都各界代表對17名「區官」進行測評，無記名投票，區紀委、區委組織部全程監督，電腦統計得票，結果在當地報紙和電視上公開。7月6日，17名「區官「根據各自得票結果，通過電視直播，向新都取民衆進行現場自我檢討。

C 鎮黨委書記質詢辦法和罷免辦法：黨員、幹部、群衆20人以上聯名，即可對鎮黨委書記提出質詢，鎮黨委書記必須受理和限期答復，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如果半數以上質詢人對答復不滿意，必須重新答復，如果質詢中提出的問題需要糾正而拒不糾正，質詢的聯名提出人可進而提出罷免動議。

D 全區299個行政村的村支書、56所中小學的校長、19名鎮衛生院院長及直屬醫療衛生機構負責人，也都展開了直選工作。

E 新都區開放「三會」，即區委全委會、人大常委會、政府常務會。

8、公推直選得到省委組織部和市委組織部的指導和支援。「因爲政治體制改革是很敏感的話題，沒有上面的支援，我們不可能自作主張」。

9、公推直選試點的擴大：2004年7月，成都市委下發檔，在全市範圍推行以「群衆民主推薦、黨員直接選舉」爲主要內容的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選試點。
（二）雲南紅河州鄉鎮長直接選舉

1、選舉領導機關和負責人：州、縣黨委分別成立直選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州委副書記擔任州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州人大常委會主任擔任副組長；鄉鎮黨委書記擔任各鄉鎮選舉委員會主任。而整個選舉，由各級人大組織進行。

2、人大的主導作用：先召開各鄉鎮人大代表會議，在人大代表會議上通過鄉鎮直選決議，選舉産生出鄉鎮的選舉委員會。然後，各鄉鎮人代會暫時休會，進行鄉鎮長的直接選舉活動。在選舉過程中，各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專門設立了選舉委員會，組織選民進行推選，對選舉的全過程進行審查，使改革做到了符合法律規範，程式完備。當全體選民投票産生鄉鎮長以後，人代會再宣佈復會，對鄉鎮長的當選表示認可。隨後，鄉鎮長提出付鄉鎮長和政府領導班子成員名單，由鄉鎮人代會對鄉鎮長的提名進行表決，實現了當選鄉鎮長的內閣制。至此完成了鄉鎮長直接選舉的全部程式。

3、選舉程式：經歷選民登記、候選人報名、預選、選舉辯論和投票過程，預選的方式採用由較大範圍的、具有代表性的人員組成聯繫會議，在初步候選人答辯的基礎上，由聯繫會議的成員對初步候選人進行預選投票，選出兩個正式候選人。全縣7個鄉鎮共選舉出77名初步候選人和14名正式候選人——其中包括鄉鎮幹部、學校校長和老師，也有技術人員、村幹部和農民；正式候選人産生後，要到所在鄉鎮的每一個村進行競選演講，先由正式候選人談自己治理鄉鎮的看法，再由村民提問，候選人進行回答。投票時，各鄉鎮基本上一村爲單位劃分選區進行投票，最後宣佈當選結果。

4、直接選舉範圍：04年4月，紅河州石屏縣7個鄉鎮同時進行鄉鎮長直選，以及今年8月，該州瀘西縣在全縣10個鄉鎮進行黨委班子直選，使得這一改革由一鄉一鎮推至一縣，紅河州委書記表示還將適時推廣到全州。

5、選民登記率與參選率：選民登記率達到100%，選民參與推選候選人比率近13%。群衆政治熱情空前高漲，10萬多選民參與，參選率高達97%。

6、初選：

A 初選競爭比例：最高達到19∶1，

B 初步候選人資格：根據選舉辦法，「凡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經濟社會行政管理能力、戶口或工作關係在鄉鎮、年齡在25歲至45歲之間」，並「有30名選民聯名推薦」就可以成爲初步候選人。

C 初選程式：在此基礎上，由選民代表、村委會委員和鄉鎮人大主席團成員共同組成聯席會議，無記名投票産生兩名正式候選人。據瞭解，在各鄉鎮長初步候選人中，人選最多的一個鎮有18名，最少的鄉鎮也有7名。77名候選人參與競爭，幹部與農民同台競爭。其中，副科級以上幹部24名，機關幹部職工20名，中小學教師13名，村委會幹部6名，農民14名。正式選舉競爭比例爲2∶1。

7、正式選舉：10多場演講，80多個問題，産生一位新鎮長。根據選舉辦法，每個村委會爲一個選區，正式候選人以抽籤爲序到各選區進行競選演說，然後由選民直接投票，票多者當選。

（三）對兩種鄉鎮公推直選模式的評價：

1、由村民自治，再到鄉鎮黨政領導班子直選，表明以直接選舉爲標誌的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開始了，這將會對我國政治體制的核心部分産生重要的示範作用和擴散效應。新都鄉鎮黨委書記模式較爲成功地處理好了直接選舉與黨的領導的關係，鄉鎮黨委書記在黨內以書記的身份出現，開展黨務活動，實現黨的領導；在基層政權內部，領導鄉鎮長工作，執掌行政權，在現有的憲法和法律範圍內開展執政活動。這種模式符合政黨執政的一般規律，爲更高層次的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2、地方政府在沒有中央指令和省一級指令的情況下，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創新，推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行，這種以地方政府爲主體推動的改革，往往會帶來改革的新內容和新形式，也會實現改革的持續發展並成爲全國性改革的實驗。

3、兩種模式都得到上級黨委和有關部門不同程度的支援，說明基層民主進程的啓動是基層與中央的共識。中央不會指定進行某一種固定模式的改革，而往往自發的原創性的改革更能與地方的實際相結合，更有生命力，往往比行政命令式的改革更容易取得成效。

4、都沒有出現在經濟發達地區，沿海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各種矛盾突出，忙於解決經濟上的問題，雲南和四川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群衆有通過好的政治體制找到合適的帶頭人發展經濟的願望；同時經濟發達地區的領導人有通過經濟發展尋求「政績」的傾向，而欠發達地區的政府領導人傾向於通過「政治改革」實現「政績」或者「自我價值實現」；沿海發達地區有區位優勢，而欠發達地區只有通過政治改革激發制度資源獲得「制度優勢」。

5、地方中層幹部的領導力（Leadership）的作用都非常明顯，在四川新都，前新都區委書記李仲彬在推動黨委公推直選過程中起了關鍵的推手作用；雲南紅河洲鄉鎮長直選的改革動力，是由大批具有改革精神、民主意識、創新能力而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層幹部推動的。可見，在中國基層的政治改革中，地方領導的改革意志、方向、能力和對策略的把握等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6、與選舉配套的一系列措施的到位促成了選舉效果的鞏固。四川新都黨委書記黨內直選，與民主評議和述職、鎮黨委書記質詢辦法和罷免辦法、鎮領導班子內閣制相結合，保證了選舉出來的幹部能持續受到選民監督，也保證了民選的領導班子在權力的實施上有一致性；而紅河州的鄉鎮長直選與鄉鎮長組閣制、人大主導的確認制度相配套，保證了鄉鎮長直選避免與法律的衝突，沒有和現行的人大制度發生直接的衝突，並提出了鄉鎮長選舉改革和現行人大制度相銜接的新思路。

7、都被廣泛質疑和認可。

A 紅河洲鄉鎮長直選的改革被質疑突破了《憲法》和《組織法》設計的選舉體制，弱化了鄉鎮人大作爲權力機關的職能，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我國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一般情況下，我國的鄉鎮長由鄉鎮人大代表選舉産生，在這種間接選舉方式下，鄉鎮人大代表的選舉權被認爲是選民委託和授權的結果。而「直推直選」鄉鎮長或鄉鎮黨委書記意味著選民從人大代表手中收回了「委託」和「授權」。

