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批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很有名的實驗，在一個會議廳，十幾個不同課系的教授在聽演講，突然大燈熄滅，只剩壁燈，一聲巨響，一聲尖叫，只見一個女子飛奔而來，後面跟著一個男子持刀追殺。須臾之間兩人都跑不見了，燈光大亮。心理學家宣布，剛才一幕是假的，是在做心理實驗。請每一個人把剛才那一幕用筆寫下來。結果每一個人描述的經過都不同，心理學家非常驚訝，因為那一幕只有幾秒鐘，而參加實驗的都是大學教授，至少身心健康。心理學家的結論是，面對令人驚恐的場面，每一個人的感受、反應、記憶是不相同的，即使身心都健康，而且受過學術訓練的教授也不例外。根據這個實驗，我們恍然大悟，為什麼歷史上常常有「坑趙卒四十萬」、「坑秦卒二十萬」、「機關槍見人就掃」、「滿街都是屍體」之類的記載。這些語言其實是形容詞，不是真正的統計資料，甚至也不能用來做為統計的一手資料。所以做歷史研究的人必須慎重處理口述歷史不可輕信口述歷史，口述歷史不可輕信的原因如下：

一、訪談對象如系政府高級官員或民間領袖，事涉當事人的責任、名譽問題一定會有爭功、諉過、誇大、隱飾之處，這種案例太多，不必贅述。

二、即使當事人身歷其境，但是他們瞭解的往往是局部而非全貌，可是被訪問者往往因為有「躬逢其盛」的驕傲而誇大了他們的見聞。

三、政治、政權、史觀的改變會影響一個被訪談者的敘述，如當事人彭孟緝、柯遠芬，早期的口述歷史，回憶錄等資料，因為二二八是「事變」，他們的做為是「平亂」、「有功」，所以「理直氣壯」地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場講話。誰知道若干年後二二八變成「事件」，變成「革命」，變成偉大的「反抗運動」，再訪問他們的時候，關鍵問題往往支吾其詞。在歷史家的眼裡前言不可輕信；後語也不可盡信。

四、訪談對象如是老人，更應該懷疑其記憶力，如李敖跟于右任聊天，于右任提到他參加過某一重要會議，李敖說那次你沒參加，一番爭執以後，後來李敖拿出一手資料證明于右任確實沒參加那次會議，右老大為驚訝。以右老在黨、國之地位聲望，不可能因為虛榮心而說謊，所以如此，純因右老太老了，記憶力衰退所致也。

五、目擊者的口述尤其目睹一場驚恐殺戮，因為個人的膽量、年齡、閱歷、性別、知識水準而大大的不相同，尤其對數字，史學工作者應該根據原始素材，如戶籍資料，各地方政府死傷人數統計表，警方死傷人數統計表，醫院記錄等來統計死傷人數而不是靠「滿街都是死人」，「血流成河」之類的形容詞來「猜」死傷人數。

六、應注意學術也有迴避原則：法律有迴避原則，學術亦然。跟一個受難者家屬，辯論他長輩的責任問題是很尷尬的事，即使你拿出一百個證據，證明他爸爸罪有應得，根據中國人「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原則，他也不會承認他爸爸有罪。受難家屬的敘述因為有先天立場的問題，不能隨便拿來當成一手資料，受難家屬的敘述，受難家屬本人的個人遭遇，心理狀態都是屬於「素材」，都應該是被研究、分析的對象，也不該輕率地以受難家屬的說法當成結論，當成解決歷史疑點的答案，更不可用他們的史觀寫歷史。

七、做口述歷史的工作者自己本身不可以有成見：這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台灣過去參與口述歷史或作田野調查的工作者，其本身的心態、道德是有問題的，費了那麼多力氣，其目的根本不是在搞學術，其目的是在搜集國民黨的罪證，在這種心態之下忙了半天，雖然有一籮筐一籮筐的報告出爐，但是毫無學術價值，其中有隱匿、有歪曲、有誇大。如以「口述歷史3」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人物訪談記錄與「高雄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上中下三冊(一九九五年二月出版)對照之下發覺不少差異點。前者在「郭萬枝先生訪問記錄中記載：涂光明為人悍悍的，在開會時隨身帶有手榴彈，身上披了整排子彈。開會時常常搶著發言，有人叫他別鬧，他就作勢要丟手榴彈，大家也不當一回事，不理他也不和他說話，一般人對他風評不好(二0六頁)此段「高雄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記錄」刪除，刪除原因也未說明。

