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從一九九九年開始，以每週一次的篇幅，系列地邀請當代知名小說家談寫作。這個企畫案仍在繼續執行當中，但是二○○一年《紐約時報》已經將第一年首先上場的四十六位作家作品收錄結集成《作家談寫作》（Writers On Writing）一書，想要窺伺作家在創作與生活之間如何求取平衡，這是一本很精采的合集，雖不能說個個做到知無不言，但是對喜歡文學的人來說，篇篇都可以讀到一些發人深省的肺腑之言。
　但是從邀請的人馬，我們不難注意到躋身於這一時之選的藝術家中，類型小說的暢銷作家僅有一位，那就是以法律偵探驚悚著名的史考特‧塔洛（Scott Turow）。《紐約時報》書評曾多次盛讚他是當今法律驚悚小說之第一人，作品的藝術性已不能單以類型小說觀之。
　十八歲時，塔洛一進大學便已立志要讀文學，以寫作為職志，大一過後的暑假他發願要讀完被批評家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小說的《尤里西斯》，利用兼差做郵差的空檔，每天下午進圖書館讀它個幾頁。八個禮拜後，他很高興自己終於完成了這項偉大的計畫，但是他突然注意到，圖書館裡僅有的這一冊，為何天天都在原位，從沒有除他以外的人借閱過？大學畢業後，塔洛繼續在史丹福大學的創作研究所攻讀，並且還擔任了講師，是個不折不扣的純文學信徒。
　但是他心裡隱隱約約有個存疑，為何現代主義興起後，「藝術家必須走在時代前面」的說法被奉為至上圭臬？難道藝術不可以跟時代、跟人民走在一起嗎？　在史丹福的期間，他努力完成了一本以芝加哥罷工事件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這部作品雖始終未獲出版機會，但是由於故事中牽涉了大量法律常識，他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意外發現自己對法律的熱情，毅然改弦易轍轉讀法律，接下來也成了芝加哥法院的檢查官。
　雖做了多年的文學逃兵，但塔洛卻在法庭上發現了年輕時疑問的答案。為了起訴成功。他必須消化所有證物，聽取各方的供詞，再組合成一套面面俱到、通情合理的法庭呈訴，惟有以這麼多當事人的觀點、背景、動機說服了陪審團，才能將罪犯繩之以法。說穿了，就是要編一個讓陪審團心動的「好故事」。
　塔洛以八年的時間，利用每天通勤往返的空檔，構思出日後讓他一炮而紅的《無罪推論》（Presurned innocent），終於又回到作家這個身分。他的小說以深刻的心理描寫與講究的文學技巧，讓他獲得商業與藝術的雙料肯定。雖然這只是小說家自我完成的一個例子而已，但在讀了太多談論自己如何堅持，如何戰勝苦悶、孤獨，企圖掙脫生之有限而觸及不朽……這些似曾相識的告白後，塔洛的「故事」何嘗不曾提醒了我們一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