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三月七日我收到郭冠英先生轉來一封電子郵件,一個署名MORI的留言。題目是「我親經高雄二二八」,是一個廣東人,在廈門高等法院做小職員,與朋友到台觀光,適逢高雄二二八。由於不齒台灣有人捏造歷史乃撰為一段回憶文字(註)。信文中對於高雄外省人的死亡人數顯有誇大,應係遭受驚嚇之後判斷錯誤之故。又文中提到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這本書。因為許多有關二二八的文章引述唐賢龍的資料,所以引起本人對唐賢龍這本書的好奇,曾經請託多位友人到大陸買這本書而不可得,後來小女到上海,由小女的大陸朋友出面向上海市立圖書館借到一本「台灣事變內幕記」,並整本影印帶回台灣。本人翻閱之後大為吃驚,果然書中有大量暴民虐殺外省婦孺之記載,綠色學者有關二二八的文章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引用唐文批評陳儀及長官公署的資料,但是為什麼對同一本書暴民暴行的資料視而不見,這些暴行的敘述難道是捏造的?那你為什麼相信書中指責陳儀及長官公署的部份?這些暴行難道對二二八的惡化沒有影響?
從廣東人MORI的來文,從唐賢龍的親身經歷,我們應該對有些台灣所謂的史學家的史學水平,道德水平予以卑視之外,更要對他們惡毒的政治目的予以揭穿,予以舉發。他們的行為非但在學術殿堂站不住腳,同時在法律面前己經構成犯罪行為。這些人的可惡不是一般的可惡。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