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 -《大國崛起 日本百年維新》
出版社 - 青林國際出版

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前，一直是留有長髮的。武士們還有隨身佩帶雙刀的權利，這不僅是身分的象徵，也是生活習俗。在當時日本等級制度非常森嚴的情況下，華族和平民是不能通婚的。身分在服裝上體現的非常明顯，高級官員常用的服裝是直衣、狩衣，穿上以後臃腫不堪，在禮儀上也是繁文縟節。

明治政府成立以後，雷厲風行地推行了文明開化政策。1871年8月9日，政府發布《斷髮脫刀令》，宣布日本人有剪掉長髮、解除佩刀的自由。

不久又一連串地發布了文明開化的法令，如允許士族和平通婚；採用陽曆，廢除天保曆；確定西式禮服為官員的正式禮服，鼓勵官員穿西裝。

這些法令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廢除日本中世紀以來的風俗習慣，鼓勵和移植西方生活方式。他們首先在衣、食、住、行方面大行歐化運動，其最終目的是想經由這些社會改革，建立一個適應世界潮流和日本國情的文明體系。

除了天皇的率先垂範以外，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實行這些社會改革。在這期間，日本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小冊子，講解斷髮、易服、食肉、敬神的道理。

1874年，日本社會出現了一本奇特的書，書中藉兩人對答的口吻，對當時政府實行的廢藩置縣、四民平等、徵兵、租稅、學校制度等衣食住行的變化進行答疑解惑。

對話的人一個是代表保守的普通市民，一個是代表開化的新派人物。這本由小川為治撰寫的《開化問答》站在當時政府的立場上，向日本的廣大群眾宣傳鐵路、電報、電話、警察、陽曆、貨幣等問題。木戶孝允自己主辦了《新聞雜誌》，不斷報導天皇和宮內官員穿西式服裝、出遊歐洲的消息。

1872年，司法省和東京府制定了一項有關文明違章處罰的法令，從當年的11月開始實施。其中對日本原來的一些習慣予以嚴厲禁止，例如禁止販賣春宮畫，不允許男女混浴，不准紋身，不准婦女斷髮，不准隨地大、小便。

首都做為首善之區制定這些法令後，其他各縣也紛紛開始實施。這些行為規範的制定，對改革社會風氣產生了很大作用。

東京的面貌也隨之一新。在日本橋邊，銀座大街在1875年建成了。馬路兩邊，整齊的煤氣燈，在夜裡將這兒照得一片通明。臨街種植的松樹、樅樹和櫻花讓這裡看起來充滿歐陸風情，馬路兩邊是歐洲式的樓房，時常可以看到身穿西裝、頭戴禮帽的政府官員在這條街上漫步。

日本婦女也穿起細勒腰身的時髦歐式服裝，或撐著洋傘，或手捧洋書，在街上行走。

這條日本最早的西方大街後來成為明治維新文明開化的象徵，木戶孝允稱之為「日本橋邊的文明開化」。至今，銀座仍是東京最繁華的商業大街。

東京在1871年出現了第一家西餐館，名叫「開陽亭」。不久，又有許多西餐館開業。各式各樣的日本人來這裡大吃牛排，而原先牛肉在日本被認為是髒東西，根本不吃。現在卻有許多人喝著啤酒和白蘭地，說著蹩腳的英語，用筷子在牛肉火鍋裡找肉吃。

東京西餐館的風習很快傳到大阪、橫濱和神戶。到西餐館的人不僅有官員和名流，也有人力車夫、演員和學生。

啟蒙的曙光

明治六年（1872年），在日本歷史上出現了一個著名的啟蒙學術團體--明六社。

這一年的7月，駐美國的日本公使森有禮被調回國，另有任用。他剛剛回到日本，就倡議成立了一個學術團體，將文教界的名流組織起來，為推進文明開化政策商討辦法。

在西村茂樹的奔走之下，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麟祥、箕作秋坪、杉亨二、福澤諭吉等日本第一流的洋學者紛紛響應和支持。9月，學社成立。福澤諭吉被推任為社長，但是他固辭不就，森有禮於是被推舉為第一任社長。