而支持者則認爲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在直選鄉鎮長中發揮了重要的職能作用。而且按照以往間接選舉鄉鎮長的方式，鄉鎮人大代表的選舉權本來就是(或應該是)由選民委託、授予的，現在實行鄉鎮直選，選民把委託給人大代表的選舉權收回或部分收回來，由自己來直接行使。這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既合乎法理，也符合有關選舉的法律精神。而且，選民以出人意料的高投票率來參與直選，這就意味著部分收回委託給人大代表的選舉權，是得到了選民的認可的。此外，在鄉鎮長直選過程中，除鄉鎮人大參與之外，有關黨組織和政協等也以不同形式參與鄉鎮長直選。這是適合我們的國情和黨情的，在高層次上也是符合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的原則的。另外，鄉鎮長直選，作爲一種選舉制度改革的試驗，即使與現行某些具體法律條文的規定不完全吻合，也是應該允許的。否則，也就不會有改革了。只有對傳統的體制和法律有所突破，才能推進改革；也只能通過改革試點，不斷積累經驗，才能爲修改法律提供實踐依據，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包括鄉鎮長選舉的制度。另外，直選産生的鄉鎮長和任命産生的鄉鎮黨委書記的權力分配和權力結構如何處理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而新都模式實質上是確認了現在黨政合一的現實，在黨政關係方面，實行的是明確的組織上、人事上黨的領導，這與一些輿論和理論界提出的黨政分離的主張在某種形式上存在衝突。加上其內閣制由黨委書記決定鄉鎮長人選，人大只起背書作用，也在形式上違背了人大選舉鄉鎮長的制度和法律規定，因此，新都模式如何與先行法律制度和黨政分離這一原則的協調，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總的來說，兩種模式都與現有法律中人大選舉鄉鎮長的權力産生衝突，而紅河鄉鎮長選舉回避了民意産生的鄉鎮長和上級黨委任命的黨委書記的黨政關係問題，新都模式也存在著以黨內民意強化黨政合一體制的問題，同樣是黨政關係的問題。

B 另外，兩種模式選上的只是鄉鎮黨委書記和鄉鎮長一個人，面對舊體制內上上下下千百名幹部，一個人的力量太過小了，如果沒有健全的監督制度和機構，而且這種機構最好也能反應民意，是否能對舊體制內的力量進行制衡和約束，還有很大的疑問。

C 由於在鄉鎮存在的家族和幫派勢力，如果當地有兩個三個甚至更多的家族或幫派，只選一個鄉鎮長或鄉鎮書記，可能會造成一派當權其他派受壓的後果，這顯然違背了民主原則。既使當地沒有明顯的家族或幫派，可少數邊緣人群總是存在的。只選一個鄉鎮長或鄉鎮書記就會使這少數人的利益受到損害。有學者認爲人大代表或常委的名額就比較多，基本上可以使各類人群都得以代表。所以，這樣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對人大作用發揮不夠上。

D 還有的質疑是目前的改革和實驗沒有法律的規範和約束，各地的體制改革都處於相對自發的狀態，可持續性和發展性不能得到保證，呼籲隨著各種基層民主實驗的展開，總結經驗，確立法律規範，在更深層次和範圍開展進一步的基層民主改革。

五、公推直選的方向

中國的改革從來都是由黨主導，由點到面，有下往上，由局部實驗到全面推廣，其目的都是考慮到改革的可控性。而公推直選完全符合以上政治改革可控性的基本前提和原則。因此，公推直選具有向前推進的可能性。而一個制度和政策實驗的成功，除了要看它繼續發展的可能性，還要看其發展的方向，筆者認爲公推直選的發展有三個面向。

（一）從黨內到黨外：

新都模式是以黨內民主選舉的方式實現鄉鎮自治，而紅河模式是在黨的領導下直接人民民主的方式實現的鄉鎮自治，同樣具有黨內意義。由於新都模式中共產黨員來源的廣泛性，實際上是一次一定範圍的基層公民直接選舉，而民主評議和政務向一般民衆的開放，也已經超越了黨內民主，具有向人民民主過渡的性質，而紅河模式中全民選舉更具有直接人民民主的含義。因此，未來的基層民主實驗，將更加強調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和在黨的領導下實現可控的人民直接選舉。

（二）從縣鄉到市、省

鄉鎮直選不僅涉及党的民主體制的完善，也關係到中國縣政制度的完善。在縣一層級民主選舉實驗的成功，必然鼓勵公推直選向更高一級政府的推進。這符合中國改革，先實驗後推廣，先點後面的推進經驗，也符合改革必須以保持社會穩定爲原則。

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改革的過程可以看到在農村開始承包責任制改革成功後，城市才開始展開經濟體制改革，並逐步深入的過程。而從臺灣的選舉經驗來看，臺灣從國民黨接收臺灣之後，就開始了基層選舉，在積累了足夠的經驗之後，才開始在大城市開展直選的工作，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國民黨掌握了農村大多數農村選民的支援。畢竟城市是國家經濟和政治的樞紐，是中產階級的聚集地，存在著很多與執政階層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觀，根據亨庭頓的理論，社會的重大變化，往往是中產階級和農民階層結合的産物，而統治階層必須先掌握佔據國家最多人數和最大幅員的廣大的農村階層的支援，才能穩固以其作爲統治中心的城市的政治秩序。否則，同時在城市和農村開展政治民主化進程，在社會轉型期，各種政治訴求，層出不窮的狀況下，城市與執政黨有不同政治理念的中産階層就具備了向農村階層尋求支援的機會，這樣，特別是在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必然會帶來思想和觀念的極大分歧，而且這些分歧是建立在龐大的政治勢力對立基礎上的。考慮到農村階層的保守性格，只要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和參與政治的機會，對執政黨的支援在相當長時間內都是穩固的，因此，從農村到城市，由縣鄉到城市一級的過程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另一方面，由農村自治的自下而上體制與縣鄉自上而下體制的衝突引發縣鄉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來看。在縣鄉一級擴大的政治參與必然會導致縣鄉要求城市和省一級建立自下而上的政治體制，城市和更高一級政府也將面臨所在地公衆擴大政治參與的要求，如果政府不回應這種要求，在目前的資訊時代和各種自治組織大量建立的背景下，自我組織和獨立意識更強的城市公衆必然會有其他的政治選擇。所以，在縣鄉一級的公推直選取得成功之後，執政黨必然面臨在城市和更高一層政府採取擴大政治參與的措施和政策的要求。

（三）從政府到人大

我國的政體是代議制政府，政治體制的核心理論上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來源按照人民主權原則是人民，其獲得權力的方式是「選舉」。而政府的權力來源理論上是來源於各級人大，間接來自於「人民的主權」，政府「同意權」的獲得理論上是按照「人民——選舉——人大——政府」的「同意權」轉移路線來實現的。

實際的情況是，目前的人大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面臨著代表性不足的狀況。政府的權力仍然是來自與人民，但這個來源在黨政合一的方式是通過如下的過程實現的。黨通過「群衆路線」獲得民意和民衆支援，黨任命各級黨委，而黨委直接領導和指導各級政府，並且由黨員幹部擔任各級政府和組織的領導職務，簡單來講就是「人民——「群衆路線」——黨——政府」。縣鄉直選中的黨委書記的公推直選模式沒有改變「人民——黨——政府獲取民衆」的「同意權」轉移路線，但它將黨獲取人民同意權的方式由「群衆路線」改變成一種制度性的方式：投票選舉，「同意權」的轉移按照「人民——黨內選舉——黨——政府」的方式來實現。這種方式更加制度化、透明化、公開化，操作也更加簡便。關鍵是，它使獲取民意的方式更加直接和符合民主的基本形式。但是這種模式與「人民——選舉——人大——政府」的「同意權」獲得的路線仍然存在差異。

而紅河模式的「人民——選舉——政府模式」雖然比「人民——選舉——人大——政府」更具有直接民主的意義，但是其一方面擱置了人大選舉政府的憲法地位，人大在這裏只有爲選舉結果背書的作用，另一方面人大由於其民意基礎在現階段的脆弱性，加上對政府監督不力的現實狀況，對政府的監督責任有可能被削弱。

鄉鎮直選的兩種模式與按照憲法設計的「人民——選舉——人大——政府」路線的衝突，在於目前中國的「黨政合一體制」和「議行合一體制」存在的衝突。「黨政合一體制」中黨委與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一體性，並由於黨的領導地位，政府在國家中的地位必定強於人大，因此，「議行合一」在這樣的體制框架下實行起來就有很大的難度。只有將党的領導集中在人大，同時將直選應用在人大，才可能實現在黨的領導下的政府「同意權」獲得的「人民——選舉——人大——政府」路線，這種模式類似西方的「議會制」。

