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會認為張愛玲對於賞識她的夏志清有點不近人情，我在讀完整批信件後發覺，也並不盡然如此。張愛玲初來到美國，何嘗不想融入當地成為道地美國人？因為夏志清教授在當年的華人圈中，已算是打進美國社會的佼佼者，英文著作頗得好評，又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擔任美國諸多文化基金會的審議委員，所以在張愛玲心中，她是以她心目中的美式風格在與另一位「美國教授」打交道。這位「美國教授」視她為大作家，而她的英文小說《秧歌》也甫出版評價不錯，所以她一開始把自己定位成美國作家，與夏志清平起平坐。但在與莊信正認識時，後者是才拿到博士學位的後輩，而她在美國多年一無發展，已沒有當年自詡美國作家的姿態，而她在生活上有勞莊信正處甚多，所以她更像是以一位前輩中國作家的身份，建立起與莊信正生活上的聯繫，自然兩者間有所不同。張於1966/7/1之信中甚至特別「提示」夏志清:「另有一項『私人還是職業上關係』，我想好在我們見面次數少，不如就寫職業上，作為批評家與作者關係。」 張愛玲似乎非常在意這個份際拿捏，連夫婿賴雅過世的消息，也只是一句話交代過去，未對夏志清表露任何情緒。

也正因為如此，透過與夏志清的書信，我們才難得一窺張愛玲性格中既愛強烈主導，卻又信心脆弱之間的矛盾。她在中國/臺灣讀者眼中，有一種孤傲淡然，在美國的她卻顯現出另一種積極現實。我們發現她其實也懂得善用各種關係，尤其表現在她積極尋求出版機會上，她幾乎每一封信中都對夏志清有所請託與要求，夏也盡心透過許多管道協助她，包括拜託更多重要批評家與學者讀她的作品，自己貼錢付她翻譯費，寫各類推薦信等等等。她不是不懂得把握機會，如雷德克里芙女子學院的院長路過芝加哥，她從俄亥俄州趕往伊利諾州，在機場與對方匆匆一晤。但是若當對方待她並無想像中熱烈，她便急速退縮，最後徹底把自己封閉了起來，甚至得罪了不少人。

聰明過人的她，自有她對美國的一番想法。然而，從她與夏志清早年的通信中，我們或許會發現張心目中的美式風格，大概就是從電影中得到的在商言商，就事論事的態度。如果她真正廣泛接觸美國社會形形色色，就會發現她的美式印象有點一廂情願。美國人一樣愛搞小圈圈，一樣貪小便宜，一樣愛聽好話與勢利眼。她與幾位跟自己接觸過的美國名人，如漢學家韓南（Patrick Hanan）、小說家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等，自是有心進一步結交，但都無寂而終，到頭來在美國願意幫助她的人，還是限於敬重她中文小說成就的幾位華人了。即便如此，能如夏志清一般包容她的人——更重要的是，她也要覺得對方可以同她平起平坐的人——畢竟不多。

她被陳世驤教授解雇後所寫的那一封，信中委屈的自我辯護，對許多張迷來說，可能是極難想像的一種窘境。夏志清教授並未向我提到是否陳世驤另有說辭，只說張愛玲不懂得討主管的歡心，只在夜裡上班跟陳世驤幾乎不碰面，而陳是喜歡有人逢迎的，而且他並沒把張愛玲當成甚麼作家，雇用她就是來做研究工作。張愛玲獲得這份工作是夏志清的推薦，這樣的結局多少也讓夏有點吃驚，更瞭解了張的脾性，之後也難再為她推薦工作了。張愛玲自己勾勒出的美國夢，從這時開始便出現越來越多的綻裂。她似乎一直沒法適應，在美國凡事都要以生產利益為考量，沒有生產價值的天才是註定的悲劇。出版界要看的是這本書能不能有市場，擔任研究員或駐校作家要有最後的結案成果。張愛玲抱著《海上花》申請到幾次英譯計劃補助，終也無法完成，這條路也因此不得不中斷。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