翌年3月，出版了《明六雜誌》。西村茂樹在創刊號上道出了刊物的辦刊宗旨，他說：「我國成立學術文藝的結社，是從今天開始的，社中諸公都是天下名士，大家都認為卓絕奇偉之論，千古不滅之說，必出於本社。希望諸位先生以其卓識高論，喚醒愚氓，樹立天下的模範，以不負識者的期望。」

這本刊物一共出版43期，發表論文100多篇，論述社會問題的範圍非常廣泛。由於是名流撰文，在日本引起很大迴響，被認為是理性之光。而明六社的社員在幾年時間內也翻譯出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介紹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

大量的西方社會科學術語在這一時期被譯成日本文字，後來也被中國的學者引入到中國。西周，就是第一個把西方「PHILOSOPHY」翻譯成「哲學」的人。

這一時期後來被認為是日本歷史上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

在美國當公使的時候，森有禮就知道了福澤諭吉的大名，並且認為他是對日本文化、教育有巨大貢獻的人。這是因為福澤諭吉在1872年發表轟動全日本的《勸學篇》，福澤諭吉強調：「一國之獨立，基於一身之獨立，一身之獨立，乃學問為急務。」、「人無天生貴賤貧富之別，唯勤修學問，洞悉物事者為貴人，為富人，無學問成貧人，成下人矣。」

他主張排斥「無實用之學問，學習人們普通日用之實學」。本著天賦人權的觀念，福澤諭吉批判了舊道德倫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這本書發行總量達到了80萬冊，超過了他以前寫的《西洋事情》，當時在日本創造了罕有的發行量。

《勸學篇》第一篇發表的時候，正值日本制定新學制。這些思想對於新學制的制定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當時，福澤諭吉在東京的都港區主持慶應義塾（慶應大學的前身），因為地處三田，福澤諭吉獲得了「三田的文部省」的美譽。1885年，福澤諭吉又發表《文明論概略》，有系統的論述西方文明的先進，日本文明落後，號召日本人向近代文明進軍，使日本固有文明超過西洋文明的水準。這本書後來一直被當做明治初年日本文明開化的經典著作，福澤諭吉也因此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他的頭像也被印在日本的1萬日元的紙幣上。

當時的這些思想家傳播的西方自由思想，被廣大青年所信奉。中村正直翻譯的英國思想家穆勒的《自由之理》，當時的日本青年知識分子幾乎人手一冊，和福澤諭吉的《勸學篇》被列為學校教材。這些啟蒙思想的傳播，在以後成為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主要思想推動力。從1870年代中後期開始，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逐步發展，形成明治前期的重要社會現象。
教育的進步

幾乎每一位關注日本崛起的人，都不得不把目光放在日本的教育上，因為軍事和教育是日本興起的兩大關鍵。

1874年，在佐賀士族叛亂被政府果斷實行的「軍國之政」平定後，大久保利通提審叛亂的首要分子江藤新平，聽完這位政府同僚的辯解，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江藤醜態，令人可笑。」4天後，江藤新平的腦袋就被劊子手砍了下來。

但此時，日本全國的大、中、小學校實行的還是江藤新平主持制定的學制。

江藤新平在1871年7月就擔任新成立的文部省大輔（教育部副部長），總攬了教育行政的大權。他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制定全國統一的學制。

幕府時代的日本就有重視教育的傳統，主要的教育機構是私塾，也就是由著名學者創辦的教育和學術機構，當時比較著名的有吉田松陰1856年創辦的松下村塾，培養出了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洋學家緒方洪庵1838年在大阪創辦的適齋，培養出了福澤諭吉等3000多名學生。

在各藩有各藩設立的藩校，學習很多近代科學課程，只有士族能夠參加學習。在江戶，幕府的直屬學校是昌平阪學問所，主要以儒學來教育幕府官員和各藩的優秀武士，其課程設置也為各藩的藩校所效法。

