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漢人的移民世界，第一波大量移民是鄭成功帶來的軍人及眷屬，第二波是在清朝建省前，其中有農民、商人、冒險家、罪犯等；第三波是清廷在台灣省後，在沈葆楨、劉銘傳經營下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基礎。甲午戰敗，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時候，台灣已經有百萬人口。

日本經營台灣五十一年，初期日本人沒把台灣人當人看，進行奴化教育，治台政策以鎮壓反抗及壓榨資源、勞力為主要目的；到了統治的中後期，台灣士紳的抗議、日本有良知的個識分子的呼籲，進行「內地延伸」主義，日本人給台灣人較好的教育及人權。二次大戰爆發，日本人開始行皇民化，但為時已晚，皇民化進行未久，日本即戰敗投降，台灣回歸祖國。

如果日本人早十年推動皇民化，皇民化更深一些，影響得人更多些，那麼台灣今天的問題會更嚴重。因為日本人推動皇民化不成功，所以台灣到了日本人統治末期，台灣依然是漢人世界。日本人在台灣推動的現代化，其影響也僅限於高級知識分子及都市，一般農、工及鄉村民眾的文化習俗至到今天，比中國鄉村還要中國。

正因為直到今天台灣廣大的鄉村、農工階級，其族群性格、風俗習慣依然非常傳統、非常中國，所以中國人的所有缺點台灣人幾乎都有，中國人與台灣人之間只有小異而沒有大不同。

明清以後的中國衰弱，中國知識分子檢討中國文化的缺點、中國民族性的缺點，從清儒到對宋明理學的批評到清末章回小說諷刺中國官場的黑暗、嘲笑讀書人的虛假，發展到啟蒙運動在西化、現代化的努力，其精神一直延續到五四運動，並延續到台灣的《自申中國》、《文星》等雜誌。這一連串運動的動力就是延續中國知識分子的批評精神。

任何一個民族自大諱疾忌醫，都會自取滅亡，中國知識分子走過荊棘、走過窮山惡水，但是終於撥雲見月，至少海峽兩岸都走出了貧窮與戰亂，這一段艱辛的路程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教訓是在文化反省方面「認錯」、「改過」，在政治上應該如此，在文化上更該如此。

台灣人是中國人，中國人的缺點台灣人幾乎都有，此外，台灣人還有一些特殊的缺點，除了我們的觀察，見諸文獻檔案的，有清朝台灣地方官的官方記載、官員的回憶錄。日本兒玉總督的行政長官後滕新平名言「台灣人貪財、好名、怕死」，以及日治後期的偉大抗日分子蔣渭水的《台灣人性格缺點診斷》書中強調的迷信、好鬥、排外。

台灣人一些地域性的缺點形成的原因，有來自漳、泉的遺風，有因特殊地理、歷史因素造成者，而這些特殊的族群性格在過去及現在都造成了無數次的大悲劇，史料斑斑可考。這些因為特殊族群性格造成的大悲劇，諸如清代的族群大械鬥──彰泉之間互鬥、閩客之間互鬥，死亡成千上百的大械鬥，歷史記載者就十餘次之多，沒有記載的不計其數。清朝地方官嘆曰：「台人好鬥、好訟，好鬥無情、好訟無理。」

從「二二八」期間殘殺無辜外省老弱婦孺、挖人耳鼻、殺死孕婦剖開屍體、用武士刀挑出嬰兒等等，直到今天台灣人動輒嘯聚群眾、包圍警局與法院、包圍陳雲林等種種惡習，迄今未除；但是我們從來沒聽過民進黨的政治領袖或理論大師，他們對台灣人的族群缺點提出過任何客觀批評。

然而，台灣人沒有優點了嗎？當然不是，比較起來，台灣人直爽沒有心機，最重要的是台灣人性格比外省人勇敢、積極。

中國是一個老大民族，當年來台灣的外省人多沾染中國老大民族的退縮消極、因循苟且的毛病，而這些毛病台灣人幾乎都沒有，所以當年來台的外省人（包括筆者的父親），都很驚訝於台灣人的吃苦耐勞。

六十年過去，台灣人的文化提升了，外省人的退縮消極、因循苟且的毛病不見了，《儒林外史》裡諷刺中國讀書人的酸腐之氣也不見了，新一代的台灣人實際上結合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優點，他們才配叫「新台灣人」。是否是「新台灣人」也應該以以族群性格的優劣作標準，而與「認同」毫無關係，因為「認同」是偽議題。

老中國人的缺點在台灣外省族群（無論自認為或被認為）中不見了，但是遺憾的是老台灣人的缺點「迷信、排外、好鬥、封建習俗」等在本省族群中，依然在滋生蔓延、代代相傳。

這種現象，民進黨的政治領袖及御用學者要負最大責任，因為你們非但諱疾忌醫、非但護短、非但不思匡正台灣人的缺點、非但不思提升台灣族群的文化水準，反而利用他們的缺點走群眾路線、暴力路線，取得短期的政治利益，反而用「台灣文化」、「去中國化」、「本土化」等花言巧語來混淆台灣人的認同，製造文化標準的混亂，使得台灣鄉下族群的文化水準一直不能提升，這種利用族群性格缺點以謀取自己政治利益的心態，不是跟日本軍閥一樣可惡嗎？

對於上述現象，筆者不知道民進黨的領袖及理論大師是無心之過或明知故犯？如係無心之過，請立即改變作風，勇敢面對老一輩台灣人族群性格的缺點，承認之、研究之、匡正之。如果是為了政治利益而明知故犯，那麼筆者要警告你們，你們已經對台灣人犯下了滔天大罪，歷史會譴責你們，你們也會得到應有的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