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世代之說，曾幾何時不再是從風潮思變的社會年份來劃定，而是轉向了作者的出生年份。沙特與卡繆，前者1905年生，後者1913年生，放在今天就是兩 個世代了，但他們卻同屬於存在主義的里程碑。維吉尼亞．吳爾芙與E. M.佛斯特，兩人出生只差了三年，前者卻已經一躍進入了意識流的書寫，後者則仍固守傳統寫實進行英國殖民帝國瓦解後的省思觀察，各吹各的調。

台灣文壇吹起的年級熱，始作俑者應該可歸於英美的文學雜誌。從1990年代起，它們常會推出「四十歲以下的頂尖小說二十家」、「二十位最被期待的三十歲未 滿小說家」之類的專題，頗有促銷效果。新秀的亮眼與不惑之年的實力累積，各自得到鼓勵與肯定，有助於創作與閱讀的持續保溫，而幾位上榜者也都能更上層樓， 如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麥可．康寧漢（Michael Cunningham）、麥可．謝朋（Michael Chabon）等。但回到文學創作之本身，究竟這些個體戶能否凝聚力量，開創人文新想像，才是最值得關注的。歲月不饒人，二十年忽焉而過，當年上榜者如今 不復記憶的仍是多數。

我雖然從來搞不清楚，近年來許多小說獎出身的新銳到底是屬於甚麼年份，但是因為從2000到2010年間，我致力於創作研究所的教學，與七年級年輕具寫作熱情的學子接觸甚多，倒也想與他們多說兩句，我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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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2000年因為當時的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楊牧的力邀，我從美國返台，投入了當時全華人世界第一家以創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所創立。當時，這個研究所的全名為「創作與英美文學研究所」，簡稱「創英所」，把中文創作與英美文學綁在一起，堪稱絕無僅有。

而學生進來了才知道，絕大多時間上課讀的都是英美文學，一年級還要修整年沒有學分的英文閱讀課，到了二三年級許多課上的還是台灣尚無譯本的英文原文小說，學生們都讀得辛苦卻充實。一般二年半就拿得到的碩士學位，在這裡幾乎都要四年才能畢業。

當時主要負責這個所的規劃的還有系主任曾珍珍（她也是翻譯家），以及小說家李永平。讓同學多吸收英美甚至世界文學，是我們三人都具有的共識。這點絕非挾洋 自重，而是我們認為文學創作就是文字，一個寫作者就應當對語文有高度的興趣，尤其去發現共同的人性體察透過不同的語言文字會是如何的表達，當是非常有趣的 驚喜。

我們當時的想法很單純，儘管外人看我們覺得霧裡看花。我們在花蓮的後山校區裡讀寫，師生關係親密融洽。每個學期，同學課堂上總會完成幾篇作品，有的就拿去 投了文學獎，結果發生了我們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接下去連續多年，舉凡受人矚目的文學獎，東華創英所同學總是名列前茅，甚至還出現前三名包辦的情況，因此常 有評審戲稱，要不要把東華創英所的另分一類比賽。

但是，這時卻是我隱隱感到不安的開始，因為我曾經在創所之初，寫下一篇如同自我期許的文章〈文學版圖因此完整了一些〉，裡頭我這樣寫道：

如果我們的文學教育本身沒有變化，又如何能期望在一成不變的系統下教出來的學生能帶給文化生態任何轉機？……在我們文學生態與文化產業環節中，有許多脫落 的環節需要補上。文學創作所正是其中的一環，相信它的畢業生在未來也會陸續填補此刻的漏洞。我們不僅需要好的作家，更需要優秀的編輯與翻譯家、編劇與製作 人、出版人、書店經營者與作家經紀人……