對農、工、商這「三民」來說，他們是進不了上述三種學校的。他們只能進寺子屋，這是為一般平民建立的學校，因為多設在寺院裡，兒童一般在7、8歲就拜師求學，尊師如父，愛生如子，所以叫寺子屋。寺子屋學習的內容大多是一些實用的知識，根據每個人將來的職業而定，一般有習字、誦讀、作文、珠算、禮儀等課程。

辦學的人在城市多是官員和醫生、商人，在農村則由村長、神官、僧侶為主。到明治維新以前，這種學校已經普及到城市和鄉村，計有1萬多所。
到1871年12月，江藤新平組織了一個學制調查委員會，這個調查委員會的12名成員有10名是洋學家，只有2名國學家。在半年多的時間裡，這些委員依據英國、荷蘭、美國、德國的教育制度，在1872年的6月完成了一個龐大而完整的國民教育計劃。

這是一個由學區、學校、教員、學生、考試五大部分組成的計劃，共計109章，加上1873年增加的海外留學生和專門學校的規定，共有213章。

學制草案按照法國的辦法，把全國分成8個大學區，每個大學區設置一所大學；每一個大學區下面設置32個中學區，全國共設有256個中學區，各區設一個中學；每一個中學區下設210個小學區，全國設立53760個小學。按照當時的人口，每600人設置一所小學，每13萬人設置一所中學，由此形成一個金字塔型的學校體制。

學制主要的部分是在小學，兒童從6歲上學，分為上、下兩等，各為4年。可以根據各地情況設立幼稚園、私塾小學、貧民小學、村落小學、女子小學等。中學分為上、下兩級，各為3年，共有6年。除了普通中學以外，還可以設立工業學校、商業學校、翻譯學校、農業學校和殘障人士學校等。大學則是教授高深學問的學校。教育經費分為學費、民間負擔的捐贈款、國庫的委託款等三部分。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信夫清三郎評價《學制令》的時候說：「文部省於1872年制定的學制，是出色的啟蒙主義文件，是為了加緊建立與萬國對峙的體制，加快普及教育。」

1872年6月，當這個草案首次被提交到太政官會議上審查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部的負責人都非常吃驚，這個計劃過於龐大，它要求在日本當時的條件下廢除所有的寺子屋，全國一律實行8年制的小學校，這遭到主管財政的大藏大輔井上馨的強烈反對，因為當時的日本確實無法在財政上予以支持。學制的頒布時間不得不一再拖延。

此時，江藤新平已經調任司法卿，他和參議大隈重信極力主張通過這個草案，文部卿大木喬任不顧一切反對意見，強硬要求通過。於是，當年8月，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方案終於以《學制令》頒布出來。同時還發布了太政官的《告諭》，《告諭》開宗明義地說：「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產、興其業，以遂其生者，無他，端賴修身、開智、長其才藝也，而修身、開智、長其才藝有非學不可。」學習的內容主要是日用常行言語、書算，各種職業知識和技術。政府辦學的目的在於四民平等，「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
這個命令的推行是強制性的，有的縣採用了勸誘的手段，發給小學生金屬的「就學牌」戴在身上；有的給孩子發校旗和班旗，不少縣官親自到學校褒獎優等生；也有的縣依靠警察強迫兒童上學，上午８時和下午３時，如果在街上發現閒逛的學齡兒童，立刻捉拿送到學校。

在《學制令》施行的7年間，小學數量增加到28025個，教員有71046人，小學生的人數達到230萬人。

1877年，文部省的官員、著名學者西村茂樹來到第二學區考察。他看到的情況讓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日本的教育。絕大多數日本的小學生在一年級和二年級讀書以後就退學了，農民的孩子苦於費用，又要幫助家長幹活。當時米價２日元一石，但是學費就要兩角五分，農民負擔過重。教材裡的東西離農民的生活太遠，還不如原先的寺子屋，可以學到一些實用的技能。不少地方農民暴動反對新學校。

1879年，在實施７年之後，《學制令》被廢除了。取代它的是《教育令》。它的制定者是田中不二磨與美國顧問馬利和伊藤博文。這是一個用美國式的自由教育思想設計出來的制度。和法國教育制度主張集權不同，美國教育制度更注重地方分權和尊重自由性。所以《教育令》廢除了學區制，每個村設立公立小學。

