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所引發的群眾暴動事件來看，面對違法的街頭暴動，如果強行驅離，事態可能擴大、可能造成流血，但是一次、兩次以後，政客、民眾會得到教訓，知道政府不怕人多、警察會玩真的，要有長痛不如短痛的心理跟決心，政府威信才得以建立。

權謀政治，是中國文化最惡劣的傳統，其基因至今依然存活於兩岸華人世界，大到治國、行政、領導統御，小到處理治安問題，處處影響我們社會的法治化。

三十多年前，筆者第一次到美國就感受到美國法律的威力、美國警察的凶悍、美國百姓的守法精神，美國人吵架，「你違法」、「我要告你」表示談判破裂、翻臉了，在美國除了電影裡，我沒聽過美國人講三字經；在美國交通警察攔檢你的車子，駕駛人的手一定要放在方向盤上，警察沒同意不可亂動，更不可任意用手摸口袋（中國人有習慣遇到警察自動從屁股後面口袋拿駕照），因為警察可以懷疑你在拿武器而先給你一槍。

美國警方有太多處理街頭暴動的經驗，美國政府處理暴動從來不用軟性勸導，也從來不怕事態擴大而暫時隱忍、錄影存證、秋後算帳；在警力不夠時，美國政府多次調動軍隊，甚至下格殺令。美國政府面對治安問題、面對群眾暴動，他們一向採取以暴制暴、絕不退縮的策略，但是沒有人說美國不講人權，或美國是警察國家。一個法治社會，無論任何爭議，都沒有理由不守法律規範來表示異議，違法就是違法，違法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被原諒，尤其是在一個民主國家。

蔣經國時代處理黨外抗爭、街頭暴力的最高原則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暴亂擴大以後，秋後算帳。對聚眾首腦事後也多繩之以法，「臨陣從寬、事後從嚴」，變成了台灣處理街頭暴動的慣例。蔣經國當年的處理原則也被譽為「高明」，其實筆者認為今天張銘清事件、陳雲林事件，蔣經國的處理原則是罪魁禍首，民進黨的暴力性格也是蔣經國縱容出來的。蔣經國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權謀思想、政治藝術，遇大事要「順勢」，不可逆勢，坐待事態擴大再修理你，這是法家「苟欲取之，必先予之」陰謀鬼計的整人招術，這些想法完全違背現代法治的精神。

法律尤其是刑法，其懲罰的目的是使法律產生「嚇阻」效用，而「嚇阻」的原則是適當、公平、適當的意思，使受罰者感受到被罰的痛苦，如失去自由、或被罰款損失金錢，根據案情不能太輕，也不能太重，要符合比例原則。公平的意義是無論首從，只要犯罪就要受罰，無人可以倖免。我們事後算帳的結果是只辦首腦、只辦上了鏡頭的過激者，從犯一律無罪，這樣可以產生嚇阻效果嗎？這樣可以建立政府的威信嗎？

假如陳雲林來的第一天，警方就依法驅離；假如在晶華酒店，民進黨聚眾超過時間已一個小時以後就驅離，何來最後一天坐困圓山飯店的窘境。

面對違法的街頭暴動，如果強行驅離，事態可能擴大、可能造成流血，但是一次、兩次以後，政客、民眾會得到教訓，知道政府不怕人多、警察會玩真的，要有長痛不如短痛的心理跟決心，政府威信才得以建立。

天安門事件的惡化何嘗不是如此，中共沒有集會遊行法、沒有鎮暴經驗，一開始中共領導想靠權謀、政治手腕、領導人威望解決問題，但是所有計謀都失效以後，局面已不可收拾。天安門學生的訴求我們支持，天安門學生的犧牲我們同情，但是天安門事件惡化的原因，何嘗不是一個華人社會權謀政治的惡果。

權謀政治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是權謀政治不能解決問題，只是一種鴕鳥政策，權謀手段像埋地雷一樣，地雷埋多了、時間久了，地雷會在你想像不到的時間地點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