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二二八而不研究二二八那個時代的台灣社會結構，不研究當時台灣人的性格，以及台灣人性格對二二八的影響，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梁任公在中國歷史研究中說：「………褒貶一二人，是專科功罪於此一二人而為眾人卸責也。」坊間大量文章研究二二八陳儀的罪過、國民黨的罪過、蔣介石的罪過。但是台灣人絕不全是無辜的小白免，也不可能一丁點責任都沒有，可是在「愛台灣」的魔咒下，誰敢批評台灣人呢？做為一個歷史工作者，讓我勇敢地做一次烏鴉吧！

台灣是一個漢人的移民世界，當年來台的漢人多屬羅漢腳之類的窮措大、冒險家，經過險惡的台灣海峽，到台灣以後要對抗瘴氣、瘟疫、颱風、地震。環境的險惡更加深早期台灣人狂躁不安的個性。

早期的台灣人以漳、泉兩地人為主。而據「福建通誌」摘錄的謝金鑾[1]的話：

泉、漳之民性極拙而易怒，拙則闇於利害而無遠圖；易怒……有積怨深仇而鬥者，有因端起釁而鬥者……竊泉、漳之民無縣不鬥，無一歲不鬥。

姚瑩[2]說：

「台之民半泉人也……今夫逞強而健鬥輕死而重財者，泉之俗也；好訟無情、好勝無理……台之民彼此相仇……人心浮動，風謠易起，變亂之萌不知何時……。」

台灣自古號稱難治。到了日據時代雖以日人之嚴刑峻法，也成效不彰，一直到兒玉時總督時代，民政長官用後藤新平以「生物原則」治台，以殘殺與利誘兩手策略對付台人[3]，台灣治安才開始穩定。日治時代日本人以統治者的心態治台，其目的在在維持台灣的社會安定，以便榨取台洌的資源，根據後藤新平的「生物原則」，保留所有台灣人的惡習，包括鴉片官賣，而不考慮文化水準的提昇，所以雖然初級教育普及，但是台灣從來不是禮義之邦。再加上日本人把台灣人視為二等國民，諸多歧視，當年所謂「皇民化」份子僅限於少數特權家族，一般台灣人只能接觸到日本警察、浪人。所以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結合了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最底層的部份，最惡質的部份。而日本的高層雅致文化對台灣社會影響極小[4]。所以在日據時代偉大的台灣人蔣渭水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給叫「台灣」的病人處方。痛批台人性格惡劣的一面。其文日：

臨床講義──對名叫台灣的患者的診斷：現症—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欲望強烈、缺乏精神生活、風俗醜態、迷信很深、深思不遠、缺乏講衛生、墮落怠情、腐敗、卑屈、怠慢、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力淺薄、不知立久大計、虛榮、恬不知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沈、完全沒朝氣。[5]

今天我們以學術的角度回顧這上批評台灣人格缺點的文章，再印證二二八以後，台灣人很多瘋狂、殘暴的行為，如剖孕婦[6]、割劉青山耳鼻[7]、到醫院追殺受傷治寮中的外省傷患[8]，令人不寒而慄。從清末到民初，中國因為社會動盪，各地發生過許多類似二二八的民變，各地方也有不少民間武力團體，如河南民間的紅槍會，抗日期間，因受湯恩伯部隊壓迫，在一戰區潰敗時圍住湯軍不准逃命，最後整師武器繳械才准放行。可見紅槍會武力之強大，但是大陸的動亂未聞有如二二八之殘暴者，二二八的暴民的暴行，只有日軍的南京大屠殺差可比擬。這些暴行都是二二八問題惡化的主因，在在都表現出當時台灣人性的惡劣面貌。

而當時台灣社會的結構也比較特殊，台灣是個新移民世界，是個農業省，日本人統治五十年，以經濟剝削為目的，台灣人又是二等公民，文官做不到科長，武官做不到校級，當年台灣從政的簡任台籍者僅一人而己，當年台灣社會除貧苦農工外，只有少數財閥，幾乎沒有中產階級，領導階級高級知識分子更少，其社會結構單純而缺少許多環節，更不具一個國家規模的結構[9]。同時因為戰爭的關係，因為政權交替的關係，管理階層出現真空，台灣社會有十多萬台籍退伍日軍，有幾萬個日軍翻譯[10]，同時也也有眷戀特權的皇民奉公會分子、逃亡日軍。在如此複雜的歷史背景、社會結構交互影響之下做二二八歷史研事豈可把責任全部推給國民政府。

當然台灣人性格除了上述的缺點以外，不可否認也有許多優點，如積極進取、冒險犯難、勤勞節儉等。假如台灣人沒有那麼多優點，怎麼可能在大陸易手以後，國府在以台灣人為主的台灣發展出震驚全球的經濟奇蹟。

「由此可知，台灣人的極端性格可以為惡、械鬥、造反、也可以為善，當義民開彊拓土，振興產業，使國家富強。」[11]其間一個關鍵問題在台灣的政府領導人，或知識分子要正視台灣人的缺點。一個只知道卸責諉過、吹牛而不知檢討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