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便离开了家乡，而且一走就没有再回去过。前几日读到了丁存宽老先生的《永隆纪事》，竟突然开始怀乡起来。
    我知道，家乡是不能容我随便落笔的。我说：“许多记忆已经模糊了，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还是真实的。”丁先生说：“没有关系，模糊的就按模糊的写。”可是我迟迟不能下笔。
    我想起当有人问台湾的李敖先生为什么不回老家东北时，李敖先生回答是近乡情怯，可以想象先生离开家乡已经55年了，家乡已经不是想象中的家乡了，回去何益？不如留一个梦里的家乡也罢。李敖先生自称是个狂傲的坚强的人，可是面对家乡是却也如此柔软。而我离开家乡也不过十多年，竟然比李敖先生还要情怯。
    丁先生似乎十分了解我这个心意，发了几张图片过来，是小镇残存的废旧码头和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她们天真地笑着，不过我想她们一定不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会对一段废旧的石阶那么留念。她们可能不能认同沿河的小巷竟是什么“正街”。她们不会理解，因为这不是她们的记忆，这是我们的记忆。
    家乡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位于天门钟祥京山的交界处，历来都处于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小时候我们叫做“湖里人”，相对应的“山里人”也不过只隔了十几公里的距离，也是山区和平原的交界处。我没有看见家乡还是湖的时候，但我想丁先生是见过的。除了自身河道曲折不畅，每逢下雨便是一片汪洋以外，旧时的汉江堤防远没有如今坚固，只要决口，家乡是首当其冲。《永隆纪事》里就记载了两次大的洪水，事实上那是大洪水，而小洪水十年有六七年都会发生。
    丁先生家住在丁家营，而很多人把他也叫丁家堰，为什么? 因为年年水患，老百姓只好把自己的房屋的地基都筑的高高的，有些离地有五六米之高，而筑台用的土大多是在自己的地里挖出来的，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堰塘。这些堰塘也是人们吃水的地方。所以很多地名是以这些堰塘命名的。当然也有叫“某某台”的。其意义差不多，因为这些处于平原的高高的人工地基十分显眼。
    我家的地基也是如此建起来的，只不过在筑台的时候并没有拆除旧有的青石墙壁，而直接升到了屋顶，而这样的升法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因为洪水过后，淤泥沉下来，平原长高了，原有的屋基已经不能起到防洪的作用了。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可以知道当时的洪水有多么频繁。
    除了洪水，家乡最怕的就是匪患，《永隆纪事》大部分的篇幅都在叙述民国时期的混乱局面。但历史上，光清朝，因为匪患，永隆镇就被彻底焚毁了三次，因为这里退就是大洪山，进就是江汉平原的富庶之地，加上又是三不管地带，土匪滋生实在是太容易了。傅加华先生就在记述一个由土匪到汉奸再到真心实意的共产党的悲剧人物何平时，就描述了雁门口一带的百姓本身就是日为民夜为匪。这还不算外面逃过来的大小匪帮。湖泽众多，荒无人烟其实就是土匪的栖身之地，历来如此。
    所以在这一带生存的人们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很自然地形成了以家族为依托的地方势力体系，人们以姓氏家族为单位聚族而居，用来加强凝聚力，抵抗外来的威胁。当然，除了对付土匪，姓与姓，族与族之间也时常发生争斗。《永隆纪事》里记述了三张合一张，与李姓吴姓人大打出手，烧了两家的祠堂，各有死伤的事其实并不少见。
    这种情况在动乱的岁月就使局势变成更加残酷。清政府为了缓解这一带的局势在永隆设立了副衙和营守，并把这里最乱的地区专门划成一个区域以进行管理。所以当时永隆的管辖非常大，它跨越了京钟天潜交界的广大区域，所以有句歌谣说“永隆河，管得宽，一直到多宝湾”。