因此將直選由政府領導向人大代表直選方向發展是一個必然的道路，但必須解決好黨的領導地位在人大直選架構下的制度設計問題。還有另外一種解決方法，就是政府和人大都實行直選，這就類似於西方的「總統制」。國家存在著兩個權力中心，實行分權，相互制約和監督。但問題在於黨的領導會被分散在兩個權力中心，會存在黨的意志的分裂。而且也與現行的「憲政」架構不符。

未來中國是採取「議會制」還是「總統制」，目前還沒有一個定論，按照議會制的方式，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人民——選舉——人民代表大會（黨的領導）——政府；如果走向總統制，應該是「人民——選舉——政府」，和「人民——選舉——人民代表大會」。因此鄉鎮直選更類似於「同意權」轉讓的「總統制」架構下的預演，雖然是部分的進行。

因此，鄉鎮直選也使我們直接面對了兩個問題，即未來中國政體選擇和根據政體的選擇黨的領導地位以哪種方式實現的問題。雖然目前的基層民主實驗還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它提醒我們，我們的基層民主實驗必須有長遠的思考。

參考文獻：

1、楊光斌著：《中國政府與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亨庭頓著：《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3、李凡：紅河選舉：改革能否持續經濟觀察報 2005年12月26日第9版
4、黃一琨：又一個宏大的選舉年經濟觀察報 2005年12月26日第19版
5、早晴；四川新都直選鄉鎮書記鳳凰週刊 2006年第3期
6、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
7、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11/09/content_2194245.htm

●編按：

本文第一篇網址為→http://www.ettoday.com/2006/03/29/141-1922272.htm
本文第二篇網址為→http://www.ettoday.com/2006/03/30/142-1922925.htm
本文第三篇網址為→http://www.ettoday.com/2006/03/31/142-1923335.htm

●東森論壇徵稿區→http://www.ettoday.com/write/

(●作者NOOPY，男，廈門某大學研究生。簡介表示，他長期關心臺灣發展，希望臺灣民主在理性、和平的基礎上繼續進步，同時和大陸建立起雙方都能冷靜接受的關係。而他自己能理解臺灣人的想法，認為「臺灣作為一個問題」是時代的悲劇，希望大家有智慧能讓「臺灣問題」不再存在。希望臺灣老百姓的未來能更加美好！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from:http://www.ettoday.com/2006/04/01/141-1923709.htm

早熟的中國社會和政治現代化的困難

如果從工業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看，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展在世界各國中還算是迅速。甲午戰敗和八國聯軍入侵後的中國已破碎到幾近被列強瓜分的境地。直至抗戰前夕，中國的工業和軍事力量都還是積弱不振。但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的軍隊已有能力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大國一戰。到六七十年代，中國正式躋身進核俱樂部和太空俱樂部。發端於二十五年前的改革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在經濟，科技上的飛躍。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忽視中國的經濟，軍事力量。但是近百年來，中國在社會制度上的現代化卻顯得步履蹣跚。腐敗的官僚集團，尖銳的社會衝突和政治革命，頻繁的內戰，艱難的體制改革，使得從民眾到政府領導都對社會制度的轉型，尤其是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現代化感到力不從心。
對於中國社會轉型和政治現代化的困難，中外學者都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發掘出了不同的根源。但在筆者看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被人們忽略了，這就是中國社會的早熟性質。早熟的中國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近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政治現代化。

所謂中國社會的早熟，是指中國過早地結束了封建化的過程而進入了成熟的中央集權主義制度。在世界歷史上，取代封建政治的中央集權制度在中國出現得最早，歷時最長，發展最完善。這種早熟性使得中國在中古時代曾一度領先於世界各國。但也正是這種早熟性使得中國在近現代的社會轉型和政治現代化過程中走得異常艱難。

(一)封建政治遺產在社會的自我轉化和發展中的作用

在世界歷史上，只有歐洲是從自身的傳統社會成功地轉化為現代社會，世界其他各國的現代化不過是對歐洲現代化的接受和反應。而歐洲在近代轉型的成功，有兩個很重要的特點：一個是歐洲在漫長的封建制度中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充分的封建政治文化遺產；第二個特點是，歐洲的封建主義衰落，中央專制主義的興起，資本主義的出現是一個三位一體的過程。這兩個特點也可以說是歐洲社會轉型和政治現代化得以成功的其中兩個重要因素。

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封建主義給歐洲社會留下了寶貴的政治遺產。首先是在歐洲形成了不信任和輕視中央政府和王權的貴族文化。對於各級領主來說，國王只不過是更高一級的領主，和各級領主只有等級之分，而沒有本質不同。這種思想和後來中央集權專制制度所主張的“君權神授"有著根本不同。在領主自己的領地內，中央政府的王權被排斥在外，領主們有自己統治的法庭和規章制度。當中央政府的王權和各級領主發生矛盾和衝突時，貴族常常以上帝的名義集體向國王挑戰。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就是英國封建貴族挑戰約翰王的產物。這個封建主義的文件成了近代資本主義民主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封建政治文化的另一個特點是用契約的形式強調權利和義務雙重性。封建依附關係是一種對領主和附庸雙方都有約束的契約關係。附庸的采邑可以父子相傳，領主不得無故沒收。如果領主不能盡到保護附庸的責任，或對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佈解除對領主效忠的誓言。這樣，在一個領地內部，領主和附庸之間依照契約形成了一種雙向的權利和義務的結構，這個結構形成了封建制度中具有自治性質的地方政治，並由此形成一種王權之外的封建自治文化。後來資本主義時期的契約文化，政治理論上的社會契約說，民主自治精神都直接吸取了這些政治遺產，在傑弗遜所起草的《獨立宣言》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契約精神。

歐洲近代資本主義在政治上並不是直接以一種民主制度的形式作為封建主義的對立物出現的。相反，近代資本主義在政治上是伴隨著新的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出現的。資本的一個基本要求是沒有壁壘限制的開放市場。而在當時，只有強大的王權才能打破封建社會的等級性和封閉性，才能開拓海外市場。所以，在這種歷史的發展要求和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和中央專制主義王權暫時的結成了相互依賴的同盟，當時出現的重商主義就是資本和中央集權合流的體現。文藝復興前後，歐洲社會開始從封建制度轉型到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制度，一些強大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出現在歐洲。但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在本質上和集權的專制主義相衝突，所以，歐洲各國的中央專制主義在近代歷史上存在的時間並不長久。隨著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都相繼爆發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而值得人們深思的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提出新的自由民主思想，對整個社會來說，並不是一種全新的思想和觀念，其中相當一部分思想文化，如限制王權，契約精神，自治文化，都是已經在歐洲的封建政治文化中發展了幾百年，有著廣闊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因此，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制度建立，具有很大的歷史延續性和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這在封建政治制度發展得比較充分的日爾曼人國家，如英國，荷蘭及北歐諸國尤為明顯。

(二)封建政治遺產在傳統社會對應外部資本主義衝擊時的成功案例

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中，只有日本的封建政治文化和歐洲大致類似。西元7世紀，由於中國大唐文化的影響，日本的大化改革曾建立過中央集權化的帝國政體。中央政府壟斷了全國的土地，全國也建立了中國式的郡縣制。但這個中央集權時期很短暫，因為一是沒有類似中國的科舉制不斷地給中央各級官僚政府提供官員；二是全國徵兵制在西元792年的廢除，使全國缺乏統一的軍隊。三是整個社會並未形成強大中央集權主義的政治文化。這最終導致西元9世紀中央土地制的崩潰。各地的貴族和寺廟出現了大量半私有的土地，形成莊園經濟（shoen)和地方貴族的軍事力量—武士階層（bushi)
12世紀末，日本進入廉倉幕府時代，全國形成京都的天皇和廉倉的幕府兩個中心，這兩個中心的權力都很有限。皇權進一步衰落。西元14世紀，廉倉幕府被足力幕府取代，幕府移到京都，廢止了天皇的各種特權和大部分土地財產，開始了全面的封建化。全國逐漸形成各級封臣和附庸，附庸的附庸。到15，16世紀之交，日本的天皇已形同虛設，各地的大領主大名(daimyo）實際上在全國控制了經濟政治。

