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2年秋天，我正載著安妮‧亞伯斯（Anni Albers）下威伯‧克羅斯公路（Wilbur Cross Parkway），從我家族位於康乃狄克州哈特福（Hartford）的印刷公司，回到她和約瑟夫（Josef Albers）位於奧倫治紐哈芬（New Haven, Orange）郊區的家。亞伯斯夫婦是當時包浩斯教師群中碩果僅存的兩位，她七十四歲，他八十五歲。當時我認識他們已經兩年，正跟安妮一起嘗試運用照相印刷（photo-offset）技術製作限量版畫，這種技法一般是應用在商業印刷品上，抽象藝術倒是很少使用。

　　安妮和我坐在我的兩人座斜背式汽車裡，一輛MGB-GT，亞伯斯夫婦稱讚這輛車實現了包浩斯的理想：功能無懈可擊，空間毫無浪費。「我們喜歡好機器勝過壞藝術，」約瑟夫如此解釋。但那天下午的滂沱大雨實在驚人，讓安妮變成一名焦慮不安的乘客：「請把車子停在橋下，等豪雨小一點再開，」她用德國腔英語提出請求，彬彬有禮的節制口氣，仍然掩不住內心的焦急。「1930年代，我們和朋友開著他們的福特A去墨西哥時，也常常得停下來躲避暴風雨，」她加了一句，想藉此澄清，她不是在批評我的駕駛技術。

　　就在我停車的時候，擋風玻璃上的雨瀑強力飛濺，幾乎看不到前方。我們躲雨的這道迷人石橋，是新政時期公共事業振興署（WPA）興建的，安妮闔上眼睛，稍稍鬆了一口氣。她曾經是位冒險家，1930年代，她慫恿約瑟夫從德紹（Dessau）包浩斯遠赴特內里費（Tenerife），進行為期五週的香蕉船之旅；1950年代，他們還去了祕魯的馬丘比丘（Machu Picchu）。但她同樣為慢性焦慮所苦，她把這項症狀直接歸咎於1939年那段時期，當時她必須想辦法把整個家族弄出納粹德國；她父母的船隻停泊在墨西哥的委拉克魯斯（Veracruz），她和約瑟夫在倉卒混亂的情勢下，賄賂一個又一個相關人員，才終於將她日益絕望的父母弄到岸上。我二十四歲那年，完全沉浸在安妮的人生經歷，就好像那是我自己的人生；她和約瑟夫投身藝術創作的熱忱令我著迷，他們也從自己的作品中得到勇氣，敢於承受一切磨難。此刻，在橋下的這輛跑車上，那名曾經擔任包浩斯紡織工作坊主任的女子向我保證，這趟旅程絕對值得，因為她很高興能夠親自監督她的最新版畫的印刷工作，這很重要，因為她在那裡盯著機器調出她想要的深灰色調。

　　我熄掉引擎。安妮轉向我，微笑說道：「我該給你個獎賞。我知道你一直想聽保羅‧克利（Paul Klee）的事，想很久了。」打從我們第一次碰面，每回她或約瑟夫提到克利、瓦西利‧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或其他包浩斯同事，我就會不停問問題。然而亞伯斯夫婦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他們的最新作品上，並不喜歡緬懷往事，所以除了一、兩句隨口評論之外，我從沒套出任何故事。「我打算跟你講件事，之前我從沒跟任何人說過――和他五十歲的生日有關。」

　　時間是1929年。安妮告訴我，克利是她「那時候的神」，也是她的隔壁鄰居，他們當時住在五棟排成一列的新教師宿舍，位於德紹包浩斯學校不遠處的森林裡。雖然這位瑞士畫家在她眼中是個冷漠孤高、很難親近的人，「就像把全世界都扛在肩上的聖克里斯多福（Saint Christopher）」，但她還是極端崇拜他。包浩斯還在威瑪（Weimar）的時候，克利習慣把他的最新作品貼在走廊上當成小展覽，安妮有一次看了大為驚豔，甚至因此買下他的一幅水彩。這項舉動等於公開承認她家很有錢，安妮絕少這麼做，平常她總是把顯赫的家世掩藏得很好：她跟我說過，有一次她的兩位舅舅開著一輛立標鶴牌豪華跑車（Hispano-Suiza）出現在威瑪時，她簡直窘到不知如何是好，連忙哀求他們趕緊開走。雖然她知道，買下那幅畫等於是昭告她和其他經濟困難的同學不屬於同一階級，但她還是無法抗拒，非買下克利那張用箭頭和抽象造形所組成的作品不可（參見頁375圖）。如今，她的神的大生日就快到了，她聽說紡織工作坊的其他三名學生，打算從附近的容克斯（Junkers）飛機場租一架小飛機，把這位屬於來世的神祕男人的生日禮物，從天空垂降下去。他們認為，他的地位超越凡人，所以他的禮物不該從凡人居住的地面送過去。