    辛亥革命时期，刘英在永隆起义实际上应该和武昌起义是同一天，因为当时武昌起义被当局发现，抓了人，武昌便提前起义，但由于消息闭塞，刘英仍在原定的10月12日起兵进入永隆。打天门城，迅速扩大到襄河两岸。
    但是辛亥革命随即失败，清军对永隆进行了掳掠，刘英的家乡刘家榨被屠，绝户的在半数。永隆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之后是共产党的头次革命，建立苏区。头次革命情况非常复杂，除了对外作战，苏区内部也进行肃反，自己杀了自己很多人，连苏区赫赫有名的女书记袁素贞也未能幸免。外界加上自身的原因，头次革命失败。之后就是更加可怕的白色恐怖。袁氏家族两次被屠，差一点就灭族了。
    头次革命失败，永隆分成了两部分，以永隆河为界，河西是白区，河东是意义上的红区。《永隆纪事》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之后日军入侵，永隆是日军推进占领的终点站，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在雁门口成功溃败了日军，当时的共产党游击队已经退无可退了，他们联合了数区的游击队员对日军进行了阻击和包围，可是战斗人员的素质与武器太过落后，许多就是大刀长矛，所以围而不能歼，反而自己死伤无数。当时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已经向武汉撤退，但有一支炮兵部队没有撤，开始他们没有加入战斗，后来实在死伤太多看不过眼，对日军进行了炮击，日军随即溃败，大部被歼，小部分逃出来，其中就有日本后来的田中首相。
    之后日军如果不是大部队延汉宜公路进发，一般不在走这条危险的地区，小规模部队都从天门绕行。不过日军仍有几次用特种兵对大洪山的新四军李先念部进行了突袭。罗通将军的回忆录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日军虽然在永隆驻军，但人数很少，不敢离开离日军炮火威慑范围太远的地方，所以永隆河以东仍然新四军的根据地。很不幸，我家就在日军炮火范围的最外延，有一次新四军对永隆镇进行侦查被发现外撤，日军不敢追赶，就用炮火攻击，用的还是瓦斯弹，炮弹正好落在我家的后院，我祖爷爷的眼睛就被熏瞎了。他当时是私塾先生。
    日军战败，情况更加复杂。日伪军中本来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土匪掺杂在一起的，这时分裂，分了三团、四团、五团，加上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永隆空前混乱。由于国民党是现任政府，所以许多人参加了铲共团，而永隆又是共产党的传统根据地，所以家族中更是有意地一半参加共产党，一半参加国民党，以便在任何一边胜利的时候保护另一半。但是事实上如何做得到呢?

   我二爷爷就是当时铲共团的团长，但他和当时共产党的柳以仁部关系密切。即便如此，二爷爷还是杀掉了一个本来协商要互相保护得参加共产党的叔伯兄弟，和一个来躲难的掉队女共产党员。因为两项罪名，刚一解放，二爷爷便被审判枪毙了。而签字下命令的就是我的当了区委书记的大伯。
    解放初期对犯人的判决十分随便，一个区的区委书记经过讨论，说杀一个人就可以把他杀了。这种形式加上已有的社会族群矛盾，事实上形成了乱杀无辜的局面，前面我们提到的何平也是这样擅自从别的地区的区委书记的位置上捉来杀掉了。我三爷爷因此害怕，和三奶奶一起在后院的树林上吊死了。怨杀的人，甚至是有功之臣非常之多。直到后来中央下命令把杀人的权利收到县一级并作了严格规定。

    可是到今天我还是想说，那太晚了。我知道的我们解放的时间要比东北晚，而东北，整个北方，甚至出现了不分老小，一家杀绝的现象，死者堆积，十分恐怖。
    我们家巨大的祖屋也被焚烧得一干二净。每次父亲和大姑妈、被迫远嫁的二姑妈说起时，两个姑妈都会哭泣。两位姑妈都和大伯一直关系不好。但时间是治疗一切伤口的良药。随着历史的进程和年龄的增长，他们已经能够互相理解了。
    丁先生的《永隆纪事》到49年为止，没有再做叙述。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台湾，因为我毕竟在前面提到了李敖先生。我知道丁先生家中一定有人到了台湾，因为河西是白区，这也是为什么天门称之为“侨乡”的原因。事实上位于河东的我们家族中也有很多人在台湾，他们大多已经去世了，有些骨灰能够回来，有些就不能了。现在的台湾我还是感到了恐惧，因为国民党人倒了，有了民进党，而说不定民进党人也会倒的，政权的更替其实就是乱世的开始，现在有些人闹独立，本省人和外省人分离，族群矛盾激化，经济衰退，这难道不是和我们以前所经历的一样吗？中国人已经被乱世害了多少年了，这种教训我们是要记得的。
    人民，我想说人民是没有永久的矛盾的，而造成这种矛盾的是社会，是领导人民的政党.台湾人真的想独立吗?我想不是，因为日本人在台湾有五十年的奴役教育，记得二二三事件吗，被奴役太久的台湾人居然穿着日本人的衣服，打着日本人的旗帜，向蒋介石军队外省去的人进行攻击。对日本人无限痛恨的外省和主要是外省的军队如何能够忍得住?结果自然是死人死人再死人。现在又有人出来纪念所谓的什么二二三革命了，且不说是不是拿日本人的阴魂来给自己捞政治资本这件事了，因为这是无耻和卖国的行为。我们谨谈故意突出本省和外省人的矛盾，而无视民族感情，是不是想故意在人民之间造成混乱，让伤口再一次地流血。
    所以，我担心，我害怕，因为我们有亲人在那边。我们流的血太多了，现在哪怕是流一滴血，我们的心都是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