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時集團總裁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有許多的討論，也引來部分人士發起「拒絕投書中時」的連署。筆者身為中時專欄的撰寫人之一，也應就自己的角度，來談談自己對蔡先生專訪內容的看法。

    　首先，若《華盛頓郵報》報導屬實，那麼筆者必須表示遺憾，我不認同蔡先生對六四的言論，在六四事件中，因為重重不透明黑幕，到底有多少人為此犧牲生命可說眾說紛紜，但即便只有一個人因此犧牲，我們都應以嚴肅哀沉的心情來面對這樣的悲劇；因為，在六四事件中用身體為盾、以生命為矛的青年，他們用熱血想要爭取的並不是一己的利益，而是國家的進步與人民的自由福祉。就像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為肇建中華民國而犧牲生命，我們不會去討論七十二烈士人數是多是寡，感念的是，他們「助天下人愛其所愛」的無私奉獻。

    　因此，如果《華盛頓郵報》的訪答屬實，我認為蔡先生並沒有真切的認識六四的歷史意義，以及參與者的歷史情操。筆者認為，六四的平反，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六四何時被大陸當局認真的面對與平反，也才是檢驗中國大陸是不是真正的邁向文明進步的關鍵。六四，一日不平反，不論大陸的經濟成果如何亮麗、國防武力如何強大，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文明與進步的政府。

    　當然，蔡先生認為他的談話被《華盛頓郵報》曲解，希望該報還原原音而未獲回應，因此，筆者仍必須對蔡先生究竟說了什麼，持一定的保留，而所有的批評，也必須在蔡先生確有其論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另一方面，即便《華盛頓郵報》並未公布原音，但蔡先生也顯然認知道自己的回答確有不妥之處，故有致歉之舉。我希望蔡先生能從這一件事情得到學習，發言應三思，因為蔡先生雖有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的另一層次意義，也正是別人也擁有對你的言論表達批判的自由。當發言離歷史認知、公眾情感太遠，就要付出被公眾批判的代價，更不論蔡先生具有中時集團總裁的身分。

    　但部分人士將蔡先生的言論，作為抵制《中國時報》的理由，甚至用麥卡錫式的「獵巫」，要求投書中時論壇的評論者參與這樣的抵制或以拒絕投書「表態」，這不也是另一種反自由精神的負面教材嗎？

    　如果《中國時報》的報導偏頗，那麼就事論事予以譴責即屬公道；如果投書者言論離譜，那麼對作者加以口誅筆伐也沒話說。就像《自由時報》曾為了攻擊特定政治人物，竟不惜用合成照片偽造高速公路上不存在的路肩，用假象激化閱聽者對該政治人物不使用空路肩卻在壅塞的高速公路上與民爭道的不滿，這種嚴重戕害新聞專業的手法，該報從未道歉。但是不是能夠以此為由，連坐式地譴責在《自由時報》投書撰文的評論者？或要求他們也表態抵制《自由時報》，否則就是同流合汙？

    　筆者長期投書《中國時報》，多年來，不管筆者投書內容為何，報方從沒有對筆者有任何干涉，這一點公道必須還給中時。在筆者看來，中時的論壇長期以來也維持著多元的意見與批判性。其中也不乏許多（包括筆者）對大陸當局的批判。蔡衍明先生雖然有其個人的意識形態，但他並沒有用他的意識形態來審查投書者的文章。

    　究實而論，台灣沒有一家媒體沒有自己的立場；有主張台灣獨立、把中國大陸視為仇寇的媒體，也有不斷呼籲兩岸和平穩定的媒體。但只要報導內容符合真實，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環境裡，經過各種不同立場媒體所報導的內容，閱聽眾還是可綜合出自己的認知與判斷，這就是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

    　蔡先生言論不對，大可出聲批判，或投書《中國時報》的版面來批判。但變成獵巫大動員，要所有人配合演出，則大可不必。

    　最後，筆者要藉此給蔡衍明先生一個勸言。當余紀忠老先生還在世時，《中國時報》是台灣自由主義的標竿；在還沒解除報禁的威權年代，《中國時報》就敢在頭版報導了民進黨成立的消息，這種種的堅持與風骨，國人記憶猶新。蔡先生從商界跨足媒體，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如果蔡生生想要從一個成功的企業家變做成功的媒體負責人，就應學習余老先生的風範，也應謹記這次事件的教訓。（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