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期間，和剛從海外回台大管理學院任教的朋友夫婦一起用餐。

朋友提到他開的一門研究生選修課。初次上課，所有跟他做研究的碩士和博士生全來上課。

他發下教學進度、課外閱讀、研討與考試的「課程大綱」(syllabus)後，碩士生全退選了。第二次上完課，四個博士生，有三個也退選。第三次上課，僅存的一個也來對他說要退選，因為覺得他這個教授的要求太多。

他拿出在美國一個州立大學(不是頂尖的國際知名學校)任教時，給予學生的課程綱要，問那個學生，哪個要求比較多？

那個學生讀了兩份綱要，說美國大學的比較多。可是他還是執意要退掉這門課，因為沒把握可以達到老師的要求。

朋友嘆息台大的學生資質當然都不錯，但彷彿一考入台大，就是已達成人生目標，此後，沒有什麼進階目標與方向，也不願接受更多挑戰。

我聽了，也喟嘆。當年自己就是那樣。高中幾年，一心一意只想拼進台大這個學府。

等到考上了，大家祝賀之餘，父母，師長，卻沒有一個人告訴我，進去了，要如何規畫後續的人生。

17歲，那麼年輕的年紀，卻已經像長跑者跑到終點一樣，不知接下去，要何去何從？走在椰林大道上，我其實是茫然而惶恐的，每一步是探向漫無目的的未知。

幾十年過去了，台灣教育改革不知變了多少方案，但即使改變外在體制，能否改變家長對孩子的企盼與要求，以及在課內、課外學習壓力下長大，只求應付通過考試的學生心態？

難道下一代的莘莘學子，不少人還是如我當初那樣？甚至有過之而非不及？

另一個也在大學任教的朋友聽我說起這個事故，他說自己也碰到類似狀況，可是他的學生對於兩份教學綱要的反應，沒上述情況那麼溫和，而是理直氣壯，直接嗆聲：「老師，美國是美國，台灣是台灣！」言下之意，台灣學生如此特別，無可比擬！

有趣的是，管理學院的朋友再次上課，學生又都出現了，不是決定選修，而是改為旁聽。

原來那些學生還是知道哪個教授有實料，也願意吸收知識，可是不想付出辛苦代價，繳交應做的功課，或是深入研讀，接受考試。

隱藏的，其實是一個害怕失敗的退縮心態。在乎的，還是成績單上的評等，寧可去修一些容易過關的課程，不願面對那些分數是否反應自己的努力。

選擇容易的路走，是人普遍心態。

但是，如何幫助這些年輕人，不只傾授知識，給予指示，而是陪著他們，鼓勵他們，願意誠實面對自己內裡的害怕，突破恐懼的轄制，勇敢接受挑戰，從而知悉、並展現自己的潛能，則是每個能接觸年輕人的長輩要做的。

我回想，在台大四年，最希望得著的就是這樣的幫助，可是並沒有遇見。

我那時太羞怯，太退縮。不會、也不敢表達自己的這份需要----現今如我那樣，有類似情況的學生，想必也是如此？

而學校的老師們也很忙碌，研究，進修，備課，教課，以及其他生活要求，也讓他們分身乏術吧！

大學四年我就那麼渾渾噩噩的應付過去。申請國外進修時，才警覺，那是一個可以抉擇的機會。

到底自己想學什麼？能力與耐力有多少？財力可以支付自己到什麼學校？審慎估量後，擇定一個學校，提著兩只大皮箱出發。

但是在國外最初幾年，心裡深藏的恐懼心態仍然存在。

恐懼成為習慣性的心態，就有其影響力，是人自己賦予它的----在這影響之下，人會重複走同樣路徑，盡量待在熟悉的環境裡(comfort zone)，與人的互動也是陷入僵化的模式；甚至在不敢或是不肯改變之餘，還會怨怪外在環境。

聖經說那是一種心思的「堅固營壘」。既是營壘，如同戰地上敵人豎立的碉堡，不會自動消失，而是需要出力攻克，才能夷平，。

我真正去面對那個堅固營壘，是成為兩個孩子的媽媽後，發現自己不知怎麼教養神托付的兩個寶貴生命，驚覺不能再這麼重蹈覆轍，也耽誤兩個孩子的生命。

開始整理內在那如同亂七八糟的堆棧，是很辛苦的過程。可是也由此了解，如果生命只是一直被動的接收資訊與知識，就如同倉庫只存納材料，卻不曾把那些原料轉成有用的產品。

由此聯想，兩岸華人的教育制度提供的就學環境是不是好像接受原料的倉庫，也因為如此，我們的工業多半停留在代工的階段？而不是原創的研發？

自己走出恐懼轄制的陰影，生命體會到的煥發自由實在不可言喻，陪伴、啟引自己的學生，孩子，朋友們，目的也是希望他們能在自由裡，活出因神的恩典所賦予他們的獨特生命。

然而，今日大學，社會上，像昔日的我那般膽怯，惶恐的年輕人不知有多少？從朋友任教的課堂可窺知一二。

當年青人羞澀的不敢發出呼求訊號時，已有生命歷練的長輩，老師，輔導，需要敏銳看到他們的需要，主動的表達關懷意願，幫助他們坦誠面對自己的害怕，容許他們有失敗的空間，「陪」他們走這掙扎與突破的路程。

標竿人生，不是空泛口號，而是需要耐心，愛心去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