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的來信中出現越來越多關於她的病痛與反覆就診的敘述。在美國，全民健保一直到2012年才在歐巴馬的任內通過，像張愛玲這樣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只好長途跋涉找到類似公立衛生所那樣的地方就醫，每看一次病就是一整天的折騰。之後，有關在美國出版的話題在兩人通信中也漸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她讀台灣副刊的零星感想以及偶爾與台灣文壇的互動。獨居生活本就艱難，卻又堅持離群遁世，結果如不斷的惡性循環最終一步步摧毀了她。「張愛玲的晚年，身體與精神都不是健康的。」夏志清做了這樣的註腳。

研究張愛玲的學者及讀者，多數還是著迷於她上海時期以及香港時期的作品，對於她到了美國後所發表的作品，以及她的遭遇，顯得比較冷漠。我們或許也可以說，包括〈色‧戒〉、〈少年同學都不賤〉在內的那幾篇都不若先前作品精彩，而她的英文創作也不是中文學者所能置喙。但是張愛玲人生中的美國這段，對「張愛玲研究」來說究竟重不重要？

我看著最後一封來信的掃描檔，張愛玲那獨特的、拘謹瘦小的字跡，心中湧起一陣悲涼。美國（或西方）眼光對中國（或東方）相關題材的偏頗，要與政治、性或暴力掛鉤才會獲得西方青睞，她應早就看穿。卻在看見《尹縣長》英譯出版後獲好評時，她事後也自知不妥地發了一頓不平之鳴。花了那麼大力氣一再改寫〈金鎖記〉，先是寫成英文《粉淚》、再改成英文《北地胭脂》、再翻譯成中文《怨女》，難道她沒有發覺她的生活封閉，已無題材可寫了嗎？直到今日，西方學界與讀者對我們中文世界這位風靡不衰的才女仍不熟悉，除了上述提到的西方的眼光偏頗外，還有其它的解釋嗎？這就牽涉到長時間以來，中文作家還是會在意西方評價的一種心理，否則諾貝爾文學獎不會年年被關注。在二十一世紀讓西方重新評價、或真正認識客逝美國的張愛玲仍然重要嗎？

從一開始略帶強勢的姿態，談版稅談合約，談與美國出版社的接觸，一路我們讀到張愛玲的改變，也讀到夏志清一路走來對她始終如一的熱情與關心。我永遠記得初識夏志清教授時，有次聊天時他幽幽說道：「我失去過一個孩子，離過一次婚，又有一個孩子常年需照顧，但是我想老天爺是公平的，我的英文學術著作獲得肯定就是我的補償。」在1950年代，一個東方面孔要在美國打出一番局面，本就是異常艱困的。夏志清教授的話現在想起來格外有意義。因為他的豁達，他的熱情，他的堅強，正是張愛玲所缺乏的。

記得電話上我還向夏教授詢問了張愛玲1967年夏天一個人來紐約住了兩個月的情形。分機上的夏師母這時插話了：「你們夏老師對張愛玲那真是盡心盡力。結果她到了紐約，你們夏老師要請她吃飯，她不來噯！」

        夏教授沒出聲，我只好話鋒一轉，跟夏教授問了一個我藏在心裡很久的問題。「老師，當初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有覺得漏掉甚麼作家嗎？」

        答案是蕭紅。「因為當時手邊有關蕭紅的資料不夠，所以先寫了張愛玲。本想之後再專門來寫蕭紅，這個題目卻被別人先寫了。」夏志清教授如是說。

半個世紀前中國現代文學曾經的風起雲湧，夏志清藉著一封封書信後的按語憶舊，引領我們重返現場，並讓我們驚見，慣於隱身缺席的張愛玲，這一回現身於一片孤野的荒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