　　克利的禮物將裝在一個天使造形的大袋子裡，從飛機上垂降下去。安妮用閃閃發亮的細小黃銅屑幫天使做出一頭鬈髮。其他包浩斯人則負責打點天使帶去的禮物：一幅萊諾‧費寧格（Lyonel Feininger）的版畫，一只瑪莉安娜‧布蘭特（Marianne Brandt）的檯燈，以及一些木工工作坊的小物件。

　　依照原定計畫，安妮無法登上運送天使的四人座容克斯飛機，但她和其他三名朋友抵達機場時，飛行員看她瘦小輕盈，就邀請她一塊兒登機。這是他們所有人的處女航。當12月的凜冽空氣滲入她的外套，以及駕駛員用三百六十度旋轉耍弄這群在開放式駕駛艙中擠成一團的年輕織女時，安妮突然察覺到好幾個嶄新的視覺維度。她告訴我，過去她一直生活在織品和不透明水彩的光學平面裡。而現在，她正從一個截然不同的制高點往外看，加入了時間這個因素。她興奮到忘了害怕。

　　她向飛行員指出克利與康丁斯基居住的房子，就在她和約瑟夫家的隔壁。飛行員往下俯衝，他們把禮物投擲下去。天使的降落傘沒完全撐開，著陸時稍微撞了一下，但克利依然非常開心。後來他畫了一幅畫紀念這些不尋常的禮物和它們的運送方式，畫中地板上有一只裝了禮物的豐饒角，狀況很不錯，雖然天使看起來有些破舊（參見彩圖1）。擁有這件彩色油畫的詹姆斯‧蘇比（James Thrall Soby）告訴我和我太太，他認為這幅畫是描述「一名女子在鷄尾酒會上喝醉昏倒」，至於克利用來表現安妮的黃銅屑的金黃筆觸，則被蘇比解讀成上流社會女子的金髮，不過安妮的說法洩漏了事實的真相。

　　當時，約瑟夫‧亞伯斯不像克利那樣受人矚目。那天傍晚，他問安妮有沒有看到「一群白癡在頭頂上飛來飛去」。安妮一臉淘氣地回想著。「我告訴他，我就是其中之一，」她說道，用她向來引以為傲的挑釁語氣。

　　雨勢逐漸減弱，我們繼續上路。當時是美國普普藝術的全盛時期，報章雜誌每天都在追逐安迪‧沃荷（Andy Warhol）和珍‧豪瑟（Baby Jane Holzer）前晚去了哪個派對；我對這些流行八卦毫無興趣，但有關包浩斯的任何小故事，都能讓我興奮莫名。回程路上，安妮繼續剛剛的好心情侃侃而談，聽著聽著，我開始了解，這些包浩斯的天才們，是活在自身作品的創意和才華之中。

　　然而，這些擁有強大影響力，並過著非凡人生的畫家、建築師和設計師，也跟大多數人類一樣，受制於相同的需求、恐懼和渴望。我也花了更多時間和約瑟夫相處，他很清楚那些同事們的歡樂與掙扎，於是，我看到他們如何急於改善這個可見世界，我也有些小小的機會，可以窺瞥到他們的日常現實。對宇宙的敬畏，以及為增加宇宙之美而全心投入，這些他們從未改變，但同樣不變的，還有無可逃脫的金錢、家庭和健康現實。

安妮‧亞伯斯是那種不習慣信任別人的人，或許連約瑟夫也不例外，她顯然把一堆想說的話都悶在肚子裡。雖然她似乎確信這樣做是對的，但恐怕也讓她很不舒服。當我們的友誼增強到足以減輕她的自卑感後，她跟我說了一件小事，那件事在將近五十年前刺痛了她，但直到她告訴我之前，她都深埋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