16世紀下半葉，豐臣秀吉開始想把全國各地大名統一起來走向中央集權，但並未成功。豐臣秀吉死後，其家臣德川家康建立了德川幕府，中央集權化全面受挫。全國政治資源分成三個相互制約的部分：德川幕府，各地的領主大名（daimyo)，政治和宗教象徵的天皇。這樣，日本仍未走出封建制度。

17，18世紀，日本的商品經濟非常繁榮，城市化的過程也很快。全國大約已有10%的城鎮居民。也就是說，封建化已為資本主義的出現做好了準備。但德川幕府實行了兩百多年的閉關政策，使得資本主義無從發展。從17世紀30年代起，日本對外實行鎖國，外國人只允許到距長崎（Nagasaki）不遠的一小塊荷蘭-中國飛地，日本人根本不能出國。

1853年，佩里的黑船敲開了日本的大門，閉關鎖國政策失敗，資本主義進入日本，和封建末期的日本商品經濟迅速結合，而分裂的封建政治成了社會發展的障礙，社會政治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都迫切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於是1868年，重振中央皇權的明治維新應運而生。這時，日本的封建政治文化已發展了近一千年，封建等級制度和自治文化已非常成熟，給明治維新以後的資本主義化提供了重要的政治遺產。跟歐洲的近代化一樣，日本的封建制度瓦解，中央集權的建立，資本主義的發展成了一個三位一體的過程。這是日本受到外部的資本主義衝擊而因應轉型成功的關鍵。

（三）早熟的中國社會在轉型上的困難

與西歐，日本相比，中國是一個封建制度結束過早，封建政治文化發展很不充分的國家。 同時，中國又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出現得過早，持續得太久，發展得太充分的國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把中國稱之為一個早熟的國家。
中國的封建制始于周武王伐紂後的分封諸侯，周公按姬姓血緣分封，其中53國是姬姓氏族，其餘18國是伐紂的功臣家族。全國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種諸侯，再下麵是附庸。這種情形和西歐的封建制度有類似之處。從西元前1066年周王朝的建立到西元前771年周平王東遷洛邑，是中國封建制度的鼎期。從西元前771年周王朝東遷到西元前221年秦王朝統一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從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過渡。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的時代。這個“禮崩樂壞”，就是指周朝的封建等級制度和文化的崩潰。西元221年秦王朝掃平六國，建立了同文同軌的統一國家，在政治制度上廢分封，行郡縣，開創了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後來雖有反復，但經過漢王朝平定七王之亂後，封建政治制度在中國真正壽終正寢了。

中國封建制度的一大特點是出現得太早，從生產和技術發展水準上看，當時的社會尚處在青銅器向鐵器的過渡時期，生產力和技術發展水準無法給當時的封建制度提供足夠的養料。因此，中國並未發展出充分的，完整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同時，在中國封建制度崩潰的春秋戰國時期，也不可能出現像歐洲，日本封建社會末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由於中國的封建制度比起西方差不多早了兩千年，這種早熟的封建主義註定了不能充分發展，不能通過走向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來發展資本主義，而只能以進入以中央集權制度為最終目標的皇權專制主義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在周朝的封建主義制度是沒有出路的，早熟決定了它提早退出歷史的舞臺。

與封建制度相比，中國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持續的時間很長，發展得很充分，很完善。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有四個強有力的支柱。一個是秦王朝開創的郡縣制，確立了非血緣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統治；再一個是秦王朝開始實行的全國徵兵制度，中央王朝牢牢地控制了全國的武裝力量；第三個支柱是創立于隋朝的科舉制度，給全國官僚統治系統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這是郡縣制得以延續的關鍵；第四個支柱是西漢確立的獨尊儒術的思想統治，把孔子創立的儒學改造為中央集權服務的思想工具。這四大支柱相互促進，造就了世界上無比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由於中央專制主義的無孔不入，中國社會本身從原始部落傳下來的自治精神，從封建等級制中留下來的諸侯自治文化都基本消失殆盡。這是理解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困難的關鍵。

對於經歷了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中國來說，社會的自治文化，契約精神，都是非常陌生的東西。當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的時候，中國人面臨的是全新的世界和觀念。中國並沒有像歐洲和日本那樣的封建政治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來接受這種衝擊。所以，中國社會的轉型是徹底的脫胎換骨，這無疑是一個非常痛苦，非常困難的過程。人們常問，同樣作為亞洲國家，為什麼日本向西方學習成功，而中國向西方學習失敗？但沒有人從根本上有說服力地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僅歸之于清王朝的“中學為本，西學為用”,“不肯從根本制度上向西方學習”還不是真正的答案。為甚麼明治維新學習了西方的典章制度，而中國只學習了皮毛？根源在哪里？不能把這個問題僅僅歸結為統治者的個人主觀行為，要進一步找出更為深刻的原因。從事實上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在制度上的變革要求和程度並不低於日本的明治維新。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的變革和革命是失敗的。而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變革者和革命者的主張在整個社會缺乏足夠的社會基礎和社會文化心理準備。日本的情況則不同，德川幕府時代正相當於西方的封建貴族時代，晚熟的日本正好有條件走西方類似的道路。和西方社會一樣，日本封建制度的結束，中央集權的形成，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三位一體，在時間上是同步的，這是很幸運的，西方敲開日本的大門正逢其時。而中國則早熟了兩千多年，當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入時，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中央集權制的政治文化。春秋戰國時代的封建政治文化早已從制度上，從文化上，從社會心理上消失了。所以，日本學起西方來得心應手，而中國學起西方來顯得步履艱難。其實，這個結果，早在中日兩國的漫長歷史中就已經埋下了伏筆，19世紀後半葉那幾十年，不過是過兩千年歷史的一個結果，不是根源性的東西。]

談到社會轉型和政治現代化，人們通常理解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建立。這個理解本身沒有錯，但是只是停留在表面和結果上。這恰恰是中國近現代難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原因之一。從現狀上看，自由和民主制度是現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但從社會轉型和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來看，自由和民主是政治現代化的結果。只看到枝上的果實，而忽略了生長果實的樹木和土壤，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特點，這是智力上的一種懶惰。

對一個社會來說，實現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一個基本精神是自治文化。所謂自治，就是指社會單元的自我統治和自我管理。這種自治精神起源於封建初期戰亂時地方民眾的自我保護，自我統治，進而發展為封建領主在領地上的自治。儘管這種封建自治在當時有各種問題和弊端，但自治本身形成了社會單元自我管理的一種文化。地方政治中的談判，協商，公民自由等現代民主觀念都是建立在民眾自己管理自己這一文化基礎之上。在一個有著良好的自治文化的地方或社區，例如講英語的國家，在統治和管理上對國家和政府的依賴就很小，對大政府的恐懼和防止也很深。但是，在一個缺乏或沒有自治文化傳統的地方，在統治和管理上必然對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國家產生依賴。在中國，人們常常用“天高皇帝遠”這句話來形容地方政治的黑暗，這就是缺乏自治文化的一種典型表現。因為沒有了中央政權的有效統治，地方政治就會被豪強和黑勢力控制，民眾寧願選擇有序的中央專制政權的統治而不要地方豪強。這正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在政治上走不出的怪圈，在今天仍然如此。

契約精神作為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近代一些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如霍布斯，洛克，盧梭等都曾用契約說來解釋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契約精神的基礎是“自然法”，是對契約，法律的尊崇。小至一個社區，大至一個國家，要能夠和諧的運轉，要能夠做到基本的公平，必然要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契約，用今天的話來說，要有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在一個尊崇契約精神的社會，契約是必須尊守的，即使是不合理，不近情，不道德。人們可以修改，重簽契約，但不能違背有效的契約。從某種意義上說，契約精神是和泛道德主義相對立的。中國社會缺乏契約精神，除了在歷史上沒有形成完整的封建契約文化外，兩千年的儒家泛道德主義深入人心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社會始終對法律缺乏一種敬畏感，對人情有一種親近感。即使在遠離了母國的海外華人社區，在人們心中，人情仍然重於法律。

