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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研究的昨天與今天-以口述歷史為例(五)
2008/07/16 15:04:34瀏覽912|回應0|推薦1

關於「口述歷史」兩種不同版本的問題初探

 

以近代人物訪談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分別在19922月、19932月出版《口述歷史3》與《口述歷史4》,讀者反應良好,短時內銷售一空[1],於是19952月第二次出版,集中主題,編成《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上、中、下共三冊發行。把兩次出版的文字仔細核對,其間的出入,有的是異體字或辭彙的更動,如「姐妹」改成「姊妹」,「爸爸」改成「父親」等,有的是被訪問者以閩南語交談,第一次出現的方言用語,第二次改成通俗語,如〈陳蔡嬌女士訪問紀錄〉第二版將「黑頭車」改寫成「黑色轎車」、「阮厝邊」改寫成「我鄰居」,等即是,或者是標點符號的不一致,從文獻校勘學的角度看來,這些無關宏旨支節是為了流暢易讀,不得不為之的處理方式,影響不大;比較值得注意的,有的文字頗不一致,卻是極為關鍵的字眼(key word),牽涉到學術倫理與忠實訪談人物意見的道德問題,不得不嚴肅面對。換言之,編者更改訪談者的意見,尤其是足以影響到歷史評價的若干文字,更該謹慎處理,不得扭曲。而很不幸地,《口述歷史3》、《口述歷史4》與《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出版僅相隔近二年,其中的問題重重,值得進一步探究[2]

 

一、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評價問題

 

日本人統治台灣半個世紀,台灣人與大陸人經過五十年教育不同與地理隔閡的疏離,在政經制度與文化形成巨大的落差,光復不久,爆發了台灣史上慘痛的「二二八事件」,日本人在台之奴化教育已漸有「成果」我們不怪當時台灣人,但是媚日學者對日據時代日本人對台灣人心靈、教育、健康──鴉片漸禁四十八年之久等罪行均不予追究,令人不解。

 

二、文字更動對照

編者為何在《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把被訪談者幾處文字做更動,而且這是牽涉到歷史觀感的印象,這個部份影響很大[3],可惜編者並沒有合理的說明。

 

以下先將文字更動的例子一一列出,然後方便提出問題討論。所引據的例子,收在《口述歷史3》與《口述歷史4》的訪談記錄文字在先,收在《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的文字在後,篇名、頁碼與行數均清楚標示,便於讀者按覆。

 

謝有用先生訪問紀錄〉

1.日本投降到國民黨接收這段時間,台灣的社會秩序維持很好,日據時期一般都有防衛團、壯丁團,通常是大家推選年紀較大的人出來領導,以維持局面。(《口述歷史3》,頁183,行15起)

日本投降到中國接收這段時間,台灣的社會秩序維持很好,日治時期一般都有防衛團、壯丁團,通常是大家推選年紀較大的人出來領導,以維持局面。(上冊,頁139,行2起)

2.以後是愈看愈失望,因為期望大,失望也就大。(《口述歷史3》,頁184,行10

台灣人是愈看愈失望,因為期望大,失望也就愈大。((上冊,頁140,行110

3.我不知道學生到底死多少人,只知道有個雄中學生張某某(按:柯旗化報導此人為顏再策),他是在大橋上與國軍對峙時被打死(按:死於進攻憲兵隊),不是被槍殺的。(《口述歷史3》,頁190,倒行4起)

我不知道學生到底死多少人,只知道有個雄中學生張某某,他是在大橋上與國軍對峙時被打死,不是被槍殺的。

4.我還碰過一個壯漢,三月五日時,揹著一管空機關槍,在市政府民眾教育館樓頂,說要打憲兵隊,我問他有沒有子彈?會不會使用,他說沒有子彈,也不會使用,但起碼有嚇阻效力。(《口述歷史3》,頁192,行18起)

三月五日時我曾見兩、三個流氓扛著一管空機關槍,要到市政府民眾教育館樓頂,說要打憲兵隊,我問他其中蕭某說有沒有子彈?會不會使用,他說沒有子彈,也不會使用,但起碼有嚇阻效力。(上冊,頁150,行4起)

5.台灣新生報記者兼高雄二二八處委會宣傳委員謝有用先生出獄後與妻足枝(己故)合影留念(謝有用先生提供)。(《口述歷史3》,頁182照片)

劫後餘生餘悸猶存謝有用與愛妻足枝(己故)合影(上冊,頁154照片)

案:同樣一張照片,解說文字卻不同。

 

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

1.涂光明為人悍悍的,在開會時隨身帶有手榴彈,身上披了整排子彈,開會時常搶著發言,有人叫他別鬧,他就作勢要丟手榴彈,大家也不當一回事,不理他也不和他說話。一般人對他風評不好。(《口述歷史3》,頁206,倒行3

案:此段文獻,《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刪除,沒有說明為何如此刪除。

2.涂光明偷藏兩把槍,一把在後面,另一把藏在胸前,上要塞要繳械,他只繳了一把。(《口述歷史3》,頁207,行8

聽說涂光明把在後面,另一把藏在胸前,上要塞要繳械,他只繳了一把。(下冊,頁46,行17

案:根據檔案《高雄要塞司令部判決書》明言「手槍壹桿子彈七顆沒收」,足見涂光明確有帶槍,《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故惑加上「聽說」二字,有誤導視聽之嫌。

 

李佛續先生訪問紀錄〉

1.父母親篤信佛教,我的名字由宗教信仰而來。(《口述歷史3》,頁212,行1

母親篤信佛教,我的名字由宗教信仰而來。(上冊,頁25,行1

2.黃市長會講國語,議長則不太會講(《口述歷史3,215,6)

黃市長會講國語,議長則不會講(上冊,30,14

3.中飯後士兵打下山,可以聽見從市區傳來的槍聲。(《口述歷史3》頁215,15

中飯後士兵打下山,可以聽見從市區傳來連續不斷的槍聲。(上冊,31,5

4.他給了我四包米,並要副官陪我出來,稍後派五名衛兵以一輪卡車送我下山,他交待了副官後我就出來了。(《口述歷史3》,頁216,行2起)

他給了我四包米,並派五名衛兵來保衛公司以一輪卡車送我們下山,他交待了副官後我就出來了。(上冊,頁32,行2起)

5.三月六日與六位談判代表上山見彭孟緝將軍的李佛續與其夫人合照(李佛續先生提供)(《口述歷史3》,頁212照片)

參加三月六日高雄要塞司令部談判者中,除彭孟緝外,唯一健在的李佛續。與其妻合影於民國三十七年(上冊,頁26照片)

案:同樣一張照片,解說文字卻不同。



[1] 許雪姬為《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作序言「近史所曾於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出版《口述歷史》第三期,其中刊載二二八高雄地區的口述歷史十三篇,引起重視,到十一月全部二千已告售罄,若能藉上機會予以重印亦順理成章」,說明中砃院近史所口述歷史在社會的影響力

[2] 口述歷史兩個版本之異同多根據黃彰健院士、吳銘能博士、郭譽孚先生研究。

[3]《口述歷史4》序言云「二二八事件為台灣初期發生的一場悲劇,長久以來真相未明,民國八十年政府決定澄清此事件,遂由行政院於二月成立研究二二八工作小組,並於翌年二月公布研究報告,不過研究報告究屬論文形式,且以事繫日,較難引起讀者的共鳴,口述訪談記錄,以人為經,以事為緯,且敘述活潑,較能引起一般人的興趣,此為本所出版二二八事件專號的原因」,足見欲宣傳社會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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