又如：涂光明偷藏了兩把槍(二0七頁)，聽說涂光明偷藏了兩把槍(四十六頁)，加上「聽說」二字就是曲筆。

又如原版的「口述歷史」對柯旗化先生的訪問。

至於當時外省人都被集中在雄中旁邊的倉庫內…….。因為當時看到外省人就打，…..這也算是對外省人的集中保護(二三八頁)。同時雄中也被包圍了好幾天，學生丟出手榴彈才迫使中國兵不敢靠近。

其中後版「看到外省人就打」不見了。這不是曲筆是什麼？另外「高市二二八人物訪問記錄」(五十一頁)提到涂光明…..「當時特高事件的罪魁禍首，仲井清一適任潮州警察課長，他一手羅熾南部四大冤獄，被逮囚者一千三百餘名…..。自知處境危殆，雇用柔道、劍道高手為保鑣，但郭先生仍派人將他抓回高雄，即在半屏山對面的竹子門橋下打死。又「林曙先生訪問錄」

學生軍司令涂光明的日產清查室主任是郭國基推荐的，可以推測他是執行郭國基處決特高頭子仲井清一的人…..。這些故意漏記的行為，非但關係到一個記錄者的學術良知，而且會歪曲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真像，產生愛之適足以害之的結果，以涂光明的資料來看，假如涂光明真的帶槍企圖行刺彭孟緝，假如涂光明真的有參與打殺日本壞蛋仲井清一，那麼至少歷史會給涂光明一個草莽英豪的面貌，「俠以武犯禁」，涂先生天生反骨犯了中華民國的法，又打殺制造冤獄的日本壞蛋，豪傑之士也，何必隱匿他的資料，歷史工作者隱匿他的史料，使我們都看不到涂先生的真面目，那不是愛之反而害之嗎？

口述歷史可補正史之不足，可以精確反映民間、政府觀點之不同，但是絕不可以不加求證輕信口述歷史，因為口述歷史比國家檔案錯誤要多得多，假如從事口述歷史的工作者，受意識形態影響惡意曲解，隱匿，口述者的敘述，那叫學術詐欺，即使着著等身，也一毛不值。

至於國家檔案，對歷史工作者而言是珍貴的一手資料，其可信度遠比口述歷史、回憶錄、田野調查高得多，原因如下：

一、單位太多作假不易：

目前可以看到的檔案，同一件事可能在內政部、立法院、監察院、警備總部、憲兵司令部、中統、軍統、保密局、各級縣市政府、各地警察局同時出現，其內容可分為簽呈、命令、報告（對上級）、傷亡統計表、檢討、建議等，其中事變經過、人、事、地、傷亡統計、損失統計、都應視為原始素材，一手資料，應無作假之可能。請問，各級地方政府、警察局、事業單位、學校都有傷亡及財務損失資料，這些資料堆積如山，可能是假的嗎？假如是真的，這絕對是二二八情況惡化的重要原因，歷史工作者對這些原始檔案，一手資料視而不見，卻斤斤計較涂光明到底有沒有帶槍？何況以高雄為例，當時涂光明等上山之前已經死了十幾個國軍，高雄所有政府機關人都跑光了，大量檔案證明高雄實際上等於淪陷。我們不去研究大量檔案的真假，不用檔案去還原當時彭孟緝的處境，是見樹不見林的做法。

二、沒有作假的時間：

從檔案的時間來看，許多單位，尤其是軍情單位，從二月二十七到三月底幾乎每天都有報告到中央，如果作假，必須串聯不同單位，事實上每天都有報告，如果作假，會牽一髮動全局以時間看來無此可能。

三、沒有作假的動機：

以軍事行動論二二八，當時在中央的認定是叛亂，當時參與其事的官員自認為是平亂，平亂以後自認為是有功，自認有功的情況下，有些事情是沒必要說謊的，如傷亡人數民間的說法從數千人到數萬人都有。我們判斷在二十一師登陸前，台灣因兵力不足，政府機關或軍方大多是被攻擊或防守的一方，二十一師登陸後情勢逆轉，大量死亡人數應該在二十一師登陸到清鄉結束這一段時間，但是我們請看清鄉後斃俘自新暴徙統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