指出自治精神和契約文化對現代民主政治產生的重要作用，有疑議的人不會太多。但講到封建等級文化對現代民主政治建立的積極作用，可能絕大多數人都會反對。但我以為，這恰恰是理解中國在近代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失敗，而英國，北歐諸國，日本政治現代化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社會的政治現代化意味著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和轉移。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是一場巨大的變革，也意味著巨大的社會利益衝突。怎樣把社會成員的衝突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和範圍內是政治現代化能否成功的關鍵之一。就人性本身而言，封建等級制度是一種不平等，不公平的制度。但一個有著悠久，深厚的等級文化和占統治地位的貴族文化的社會卻有著較強的穩定性。儘管這個穩定性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上。當這麼一個有著等級觀念，貴族文化的社會進入變革時期時，宣導和投入這場變革的並不是全社會的民眾，而僅僅是社會的中上層人士，如開明的貴族和新生的富裕階層。這就使得社會改革對全社會的衝擊有限，下層社會的大多數民眾對社會變革的期待很小，參與感也很弱。這種有著傳統等級文化和貴族文化的社會在建立現代民主政治過程中，尤如自上而下地耕耘梯田，一級一級往下耕，最後耕完整個梯田，完成全社會的現代化和民主化。從英國，北歐，日本，包括最沒有歷史包袱的美國的社會轉型看，政治現代化和民主化的過程都不是一次性的在全社會實行，而是在相當長的時間中一步一步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擴展開來，這種分層式的民主化過程，逐級釋放了社會鬱積的衝突能量，避免了全社會的激烈衝突。傳統的等級文化在客觀上成了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多級的梯子，對社會轉型的有序性和漸近性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由於缺乏封建政治文化傳統，由於漫長而強大的中央集權統治，中國是一個缺乏貴族文化，缺乏等級觀念的社會。原始的平等觀念在社會中一直深入人心。本來由科舉制支撐的郡縣制就只能產生官僚，而不可能產生以血緣為基礎的等級和貴族。從朝廷命官到草民百姓在皇權的面前並無本質區別，都是皇帝的奴僕。而為了鞏固這種中央集權制度，中國歷代王朝的一個長期的基本政治任務就是削潘，打擊地方豪強。這種非貴族性的中央集權制度在社會中產生了士大夫式的和農民式的平等觀念。發源於漢代，創立于隋代，普及于唐代的科舉制給所有的讀書人提供了一個相對平等的仕途道路。在理論上，人人都可能“十年寒窗，一舉成名”。對於普通草民百姓來說，除了皇權，沒有什麼是值得尊崇的，而皇權本身的頻繁更迭也使得“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深入人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頻繁出現成了中國歷史的一種週期。這種士大夫和農民相結合的平等觀念使得推翻了皇權後的中國不可避免地進入一種全社會的革命狀態：中國必須要建立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而為了平等，中國必須要一次性地解決中國絕大多數人口受壓迫的問題。在辛亥革命後，任何一個政治團體，如果要想掌控中國的大局，必須要解決全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數的下層社會的問題。要想像西方和日本那樣梯田式的從上自下的逐步耕耘的思想始終站不穩腳。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不能根本性地解決整個社會的問題導致了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而北伐尚未結束，希望徹底解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問題的共產黨又因城市罷工和打土豪的農民運動和國民黨分道揚鑣。中國在二十世紀陷入了不斷革命，徹底革命的不歸路。在這個不斷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傳統士大夫和農民式的平等觀念起了極大的作用，這也是中國不能像西方，日本那樣循序漸進地完成政治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原因之一。

本文並不是想要指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道路，而只是對已發生了的歷史作一個簡單的探討和研究，希望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包袱有一個清醒地認識。並從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中找到有價值的經驗教訓。歷史的傳統不能選擇，歷史也不能重來。今天的中國也不可能開歷史倒車，重補封建政治文化的課。但中國社會有意識地培育自治文化和契約精神對完成中國社會政治現代化的轉型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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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的中國社會和政治現代化的困難》共18件評論
1. 鏗鏘菠菜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5:36 am
寒搏，你的文章總能使人去思考。
個人以前做個一陣子現代化理論的研究。有一個問題始終覺得難解決：現代化是否意味著西化。因為，所有的現代化理論提出的現代特徵和指標，都是以西方國家為參照的。這樣的話，所有非現代國家的現代化，都只有一個標準，那也就與福山所謂的歷史的終結沒什麼區別了。

但現在的現代化國家在現代化時，卻是沒有任何一個標準和模式可借鑒的。這一過程理論上說就是工業文明（或者說伴隨工業革命而來的現代文明）對傳統的揚棄過程。它是一個創造的過程，沒有一個國際標準可言。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我覺得不能沒有自己對傳統的創造性改造。但實踐中的難度不用說了。
說的是題外話，見諒。

2. 路三歌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8:00 am
寒博說的“原始的平等觀念”不如說是“原始的翻身觀念”。歷史表明，農民起義軍內部也是一個獨立於皇朝的嚴密等級社會，。在起義軍內部也要安分守己，不能求平等，否則就會被清除出隊伍。他們渴望推翻皇朝，取而代之，每個人謀求不同等級的翻身地位。

3. 風之橋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11:39 am
寒兄好文章，所見略同。正寫《中國，徘徊在中世紀出口》，要之自宋以降，科舉制的確立，直接促進了儒學的世俗意識形態化，在制度上杜絕了高門大族出現的可能性，提供了穩定的吏治資源，鞏固了自上而下的郡縣制的實施。由郡縣制和科舉制支持的中央集權加上思想統治，是中國特色的中世紀時期，在政治制度文化上，還未曾走出這個框架。

4. 寒竹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11:51 am
“科舉制的確立，直接促進了儒學的世俗意識形態化，在制度上杜絕了高門大族出現的可能性，提供了穩定的吏治資源，鞏固了自上而下的郡縣制的實施。由郡縣制和科舉制支持的中央集權加上思想統治，是中國特色的中世紀時期，在政治制度文化上，還未曾走出這個框架。”

風兄正好講在點子上。郡縣制和科舉制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表面看起來，它比以血緣為基礎的門閥貴族制度先進，甚至和今天的文官制度有些類似。但這正是政治文化早熟的弊端。在中古時代，沒有門閥貴族，就無法限制王權，就無法形成封建自治文化，其結果是天下精英盡歸於皇權所用，導致絕對的皇權至上。最後造成一放就亂，一統就死的怪圈，社會缺乏自治結構。從而造成社會現代化的困難。

5. 寒竹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11:56 am
謝鏗鏘菠菜和路三歌的評論。本人所思考的問題，主要是想從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去找問題，而不是從道德角度把中國的問題歸咎於某個人的責任。

6. 施化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12:59 pm
寒竹博的主張，如果沒有理解錯，其實是分治。贊同這個思路，接下來是如何具體化。

7. 匿名1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5:37 pm
寒博提出的問題讓人深思。
“為什麼日本向西方學習成功，而中國向西方學習失敗？但沒有人從根本上有說服力地回答這個問題。——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在制度上的變革要求和程度並不低於日本的明治維新。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的變革和革命是失敗的。而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變革者和革命者的主張在整個社會缺乏足夠的社會基礎和社會文化心理準備。” 這個說法比把責任簡單歸之於改革者的無能好。
“封建等級文化對現代民主政治建立的積極作用，”這個說法很新鮮，沒有思考過，但好像也有些道理。英美的民主化確非一蹴而成。一開始的民主選舉都局限在部份人中，相當多的人都沒有納入民主選舉的機制，但好像也沒有因此爆發大規模的反抗，可能下層社會的人對社會變革的期待較低，沒有什麼參政感吧。不公平的等級文化傳統反而成了民主化漸進的梯子。

8. 匿名遊客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7:09 pm
路三哥講的農民起義軍的等級制度，包括中國專制王朝中的等級制度和寒博講的以血緣為基礎的封建等級制度不同。嚴格說來，中央專制王朝下不可能有真正的貴族式等級。各代王朝到太平天國，所謂等級只是王權對官僚的任命。國王今天可以任命你為一品大員，明天可以把你貶為九品芝麻官或者平民。如果一定要稱此為等級，也只能叫官僚等級。而封建等級並非絕對隸屬于王權。是貴族和國王的簽約，受法律和契約保障。國王無權單方面取消貴族的等級。

9. 洛杉磯老頭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7:14 pm
「早熟」這個詞用的比較講究﹐「早熟」的結果往往是影響以後的發育。

