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聲》︰有聲有色，似村非村

　　周二傍晚的曼哈頓，總有一堆人擠在書報攤前等報紙。他們不是求知若渴的文學讀者，而是一群急需租屋的房客，但他們所等待的卻是歷史悠久、由知名美國小說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率同頗具影響力的自由派文化名人，所創辦的《村聲》雜誌（The Village Voice）。
　　這份厚達百頁的週刊不是一般的人文雜誌，相反地，它除了方便實惠的租屋訊息外，大量色情分類廣告堂而皇之占去數十頁之多。儘管如此，一部新戲或一本新書，仍常在廣告或封面上加上來自《村聲》雜誌的評語，得到《村聲》的好評依然是種光榮。
　　赴美念書之前，我就聽說過這極度自由的文化品牌，第一次翻閱時，早我幾年來美國的印度裔醫學博士班室友撇撇嘴：「這本雜誌不好。」等我熟悉了《村聲》風格後，才了解他指的不是色情廣告，而是它的顛覆性。《村聲》所堅持的，對邊緣議題的長期關心、對藝術文化評論的多元角度，讓左派與右派、自由與保守的對話有了意義，但在我的印度裔室友或許多其他美國人心中，美國代表的是富足與秩序，《村聲》呈現的另一種現實，以及混亂多元的思維令他們焦慮，但也只有開放自由到一定成熟度的社會，才會出現這樣的刊物。
　　《村聲》之「村」，指的是格林威治村，這個名字早已成為波希米亞、前衛、多元的同義詞，不可諱言，有些半調子藝術家假這些標籤之名，讓「非主流」蒙上了幼稚、逃避、封閉的色彩。但「非主流」作品也該有客觀評準，不能因實驗性強，就成了一小撮人自我膨脹的藉口。而《村聲》的藝評，不但為小眾藝術做出美學定義，也對大眾文化提出新解讀。雖自詡為「非主流」，《村聲》眼界卻更開闊，這也是為何它始終為文化人矚目的原因，而文章好，企畫強，《村聲》更證明非主流也可以有聲有色，絕非因陋就簡。幾年前它的銷售直線下滑時，我們以為它要不關門，要不改變路線，沒想到最後它乾脆在紐約本地一律免費贈閱，廣告量反而起死回生。
　　值得一提的是，由《村聲》舉辦的「歐比」（Obie）戲劇獎，是唯一對外百老匯優秀作品頒發的戲劇獎，讓許多劇作家有了更大的創作空間與後盾，像是後來以《蝴蝶君》聲名大噪的華裔劇作家黃哲倫、大師級的山姆謝柏（Sam Shepard），早年都因「歐比」的肯定才讓他們不致被埋沒。
　　台北《破》周報發行之初，顯然有意效法《村聲》，開本用紙版型都相似，然而《村聲》的成功並不因為其形式，它的文化關懷務實入世，並非一味懷抱理想色彩，導致最後與社會脫節。前衛不是藝術家的特權，它的實現不在單獨作品的完成，而在能凝聚更包容的集體意識。就這方面來說，《村聲》是走得夠遠、夠紮實。

　　
　　
　　《巴黎評論》︰純粹的文學力

　　二○○三年秋，《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創辦人與主編喬治．普林波頓（George Plimpton）逝世時，在台灣似乎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巴黎評論》卻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純文學雜誌之一。一九五三年它於巴黎創立，在發刊詞中，著名小說家威廉史泰隆（William Styron，《蘇菲的抉擇》作者）寫道：「親愛的讀者，《巴黎評論》希望強調創作園地──小說與詩──雖不是排斥評論，但覺得應當將它從現下各雜誌太過顯著的位子，移到它屬於的版面，像是全書的後段。」
　　如此大膽標榜創作的《巴黎評論》，在普林波頓這位紐約富豪之子的資助下，五十多年來果真發掘了無數重要的美國作家，像是傑克．克魯亞克（Jack Kerouac）、菲力普．羅斯（Philip Roth）、唐納．巴撒姆（Donald Barthelme）等，他們的處女作都在此初試啼聲。此外，奈波爾（V.S. Naipaul）、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等日後揚名國際的非美國本土作家，也藉著《巴黎評論》首度與英語系讀者見面。
　　雖然在《巴黎評論》中少見評論文字，但是他們對文學評論與研究仍具極大貢獻，那是由於他們獨樹一格的「大師訪談系列」（Writers at Work lnterview），在英語文學雜誌界至今沒有任何一本像《巴黎評論》，如此有系統且大規模地蒐集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群像，讓他們自己來談創作，回應讀者與評論。
　　從E.M.佛斯特（E.M. Foster）到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從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到納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這些早就是世界文壇的傳奇人物，都曾在《巴黎評論》中侃侃而談，留給文學研究者不可缺的第一手資料。至於為何許多知名作家不接受其他雜誌的類似訪問，而獨鍾《巴黎評論》？或許可歸因於主編普林波頓長袖善舞，知交滿天下的個性，佛斯特與海明威專號，就是由他親自出馬所完成。
　　在普林波頓主導下的《巴黎評論》，始終有著名家光環圍繞，使它成為同類中的佼佼者。然他一手訓練出的接班人布麗姬修斯（Brigid Hughes），卻在普林波頓逝世不滿兩年後被裁撤，據說是由於新的董事們希望《巴黎評論》日後走向綜合路線。而布麗姬修斯另起爐灶，於二○○六年另創一本延續《巴黎評論》精神的刊物《公共空間》（A Public Space），值得我們密切注意其後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