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二二八「官逼民反」一說提出質疑，並且用大量的證據證明當年二二八不是官逼民反，反而可能是「民逼官反」，我並且把「論官逼民反」及「馬英九與二二八」兩篇文章透過管道交給馬英九參考，企圖影響馬英九對二二八的態度，但是馬英九在二二八前及二二八當天的談話非但強調二二八是官逼民反，而且表示願意一再道歉，這種態度令我非常失望，茲再深入討論「民逼官反」一說並探究二二八發生的主要原因及責任歸屬，供馬英九及關心二二八問題的朋友參考。

我們回顧二二八發生前台灣的時空背景，當時台灣面臨三種嚴重的病症：一是復員症候群，全世界許多國家都有這種經驗，戰爭結束了，社會恢復正常運作，但是許多參戰官員、退伍軍人，一時無法調適，當年的台籍日本兵處境更尷尬，一度當成戰俘，退伍後就業問題、國家認同問題，比一般國家戰後復員問題更為複雜。其二是光復症候群，台灣淪為日本統治五十年之久，五十年來雖然台胞前二十多年浴血抗日，死傷慘重，後二十多年蔣渭水等非武力抗日。但是畢竟許多人因為生在日據時代，在日據時代受教肯，所以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加上皇民奉公會的少數特權家族。在光復後發生認同錯亂，在二二八發生後乘機蠢動，也是事實[1]。其三是戰後經濟症候群[2]，二次大戰後，台灣大陸都因戰爭的破壞，經濟問題嚴重，台灣尤其是日本政府撤退前，大量印發台幣，埋下通貨膨脹的種子，丟下一個爛攤子給國民政府，台灣經過英軍大轟炸，工廠破壞，生產力降低。當時三大重症集於一身，二二八不過是個引爆點。但是二二八是不是歷史之必然呢？經過我多年之研究我發現不是，二二八悲劇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不如此嚴重，假如陳儀處置得當的話。至於外省人攏斷權位、貪污、軍紀不良、通貨膨脹等都是次要原因。

三大症候群同時發作是當年的歷史背景，陳儀在二二八發生後處置不當，讓本省領導階層誤判情事，讓認同日本的台籍日軍、台籍翻譯[3]以為有機可乘，才是二二八惡化的主要原因。

陳儀是個思想偏左的理想主義者[4]，他以敬愛台灣人、相信台灣人、重用台灣人的原則與台灣人打交道，他相信台灣人會用同樣的態度回報他。試看他把台北高雄及許多重要縣市長都讓台灣人做，把電台、新生報都交給台灣人經營[5]，全省各級民代及議長、副議長全部都是台灣人。同時用許多變通辦法讓台灣人快速取得任用資格，在在都證明陳儀對台灣人的態度。

評斷一個歷史事件，必須處理所有原始資料，先考證其真偽，再研判每一份資料在當時情況之下所產生之影響，在整個事件中之關係地位，經過編排、消化以後之資料進入模擬、重演當時之情境。用這種方式進行史學研究，才能挖掘歷史事件之真象，並解釋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以及解讀歷史事件之意義，其中重要原則是：A.遍讀所有資料，不可缺，更不可偏[6]。B.是排比資料間之關係及重要性之順序。

以二二八為例，當時的台灣面臨復員、光復、戰後經濟三大症候群，但是台灣在日本高壓統治下大多數百姓是是守法的[7]，如果二二七發生流血事件，二二八發生動亂以後，陳儀一切依法處置，不但依法審判肇事公務人員傅學通等六人，一方面依法處理被捕之暴徒。同時拒絕與任何非官方身份之民眾代表談判，即使談判，亦是只談政治改革的部份，肇事官員及被捕民眾堅持司法審判，把政治問題與司法問題分開。如此可能有幾個結果：

A.     動亂就此平息。

B.     抗爭昇高，陳儀下戒嚴令，以有限兵力逮捕暴徒，並嚴正警告民眾，如亂事擴大將向中央要求派兵平亂，民眾接受警告，動亂就此平息。

C.     陳儀按照B模式處理，結果二二八當天或三月一日談判提早破裂，動亂提早擴大，國府提早派兵，事件提早結束，死傷因而減少。

以上三種假設，以A的可能性為最大，因為台灣在日本嚴刑峻法的高壓統治下，大多數的老百姓是守法的，但是部份台灣百姓的「守法」是基於對日本人、日本法律的畏懼，而不是在一個法治社會的百姓素質及社會法治基礎之上的守法[8]。當時台灣人的性格充滿焦躁、不安、恐懼與暴烈，台灣的社會結構也非常特別，缺少中產階級及管理階層，日本人走了，管理階層出現真空，日本警察不見了，法律突然變鬆了，左鄰右舍的朋友突然有的當大官了，有的當議員了。二二八發生以後，平日高高在上的長官公署竟然如此地軟弱[9]，非但釋放許多打、砸、燒、搶的現行犯[10]，而且准許百姓組織處委會作為合法的談判代表，並且同意各級民意代表是當然的處委會代表，處委會突然與各級民意機構合流，處委會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巨大的涵蓋全省的怪獸，處委會也由一個二二八緝私煙官民糾紛處理委員會，變成一個多功能的政治改革、研究、咨議機構，進而變成一個與政府對立的反對黨，進而快速的變成一個叛亂團體，最後終於與暴徙結為一體[11]，變成波及全省的流血衝突。但是六號、七號許多台灣領導聽到國軍來台的消息，立刻士無鬥志，許多組織立做鳥獸散，處委員態度也立刻軟化。尤其是國軍登陸後的緩靖戰爭，全省七個緩靖區，加在一起也不過死了四十三個人，埔里一役謝雪紅抵抗激烈也不過死了七個人。所謂民進及反抗團體如此不堪一擊的原因之一是二二八缺少正當性，參與二二八的人也各有不同的目的，國民黨犯的錯加在一塊也沒有到非反不非拼命的地步。

我們從各種史料、官方檔案、各種回憶錄、口述歷史都進行分析，我赫然發現，二二八發生的主因是官誘民反，到民逼官反，實非目前大家所認知的官逼民反。因為當年國府的失政，長官公署的失政，所有的問題都加起來都沒有到一個民不聊生的地步，沒有到一個非反不可的地步。陳儀對台灣人尊重、愛護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同時陳儀對台灣人、台灣社會也缺乏瞭解，二二八發生以後，陳儀的寬大誤導了台灣人民，讓許多野心份子、流氓、皇民化台人以為機會來了……。二二八陳儀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而陳儀的最大錯誤絕不是用人不當、官員貪污、外省人攏斷權位等等，這些都是次要因素。陳儀的最大錯誤在於一開始陳儀就用權術、浪漫的愛心，而不依法處理二二八暴亂，遂發生後來的官誘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