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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26 15:06:49瀏覽458|回應0|推薦2 | |
我對蔣歷史地位的評價: 缺點: A.封建思想:蔣自青年即以天下為已任,有澄清天下之志,擔當重任以後,有專人負責記錄其言行、大事,有類古代帝王實錄,晚年甚好部下歌功頌德,搞個人崇拜等封建思想、帝王心態隨處可見。這種問題出在一個一生自許為孫中山傳人,一生追求中國民主自由,獨立的領導人的身上,其言行舉措當然常有矛盾就不足為奇了。然而蔣性格中剛強、自律、膽識過人、堅忍不拔等特色似乎也與蔣以帝王自許的封建意識有關,故封建帝王思想對蔣而言不能完全看成負面的。 B.蔣對民主法制認識不夠:蔣打天下的期間或在抗日時代,因為戰爭,行事專斷、獨裁,是有其必要,也可以理解,但是台灣承平已久,經濟起飛以後還不徹底推動民主法制,必須等到蔣經國後期才全面推動民主、法治,蹉跎的結果讓雷震、郭國基等那些有水準的、沒有省籍偏見的自由中國集團籌組的反對黨的夭折,造成日後的反對黨必須訴諸民粹勢力,延宕台灣民主進程,埋下今日台灣社會不安的根源,是蔣的大錯。 C.婦人之仁:蔣一生的工作可分為打天下與治天下兩個階段來論述。以打天下的過程回顧蔣的行事作風,蔣的缺點完全不是一般所謂的獨裁、殘暴,相反的而是蔣每被自己的婦人之仁所誤,如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蔣的德籍顧問就建議蔣打殲滅戰,戰爭的目的在完全瓦解消滅敵人,而蔣相信傳統「以德服人」,在以德服人的前提下,蔣在「進德」方面下功夫[1],並且頗有成效。中原大戰以後,蔣有力量徹底消滅對手,但是蔣用權謀,用招降納叛的方式達到表面統一的目的。蔣以德服人的策略,其實很早就應該發現此路不通,因為蔣的手下敗將許多都有一再叛變的記錄[2],而且這些軍頭對民主法治、對三民主義,甚至其愛國心與早期的國民黨員都有相當的差距[3],把一批良莠不齊的軍頭勉強湊在一起擔負建國重任,每當「重利之下」或「大難當頭」之際,焉有不離心離德者?西安事變是蔣一生之中「婦人之仁」誤事最嚴重的一次,回顧當時的情況,共軍張學良部隊、楊虎城部隊,彼此之間爾虞我詐,並不團結。國軍已經四面合圍,叛軍已成甕之鱉。如果蔣夠狠,則回京以後推翻所有承諾,下總攻擊令,徹底殲滅叛軍,完成國家實質統一,軍隊徹底國家化則歷史將會另外一個局面[4],蓋照法律原則在脅迫而無自由意志的情況之下簽訂的契約都可以無效,何況叛軍武力挾持統帥,蔣也沒有書面承諾。所謂宋子文、宋美齡、澳洲人端納之保證皆可不予理會,蔣的選擇應該是寧可失信於數人,也不該失信於天下,不該動搖自己「安內攘外」的信念。如此日本人可能凜於蔣之威勢而延緩中日之戰,即使開戰,而無共軍之扯後腿,抗日期間不必分散兵力應付共軍,則抗日戰爭不會打得那麼慘,而勝利後國府也不會敗得那麼快,蔣的個人英雄主義沒有除惡務盡、婦人之仁造成中國現代史上出現的共產逆流,完全擾亂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5],讓無辜善良的中國人付出那麼慘痛的代價,蔣之大過也。[6] 優點: A. 蔣是個愛國者:蔣是個愛國者,一生的努力都在追求中國的富強與獨立,此點是蔣一生奮鬥不懈的原動力,連一向對蔣沒有好感的史迪威、費正清對蔣此點都從不懷疑。 B. 蔣是個律己甚嚴,生活節儉[7]的儒教徒。蔣自幼受儒家思想影響,及長又信仰王陽明哲學。從蔣日記中可以發現蔣記載了大量自責、自律、自勉的內容[8],所以在「忍」字功夫上蔣實有過人之處,如早期對日本軍閥的忍讓,替南京政府爭取到十年建設,奠定國家現代化的基礎,用以對抗日軍達八年之久而不氣餒。又如對史迪威之再三忍讓,都顯示出蔣在忍字上的功夫。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以後,蔣延攬不少學者專家推動國家建設,蔣也以儒家行為的高標準來贏得部下的愛戴,領導統御方法雖嫌落伍,但卻有效。蔣靠個人威望吸引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參加南京政府,從事十年建設,奠定了中國現代化政府的基礎。 C. 膽與識都有過人之處、蔣青年時期曾涉足江湖,此段經歷對蔣日後之擔當重任應有正面影響,尤其是對下層社會的處世經驗,對蔣之危機處理應有幫助,在戰爭期間蔣曾不止一次親冒矢石都顯示出膽量過人之處。民國十二年奉國父之命令訪問俄國,訪俄時期不長,即洞悉俄國必成中國之大患,而向孫中山提出警告,日後蔣之反俄、抗日、反共、堅持民主、自由經濟等之國政大方向,事後觀之均頗有遠見。 D. 在當代政治人物裡是格局較大而且比較全面的政治人物:蔣非聖賢,當然有過,但是以當代人物而言,蔣的格局較大、較全面乃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北伐成功以後南京政府成立到抗戰爆發的十年期間,史稱「黃金十年」。一般學者述及蔣之功業不外北伐、抗日、反共等,但是許多人忽略了蔣在南京政府成立,民國十六年到民國二十六年之十年間南京政府的成就。如廢銀改元、統一幣制、廢除各地方政府之釐金及各種苛捐雜稅、統一稅制、增加政府收入、發展農業工業等使國家導入法制社會、建立中央政府高層架構[9]、推行地方自治、推行新生活運動以改善不良習俗及變化中國民族性,另一最重要而被忽略的成就是推行國語,中國是一個早熟的文化大國,由於文字、文化的凝聚力,中國成為一個人類歷史上罕有的一個古老而始終強大的國家,迭受外侮而始終不亡國。