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何以改名“常凱申”

[陳有為]　（2009-06-25）

 
　　清華大學教授王奇在一篇有關西方學者對中俄邊界問題看法的著作中，把蔣介石的外文姓名胡亂譯為“常凱申”。這個令人想笑也笑不出來的笑話，不僅暴露出作者治學態度的浮躁和淺薄，也讓人看到了中國學術界的弄虛作假與腐敗現象。

　　首先它不禁令人想起文革期間的一段插曲：陝西紡織女工吳桂賢被擢拔為副總理後，有一次接見外賓。客人在交談中提到了孫逸仙的英文名字，表示對他很尊敬。吳從來也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就問陪同接見的人員孫逸仙同志現在哪裡？

　　對於已有博士和教授頭銜，且著作專為研究西方對中國看法的名校教授來說，把蔣介石誤稱為“常凱申”，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首先，任何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不可能沒有接觸到西方人對蔣介石的英文稱呼。 在俄國人與俄文歷史著作中，也是沿用西方拼音的Chiang Kai Shek， 而不是中國漢語拼音的蔣介石。但就算你摸不准俄語發音的蔣介石是誰，那也不可以胡亂把它翻譯為“常凱申”。因為蔣介石的名字是在中國現代歷史背景中出現的，而中國現代史中，從來也沒有過“常凱申”其人，怎麼可以憑空捏造呢。

一本著作譯名錯誤幾十處　

　　這樣一篇有明顯錯誤的論文，居然被中央編譯出版社的編審認為作者“牌子很硬，學養也好”而不加審核，就把它草草收入《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一書印行出版。僅僅這一本著作的譯名錯誤就有幾十處之多，可見該出版社其他著作的錯誤也在所難免。既然中央出版社開風氣之先，那麼高校出版社發生雷同事情，就更不用說了。

　　多年來，中國政府為了提倡學術研究和鼓勵學者創造成績，先後向高等學校與研究機構傾注了大量經費。 但人們看到的結果卻是，那些研究單位門面煥然一新，設備不斷換代，學者名片上教授與博導一大堆頭銜，然而真正有價值的學術著作成果卻是鳳毛麟角。據傳某省市有一個處級官員空缺，引來幾十名學者競爭。當人們爭名求利如此心切，都在為位子、票子與房子奔逐的時候，哪裡還有工夫靜下心來致力於真正的學術研究呢？

　　當然，不少中國學者都在認真進行研究工作，希望能在學術上有所作為。但是政策框架與某些不可逾越的禁區，使得他們心有餘而力不足，難以產生創造性的學術成果，因此就跟風附和居多。

　　90年代中期，中美關係由僵持向緩和轉變。克林頓與江澤民會談之後提出要為建立中美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而努力。這本來只是一個目標，但是很多學者為了附和政府而超前論斷，尚未建立起來的夥伴關係竟然被引申為既成事實。　

　　十幾年前，世界經歷了從冷戰向後冷戰時期轉變，出現了新的格局與新的問題。這就為學者們提供了很多值得深思與探討的課題。例如如何從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缺點錯誤角度來分析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為何實力反而有所衰退；西方民主自由理念為什麼成不了普世價值；什麼因素使中國能夠在短短20 年內走完西方兩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國是否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的內涵與特點又是什麼；21世紀世界大格局的發展趨勢究竟如何，等等重大問題，都在等待著中國學者的解釋和分析。可惜在這些方面，真正有深入分析和獨到見解的著作似乎還有待問世。

中國為何出不了傳世名著

　　為什麼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和塞繆爾‧亨廷頓能夠在世局發生重大轉變時拋出如《大國興衰》與《文明衝突》那樣的傳世名著？為什麼他們學術著作的份量是沉甸甸地，分析論點能管幾十年？而中國高校中的抄襲之風卻越來越成為家常便飯，各種著作水分含量甚多，學術價值幾乎等於零。這不僅由於體制的不同，更與學者本身的治學態度與人生目的有關。

　　攀登學術高峰的道路，是沒有捷徑的。作為學術研究領域的成員，如果不能勤奮刻苦地鑽研問題與認真求實地進行著作，光想通過輕便取巧的手段來追求名利雙收，必然要碰壁，人財兩空。蔣介石何以被改名為“常凱申”的笑料，確實使人們從一個小小的視窗，窺見了為何中國學術界出不了大著作的重要原因。

　　　作者是華盛頓中國論壇社社長

《聯合早報網》

心得

      蔡瑋老師上課很要求學生注意學術研究格式，文章一定詳註出處，連老師自己對某些議題很熟，常常一口氣便能完成一篇文章，既是學術文章，也不能免俗地需找一些註腳、參考文獻後置上去，竊想，這些成俗的學術規範，是否也助長了剽竊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