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有關二二八的著作都將陳儀與民眾代表、台灣士紳、半山、處委會談判到談判失敗、國府派兵，這段經過，認為是陳儀的「緩兵之計」，而「緩兵之計」也變成陳儀、國府的重大罪狀。「緩兵之計」的證據有兩點，其一：陳儀、張慕陶再三向渭川等人保證中央不會派兵。其二：根據三月六日新生報的報導，除嘉義外「許多地區的秩序，己在恢復當，這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各地分會的組織及功能發揮，有以致之。」[1]在陳翠蓮博士的《派系鬥爭與政治權謀》一書中更以「調兵、請兵，欺騙兩線並進」細數陳儀「緩兵之計」的罪狀。

問題的關鍵是二二八官民之間的談判有和平落幕的可能性嗎？假如不可能和平落幕在全省大部份縣市都淪陷的情形下，在暴民終日嘯聚、打、砸、搶、殺的恐怖氣氛之中，政令不出長官公署大門，處委會人數、權力都急速的膨脹，全省陷入一種歇斯底里的瘋狂狀態，和平談判己不可能之時，「緩兵之計」何罪之有？

許多學者認為和平談判可以成功學者認為和平談判可以成功，根據新生報三月六日的報導，三月六日的新生報有下列報導：

〔台北〕市內商店全部開市／文通恢復學校照常上課（一版）

台中市連日情況／市區秩序己恢復（二版）

台南市內已告平靜／軍民共同商洽處理辦法，花蓮民情極為平靜／軍隊自動撤回兵營／憲兵表示不干涉民間行動（二版）

彰化曾一度騷動／三日秩序完全恢復（二版）

果真如此，整個台灣的動亂即將平息，而陳儀一方面安撫百姓，一方面請兵當然不應該。但是我們深入瞭解當時的情勢，我們發覺新生報的報導除花蓮外，都是錯誤的，事實上當時的情況是全台非但陷入一片混亂，而且在持續惡化，僅以台、台中兩地為例即可證明新生報報導不實：

台北：「三日至五日全省各縣市處委會成立後，長官公署權力已被架空。」[2]

台中：「三月四日台中市官方機構大多為『民軍』所接管。」[3]

此外基隆官民衝突不斷，且有增高之勢[4]。嘉義、台南都有間歇性戰爭[5]。新生報之報導不實，和平落幕已不可能，從三月一日至三月六日的發展，無論從處委會的快速膨脹、變質，到整個台灣社會秩序的惡化，己經是不辯自明的歷史，歷史的事實己經證明和平談判失敗，國府除了派兵平亂，實在沒有第二種選擇。假如二月六日蔣介石不派兵，台灣官、民雙方繼續談下去，有沒有和談成功的可能性呢？假如有，我們王少可以指責陳儀、蔣介石沒有在和平絕望的時候就貿然出兵，我們可以指責陳儀等人用「緩兵之計」來欺騙老百姓。但是從各種資料顯示，即使再拖上一個月，和平談判成功的可能性也是零，重要的原因如下：

一、台灣領導、半山，己經被暴民綁架，沒有人敢為國府講話，也沒有人敢提出理性的、可為雙方接受的條款，當時的民眾已經陷入一種歇斯底里的精神狀態心之中。

李翼中回憶當時處委會的情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歷次集議，均為旁聽群眾所左右，失其自主動力，於是騷亂蔓延至中南部各縣市，焚如之禍成矣！」[6]

黃朝琴的回憶如下：「我辭別陳長官後，即赴中山堂，各界代表先在二樓小房間等候會齊，他們請我進去，我曾告妣此事錯在取締私煙的人員擅自開槍傷及行人，我們應該冷靜處理本案，但在室外圍觀的民眾中有人大聲說『黃朝琴是替政府說話的不要理他。』後開會時間到了，我們下樓看見李萬居、連震東兩人亦趕來，又有人在罵他們是政府的走狗，何必來參加，他們兩人聽了只好不參加回去了。………………對此事大家冷靜處理，否則不可收拾；下面會眾大聲阻止我再說，故我無其他意見發表。」[7]

