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工潮與中國的轉型動力

鄭永年 　(2010-07-06)

　　近來中國罷工潮突現，已經從珠江三角洲蔓延到長江三角洲和全國其他地方。儘管到目前為止罷工還主要集中在外資企業，但如果處理不好，很有可能會延伸到其他各種企業。實際上，很多外資企業工資水準一般說來要比內資稍高一些。再者，罷工潮所反映出來的問題，並非只是人們所談論的簡單的勞資關係，而是中國諸多社會矛盾的體現。

　　罷工潮的出現，從更深層次看，它涉及到政府、資方和工人（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因為各級政府和資方之間的千絲萬縷的關係，勞資關係的衝突必然導致資方和政府、社會和政府之間的衝突，取決於政府如何來處理勞資關係。如果政府偏向資方，必然加劇社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如果政府偏向勞方，政府和資方之間的利益關係也會發生衝突。從中國以往的經驗看，政府往往傾向於資方。

　　這些年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矛盾已經越來越趨於緊張甚至是爆發狀態。社會對政府和黨政官員（尤其是司法系統）的暴力復仇行為一直在增加。從2008年的楊佳案到最近湖南永州司法人員被槍殺的事件都說明了這個問題。尤其應當注意的是，這些罪犯都被很多民眾視為是“維護正義”的“英雄”。

　　社會對資本和政府的衝突（抗爭）也可以表現為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即針對整個社會的報復行為，最近頻繁發生的濫殺無辜（尤其是孩童）就是這樣的案例。一些對政府和資本仇視的個人，因為傷害不到資方和政府，就選擇了對弱小無助者施暴，以求最大程度地報復社會。不過，不管怎樣，最終要承擔責任的還是政府，因為這樣的行為必然引起社會對政府管治、維護公共安全和公平正義的能力的不滿，甚至引起民眾的憤怒。

社會不穩定因素在迅速增加

　　最近這些事件都表明，中國社會不穩定因素在迅速增加。在各種不穩定因素中，勞資關係最為重要。從中外歷史經驗來看，勞資關係處理不好會演變成為組織化的工人運動。中國農村抗爭運動已經持續多年，但這些運動都是地方性，非常分散；勞工運動則不一樣。勞工運動往往發生在城市，並且是大企業和外資企業。這個特點決定了勞工運動容易組織和擴散，並且一旦發生，就會對很多的社會關係發生影響。

　　但出現罷工潮又是預期之中的，因為這既表明政府、資本和勞動者三者之間的關係已經到了一個轉捩點，也標誌著中國經濟開始轉型。這都是中國三十年來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首先是中國政府和資方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改革開放開始之後的很長歷史時期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一直是站在資方一邊的，就是“親商”。海外的學者從改革開放外資進入中國之始，就一直在呼籲勞動條件的改善。但地方政府一直在保護著資方。上世紀90年代，全國各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出現了大量的勞工死亡事件，但地方政府一直沒有採取有效的政策來改善勞工條件。

　　自本世紀初，政府的政策導向開始發生變化。中央政府意識到以往以GDP主義為核心的經濟發展很難持續，因此開始引入“親民”的概念，強調社會公正公平和正義。中央政府的理想目標，是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社會公正雙重目標的實現。《勞動合同法》的出台具有標誌性意義。不過，中央政府的政策，對資方並沒有積極的效果，《勞動合同法》等法規和政策實際上遇到多方面的抵制，並且抵制的力量還不小。阻力不僅來自資方，而且也來自地方。這並不難理解，在GDP增長方面，資方和地方政府往往是利益共同體。地方政府和資方往往以GDP增長來要挾中央政府，並且往往取得成功。

勞方意識的增強

　　但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轉型對勞方則有很大的影響，這直接導致了勞方權力意識的產生和強化。尤其是對年輕一代人（80後和90後）的影響更大。他們的父輩從毛澤東的艱苦生活時代過來，對艱苦的工作條件能夠理解和忍受，不會隨意表達不滿；但改革開放後出生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就不一樣了。他們對物質生活和公平正義的要求很高，忍受物質艱苦和社會不公的能力遠低於父母輩，並且也傾向於表達自身的不滿。從政策轉型的角度來說，勞方意識的增強有利於中央政府的經濟轉型，因此是有利因素。在中國目前地方政府和資方構成利益共同體的情況下，沒有勞工方的壓力，中央政府制定的任何政策都很難執行下去。只有結合了勞工壓力，政策才會有推行下去的可能。

　　罷工潮發生了，這既不可避免，也並非是消極的。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勞工運動。處理得好，中國經濟就可以逐步逃離目前在政府、資方和勞工三者之間的惡性循環。惡性循環指的是這樣一種情形：資方利用廉價勞動力，沒有動力通過提高技術和管理方式來提高勞動生產力；地方政府只關注GDP和就業，自然和資方結成聯盟；而勞方也以出賣低廉的勞動力為主，沒有動力來提升自己的技能，始終停留在低層次的技術水準。這種惡性循環一直是中國產業得不到升級、經濟結構得不到轉型的一個主要原因。

