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下一輪改革開放路線圖

(2010-08-27)

陳鐵源

　　中國總理溫家寶日前在深圳考察特區建立30年時說：“只有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停滯和倒退……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這隱含說明，中共高層對下一輪改革有很清醒的認識，但尚未形成高層決策共識。

　　談中國下一輪改革與開放，首先需要澄清三個有關改革的偽命題：一、“民主化是中國未來改革的唯一出路”，一半是錯！二、“能改的都已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錯！三、“政治改革是當務之急”，大錯特錯！

　　這些之所以是偽命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認清中國的政治現實 中共一黨執政。中共在過去近100年中一直遭詬病。對於你不喜歡的東西，你可以討厭它，但是，你不可以無視它，中共就是如此的“它”。

　　也就是說，你不得不承認，中共是世界上苟活能力（中共自說“生命力”）最強、學習能力最強的執政黨。比如，面對政治危機（“六四”、“蘇東波”）、經濟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軍事危機（1991年的海灣（波斯灣）戰爭）和社會危機（2003年“沙斯”疫情），中共都一直“夾著尾巴做人”（鄧小平叫“韜光養晦”），都應付過來了。個中自有原因，只是大多數人都不願正視它。

　　更進一步說，中共至今還活在臺上，更沒有要下台的意思，而且還在不惜一切代價維持自己合法性和執政黨地位。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歷史使命尚未完成 帶領14億中國人進入中產階級社會。然後才是中共逐步淡出，乃至洗心革面的時候，但2035年之前中共都不具備“革自己命”的條件。這就是中國政治的現實，至少是未來25年的現實。

　　從長期來看，5000年歷史浸淫的中國政治需要民主化，但是，近期和中期（至少以25年為時段）需要做的，是為民主化打基礎，即在確保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否則，民主化不會提到議事日程。

　　其實，中國改革的硬骨頭就一個，就是如何解決中共自身問題？中共自己不會這麼幹。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中共不幹的才是硬骨頭。只要中共還在臺上，這個問題基本無解。問題在於，即使這個問題在中長期內不能解決，但中國的改革與開放必須繼續。因此，在不碰這個硬骨頭的情況下，剩下的改革都不是硬骨頭。“硬骨頭”論是在中國改革進程中，只是藉口，不是現實。

政治改革風險高收益不定

　　這從另一角度說明，政治改革根本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也無法成為當務之急。在筆者看來，中國的當務之急只有三個：發展經濟、壯大社會與收復台灣。這樣說來，在2012年之後，無論是誰接替胡錦濤和溫家寶的職位，他們都不會去碰政治改革。原因很簡單，高風險、高成本、收益不定。現實的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太多太大；而且，這些問題都屬低風險、低成本和高收益領域。

　　這樣的改革何樂而不為？稍有政治頭腦和算術頭腦的人也都知道這兩者的輕重。因此，未來至少三代中國領導人仍然是技術官僚派。技術官僚派會在中國未來的歷史中佔據較長時間，直至所謂的“80後”開始全面接掌這個國家，即2035年前後，時間跨度約25年。

　　這之前，無論是“50後”、“60後”，還是“70後”，他們都根本沒有能力和意願去搞政治改革。這些領導人的最大任務就是讓14億人“富起來”，但絕不是讓他們“動起來”。“動起來”是指這個國家的政治充滿活力、思想充滿活力、國家前途充滿活力。讓國家“動起來”是“80後”中國領導人的真正使命。

　　那麼，“80後”之前的中國領導人還能做什麼？只有一條路，繼續技術層面的改革，為政治層面的改革作準備，即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社會，才是支撐政治改革的中堅力量，日本、韓國、台灣都是如此，伊拉克、阿富汗、東帝汶都不是如此。

　　具體來說，全力發展經濟，強力弱化政府，大力強化社會。這些才是中國下一輪改革與開放的方向與路徑。如果這些都取得了成功，那麼，才能與未來的政治改革路徑對接。否則，中國成不了台灣，而會成為印尼。

　　無論是政治學角度，還是從西方國家的實踐來看，或是從生活常識來看，有一個基本的共識：一個社會健康與穩定的根本，就在於企業、政府與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的平衡與穩定，就如同一張桌子至少有三條腿才能站穩一樣。西方成熟國家都是如此，世界上非成熟國家基本都不是如此。

　　改革開放前，中國沒有企業和社會，只有政府。30年改革後，企業活力大增，但遠遠不夠；政府壟斷權力和資源的情況有所弱化，但未根本改觀；社會問題直到2003年“沙斯”疫情爆發後才被認識到，至今不到10年時間。中國社會發展仍然處於嬰兒期，遠處在國家管理功能的邊緣。

　　中國發展經濟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原動力。因為中國窮人想致富，富人想更富；因為中國人窮怕了；因為中國人害怕“被窮”；因為中共管理經濟已經得心應手。在這種大背景下，可以說，中國經濟的主角 企業 未來的發展應無大礙。順應經濟規律的政府，自然會讓企業發展壯大，如果中共未來仍然“頭腦清醒，明辨是非”（溫在深圳的講話）的話。

　　過去30年間，中國政府的力量有所弱化，但仍具有決定性的壟斷權力。中共的領導體制又持續強化了這種權力格局。這種狀態至少在2035年前後不會有根本性變化。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與中共，又必須面臨三重巨大的壓力：經濟壓力、社會壓力和技術壓力（即網際網路和手機所帶來的壓力）。

　　在經濟機器正常運行、政府權力逐步弱化的途中，中國社會發展改革，無疑會成為未來20年中國領導人涉足的機遇。中國在這方面的改革有兩大著力點：社會管理體制的全面重組，以及把非政府組織從意識形態上的敵人變成政府的推手。這兩點既能維護社會穩定，又能爭取民心，還能改善國際形象，更重要的是能夠增加政府的功績。只是現在的民政管理體制千瘡百孔，呈現畸形的病態。民政部一位卓越的司長王振耀辭職轉戰民間機構，最能說明這一問題。

　　總起來看，在未來20年裡，政府面對企業和社會，在權力與壟斷方面的控制與反控制博弈，會越發頻繁和持久。政府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不會自動讓渡權力。企業與社會正在借助新興力量蠶食政府的傳統力量。這些壓力都在逐步侵蝕或弱化政府的力量，這是很積極的一面，也是大勢所趨，政府必須面對現實。但是，這種漸進的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似乎讓外界看不到希望，甚至讓性急的西方國家感到絕望。可是，這是中國人走過漫長歷史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儘管這種代價在外界看來不可思議！

　　簡言之，中國未來的改革仍然分兩個階段：繼續技術改革，然後進行政治改革。在中國進入中產階級社會前，中共不會下台，否則對中國14億人，乃至世界都是災難。在中共不惜一切維持政權的情況下，技術改革（本質上是改良）是中國唯一選擇。在這一大背景下，挖掘經濟潛力、約束政府行為、開放媒體監督、強化社會自我管理，都是未來20年中國領導人低風險改革的選項。

作者是北京資深媒體人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