當時任鐵路管理委員會的徐鄂雲回憶處委會開會的情況：「………始則插嘴囂張，繼以人多口雜，喧賓奪主，會場秩序失控，轉而充滿戾氣。」[8]

謝娥、蔣渭川、吳三連、林献堂，這些人原來都是台灣的領導階層，對群眾都有些影響力。但是在群眾瘋狂的情緒下，他們的影響力都打了折扣，他們也嘗試與民眾理性溝通，他都嘗試過要求恢復社會秩序，但是他們都失敗了。

二、認同錯亂造成的反中情結：

日本治台五十年，尤其是後期推動皇民化運動，不少出生在日據時代的青年自認自己是日本人，如戴國輝回憶兒時的認同問題：「我的父親為了給這位歸來的軍伕洗塵，特地請他到我家來吃飯。當天安排的客人，不是至親，就是好友，沒有外人，鄭重其事，目的是想聽聽這個故國劫後歸來的客人，報告他在廣東的所見所聞。我父親頻頻催促我說：『明天早上要上學呢，早點睡吧！』可是，我這個小學五年級的小鬼，充滿著好奇心，實在不願意，拖延了好久，才勉勉強強爬上床，在那裡躺著，假裝腄著了。…………慢慢地開始細訴日本兵在我們家鄉幹的種皇暴行，如何慘絕人寰，如何動人心魄，其中包括獸兵強姦了我們中國婦女之後，還用刺刀從陰部把她捅死！………當時，在蚊帳裡偷聽大人講話的我，突然爬起來，大聲說道：『日本軍是皇軍，不會幹出那種壞事！』」[9]。因為家族利益接受皇民思想的士紳，認同日本，渺視中國，甚至不少知識份子也發生認同錯亂，如林茂生，林是日據時代第一名台灣博士，也是第一個擔任中學老師的台灣人。一九二○年天皇生日，林茂生在報紙發表「國民性涵養論」一文，以認同日本，作日本人為榮，指責拒絕皇民化的台灣人是「國家觀念皆無之台灣人」。此文一出受到台灣人強烈的批判，吳三連指斥他「晏然不知恥辱，何其醜態乃爾……殊令人驚愕不已。」黃玉齊天諷刺他「木本水源賣祖求榮……。」台灣的高級知識份子尚且如此，也難怪許多生在日據時代的青年人，認同日本自以為是日本人，如以百分之十計就有數萬人之多，這些人參加暴亂就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而在二二八中許多親日媚日的表現，令人當時經過八年浴血抗日的外省人震驚不止。也認為二二八的問題如惡化將涉及領土、主權問題，更何況二二八有美國托管派勢力介入，這是剛剛掙脫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人所不能容忍的。這是二二八不可能和平落幕的重要原因。

三、陳儀無條件釋放暴民，允許成立處委會，走錯了第一步，乃至於讓民眾輕視中國官吏、中國政府，讓處委會變成一個半合法的反叛團體。處委會成立的目的原意是解決二二七因為緝私煙而發生的偶發事件，但是處委會在一批政治野心家、暴民操弄之下快速質變，處委會變成一個不倫不類的機構，到後來把成立的宗旨完全拋諸腦後，處委會的成員分子複雜，其心各異，處委會後來的發展變成誰也控制不了的怪獸。所以即使處委會簽訂了和平協議，以處委會分子之複雜、派系之多之不團結、組織之鬆散，我們懷疑，處委會連恢復社會秩序的能力都沒有，遑論其他。日本治台五十年，日本人刻意壓抑台灣領導階段的結果，台灣盡管初級教育普及，但是社會領導階層都是日本人，本省人在嚴刑峻法的統治下雖然口服心不服，但是大致能維持一個起碼的秩序。光復後日本人走了，中國人的法律相較日本人實鬆得多，再加上台灣當時領導階層人數少而影響力不足影響民眾，引導民眾，所以即使處委會與長官公署談判成功，二二八也不可能和平落幕，而時間拖得越久，雙方傷亡人數就可能更高。

