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複雜的命運

一九五一年，肯亞首都奈洛比，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一天。一名城市衛生檢驗員獨自坐在辦公室裡，他二十一歲，圓臉，眼睛分得很開，是個聰明又年輕的非洲小夥子。在一個政治動盪的年代，他的抱負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但彼時的他還正在為當地衛生部門檢驗牛奶樣品。二戰結束之後，肯亞的獨立運動開始興盛，殖民政府當時就已經開始鎮壓。而到了一九五二年，英國人則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並且採取一整套方案，如逮捕，拘留，刑訊和謀殺等等，以此鎮壓基庫尤民族主義運動（Kikuyu），也就是英國人所謂的「茅茅叛亂」（Mau Mau rebellion）。

門開了，一個白人女子跨了進來，手裡提著一瓶牛奶。為了確保食品在流入市場之前沒有感染病菌，農民，歐洲人和非洲人都會三番五次地到這間辦公室來送檢食品。

這名年輕的小夥子主動起身，希望提供幫助。在衛生局裡當一名訓練有素的職員，當時被認為是個體面的工作。小夥子出生長大於肯亞東部的乞力馬柏格農場，那是一處廣袤無際的劍麻地，主人威廉•諾斯魯普•麥克米倫爵士，屬於那種上層的白人階級。這片農場位於錫卡附近的一片「白人高地」之中，其土地全部歸歐洲人所有。農場主總是隨身帶著一根河馬皮做的鞭子，掄起鞭子來毫不遲疑。這名衛生檢驗員的父親目不識丁，但他擁有一個相對特權的工作：在這片土地上擔任工頭。這家人住在一間沒有電也沒有水的竹泥棚屋裡，但父親一個月可以掙七美元，足夠把兒子送到曼古鎮上的一家教會學校——聖靈學院去讀中學。這個年輕人在那裡學習了英語，也學到了亞伯拉罕•林肯和布克•華盛頓的事蹟。然而，沒過多久他就走進了死胡同：在學校裡只能學到這些東西，沒有教科書，學生們有時只好在沙子上寫功課。肯亞沒有大學，歐洲的孩子會回「家」去上學，少數念得起大學的黑人得去東非的其他地方。儘管這個年輕人曾想努力學習，以便將來能當上神父，但是，正如他後來說的，肯亞的白人傳教士「和其他人一樣，一直告訴這個非洲人，他還沒有為各方面的發展作好準備，他必須保持耐心，相信上帝，等待著他能夠充分發展的那一天。」因此，年輕人擱下了當神父的念頭，靠領取獎學金，就讀於皇家衛生協會旗下的一所衛生檢驗員培訓學校。

歐洲女人冷冷的看著這個年輕的小夥子。年輕人名叫湯姆斯•約瑟夫•穆博亞（Thomas Joseph Mboya），但女人看上去並不想知道他的名字。

「這裡沒人嗎？」她說，眼睛直盯著湯姆•穆博亞。

當湯姆還住在威廉爵士農場上的時候，他父親曾經告訴他說，「不要和白人作對。」但湯姆無法忍受農場主，無法忍受他的皮鞭，無法忍受他頤指氣使般的昂首闊步；他還無法忍受一個事實，檢驗局裡白人同事的薪水是他的五倍；而如今，在這尋常的一天，他無法忍受這名無禮的白人女子，她凝視著他，卻絲毫無視他的存在。

「夫人，」他說，「您的眼睛可能出問題了。」
女人大步踏出檢驗室。
「我必須得找歐洲人幫我檢驗，」她說。「這男孩真夠粗魯。」

彼時的湯姆•穆博亞和其他無數肯亞人一樣，在傾聽著喬莫•肯亞塔（Jomo Kenyatta）的演講中長大。喬莫人稱「燃燒的長矛」，是老一輩政治家，也是肯亞獨立運動中的意見領袖。不僅僅是肯亞，反殖民主義運動正在整個非洲蓬勃發展，包括奈及利亞、剛果、喀麥隆、黃金海岸、多哥、塞內加爾和法屬蘇丹組成的馬利聯邦、索馬利亞、馬達加斯加。

一九五五年，當穆博亞二十五歲時，他贏得了一份難得的獎學金，前往牛津大學的拉斯金學院學習一年，在那裡，他鑽研政治與經濟學，加入了工黨俱樂部和社會黨人俱樂部，還發現了一個由反殖民主義的自由黨派教授組成的圈子。穆博亞此前沒有上過大學，在拉斯金的這一年促使他思考一個問題，即其他的肯亞人是否有機會從國外的高等教育中得到些什麼。

在穆博亞回到奈洛比後的第二年，他便開始以活動家和工會組織者的身份聲名鵲起。殖民統治的最後十年，喬莫•肯亞塔幾乎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因此，出身少數民族盧奧部落（Luo tribe）的穆博亞，便因其年輕有為又富有領袖魅力而嶄露頭角，這十年間，人們視之為後殖民時代肯亞的未來領袖以及新一代的政治家。肯亞塔固然是獨一無二的肯亞英雄，但他屬於老一派的反殖民鬥士，是靠著身邊一群忠心耿耿的基庫尤人起家的。相比之下，穆博亞更有前瞻性，他希望肯亞能夠超越部落隔閡，藉由民主自治和自由經濟的發展而凝聚起來整個國家。