10. 文揚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7:41 pm
寒竹博最精彩的力作之一！
你關於封建制的思想散見於多篇文章和評論之中，我已有所瞭解，這篇講得最透徹，思路非常清晰。
總體上的觀點，與我完全一致。關於中國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四大支柱的總結，對我是很好的指引，我沒有歸納得這麼完整。

民主自治與封建自治之間的關係也是我希望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日本明治維新是從“王政復古”開始的，這個史實的含義極深，按照寒竹博的思路探討下去，可以同時揭開西方和日本現代化成功和中國現代化受挫的深層道理。
寒竹博還是要多貢獻。
一點小意見，中國是一個早熟的國家這個觀點，梁漱溟等人當年已有這個結論。

11. hukan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7:57 pm
回匿名1，日本為成功什麼向西方學習是個複雜的問題。寒博提出是一大因素。其實日本幕府當時在西化的道路上也相當積極。幕府當時是法國人，倒幕派後面是英國人，最後德川慶喜歸還大政，避免了一場內戰。
回施化博，我的理解，寒竹博主張的並不簡單是分權。分權還有責任和義務的問題。有權利者還有同時義務。得到權力的同時也就是承諾承擔義務的過程。中國缺少這種傳統。
最後我談一點貴族。
實際有二種貴族。一種是從古代氏族社會的酋長們發展起來的貴族，姑且稱為古代貴族。一種是有權勢的帝王封賞產生的新貴族。這二種人區別極大。前者由於氏族關係的演變，其實承擔了極大的責任。
中國古代貴族，我想舉信陵君和先軫為例。
前627年，晉國在殽之戰打敗秦國，生俘秦國將軍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文嬴請求她兒子晉襄公釋放秦國統帥，晉襄公答應了。先軫大怒，出言不遜，直言進諫，而且當著晉襄公的面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晉襄公派陽處父追孟明等人，沒能追上。後狄人攻打晉國，在箕交戰。先軫因為對君侯無禮卻沒有受到懲罰，決定自行謝罪，脫下了頭盔和鎧甲（“免胄”）沖入狄陣，戰死在沙場。狄人砍了他的頭送還晉軍。所以對先軫講，禮高於生命。
長平之戰後，趙國向魏國求援，魏王畏懼秦國，信陵君估計終究不能征得魏王同意出兵了，就決計不能自己活著而讓趙國滅亡，於是請來賓客，湊集了戰車一百多輛，打算帶著賓客趕到戰場上去同秦軍拼一死命，與趙國人一起死難。後來的故事大家應該都知道。所以對信陵君講，世界上也有很多高於生命和自己享樂的東西。有時必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上面原文請參見左傳和史記。
中國秦郡縣制度下以後再不見這類的貴族。所謂(新)貴族多為驕奢狂妄之徒。對國家對族人對屬下沒有多少義務責任感，一味窮奢極侈。應該算世界最早出現的個人享樂主義者。

12. hukan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8:16 pm
一點補充。
世界歷史，有些社會在石器社會末期，青銅器早期進入國家，有的在青銅器晚期進入國家，還有的在鐵器時代才進入國家。有的進入奴隸社會，有的直接進入封建社會。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工具只是生產力的一個要素。在土地肥沃的大河流域，比較低級的工具也可以產生較高的生產力，而在北方嚴酷的條件下，情況不利國家的產生。我個人看法，國家出現的越早，晚期氏族社會的階段越短，就越容易演變為神權王權至高無上的國家。
直接進入封建社會的國家可以以冰島為例。冰島的氣候地理使得奴隸制度變成一種不合算的制度。從北歐古代詩歌看，冰島武士對自己權力的捍衛遠過丹麥武士。有一個故事講一個冰島武士受雇與丹麥王，臨走丹麥王不肯付酬，這個武士劫持了王后，逼國王付錢，索到報酬後揚帆而去。

13. 寒竹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9:05 pm
謝文博評論.你說得不錯,梁漱溟是談到過中國社會早熟,他的鄉村建設正是在這個意上講的.對梁的想法我深有同感.一個社會能否穩定的發展,並不僅僅取決於少數精英在房間裏設計出的藍圖,還取決於整個社會是否有穩固的社會單元和結構.梁漱溟主張從鄉村建設入手,這個想法很符合中國的國情.認為制定了一套典章制度就解決了所有的社會問題是把問題簡單化了.

14. 寒竹的評論
August 14th, 2006 at 9:28 pm
hukan說得不錯,我主張的並不簡單是分治.我在文中講到:”歷史的傳統不能選擇，歷史也不能重來。今天的中國也不可能開歷史倒車，重補封建政治文化的課。但中國社會有意識地培育自治文化和契約精神對完成中國社會政治現代化的轉型是有幫助的.” 問題在這裏不是喜不喜歡分治,而是分治在現今中國缺乏可行性.強制實行只能適得其反.

hukan講的”國家出現的越早，晚期氏族社會的階段越短，就越容易演變為神權王權至高無上的國家。”很精闢.這也是我這篇文章想表達的早熟的意思.

15. 施化的評論
August 15th, 2006 at 12:17 am
前面各博對中國社會的傳統所缺乏的東西，都談得很透徹。但是怎麼去彌補，還需要更多的探討，僅僅靠“有意識的培育”，恐怕終究是空談。真正能夠入手的，應該是產權。通過產權關係的明確確立，滋生責任和信用觀念，先有了觀念意識，再產生典章制度。

16. 鏗鏘菠菜的評論
August 16th, 2006 at 7:05 am
寒博談的封建制對西方契約精神的促進，對於人們重新審視封建制的作用很有啟迪。
西方契約精神的形成，有很多因素起了作用。比如布羅代爾曾用歷史上西方遠程貿易的繁榮來解釋契約的盛行。遠程貿易因跨國，路途遙遠等原因風險很大，多是由多人合夥。這樣就必須把各人應承擔的投資，風險及利潤的劃分以書面形式確定下來（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起源，第一卷）。

17. 故紙新言的評論
August 18th, 2006 at 12:14 pm
中日近代化前的歷史傳統確實大為迥異，但是日本能夠迅速西化(近代化或現代化),很重要的原因，除了日本封建集權發展滯後之外，還有就是其作為在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社會，並沒有延續了上千年的，賴以維繫日本社會存在的核心價值的文化傳統。如果中國唐宋時的高度文明，可以被日本所剽竊，借鑒，轉而成為自己的文化內涵，到了1868年後，向取代了中國而成為代表強權/盛世的西方諸帝國頂禮膜拜，並能盡可能利用，模仿（mimicry) 西方的科技及其帝國擴張的本性和策略，就不足為奇了。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短短三十年間開始在東亞的侵略行徑和殖民心態，比之西方老牌帝國，可說是有過之而不不及。換句話說，這表現了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剽竊心理和對強國而奴性，這從二戰後日本對給自己致命一擊的超強帝國美國的媚態就更可見一斑（別忘了美國投擲的兩個原子彈時目前人類史上唯一使用過的核武器）。當然以上的意思不是說所有日本人都對外來文化甘心全盤接受，古今都存在眾多反對者，就如當前也有很多人反美一樣。但日本政治的主流思想的總體趨勢似乎是展示了這種源遠流長的崇外/崇強/崇洋心態，一種文化自信心的嚴重缺失和文化/社會/歷史自我認同感的殘缺不全(fractured or fragmented)。聽來，似乎是一種弗洛伊得筆下未成熟的伊狄浦斯在為成熟前的狀態。
另外，寒竹先生從日本，西方所謂現代化的歷史偶然性的過程中(historical contingencies)去推論一種必然性，從而來解釋中國現代化的”失敗” 或“不成功”, 似乎還很有待商榷。做歷史研究的難免都會經常循這樣一種邏輯去演繹，就如韋伯(Max Weber)當年斷然認定基督新教倫理是西方資本主義成功，中國工業化缺乏的更本原因一樣。但是老韋伯如果還能起來在探討中國，東亞，過日本這些新起的資本主義是如何崛起，並將超過西方的話，不知道他是否會得出佛教，或共產黨專政下的維權政治更能短時間內創超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奇跡？一句話，寒竹先生所提倡的“自治精神” 和“契約文化“可能是好東西，也可能不是,是否適合中國文化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實情，更有待討論。這些都不是單從它們是否在西方發展過程中出現過，或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說法中，來得出有說服力的結論的。些許淺見，望各位教正。

