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嚴重的文青時期大概就是在高中短短的幾年。上了大學的我很長時間不務正業，喜歡泡狄斯可舞廳（Kiss、Buffalo Town、Penthouse……），歐式自助餐廳（這個有點難解釋…）以及麥當勞（當時還只有民生東路與新生南路兩家）。在八○年代初期身為所謂的台大人，我並不知道自己未來到底要做甚麼。

        高一才算是真正開始讀「文學」，從讀那種水牛出版社的「恐怖故事集」轉到了張愛玲、白先勇、王文興的小說。不懂文學是啥，覺得後者寫的也好看，就開始看起這些東西。然後，因為初生之犢不畏虎，看到《聯副》在轟轟烈烈企劃一個「新人月」專題，第一篇刊出的是一個景美女中學生寫的小說〈明天十七歲〉（你看，到現在還印象深刻），我不太服氣，心想這樣就可以在報紙上登這麼大喔？於是立刻也提筆，完成生平第一篇小說〈飄在雨中的歌〉，寄出後一星期便收到當時《聯副》丘彥明小姐來信，說是被採用了。 

        在只有三大報的年代，毫不知羞的我就這樣「進入文壇」了！因為上了報，被校刊社的學長們鎖定要加入他們，我參與了一期編務（主要是做美編，那時我一直自認，我的美術天份高於寫作的）就被他們嚇跑了。因為看起來很高竿的學長們都在討論我不懂的齊克果和沙特。

        考上台大外文系，心想這是我喜讀的作家們曾念書的地方，殊不知當時的台大外文系的文風已衰，沒人在寫作，教授們高談闊論（還要過幾年才會在台灣如火如荼的）後現代與解構，程度太差的我聽得霧煞煞。王德威教授當時在台大外文系短暫「過境」四年，我上他的英文作文課，把說明文習作當小說來寫，竟然沒被扔回，感恩。記得他捧著我的「英文小說」發出讀後嘆息：「多麼悲傷的故事啊！」我一直對悲傷的故事有興趣，不知是否就是從那時定的調（被看穿？）也記得曾拿著自己發表的作品，怯怯走進王文興教授的研究室，聽見他對我（十年後才發現）影響甚鉅的評語：「張愛玲有毒！」好險這句話一直沒忘，雖然有好多年的確曾被視為「張派」。 

        我所受的文學寫作指導約莫就是這樣了。由於高中校刊社的經驗，我也不太跟同年齡的人討論分享，總之就是一個害羞孤僻的人。但此一同時，我在經濟起飛的年代，流連於台北轉型大都會的新穎與瞬息萬變中。真不知該稱當年那群常泡在一起的同學是我的良師還是損友，他們校外兼差，接觸的是早熟的現實，我跟著翹課，成了他們生活中安靜的旁觀者，呼吸著校園裡沒有的煙酒與情仇，喔對了，還有悲傷。我的文藝養份在當時吸汲自整個社會轉型的觀察，要多於文章本身該怎麼寫的思考。

        接著，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作並不文藝，是去做中學英文老師（是的，那個年代的文藝青年不敢不謀生，朱天心《擊壤歌》一賣三十萬本支持她專業寫作的生活，太夢幻不可及）。每天都在刻鋼板給學生考試的生活實在有點無聊，於是在荒廢多年後又提筆寫了篇小說。身在台中，寫的是台北都會，其實是畢業求職時應徵好幾家廣告公司所偷偷觀察到的商業人生。這回投到「人間副刊」，又是一周後便接到當時還在報社服務的劉克襄先生的電話。他大吃一驚，以為我應該是商場打滾的中年人，文筆超齡老練。結果，我又被當新人以「人間小說新銳」之名再推薦給讀者一次。這次，好像算升級了，因為還被請去與一些其他成名作家吃了一頓飯。 

第一次被推薦，我心想是誤打誤撞。第二次被推薦，覺得莫非這是命，我才決定，那就來當一個作家吧。這是個對自己一輩子的承諾，要寫下去，而非在江湖行走多了甚麼名號與機會。記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小說家葛蒂瑪曾說過，作家不能決定題材，是題材在決定作家。你能寫出甚麼，有的時候好像是註定的。你一步步在挖掘屬於你生命中的礦藏，能改變加強的是採礦工具，而不會是礦藏本身。

我奉行的創作守則無他，就是要有生活的底子，讓生活經過思考然後沉澱，結晶。在對文學知識涉獵仍有限的年紀，我寫的就是生活。只能說偶然地，我所描繪出的一種「都會生活」得到了迴響，在台灣小說剛結束鄉土題材、結束戒嚴的那個時刻。（同樣地，創作者也無法控制別人會把你怎麼歸類。）當出完第四本小說後，我覺得暫時沒啥好寫的，就出國念書去。1996年暫停筆小說創作，寫了很多評論與散文，還有舞台劇本，一直要等到2008年我才又有小說的新作問世。不過，一直在寫，正如當年對自己的承諾。偶爾回想，好多當年一起出道的年輕作家，好像都停筆了。

不敢期望太多，默默地等待下一個作品在適當的時機感動自己，於是不得不再提筆。像我這樣的文青，屬於少年老成吧？沒有激憤或頹廢，倒像是很安份地守住了自己的浪漫。

------原載於《文訊》2013 三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