一九五七年，在肯亞立法會議中的非洲人席位數目上，英國人作出了讓步，二十六歲的穆博亞代表奈洛比選區贏得一席。這個選區主要講基庫尤語，而他出生的盧奧部落，則是來自肯亞西部維多利亞湖附近的地區。不久，穆博亞就成了肯亞非洲民族聯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以及肯亞勞動聯合會（Kenya Federation of Labor）的總書記。他既是一個魅力四射的演說家，也是個成績斐然的外交家。還不到三十歲，穆博亞就成了國際上知名的反殖民主義與民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在美國，他見過埃莉諾•羅斯福、理查•尼克森、瑟古德•馬歇爾、羅伊•威爾金斯，在一次民權集會上他甚至與馬丁•路德•金恩共用一方舞臺，發表演說。在肯亞塔不在的時期，穆博亞率領代表團前往倫敦的蘭卡斯特宮，商談關於肯亞獨立的最後協議。一九六O年三月，《時代》的編輯將穆博亞選為封面人物，奉之為非洲大陸獨立運動的榜樣。

這場獨立運動的一個重大障礙在於肯亞青年的教育。對於肯亞塔和穆博亞而言，終結殖民主義似乎是容易的，但要讓接受過足夠教育的非洲菁英來統治肯亞，卻難如登天。「在這場民族鬥爭中，有太多次，」穆博亞寫道，「批評者告訴我們說，非洲人還未能為獨立作好準備，因為一旦殖民政權撤走，非洲人當中沒有足夠的醫生、工程師和行政官僚來接管政府機構。這種批評從來都沒被證實過，殖民政權也從來不會為殖民地某一天的獨立而有意教育大眾。這個問題需要肯亞人自己動手解決。」

穆博亞試圖說服英國人拿出一筆獎學金，讓肯亞一些最有企圖心的年輕人出國讀書。他想出了那個把年輕人「空運」到國外大學的主意。他跟一些富有的自由派美國人密切合作，尤其是實業家威廉•艾克斯•沙因曼，希望能實現這個想法。對美國人而言，空運計劃背後還有一層冷戰動機：如果獨立後非洲國家的年輕菁英能去美國和西歐上大學，這些國家就可能跟西方，而不是蘇聯靠得更近。一九五八年，隨著穆博亞「空運」觀念的提出，肯亞讀大學的黑人當中，有幾百人在非洲學校上學，有七十四人在大不列顛上學，還有七十五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上學。曾經在美國國務院和平隊擔任過教育專家的阿爾伯特•西蒙斯估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每三千個孩子當中只有一人上過中學，每八萬四千個孩子中只有一人讀過「任何一類」的大學。當然這就是六萬五千名歐洲殖民者為什麼能如此長久的統治六千萬非洲人的原因。

但殖民當局拒絕了穆博亞的空運提議，他們告訴穆博亞，他的那個空運計劃就像一場「空難」，其政治意義大於教育意義，而且大多數學生毫無準備，費用也不足，註定要被美國大學開除。

美國國務院也不想因為援助穆博亞而惹來英國的反感。於是穆博亞來到美國，私下籌措資金。在六個星期的時間裡，他每天在大學校園裡演講六場，希望激發起人們的興趣，說服學校承諾提供獎學金。他收到了成效，有不少學校答應合作，尤其是像塔斯基吉大學，菲蘭德•史密斯大學等傳統的黑人大學，以及像墨瑞汶學院和聖法蘭西斯•賽維爾大學等帶有宗教背景的學校。

穆博亞與他的美國新朋友一起，成立了非裔美國學生基金會，以便籌措更多的資金。一九五九年秋，在基金會與幾十所美國大學的支持下，空運終於開始了。計畫捐贈人有八千多名，既包括像傑基•羅賓遜、西德尼•波蒂埃、雷夫•邦奇夫人、哈利．貝拉方特這樣的黑人名流，也包括自由派白人比如柯拉•威斯、威廉•艾克斯•沙因曼。

回到奈洛比後，穆博亞並沒有多少時間來細看學生的申請——每天都有幾百號人排隊在他的門外，請求幫助解決醫療、離婚裁決、嫁妝、土地紛爭等問題。然而，穆博亞還是仔細閱讀了一大堆申請檔案。那麼多的肯亞年輕人在中學裡曾刻苦學習，如今卻做著單調而又卑賤的工作，遠遠低於他們的能力。學生們的申請真摯感人，透著愛國情懷。他們的抱負並不是移民，不是逃離肯亞，而是出國接受教育，然後回國為獨立的肯亞效勞。

空運持續到一九六三年，這一計畫影響深遠，並且很快擴展到了其他非洲國家。「我父親是少數幾個在村落裡和在白金漢宮都一樣感覺自在的肯亞政治家之一，」穆博亞的女兒蘇珊說。「非洲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你需要一個接受過教育並且足夠精通世務的人，把那些不同的世界翻譯給彼此，讓他們相互瞭解。少了這一點，你就會茫然不知所措。空運恰恰為肯亞的未來提供了許許多多那樣的人才。」

在肯亞尋求獨立的歷史時期，空運是一次標誌性事件。奈洛比大學的一份報告顯示，後殖民政府中百分之七十的高級職務由空運計畫的畢業生擔任。他們當中既有環保主義者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aathia），首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非洲女性，也有一位抱負滿滿的經濟學家，擁有洪亮悅耳的嗓音和充滿自信的舉止。他來自維多利亞附近某個村莊裡的盧奧部落，名字叫做巴拉克•胡珊•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摘錄自八旗文化最新出版-- 《橋：歐巴馬的生命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