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大，莫以成敗論英雄

[陳子帛]　（2009-05-19）

 
　　經國誕辰百年紀念，似乎很快被淡忘。我和宋楚瑜訪談的部分內容，經《聯合早報》披露之後，引起了意想不到的漣漪。亦有讀者投書，就宋楚瑜在訪談中提到兩岸特色社會主義的觀點，表示難以苟同，希望與我商榷。

　　我願意在此申明，前述觀點並非我所獨創，確實是宋楚瑜在訪談中提出的一個新觀點，有他自己的觀察體會和理論依據。尊重訪談對象的表達權，我只能如實記錄，我個人未必能即刻認同，但只要訪談對象持之有據，言之成理，符合百家爭鳴原則，何嘗不是我們觀察兩岸關係互動的另一個視角呢？

尋找“我將再起”的機緣

　　宋楚瑜是台灣政治發展史上不可忽視的政治人物。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位民選省長，80年代後的政治行為表現充滿爭議，用“毀譽參半”加以形容還無法完整涵蓋。他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和陳水扁得票率相距不遠；2004年與連戰搭檔參選，也只以微差落敗。2008年政黨輪替後，很多人都認為宋楚瑜難以重返政治舞台中心。於是，這位“治國之能臣，亂世之梟雄，論政治能力，台灣政壇，無人能出其右”的人，似乎就被歸為“過氣”的類別。但這樣一位政治人物很難自甘寂寞，更難以接受“過氣”的定論。也許，他還在尋找“我將再起”的機緣。

　　台灣政壇人物，在“蔣經國學校”畢業的政治精英不知凡幾，有三個人或許值得一提。

　　一是李登輝，是蔣經國之後的接班人；一是宋楚瑜，跟隨蔣經國14年之久，見證了後蔣經國時代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參與了李登輝主政之後主流與非主流之爭的風風雨雨。而他在省長任內的施政為，被視為與蔣經國的作風極為相似；另一個則是馬英九，也擔任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

　　李登輝執行的是臺獨分裂路線，和蔣經國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馳，已沒有資格以“蔣經國傳人”而自居；馬英九和宋楚瑜都在蔣經國晚年跟隨其工作一段時間，宋楚瑜跟隨的時間更長些，了解掌握的情況和資訊更多。他以“經國先生的學生”自期、自許，很多人對其問政風格和作為也有比較準確的評價，但很難說他就是經國先生唯一的政治傳人。

　　至於馬英九，每逢蔣經國誕辰忌日，他的拜祭活動總是吸引媒體競相報道，因為他總是長跪不起，悲泣不已。他比宋楚瑜多了一個主政者的優勢，在詮釋蔣經國政治遺產方面擁有主流論述體系的地位，是宋楚瑜所不及的。

　　能否理解70年代末之後蔣經國的心路歷程，能否理解蔣經國在處理台美關係、兩岸關係、國共兩黨互動的深思熟慮，能否在關鍵歷史拐點上領悟到蔣經國晚年政治思考的重點，應該是我們解讀三十年來兩岸關係互動歷史的重要切入點。

1977：關鍵的年份

　　在和宋楚瑜訪談中，我注意到一個細節，或者說一個極為重要的年份，這就是1977年。宋楚瑜提到，1977年，蔣經國親自在其整理的一份絕對機密文檔上，將行文慣用的“匪”字圈出，將“矮鄧”字樣刪除，並親口對宋楚瑜說，這一類詆毀、貶低大陸領導人的用詞，今後不應再用。而1977年之後台灣的政治文宣中，確實再未出現攻擊、侮辱對方的字眼。這不是偶然的，如果放置在兩岸關係當年的框架之下加以考察，會發現值得注意的跡象：

　　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後不久，“四人幫”被逮捕，十年文革內亂結束，鄧小平是否復出備受外界關注。1976年10月8日之後，葉劍英先後兩次提出鄧小平復出問題，但一直沒有下文。1977年5月，鄧小平第二次給中共中央寫信，信件轉發全黨。同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第三次復出。

　　鄧小平復出之後，主管的工作範圍包括對臺政策。鄧在在台灣問題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透過特殊管道，再度向蔣經國傳遞資訊，重申60年代毛澤東、周恩來向蔣氏父子以及陳誠傳遞的對臺政策的“一綱四目”，表明儘管大陸發生文革，很多人事和政策都發生重大改變，但“一綱四目”依然是北京對臺政策的基本原則和立場。“一綱四目”的主要精神體現在1979年的“葉九條”中，在此不擬贅述。

　　若干年前，我曾在海外某圖書數據館，接觸一份出處不詳、內容可靠的文獻資料，這是蔣經國與美國某助理國務卿的談話記錄。文件中，確實看到紅筆圈出“匪”字以及紅筆刪除“矮鄧”的痕跡。時間是1977年8月某日，地點是行政院某會客室。宋楚瑜這次所談的細節，觸動了我的好奇心。我相信他所說是真實的，因為曾擔任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並在80年代多次與鄧小平、楊尚昆會面的魏萼，也曾對我提起此事。而1977年8月，正是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一個多月後。

