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台灣台北為因緝私煙事件，發生官民衝突，二月二十八日台北發生暴動，因陳儀處置失當迅即漫延全省，三月七日蔣介石下令派整編二十一師赴台平亂，九日國軍基隆登陸，十天左右暴亂平息，史稱二二八事變（李登輝時代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官方正式改為二二八事件）。在兩蔣時代二二八事件是禁忌，相關檔案資料均不公布，民間學者亦鮮有研究二二八者，當時只有海外台獨學者如史明等談論二二八，他們因為資料缺乏，僅採用片斷之國外非官方資料，如美國副領事之回憶錄、美國台灣傳教士之回憶錄等加上很多想像，如史明說二二八死亡人數為二十萬人等此種說法即無根據又缺乏常識判斷，自無絲毫之學術價值，但是己經造成很壞的影響，使二二八研究一開始就偏離事實。兩蔣時代不開放二二八史料雖屬非是，但是其動機卻值得諒解，因為二二八歷史是中華民族的一頁悲劇，政府固然有錯，但是台人暴亂時期其行徑如殘殺外省老弱婦孺，勾結美副領事柯爾要求獨立，勾結日本軍官企圖推翻政府[1]，種種惡行令人髮指，台灣推動民主憲法、地方自治，外省人比例太少、為了族群和諧，為了強迫遺忘這一段不愉快的歷史記憶，政府採取避談、不公布資料等策略，此一策略動機雖然良善，可是給台獨份子指控國民政府「作賊心虛」的藉口。政治不該干涉學術，無論動機如何，此為一最佳例證。

到了李登輝時代，由官方主持根據大量官方資料提出「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當時官方資料全部解密，但是參與者有不少台獨學者如許雪姬、張炎憲、賴澤涵等，所以研究報告不甚客觀。中央研判院根據官方檔案出版「二二八事件檔案選輯」六大本，國史館又根據政府不同單位及大溪檔案出版「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六冊，二００八年又續出版兩冊共十八冊，至此二二八相關檔案幾乎全部解密。根據資料部份可以重視者有下列五點：

一、官方資料相當完整，從蔣與陳儀之函電記錄、兩人的函電手跡（全是毛筆字，無篡改之可能），台灣保密局、情報局、憲兵第四團團長、中央黨部等單位對蔣及其主管之報告公文。警總檔案、警察局檔案、立法院檔案等等。

二、大量地方基層單位之檔案，包括地方政府縣市，甚至區公所檔案，彌足珍貴，因為基層單位檔案數量龐大，沒有作假之可能，無作假之必要，可印證高層單位檔案之真實性以及還原當時歷史情景之細節，如二二八事變平息後不少外省籍公務員紛紛求去，要求調職之簽呈中理由有「世代單傳者」，可見當年外省人在事變平息後尚餘悸猶存，恐客死異鄉也[2]。

三、大量學校如台大、成大及生產單位如台糖、電力公司、中油等檔案可見波及範圍之廣，斷非台獨學者「官逼民反」可以概括整個究件也。

四、從大量的資料可以發現陳儀短短一年之施政如「拔擢台籍精英從政」、「統制經濟」[3]、「土地改革」等都影響深遠，甚政策多數為後來陳誠政策之張本。

五、陳儀帶來了大批人才，如嚴家淦、任顯群、孫運璿、汪彝定等都是日後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者。

儘管資料如此豐富，國民黨對資料又無篡改、變造、隱匿之行為，大多數資料皆為可信之原始素材，二二八真相應該大白才是，但是台灣之二二八研究，無論是官方、非官方，其水準每況愈下，造成嚴重之內部撕裂，影響台灣人與外省人之和睦相處，其原因有三：

一、台獨學者如李筱峰之流用二二八事變作為鼓吹台灣獨立之藉口。

二、綠色學者意識形態首先認定國民黨有罪，國民黨之作為一無是處，再咬定台人無辜，即使殺人放火者被國法制裁以後，今天也變成受害者。千方百計搜收集國民黨的罪狀。其對二二八之歷史早有定見，其研究方法、研究態度可以完全背離學術良知，其研究「成果」可想而知。

三、官方配合，李登輝時代認定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其本人認定二二八是官逼民反，延聘大批綠色學者做二二八研究報告，模糊二二八真相，到了馬英九時代為選票考量，枉顧尊重學術獨立原則，一再向「受難家屬」認錯道歉，並承認二二八是「官逼民反」，馬的態度等於替綠色學者、台獨學者背書，使綠色學者、台獨學者可以面對鐵證如山的檔案於不顧，依然胡扯，捏造歷史、製造假悲情，引起台灣內部的紛擾，凡此種種，馬英九之功也，也是台灣政治干預學術之惡例。

而學術界對於二二八有興趣者少，部份學術界恥於或懶得跟綠色學者打交道，再加上政治干預，台灣今天的「二二八研究」，所謂「官逼民反」、「大屠殺」等已成定論，少數學術界如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研究員朱浤源領導之二二八研究，雖然成績沛然可觀，但是缺少官方及媒體支持，影響力自是有限。

二二八由一個歷史悲劇到今天變成一個鬧劇，學術界配合政客集體撒謊，每年二二八都有官方紀念活動，每年都出版大量專書，其動機有騙選票者，有企圖搞革命者（台獨激進派），有藉機撈錢者，藉機出風頭者，動機各異，醜態畢露，令人噁心，最不堪者有批以學者的身份作政客之走狗，其學格、人格比古代御用文人還要卑下。總之二二八的歷史由昨天的悲劇變成今天的鬧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