然而中國幅員遼闊,語言複雜,清末民初在一批學者[10]及國民政府契而不捨的努力,直到台灣依然堅持國語政策。今天全世界的華人多能用國語溝通,國民黨應居首功也,僅此一端,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文化上的貢獻即不朽矣! 從清末洋務運動到自強運動,到五四運動,中國知識分子為中國之富強獨立,引進各種主義學說,從德先生賽先生;從資本主義到無政府主義,到共產主義,大部分是停在坐而言的層次,蔣南京政府的十年建設是一種大規模的「起而行」的工作,南京政府奠定了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基礎,其規模之大,層面之廣,其影響力一直延伸到海峽兩岸,國、共雙方。國民政府是蔣一手締造的,十年建設也是在蔣領導下進行的,可惜當年的地方勢力,跟共產黨一樣以團結抗日之名進行破壞團結、分裂國家之實,到七七事變,南京政府的建設畫下休止符。作為一個軍事強人,一個政治領袖,一個常期被指責的獨裁者,回顧在其領導下的南京政府的成就是驚人的。 此外茲節錄一些中外學者及蔣接觸過的西方人對蔣的評價來作為筆者對蔣評述的參考: 「律已甚嚴」、「生治節儉」[11] 「鋼鐵般決心」、「不屈不撓的精神」[12] 「朝代建立者的一切特性和一切力量」[13] 「蔣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他是軍人,也是政治家,是儒者、又是動亂中國的見證人,是革命家又是中國傳統的守護者」[14] 「無疑地,日本於一九三七年夏間進侵華北之舉,是由於目擊在蔣氏日益進步的設計下,國民政府力量和團結性都大為增加而提前,在以後的八年中間,在整個民族顛沛流離,和那種不能令人置信的大破壞中,在不斷戰敗和向內地撤退中,蔣氏乃是民眾意志之令人興奮的代表者」[15] 「歷史對他自會寬仁些,他的各種偉大優點,使他成為一個忠誠愛國的、不與人同流合汙的和足智多謀的領袖,他百折不撓地決意保持其他國家的獨立,不受任何外國控制,一心要為他憲政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礎」[16] 對蔣向不友善的費正清在他「中國新史論中國」中說道:「現在回顧當時的蔣介石,大家都肯定他的紮實外交成就。在一九三○年代,他藉談判退讓拖延了日本的侵略,同時又取得德國納粹來建設軍事與工業;一九三七年間,他爭取蘇聯軍援以抵抗日本;一九四○年代,他讓新疆脫離蘇聯勢力,同時取得美國依『租借法』的補給,而且,如柯偉林(William Kirdy)提醒我們的,他迫使莫斯科以對待一個『強國』的態度支持中國。蔣介石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台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昇。」 根據避免泛道德主義的標準,根據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原則,根據改朝換代後不用政治力量汙衊對手的中國歷學傳統。再參考大量的國府檔案,我們可以確認蔣在近代史上功大於過,蔣的失敗不只是蔣個人的失敗,蔣的失敗可視為中國近代史上現代化的重大挫折,共產主義的暴興,是中國現代化的一股逆流,這股逆流犧牲了大批國共雙方的菁英分子,這股逆流餓死了數千萬善良百姓,這股逆流讓中國社會倒退了幾十年。最後共產黨放棄了共產主義,最後虛耗了幾十年後一切從頭開始。 [1] 蔣日記中常有反省、自責之詞,早年日記常有譴責自已「好色」、「易怒」之文字。 [2] 馮玉祥、李宗仁、陳季棠、陳銘樞都有一再背叛的記錄。而且以這些人蓋棺論定的表現,無論能力、格局、品德、愛國心都不足以共同從事建圖大業。 [3] 費正清「中國新史論中國」說:「有些軍閥甚至帶著整支軍隊入黨。國民黨在南京得勢以後,因為納入腐化而隨波逐流的舊官僚,收容了愈來愈多的投機分子,把原來的革命理想主義沖淡了。」見第330頁。 [4] 「劉汝明回憶錄」-國府軍隊國家化到民國38年才完成。 [5] 費正清著「中國新史論中國」,余英時序-「費正清也承認,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漸導使中國現代化,而中共興起也不是『不可能被壓制的』了。」 [6] 中國當時是一個停頓在中世紀的半封建社會,蔣的歷史任務,是要以武力統一中國,以蔣北閥成功後之南京政府軍之戰鬥力,蔣是可能完全瓦解反動勢力的。 [7] 幾乎所有跟蔣接觸過的中外人士都不否認蔣品德上的優點。 [8] 蔣日記自一九一五年即未間斷,至一九七二年健康惡化為止長達五十三年之久,此等自律、有恆之功夫連許多學者都佩服不已。 [9] 此乃黃仁宇教授對蔣一再推崇的成就之一。 [10] 推行國語運動以前即開始,主導者乃老一輩國民黨或親國民黨學者,如吳稚暉、蔡培元、王小航、趙元任、傅斯年等人。 [11] 巴科夫著「中國強人蔣介石」。 [12] 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 [13] 克拉布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 [14] 費正清著「東亞:現代的轉變」。 [15] 「司徒雷登回憶錄」。 [16] 「司徒雷登回憶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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