　　勞工運動處理得好，就可以有助於兩種結構的轉型。第一是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轉型。這個方面的轉型，至少就中央層面來說，思想和政策方面早已經準備好，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動力。現在勞動方有了壓力，政策的執行就變得可能。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往的經驗看，這會促使中國經濟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第二是階級和階層結構的轉型。中國現在還沒有形成相當規模的中產階級或者階層，社會結構呈現出兩頭大、中間小，或者“工”字型結構。這樣的社會結構是最不穩定的。只有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社會穩定才會有保障。在中產階級成長過程中，來自一次分配的勞動收入最為重要。中國中產階級一直得不到壯大的最主要障礙，是勞動者收入過低。一次分配是中產階級的主要經濟根源，二次分配不能培養出一個中產階級來，而只是在保護業已產生的中產階級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處理不好勞工運動後果嚴重

　　勞工運動如果處理不好，就很危險。無論是政府、資方和勞方都存在著政治化的傾向性。政府方面可能因為懷疑勞工運動會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甚至政治穩定，採取強制性的高壓措施，從而激化和勞方的關係。勞方如果其條件不能得到滿足，也有可能使運動政治化，把單純的爭取工資和福利的經濟事件轉化成為政治事件。不過，政府和勞方這兩者之間無論怎樣互動，都會對資方產生深刻的影響。如果政府站在資方這邊，那麼勞方就會不滿；如果政府站在勞方一邊，資方就會不滿。無論是資方的不滿還是勞方的不滿，都會有後果的。勞方的不滿會導致勞工運動激進化，資方的不滿會導致投資積極性的下降，甚至不投資。

　　要實現政府、資方和勞方三者關係的良性循環並不容易。不可否認，到目前為止，資方所支付的工資水準過低、資方盈利水準過高。但從長遠來看，工資水準的提高必須是隨著技術水準的提高而提高。資方（尤其是外資）現在所重視的，就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廉價勞動力、土地成本和環保要求低是資方投資中國的最主要考量。土地成本現在上去了，環保也不能忽視了，唯獨還可以考量的就是低勞動成本。如果勞動成本也控制不了，如果要繼續盈利，那麼就要增加附加值。但高附加值取決於技術水準。在沒有技術水準提高的情況下，勞方的抗議可能會無濟於事，因為薪酬待遇的調整空間有限。資方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會選擇少投資或者不投資。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麼無論對哪一方都沒有利益。

政府推動技術提升是關鍵

　　但要提高勞動者技術就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尤其是政府。政府單方面給勞方施壓或者對資方施壓，都不能求得問題的解決。政府需要為資方提供技術條件，要為勞方提供提高技能的動力。這裡，教育改革是個關鍵。多年來，中國工業升級不能實現，和勞方的低技術有很大的關係。很多地方在三十多年前開始使用農民工，三十多年以後的現在還在使用農民工。這不能不說是政府的責任。一方面培養出大量的大學畢業生，但同時大學畢業生學無所用。大學生和農民工的工資水準拉平，絕對不是正常現象。另一方面，無論是外國的技術還是本國的技術，在中國很難轉化成為產品核心技術，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技能工人。同樣是一個技術，在日本、德國等國生產和在中國生產，附加值要差數十倍。高技術水準推動產業升級和工資水準的提高。就整個國家而言，勞動者技能的提高，主要取決於教育改革。最近的中長期規劃，強調國家補貼的職業教育和高教結構內容的合理性，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關鍵還是在於落實。

　　罷工潮的出現，表明中國已經處於一個經濟和社會的轉捩點。不過，這個轉捩點絕對並非是一些人所希望的線性的上升，也可能是回覆到從前或左或右的局面，要不就是對資本的控制，要不就是對勞工的控制。如何處理罷工潮而求得政府、資方和勞方三贏的局面？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政府的作為是關鍵。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政治層面看，日漸興起的社會力量，對於希望通過改革，化解當前經濟社會矛盾的中央政府而言，是一種有利的助力。罷工潮中湧現的新一代青年產業工人，不僅不會威脅社會長期穩定，反而可以成為中國政府推進經濟轉型和社會正義的動力。這當然不是說執政黨應該全面鼓勵罷工，但至少不應該將其看作是“維穩”的目標。

　　廣東省不將罷工視為社會不穩定的“群體性事件”做法，是非常理性和富有遠見的。如果一味站在資方和GDP的角度予以打壓，就一定會導致更深層次的危機。相反，如果把工人的呼聲逐步納入制度化的表達渠道，並予以合理承認，執政黨的地位就會更加穩定。長期看來，隨著新一代工人登上歷史舞台，中國產業工人自發組織能力必然會逐步增強，中共和政府也必須要思考，如何與這些新生的社會力量形成良性共生關係，在推進改革、協調各方利益的同時，控制各方面暴力傾向，以求在經濟增長、社會穩定和公平正義中尋找一個平衡點。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