　　作為歷史研究者和長期從事政治評論的新聞工作者，我對這次新發現感到有些意外和驚喜。

　　首先，我曾經接觸過的文獻資料看來是並非杜撰偽造，而是準確無誤，至少有宋楚瑜和魏萼的口述為證；其次，兩岸關係在70年代後期的互動並非始自1979年，準確的時間點是1976年之後，1977年下半年以降；再次，傳聞中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再度向台灣重申“一綱四目”，並非空穴來風；最後，蔣經國應該及時獲得來自大陸的資訊，雙方正小心翼翼進行新的評估，在正式文檔和對外文宣中調整習慣用詞，是善意釋放和觀念改變的開始。

從軍事對抗轉為政治對峙

　　宋楚瑜訪談內容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切入點是，他有意無意點出了晚年蔣經國政治心路歷程的軌跡。

　　70年代初期，中美關係獲得歷史性突破，美國與台斷交、與大陸建交是可見的必然。台灣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生存空間出現前所未有的困難；在美國退出台灣海峽、“拋棄”台灣過程中，台灣失去了依靠外力作為軍事依靠的屏障，“中華民國”政府逐漸失去法理基礎。如何確保台灣的利益和地位，是當務之急。

　　因此在與大陸持續對峙和博弈中，必須揚長避短，尋找新的戰略優勢空間，爭取更多主動，厚植台灣政治、經濟實力，就成為蔣經國決策和施政的重點。此後，經濟上有“十項建設”，政治上積極推行黨務革新，提拔青年才俊，消化保守勢力的阻力，在黨務系統以及其他領域另起爐灶，開放言論，釋放部分權力，提升執政能力，為80年代末期的開放黨禁報禁，開放赴大陸探親，提升繼續與大陸在政治上持續抗衡的能力。

　　1979年“葉九條”發表時，鄧小平在美國重申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之後廖承志致函蔣經國，蔣宋美齡回信予以駁斥，蔣經國隨即提出“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但同年底，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他首度提出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

　　1981年3月29日，國民黨召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中心議題仍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會通過《貫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蔣經國會上致詞時稱：“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必將統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使中國成為和平自由的現代化國家唯一可行的道路。”不僅如此，蔣經國還就如何實現“統一”做出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的部署。這是他就中國統一問題首次作出的全面闡述。

　　時隔多年，我們回顧這一過程，可以清晰發現，70年代末之後，兩岸關係已從軍事對抗轉變為政治對峙。

　　1978年之後，大陸進入了改革開放的進程，台灣則在逐步完成了政治社會的轉型。對於兩岸各自的變化和發展，如果將此定位於和平競爭之上，是否能成為我們回顧過往三十年兩岸關係互動發展的基本態勢呢？儘管雙方至今仍未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但兩岸實際上已經進入制度博弈的新階段。

　　1979年，孫運璇代表台灣當局發表講話，回應“葉九條”，講話指出，成功不必在我，只要中共當局做到“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多元化”，則台灣可以考慮放棄“三不政策”。不過三十年時間，兩岸關係超乎了當年兩岸政治家的想像。我們不禁想到毛澤東的詩句：“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宋楚瑜在兩岸之間有舞台

　　如今的兩岸關係，實際上已進入李登輝時代制定的“國統綱領”的中程階段，被馬英九政府刻意以“不統、不獨、不武”以及“九二共識”作了模糊化處理，維持了一個和平發展的表面狀態。嚴格意義上，這也是兩岸關係進入一個合作競爭的新階段。因此，要讓兩岸關係最終走上政治整合的進程，除了經貿合作、人員交往之外，還有一個制度性競爭和互補長短的歷史任務。

　　蔣經國時代對兩岸關係互動，似乎已有制度競賽的戰略考慮。其政治民主化經驗和教訓未必能成為大陸唯一的借鑒，但台灣走過的路以及累積的經驗教訓，不也是另一種中國特色的道路嗎？

　　在和宋楚瑜的訪談過程中，我腦海中浮現了兩句成語，一是“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一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企圖心依然旺盛的宋楚瑜，在目前的亂世氛圍下居然找不到施展才華的舞台，這並不意味著台灣的能臣、梟雄太多，而是當局用人過於拘謹，格局不夠恢宏所致。我在和宋楚瑜訪談即將結束時有感而發地說，宋先生的政治舞台不應局限於台灣，而應該在兩岸之間。他未做出任何表示，但我相信他記住了這一句話。

　　未來的兩岸互動，需要更多有歷史責任的有識之士。在這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階段，天地之寬，舞台之大，不存在“過氣”的問題。以宋楚瑜的能力，尤其是他的歷史觀和國際觀，以及他跟隨蔣經國的閱歷和經驗，完全有資格、也完全有能力在兩岸關係上扮演和連戰一樣的角色，某些方面甚至會更加稱職。

　　馬英九其實也一樣。台灣的政治人物若有意在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流芳百世，惟有在兩岸關係上追求建樹。政治角力場上以成敗論英雄，但在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上，即使是姍姍來遲者，也有自己的精彩。

作者是鳳凰衛視評論員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