為日漸窄化的大學文學教育補強，希望在文學理論之外，藉創作教學培養出不同的文化人，改變已被排行榜與文學獎操控的文學品味，這是我一本的初衷。某方面來 說，我們好像是做到了；但是，突然像被打上聚光燈似的，「東華創英所」一下子每年報考人數激增，我們開始超出負荷增加招收名額。我們在校內被看作是一群不 跟其他系所「資源整合」的怪胎，受到側目與攻擊；在校外則被認為在製造品牌。過度受到「關注」的結果，加上與外系間不斷發生的紛擾，最後不得不在前年停止 招生。

倒真應驗了李永平在最初曾有的一句無心之言：「我們只要做十屆就好，讓大家知道我們能，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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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七年級的作家與六年級最大的不同，是出身於學院者越來越多，而尤其又數從「東華創英所」畢業的這一群格外醒目。我來把這段始末托出，作為對七年級作家的一點提醒──

文壇也好，學院也好，都像是一部機器，要不被快速捲進它固定的運作裡很困難，但也可以很簡單。

很多人只注意到「東華創英所」出了這麼多得獎人，但是或許沒注意到，很多得獎多次的同學都沒急著出書（如連明偉、陳育萱、廖律清、米爾……），因為我們告 訴他／她們，一定要堅持作品出版時長成甚麼樣子。有些則是不急著出手，快到畢業時或等畢業後才一舉拿下大獎的（如葉佳怡、許家菱……），因為我們教他／她 們，只有自己最清楚這篇作品有沒有寫出自己心裡的真實，而不是評審。

此外，我們的畢業同學中，有的現在是成功的出版人（如「逗點文創」的陳夏民），他把編輯出版當成另一種的創作。有的在寫作之外也成了封面與裝幀的設計好手 （如寫詩與小說的王金喵），因為有誰會比他們更知道作家想要的是甚麼？不少人也在從事翻譯，因為他們能讀原文並且寫作，特別翻得出原著的神韻。噢還有，因 為加強了他們的英語能力，他們不少人去海外遊學打工，增加人生閱歷。更有成為環境保育講師的，正在練習駕船出海……

以前大家覺得我們在教出一個個作家，現在證明了，他們一直在寫，卻不見得只能出書跟得獎。

我如今可以很欣慰地說，不，作家這個身分太狹隘了，他們是「文學的冒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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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東華創英所」只有十屆，但對於我而言，如同完成了自己作品中的一部，永遠會有下一部。更要一提的是，曾經在這個後山的校園裡，不是作家在教學生，同 學們也在教老師。那是一種感染，一種互動與交流。曾經來過東華的駐校作家，好幾位也因這駐校的一年時光，幫助他們完成了他們的重要作品。

施叔青女士在花蓮動筆她台灣三部曲中的《風前塵埃》，前年再度請她專程從美返台參加研討會，她等不及放下行李就獨自漫步到文學院裡回味往昔。

陳雨航航叔擱筆三十多年後完成了《小鎮生活指南》，逢人便說是花蓮一年讓他又有了提筆的慾望。而我自己，也在暫停小說創作十三年後，再度上路完成了《夜行 之子》與《惑鄉之人》。而且很湊巧，卻也像必然似的，同樣是創英所畢業的方梓，出版了《來去花蓮港》，與《惑鄉之人》、《小鎮生活指南》、《風前塵挨》以 及另一位東華創英所畢業的甘耀明正在進行中的長篇，我們都是以花蓮作為題材……

三十多歲時回國，來到花蓮，加入了這場打破學院體例的文學教育革新，與前輩楊牧、李永平、駐校作家施叔青、亞弦、陳雨航、劉克襄、莊信正、馬森、羅智成……一起共事，我如今回想起來何其榮幸，也頗多感觸。

文學需要的不是專家，而是更多的冒險家，才能找出新的路子。曾經，創作所令人耳目一新，台文系關注台灣現代文學也吸引了年輕作家，只是，學院派當道會不會又出現了過盛的趨勢? 七年級的作家在為出書與得獎與否興奮或失落，仍感嘆文壇資源不夠分配之際，如何不讓文學僵化，不讓自己在既有的遊戲規 則中安適，恐怕才是接下來真正得要面臨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