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在南亞地緣政治中的軟力量對比

[于時語]　(2009-12-21)

　　據路透社等傳媒近來報道：持續近二十年的所謂“不丹難民”問題，隨著歐美各國開始陸續接納他們移民，有望在幾年之內逐漸得到解決。這一問題關係到中印兩國在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而值得關注。

　　問題的起源是不丹鄰國亡國的前車之鑑：原來佛教多數的錫金遭到“民族清洗”，在來自尼泊爾和印度的大批印度教移民遷入之後而被印度併吞。不丹政府於是痛下決心，驅逐了10萬名類似的近代印度教移民和原住民，其中約7萬名回到尼泊爾，剩下3萬滯留印度，成為聯合國難民署的難題。

　　過去幾十年中，印度以有限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卻能夠在南亞地區得心應手，不僅制約了內部的各種分離主義，還充分利用了外部的分離主義運動，擴張了自己的領土和勢力範圍。

　　先是印度1971年在蘇聯支持下對抗美中，肢解巴基斯坦，導致孟加拉國獨立。再是1975年利用印度教移民反客為主，吞併藏傳佛教獨立國錫金，並威脅到佛教鄰國不丹的存亡。

　　不丹的“存亡威脅”還不止此。1974年，在達賴喇嘛指示下堅持不加入不丹國籍的西藏“難民”，策動一項謀殺不丹國王進而“奪權”的政變陰謀，包括達賴喇嘛駐該國正式代表在內許多“難民”因此被不丹當局逮捕。

印度“三教通吃”

　　這一“不丹的主要安全問題 ”（《新大英百科全書》語）的深層原因，是由於不丹主要信奉藏傳佛教的寧瑪派（Ningmapa，俗稱紅教），而達賴喇嘛“流亡政府”則幾乎是格魯派（黃教）的一統天下。從當時在不丹直接捲入“事變”的達賴喇嘛親兄嘉樂頓珠，事發後倉皇出逃印度，新德里對這一政變計劃肯定知情。

　　所以印度利用回教內部衝突肢解巴基斯坦，利用大批印度教移民吞併佛教國度錫金，又利用藏傳佛教派系衝突介入不丹內政，再作為達賴喇嘛“流亡政府”領導的藏獨運動的東道主，真可謂“三教通吃”，在地緣政治上充分運用了宗教工具。

　　由此再看中印新近在南亞的勢力消長。首先是中印關係因邊界爭議升溫而明顯惡化，尤其是在奧巴馬訪華前夕，達賴喇嘛前往位於中印爭議地區的藏南達旺“弘法”，顯著強化了新德里在邊界爭議上的牌局。

　　其次是尼泊爾。有親北京傾向的毛派聯合政府總理普拉昌達上任才9個月，便在印度政府的一手策劃下於今年5月被迫辭職。此後尼泊爾政局持續動盪，在12月初終於發生了毛派示威群眾與“印度在尼泊爾的最忠實盟友” 尼泊爾政府軍之間的流血衝突。按照近期《經濟學家》週刊的說法，與其由毛派領導的民主政府，印度寧願看到一個軍人專制、繼續受新德里控制的尼泊爾。

　　再是孟加拉國在印度的壓力下，於12月初向對方引渡了“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主席拉克霍瓦（Arabinda Rajkhowa）和其他分離主義領袖，成為新德里綏靖阿薩姆獨立運動的重要成就。

　　印度新近還化解了奧巴馬政府早先要將阿富汗 巴基斯坦戰爭與克什米爾問題掛鉤的新政策，迫使華盛頓放棄這一“一攬子”解決阿富汗 巴基斯坦回教極端主義問題的計劃，成功阻止了克什米爾問題的國際化。

　　對比之下，北京在南亞地區的“軟力量”便顯得笨拙無力。在達賴喇嘛前往達旺力挺印度之際，中國不尋常地邀請克什米爾分離主義領袖法魯克（Mirwaiz Umar Farooq）訪問北京，顯然是給新德里一個以牙還牙的外交信號。但是面對新疆分離主義威脅，“克什米爾牌”對北京是個風險很大的雙刃劍：克什米爾分離運動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回教極端組織以及疆獨組織都有關係，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抓獲的許多維吾爾族人員便是明證。

　　在尼泊爾和印度仍然方興未艾的毛派造反勢力，本來也是很好的外交“劫材”，北京卻投鼠忌器，不敢重拾早已放棄的“輸出革命”政策加以利用。

　　最大的歷史悖論，是面對印度圍繞麥克馬洪線的蠶食擴張，中國本來應該具有很大軟力量抗衡：元明清三朝600多年來扶植藏傳佛教的歷史成就，從北京的喇嘛寺廟、五台山和普陀山與藏傳佛教的深厚淵源、中國高僧大德對“藏密”的高深修養，到藏傳佛教今天在中國內地和台灣的眾多信徒，原本都是可資利用的雄厚軟力量資源。但是北京今天卻太阿倒持，任吞滅了佛教國度錫金的印度反過來大打“藏傳佛教牌”。這是值得反省的教訓。

作者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

《聯合早報網》

禹澤心得

原來宗教也是軟實力

但宗教和政治掛勾一塊實在不倫不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