18. 故紙新言的評論
August 18th, 2006 at 12:23 pm
因前面帖子眾多打字錯誤，稍加改正，再貼一次。希見諒。
中日近代化前的歷史傳統確實大為迥異，但是日本能夠迅速西化(近代化或現代化),很重要的原因，除了日本封建集權發展滯後之外，還有就是在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社會，並沒有延續了上千年的，賴以維繫日本社會存在的核心價值的文化傳統。如果中國唐宋時的高度文明，可以被日本所剽竊，借鑒，轉而成為自己的文化內涵；而到了1868年後，向取代了中國而成為代表強權/盛世的西方諸帝國頂禮膜拜，並能盡可能利用和模仿（mimicry) 西方的科技及其帝國擴張的本性和策略，就不足為奇了。日本在明治維新短短三十年間開始在東亞的侵略行徑和殖民心態，比之西方老牌帝國，可說是有過之而不不及。換句話說，這表現了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剽竊心理和對強國的奴性，這從二戰後，日本對給自己以致命一擊的超強帝國美國的媚態上，就更可見一斑（別忘了美國投擲的兩個原子彈，是目前人類史上唯一真正使用過的核武器）。當然以上的意思不是說所有日本人都對外來文化甘心全盤接受，古今都存在眾多反對者，就如當前日本也有很多人反美一樣。但日本政治的主流思想的總體趨勢似乎是展示了這種源遠流長的崇外/崇強/崇洋心態，一種文化自信心的嚴重缺失和文化/社會/歷史自我認同感的殘缺不全(fractured or fragmented)。聽來，似乎是一種弗洛伊得筆下未成熟的伊狄浦斯在為成熟前的狀態。
另外，寒竹先生從日本，西方所謂現代化的歷史偶然性的過程中(historical contingencies)去推論一種必然性，從而來解釋中國現代化的”失敗” 或“不成功”, 似乎還很有待商榷。做歷史研究的難免都會經常循這樣一種邏輯去演繹，就如韋伯(Max Weber)當年斷然認定基督新教倫理是西方資本主義成功，中國工業化缺乏的根本原因一樣。但是老韋伯如果還能起來再探討中國或東亞四小龍或者印度本，這些新起的資本主義是如何崛起並將超過西方的事例，不知道他是否會得出佛教或共產黨專政下的威權政治，更能短時間內創超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奇跡？一句話，寒竹先生所提倡的“自治精神” 和“契約文化“可能是好東西，也可能不是；是否適合中國文化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實情，更有待討論。這些都不是單從它們是否在西方發展過程中出現過或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說法中，來得出有說服力的結論的。些許淺見，望各位教正。

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p=14588

選舉操盤手準備登陸吧!!!!

今天台灣人擔心自己的商業人才被大陸虹吸，因為30年來大陸因經濟開放所累積的商業能量，對台灣的商業白領已經構成了吸引力。

如果我臆測，十年之後，大陸的村子以每個月10萬人民幣的代價，或一個專案100萬人民幣的價碼，招聘台灣的選舉操盤手，進駐該村，協助某位村長∕村書記的候選人贏得選舉，你會說我發瘋了嗎？

如果20年前，我臆測10年之後，台灣的一流年輕人會放棄台灣的工作機會，前往大陸出任薪水比他在台灣高50%的民營企業工作，當時的你會不會覺得我發瘋了？

今天多數的台灣人，尤其在2012大選經驗廣受大陸人民讚譽之後，相信以下的幾種情況。第一，大陸人民渴望直選，而一旦形成風潮，大陸就將邁入不可逆轉的民主。第二，若共產黨抗拒民心所向的直選，大陸社會遲早就會動亂，共產政權就可能垮台。

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像，雖然國際上的許多學者、媒體也都持同樣看法，甚至大陸分子也都相信。但事實上，大家都太低估共產黨了！

30幾年前，中國大陸還是一個買米要糧票、住酒店要單位介紹信、全國鉛筆生產總量都要中央審批的國度。在一個窮鄉僻壤叫做小崗村的地方，九個村民大逆不道的互相簽下私人契約，決定自己要種什麼。這個農民挑戰國家政策的驚天大案，一路鬧到了中南海。

儘管當時中共內部權力鬥爭處於白熱化，但是集體智慧告訴他們，經濟若再不開放，中共政權就要垮台了。一夕之間，小崗村成為全國樣板，中國的改革開放于焉開啟。

這段歷史的重點是：私有經濟開放30餘年，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垮台，中共依然一黨專政，中共官員富得流油！開放私有經濟，最終得利最大的還是共產黨！你說，中共害怕開放嗎？

如果類似廣東烏坎村事件在中國形成燎原之勢，如雨後春筍而鎮壓不及，中共將果斷推出新政：5年之內全國農村全面實施村領導直選。單單這一政策，就能再為一黨專政買到20-30年時間。

而那時，實力雄厚的村候選人，開著勞斯萊斯的富村村長們，將發現台灣具有優秀而又便宜的選舉工程人才，「凍蒜專案」人才的百萬費用，不過是小菜一碟。

村一級，甚至鎮一級的「基層民主」，並不會真正影響到一黨專政。腐敗的歷史可以延續，只是技術必須翻新，而台灣的過去經驗可以借用，台灣的樁腳技術也頗可參考。鎮級以上的官員，肥油可期，而村民若對選出來的父母官不滿意，也只能怨歎自己素質不夠高，反正五年後還可重選。

中國有近14億人，「民主選舉」在中國至少有四個層次：基層民主（村鎮）、社區民主（城市居民社區）、高層民主（人大代表）、黨內民主（中央）。前二者勢在必行，但它們無損一黨專政，只會鞏固一黨專政。看中國民主趨勢，我們必須看後二者。若烏坎村演變為小崗村，國際將予以鼓掌。

但是，台灣必須預做心理準備，那不是中共垮台的先兆，而是中共一黨專政合理性的延續。屆時，「民主標哥」們將來台撒錢覓才，過氣的台灣地方選舉工程師們，你們準備好了嗎？（作者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

大陸人看台灣－被信任的感覺親切自在

2016年03月27日 04:10 （莊喜／清華大學交換生）

來台後第一次給家裡打電話，爸媽關心的無非是適不適應彼岸的環境。「我第一天就特別適應」，我著重強調了特別兩字。是的，我在台灣的第一個感受就是自在。我說這話時不由自主地想到陽光下舒展腰身的貓，我莫名地很能感受到那種舒暢。

這在我是很罕有的體驗，所以我刻意地拿了放大鏡去生活的細枝末節中尋找原因，「細節是魔鬼」。好幾次幾乎就要找到但還是失之交臂，終於，在我元宵節去平溪觀天燈的途中，我明確地發現了那片自在感萌生的土壤！

新竹去平溪不算很近，要換幾次車，所以早早地在網上查好了路線。但一從台北捷運木柵站出來，就覺得有點不對勁兒。按理應該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來往不息的接駁車，可外面卻是別樣冷清。幸好捷運站的服務人員不少，趕快打聽了一下。原來新北市政府專門開通了「賞天燈」專線，在動物園站轉乘，我在網上看到的是過時的資訊。

弄明白狀況，說了謝謝以後我就想轉身再刷卡進站，結果被工作人員喊住了。這種讓我莫名其妙的事已有數次，例如，我在看到台北市Youbike的租借服務時眼前一亮，這麼便宜，真棒！但幾乎同時一個很大的疑問浮現了出來，我問台灣的舍友：「要是借了車，中途停靠時被人偷走怎麼辦？」我那可愛的舍友明顯地被我這個問題搞糊塗了，他愣了一下說：「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對他的回答，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車停放了就有可能被偷走，這是很平常的道理嘛！我在木柵站被喊住之時也是類似的想法。出錯站了就再次刷卡進站，我在南京出錯站從來都是這樣，難道還能指望工作人員大發慈悲免費放妳進去？！但那位工作人員卻說：「那妳直接進去吧，出下一站的時候就說出錯站了。」我突然有點不習慣。

我很慚愧，別人的信任我卻讓我感到不習慣，可當時心裡確實是有些詫異的。再次免費坐上捷運後，我不禁又想起前幾天在內灣坐支線的經歷。我在竹中，竹東，內灣三站都有上下車，三次上車當中我有兩次因趕時間匆匆跑進車站，但我很順利的一路跑了進去，發車以後才補的票。這在大陸是絕無可能的！