我們細查當時陳儀在三月六日以前僅與蔣做過二次電報，一次書面報告，其中都沒提到派兵乙事，陳儀對蔣要求派兵，僅見諸於二月六日對蔣的二二八報告。至於蔣決定派兵應該是綜合許多單位對蔣的報告後做出的判斷，我們看在蔣決定派兵之前所接獲台灣重要情資如下：

一、保密局………二月二十六日………。[10]

二、陳儀呈蔣二月二十八電…………。[11]

三、張司令鎮呈蔣三月五日電………。[12]

四、桂永清呈蔣三月五日電………。[13]

五、中統局呈蔣三月六日………。[14]

其內容皆在強調台灣情勢之嚴峻。

蔣之決定出兵是根據許多情報做出的判斷，陳儀開始並不打算調兵來台，而且企圖透過台灣士紳、透過處委會大事化小。假如有緩兵之計的念頭，不可能到今天都找不到白紙黑字的證據，因為二二八在當時國府的認知，無論是中央、無論是長官公署，都認為二二八是一場動亂，甚至是叛亂，出兵的理由是依法「平亂」，平亂的理由已經一大堆，要求派兵，即使用緩兵之計，都沒有偷偷摸摸、隱匿檔案的必要，我們檢視所有陳儀與中央及蔣之函電，以及長官公署所有會議紀錄，甚至陳儀與部下會談內容，都找不到一點「緩兵之計」的蛛絲馬跡，「緩兵之計」在戰時在對於對付敵人的時候絕對不是罪狀，絕對沒有保密或銷毀檔案的必要，至於陳儀在二月六日呈蔣的報告中云：「………此次事實不止違法顯然系叛亂行為，自應嚴加懲治，惟本省兵力十分單薄，各縣市同時發生暴動，不敷應付………。」顯係卸責之詞。因為在七日處委會交給陳儀四十二條之前，陳幾乎是有求必應，對民間領袖沒說過一句重話。到了六日（或五日）發現和平無望，決定請兵，到了七日看到處委會的四十二條勃然大怒，將四十二條擲出三尺以外，轉身離去。處委會才驚覺，他們闖了大禍，乃要求更正四十二條，取消國軍繳械等條款。但為時已晚，悲劇已經無法避免。陳儀非但膽小怕事之輩，一開始陳絕對有和平談判之誠意，到了五日（或六日），發覺事不可為，乃決定請兵。即使陳儀用緩兵之計，最快是五日的決定，到七日與處委會決裂，「緩兵」三日而已，假如陳儀會緩兵之計為自己及長官公署、全台灣外省人的安全，他為什麼不再緩幾天與處委會決裂，那緩兵之計不是更完美，更沒風險？假如根據本文分析，二二八和平落幕已經不可能，緩兵三日何罪之有？更何況處委會及台灣士紳無力平息動亂，而陳儀又不用緩兵之計，假如陳儀跟彭孟輯一樣，提早出兵平亂，同時公開向國府調兵，二二八的結局會不會更好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議題。

以目前的資料看來，我們可以得到三個結論：

一、二二八和平落幕絕不可能。

二、沒有證據顯示陳儀用緩兵之計。

三、後來假如陳儀用緩兵之計，也是由於客觀情勢的需要，何罪之有？

至於柯遠芬、張慕陶等人對民間代表決不派兵的保證最可能的解釋是：派兵是最高祕密，很可能他們也被蒙在鼓裡。否則這些身居高位又老於世故的官員，明知國府派兵而發誓保證不會派兵來陷自已於不義，失信的情況是不合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