兒童4到16歲，在8年中只要上學4年，每年只要4個月。這個命令頒布後，原先鼓勵民眾就學的官吏受到了打擊，強烈要求反對教育自由化，民眾也反對將教育權力下放給地方。

1880年，趁天皇視察的時候，新任文部卿河野向天皇提出考察報告書和修改《教育令》的方案。根據這個修改後的《教育令》，文部省將小學的8年分段從「4、4」改為「3、3、2」。
就在修改《教育令》的時候，天皇的侍讀元田永孚為了實現「天皇親政」的目的，和伊藤博文進行了一場德育大論戰，他主張復活儒教，採用國家固有道德教育下一代。他以記錄天皇的意見為名，寫出了《教育大旨》和《兩項小學條例》，送伊藤博文徵求意見。他批判了文明開化，指責社會改革過分歐化。

伊藤博文反應迅速，他認為應該政教分離、獎勵科學。這種開明的政策符合當時的世界潮流。由於這次爭論，在《教育令》中沒有規定道德教育的問題。

1882年，在法國巴黎，伊藤博文會見了到德國考察教育的森有禮。兩人討論了實行憲法以後日本應如何對待教育的問題。森有禮主張學習德國國家主義教育的思想和伊藤博文一拍即合。

1885年，在日本實行內閣制以後，第一任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就任命森有禮為第一任文部大臣。1886年，確定日本國家主義教育體制的《學校令》頒布。這個由《帝國大學令》、《師範教育令》、《小學校令》、《中學校令》構建起來的、完整的教育體系將學術研究和教育區別開來，大學專門研究與國家發展有關的學問，把中、小學當做培養忠於國家的良善臣民的教育機關，充滿了國家主義的思想。從平常中學到高級中學，最後到帝國大學，形成一個培養英才的學校系統，成為學校體系的主體。

1877年，工部省改工學寮為工部大學校。文部省決定將1869年政府接管幕府的昌平學校、開成學校、醫學校合併，創辦東京大學，成為日本近代化的中心。到1890年為止，政府將全部教育經費的40％給東京大學，使之成為日本最著名的大學。1897年開設京都帝國大學。到20世紀初，日本又相繼設置了東北帝國大學、九州帝國大學。

當時的帝國大學都有工學部，是專門傳播西歐工學知識的教育機構。大多用外語教學。在西方尚未形成工學體系的時候，日本大學的工學體系直接借鑒了西歐的成功經驗。在全面學習的過程中實現了技術的人才和知識轉移。而在實際產業建設中，以培養中級技術人員為主的高等工業學校（相當於高中）對日本工業化的貢獻超過了大學的工學院。中學畢業後，因為經濟困難選擇讀高工的學生，素質並不低。在明治年間，大學工學部畢業生大都擔任官廳技術人員、學校教師、財閥企業的技師，而高工的畢業生則成為眾多民間企業的主要技術人員，引進西方現代技術，在日本加以改造，奠定了日本工業化的基礎。在培養人才的數量上，高等工業學校做出的貢獻遠遠大於大學工學部。

到井上毅擔任文部大臣的1890至1894年，鑒於日本產業的發展和對職業教育的需求，先後制定了《實業補習學校規程》、《徒弟學校規程》、《實業教育國庫補助法》、《簡易學校規程》。這些法案為日本培養近代產業技術基本知識和技能的初級技術人才和工人奠定了法律基礎。

1894年在第六屆議會上，他說：「雖無砲火之競爭，卻存在實業技術之競爭。地球上各國正在開展技術、製造、貿易等方面的競爭。因此我國怠慢一日，就關係到國之富強、國之命運。」在這些法律的推動下，職業教育在明治中後期形成體系，為日本製造業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1900年8月，也就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庚子年，日本廢除小學學費制度，實行四年的義務教育制度。1907年延長到6年，兒童就學率到1908年達到97％。堅決主張通過學制的大隈重信，幾十年以後在《開國50年史》中說：「教育在維新之前，侷限於武士40萬之間。至維新之後，則普及於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