南京和鎮江離得很近，坐動車只需二十分鐘。我偶爾會去鎮江，但那二十分鐘的車程卻要「驗明正身」數次，像我在內灣那般撒野地跑進列車，絕對是天方夜譚。

首先買票必須攜身分證實名購票，這是人所共知的。進入候車室、從候車室進入月台、上車，這三次均需同時查車票和身分證。上車以後會有抽查，若是長途旅行（比如蘭州至上海），則一定會有數次查票，短途查驗與否完全隨機。出站時會有最後一次查驗。

聯想到這兩個星期來的體驗，我發現了兩個社會在設計思路上很大的不同。大陸社會常常假定他的分子是道德欠缺的，因而很多環節的設計都是為了證明他是個「好人」，所以大陸坐火車的查驗很麻煩，服務員在顧客購物時會密切關注他的舉動，我也會擔心車被牽走。

但「好人」在台灣社會似乎是一個前提性的共識，所以他們的宿舍門可以從來不鎖（至少我所在的清大是這樣的），餐廳吃飯時敢把錢包放在桌上而起身去接飲料，問路時路人也都很熱情親切。這裡沒有「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的訓誡，所以讓我這個外來者感到親切與自在。

我喜歡這個小而美的地方，我也相信來過台灣的人都會對她念念不忘，因為恐怕沒有人會拒絕被信任的美好感覺。

(旺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27000721-2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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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沒錯，

那麼如何逐步開放人大代表直選以交換人民對一黨專政的善意呢？

為何范疇先生會說：『倘若條件允許，同時推行縣級以下的「真普選」(一人一票直接選舉)，以達到地方黨員領導的汰舊換新作用。如此，在上下夾擊、首尾相互激盪之下，等於出台了一套「中央/地方」體制的改良2.0版，作為中國民主化的演變平台。

縣級普選，聽起來似乎有點可怕，但其實回顧歷史，他並沒有那麼可怕。所謂的「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動力源頭，其實就是將經濟的權力由中央下放到縣級，如果當年還是由中央一手計畫，隨後一連串的生產力突破根本不可能發生。當年的「壯士斷腕、背水一戰」，造就了今天。而且不諱言地說，經濟權力下放到縣級之後，不但延續了共產黨的生命，經濟上得利最多的還是共產黨及其相關人士。現在，另一個歷史關頭又接近了，而這次是政治關頭，而非當年的經濟關頭。據報導，在最近的一次內部會議中，您反問與會者：「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於黨同人民的聯繫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時反而是疏遠了。我說的是不是事實？」您還說：「經濟總量無論是世界第二還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鞏固住我們的政權。」縣級普選，可能就是遲早非做不可的關鍵一步，日後回頭來看，可能得意最多的還是共產黨。』(詳：「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范疇著，八旗文化出版，page35~page36)。

為何寒竹先生會說：

(a) 所謂中國社會的早熟，是指中國過早地結束了封建化的過程而進入了成熟的中央集權主義制度。在世界歷史上，取代封建政治的中央集權制度在中國出現得最早，歷時最長，發展最完善。這種早熟性使得中國在中古時代曾一度領先於世界各國。但也正是這種早熟性使得中國在近現代的社會轉型和政治現代化過程中走得異常艱難。

(b) 和西方社會一樣，日本封建制度的結束，中央集權的形成，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三位一體，在時間上是同步的，這是很幸運的，西方敲開日本的大門正逢其時。而中國則早熟了兩千多年，當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入時，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中央集權制的政治文化。春秋戰國時代的封建政治文化早已從制度上，從文化上，從社會心理上消失了。所以，日本學起西方來得心應手，而中國學起西方來顯得步履艱難。其實，這個結果，早在中日兩國的漫長歷史中就已經埋下了伏筆，19世紀後半葉那幾十年，不過是過兩千年歷史的一個結果，不是根源性的東西。

(c) 而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變革者和革命者的主張在整個社會缺乏足夠的社會基礎和社會文化心理準備。

(d) 封建政治文化的另一個特點是用契約的形式強調權利和義務雙重性。

(e) 但中國社會有意識地培育自治文化和契約精神對完成中國社會政治現代化的轉型是有幫助的。

(f) 中國社會本身從原始部落傳下來的自治精神，從封建等級制中留下來的諸侯自治文化都基本消失殆盡。這是理解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困難的關鍵。

(g) 從現狀上看，自由和民主制度是現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但從社會轉型和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來看，自由和民主是政治現代化的結果。只看到枝上的果實，而忽略了生長果實的樹木和土壤，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特點，這是智力上的一種懶惰。

(h) 在一個尊崇契約精神的社會，契約是必須尊守的，即使是不合理，不近情，不道德。人們可以修改，重簽契約，但不能違背有效的契約。

(i) 怎樣把社會成員的衝突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和範圍內是政治現代化能否成功的關鍵之一。

一黨專政的可持續性(或曰合法性)，關鍵在老百姓打心裡同不同意、服不服氣，也就是【中國人的『財富累積』制度】能否被建立？

若此『縣級以下的「真普選」(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能好好落實，達到地方黨員領導的汰舊換新作用，那麼【中國人的『財富累積』制度】就能建立(初具雛型)並往前跨出一大步了！！！！

『縣級以下的「真普選」(一人一票直接選舉)』或許是寒竹先生所言：『這中國社會有意識地培育自治文化和契約精神對完成中國社會政治現代化的轉型是有幫助的。』之實踐吧！！！

寒竹先生說：『今天的中國也不可能開歷史倒車，重補封建政治文化的課。』，文揚先生又言：『日本明治維新是從“王政復古”開始的，這個史實的含義極深，按照寒竹博的思路探討下去，可以同時揭開西方和日本現代化成功和中國現代化受挫的深層道理。』

這『縣級以下的「真普選」(一人一票直接選舉)』或許是【21世紀『中國特色』的『封建政治文化』】吧！！！

好一個『日本明治維新是從“王政復古”開始的，這個史實的含義極深，按照寒竹博的思路探討下去，可以同時揭開西方和日本現代化成功和中國現代化受挫的深層道理。』！！！

所謂『郡縣治，天下安』，也不就是這個道理嗎？？？

台灣的大小就中國而言，也僅僅不就是一個『縣』罷了！！！

台灣的馬英九與蔡英文，就另外一個角度與高度對中國而言，只不過是一個『馬縣長』與『蔡縣長』的交接罷了，再來就是這『縣長交接』制度如何拓展與展演到全中國了！！！

若能做到『郡縣治，天下安』，才能進一步『平天下』：【才能夠進一步：『進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從此中華文明恢復它已失去的「優勢」：才能有效地向現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彈」，而推動全人類的歷史進入其「超西方時代」！！！！】

好一個由【『天下安』到『平天下』】，為何要先『天下安』才能進一步『平天下』，此中道理何解？

『天下安』後，又有何蹊徑可到『平天下』，這與『一帶一路』又有何關聯？

P.S.：莊喜小姐所言(如下)，雖不盡然全對，但我們仍可視為一種『自治文化和契約精神』的展現！！！！

(1)來台後第一次給家裡打電話，爸媽關心的無非是適不適應彼岸的環境。

(2)「我第一天就特別適應」，我著重強調了特別兩字。

(3)是的，我在台灣的第一個感受就是自在。我說這話時不由自主地想到陽光下舒展腰身的貓，我莫名地很能感受到那種舒暢。

(4)所以我刻意地拿了放大鏡去生活的細枝末節中尋找原因，

(5)終於，在我元宵節去平溪觀天燈的途中，我明確地發現了那片自在感萌生的土壤！

(6)我很慚愧，別人的信任我卻讓我感到不習慣，可當時心裡確實是有些詫異的。

(7)我發現了兩個社會在設計思路上很大的不同。

(8)大陸社會常常假定他的分子是道德欠缺的，因而很多環節的設計都是為了證明他是個「好人」，

(9)但「好人」在台灣社會似乎是一個前提性的共識，

(10)我喜歡這個小而美的地方，

(11)我也相信來過台灣的人都會對她念念不忘，因為恐怕沒有人會拒絕被信任的美好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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