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民進黨大選慘敗，民進黨內部檢討失敗原因，在各種理述激烈爭辯之後，溫和理性派如：李文中、林濁水、郭正亮等黯然退居二線，變成非主流。激進派取得勝利，黨的路線不變，繼續堅持台獨、堅持去中國化、繼續用各種手段鬥臭國民黨。

當時許多親民進黨的學者用十分嚴謹的態度，研究「民進黨支持者為什麼跨不過35%的門檻？」，甚至不少博士論文討論這個現象。約略而言都把問題歸咎於民進黨的族群色彩、台獨主張、反中情結等。論述相當中肯，而且對未來充滿悲觀。

   沒有想到2008馬英九高票當選後為了要做全民總統，為了要顧到不選他那五百多萬人的感受，處處討好綠營。用賴幸媛做陸委會主委，教科書一個字不改，任由民進黨扭曲中國近代史、台灣史。任由民進黨用各種方式羞辱孫中山及兩蔣，配合民進黨曲解二二八歷史，使台灣族群問題惡化。尤有甚者，用政府力量推動本土化及推動媚日理論。

   如建日本技術官僚八田與一紀念館。馬對外說明的理由「凡是對台灣䢖設有貢獻的人我們都要感激他」這句話居然跟民進黨媚日的理由一模一樣。民進黨這麼說，我會反嗆他們一句：「如用同樣邏輯，台灣人不是應該向兩蔣三跪九叩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民進黨做的是「刨根」工作，徹底摧毀國民黨在台灣存在的正當性，催毀中國文化的價值體系。

   馬對民進黨撲天蓋地的攻擊完全沒有反應，從國民黨的歷史到民國人物任由民進黨造謡、毀謗、汚衊而毫不在意，一個領袖不悍衛自己的文化，不悍衛自己團體的清白是不可思議的事，唯一的解釋是，他認同民進黨的說法。藍營偶有奮起跟民進黨對抗者，馬反而視同仇寇，視為異己。

   馬從當市長以來對國民黨的理念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提過一句，甚至連中國人、中國文化都列為敏感字眼，公開場合從來不提。一個在精神上已經屈從民進黨主張，又從不宣示國民黨自己理念，對於民進黨的抹黑從不反撃領袖。其態度跟清末兩廣總督葉名琛「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如出一轍。

馬執政一年後民調急速下降，藍營支持者怨聲戴道，但是只限私下發牢騷，藍營偶有建言者，馬均不予理會。

   馬上任兩年後，我跟一些好友憂心馬英九把國家帶向敗亡的絶境，於是號召一些退休的軍公教及學術界朋友，希望組織一個「護黨救國聯盟」，宗旨是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台獨主張、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反對媚日言行。我們提出這個想法以後得到很多好友的認同，我們都認為以馬愚而好自用的性格，如不給他壓力，他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於是我們有十幾個發起人就經常聚會，商討如何進行這件事。後來有人主張由我出面與馬競爭黨主席，利用競選活動，一方面批評馬的錯誤，一方面宣導國民黨的理念，找回失落的黨魂。

   但是很快我們發現此路不通。因為馬英九已經悄悄修改黨章，只有做過中常委及副主席的人才有資格競選黨主席，我根本沒有資格，所以作罷。此外，我們的想法也得不到太多人的嚮應，非但如此，許多大老還斥責我們：不識大體、破壞團結，甚至認為我們是藍營的搗蛋份子，一場護黨救國行動就這樣草草結束。

   果然不出所料2015年總統及立委選舉，國民黨雪崩似的潰敗。我們冷靜檢討原因，馬英九固然應負最大責任，但是泛藍選民的族群性格同樣也是慘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馬英九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完全可以把馬英九的功過當歷史來研究。

   一段歷史的變化，往往也是文化的變化，所以不能只研究少數領導人，而應該以整個羣體為研究對象。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専科功罪於一、二人者，乃為眾人御責也」。馬執政的問題也應該從這個角度來檢討。

   我們回顧馬執政以來，許多行為完全偏離國民黨的信仰，時間長達八年之久，泛藍選民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贊成馬的做法，他們對馬的態度只有反應在民調上，馬對此毫無警覺。泛藍支持者公開反對馬親綠的聲音逐漸微弱。國民黨在年輕人心目中漸漸成為一個犯罪團體。

假如馬執政一開始泛藍選民

一、在教科書、去中國、媚日等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對馬壓力強大而持續。

二、在洪仲秋、核四、太陽花問題上反對馬英九輕率向綠營投降。

三、或者壓迫馬英九不配合民進黨揑造二二八歷史。對民進黨對國民黨歷史及歷史人物的毀謗、抺黑提出辯護。

四、或花一點點力氣宣傳國民黨的治國理念。

   以上四點只要做對一件事，國民黨就不會淪為今天即將土崩瓦解的局面。今天的結果是當時大多數泛藍選民可以預料到的結果，但是為什麼八年之久，非但眼睜睜看著馬英九犯錯，非但不予譴責，反而譴責反馬者，破壞團結、不識大體。

   我認為問題出在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主流的儒家是主張做人要講大是大非的，是鼓勵士大夫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是主張狂狷的。但是宋明理學大盛以後，中庸成為中國學術的主流，中庸之道改變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

   我經過三十年的苦思，以及查閲無數中國經學著作。我認為中庸非但是偽書，而且中庸思想與儒家思想完全相悖。宋明理學家對中庸的解讀其實已經混雜了道、釋思想，根本違背儒家精神。

   實際上整本論語只有兩次提到中庸，而孔子的原意已不可解。論語子路十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為徳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單獨根據這兩句話不能証明孔子主張中庸。頭一句狂狷的意思跟宋明理學家中庸的定義完全相左。第二句重點在「民鮮能久矣！」。孔子口中的「民」很清楚的是指一般庶民，有別於「士」或「君子」。要求「民」的標準是比士跟君子要低得多，所以孔子所謂的「中庸」不會是太高太玄虛的大道理，更不可能是宋明理學家「不學自知」、「不求自得」的玄學。

   理學到清初曽出現崔述、姚季恆等大師級學者痛加批判,但是中庸思想已經深植人心，難以拔除。我在「中庸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出版）說：中庸思想，成為中國哲學思想的主流長達五百年之久，而中國無論政治、經濟樣様落後，我們當然應懷疑這種哲學是有問題的。學術爭議是一回事，但是我們清楚看到中庸思想改變了中國人的民族性。中國人從此變得因循茍且，是非不分。

   一個領袖背叛他的主義，肯叛他的支持者，甚至背叛他的文化。他的支持者只會用沈默表示抗議，甚至許多人還用，以大局為重，不要破壞團結，責傋抗議者，要求他們含淚投票，要求繼續支持背叛他們的領袖。

   這種現象在真正民主國家是違背情理的怪事。我們追根究底，不能不說這是族群性格問題，也是文化問題。因為中庸之道就是鄉愿之道，就是和稀泥之道。

當年馬迷們枉顧是非地挺馬，眼睜睜看著馬走向懸崖非但不警告馬要立刻勤馬回頭,而且依然對迷途之馬掌聲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