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一個歷史人物，本就不易，尤其是評論歷史上的政治人物更不易，即使根據中國立德、立言、立功的標準似乎都嫌粗糙，都不精準，因為不少歷史人物如漢武帝、王莽、唐玄宗，甚至清乾隆，其早年、中年、晚年的表現不一，判若兩人，又如許多政治人物搞錯行了，宋徽宗、李後主都是了不起的藝術家，根本不該從政，但是不幸生在帝王家，註定悲劇收場，又如許多政治人物像魏武帝曹操、中共毛澤東，其性格集軍人、詩人、流氓於一身，評斷一個歷史人物之難可見一斑。

雖然如此，但是我嘗試從一些一流史家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歸納出幾點通則建立評論歷史上政治人物的標準：

一、避免泛道德主義：評論政治人物最忌把人物簡化成好人、壞人，連孔子都不贊成把歷史人物簡化成好人、壞人，所以有人批評管仲品德問題時，孔子就不以為然[1]，而且替管仲說話，又如許多人受了三國演義的影響，把曹操說成萬惡不赦的奸臣，但是曹操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政治、軍事、文學以外也是個兵學家，研究曹操要從當時曹操面臨的時代背景及曹操的多重面貌切入，萬不可受三國演義的影響把曹操簡化成「壞人」。又如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門之變殺兄弟，逼父親讓位，在中國人的品德標準是站不住腳的，但是李世民的品德問題僅傷及李氏一家一姓，而李世民的功業締造了初唐盛世，其政績惠及天下百姓，甚至有功於世界文明，正因李世民不凡的政績，大家對李世民的私德問題也就曲予優容，或刻意淡化。

二、改朝換代後肯定可敬的對手：中國史家常常客觀公正的讚美他們政治上的對手，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優良傳統，司馬遷筆下的項羽、陳壽筆下的諸葛亮，都是可敬的對手，因為史家的目的在傳承人類高貴的精神價值，這種高貴的精神價值不因政治勢力的一時勝負而改變其標準，相反的以政治勢力抹黑對手是要被史家及讀者譴責的。

三、不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上很多英雄都是悲劇英雄，東西皆然。失敗英雄被人尊敬原因有二：

其一、一時的成敗跟日後對歷史文明的影響是兩回事，如孔子在現實政治上是失敗者，但是其學說影響人類文明至今不衰。

其二、悲劇英雄在人格上的吉光片羽受人尊敬而變成人類高貴情操的典範。如鄭成功的悲劇、鄭成功的遺憾，至今令人敬仰、追懷不已。

四、不能以今日之標準求諸古人：古人身處一個與現代完全不同的社會，其作為應該以當時的社會條件與是非標準來衡量古人，如近年有人以法律的、法治社會的標準來批評孫中山先生，指責孫主導之護法戰爭，成立廣州政府之作為乃係目無法紀之叛亂行為[2]。就是以今非古的案例，當時袁世凱擁兵自重撕毀約法，各地軍頭盤據一方，形成國中之國，當時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孫中山的抗袁史稱二次革命。至於頒布憲法、民法、刑法等使國家進入法制化，是北伐統一，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的事，而國家法治化是一個長期的工作，嚴格地說國家法治化工作到今天都尚未完成。以「不守法」來批評當時的孫中山先生，大謬也！

五、評論歷史人物要分類比較，不同類不能比：歷史人物粗略可分為政治、學術、軍事、藝術等，學術又可細分為文學、哲學、史學等等。每一種歷史人物自有其不同的標準，我認為評論政治人物第一要件是能力，而能力包括領導統御、膽識、判斷力等等，其次是品德、學問。尤其在一個混亂的時代，如民國初年，學問品德比蔣介石好的人很多，但是他們不是沒有領導能力，就是欠缺膽識，所以無法成為中國的領導人，而蔣在歷史上的評價應該跟當時的政治人物做比較，以當時的政壇風雲大物而論，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等，其格局、見識、魄力皆不能與蔣相提並論，最後不免一一被蔣收服，而當時許多品學兼優的人物如胡適之等，並非政治人物，不能與蔣做比較，假如當年胡做總統，國事可能更糟，而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胡在文化思想上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可能超過蔣，所以評斷歷史人物首重分類，不同類不相比，而政治人物的首要條件是治國能力。

六、比較政治人物要在同一時空基礎之上：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環境，社會環境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政治人物，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政治人物能突破當時社會環境的困難，能洞悉當時問題之所在即可成為當時的領袖，其作為對後世的影響？評斷其功過是非當然應該以當時的社會文化條件做為評論的要件，如以華盛頓的標準來衡量孫逸仙則謬矣。因為美國早期的移民主要是英國清教徒，美國是當年相對最進步、最民主、素質最高的一群人建立的。也可以說美國是進步文明的「整廠輸出」，跟當時中國貧窮落後的中世紀社會背景完全不同，如果華盛頓出現在清末的中國（實際上以當時的中國社會環境也產生不出華盛頓）恐怕也會一事無成。所以如果評斷孫中山先生的功過是非要考慮中國當時的社會環境，要跟當時的政治人物如袁世凱等做比較。

我們先用以上的標準評斷蔣介石的一生功過及人格特質，然後再用可靠的一手資料來評斷蔣介石對二二八應負的責任。

蔣介石的聲望在西安事變，到抗戰初期達到了高峰，到了抗戰末期，因為史迪威事件蔣美關係交惡，蔣在美國人的心目中的地位開始下降，到大陸易手，蔣在國際間的聲望跌入谷底，美國發表對中國白皮書，放棄蔣政權，甚至主張倒蔣者也大有在。後來韓戰爆發，蔣美關係改善，但是蔣在盟邦以及西方學術界之地位一直沒有恢復，當時外人對蔣之批評：獨裁、專制、不懂民主、法治、剛愎自用、任用私人，蔣的團體貪汙腐敗、無能，所以把大陸搞垮了，西方人對蔣的希望與失望移情到毛澤東頭上，認為毛是土地改革者，毛是勞苦大眾的救星，但是後來韓戰爆發，毛搞文化大革命，西方人才發覺毛的專制、獨裁、殘暴、毛集團的腐化等等，所有當年加諸蔣的罪過，毛都比蔣嚴重十倍、百倍，西方人在瞠目不知所以之餘，蔣的聲望略有回升。

國共戰爭末期，中共以其文宣，包裝成民主、進步、土地改革者，爭取到不少美國政界及自由主義學者的同情，而把蔣歸類於獨裁、封建、落伍、腐敗的代表，蔣在西方已毫無地位可言，大陸淪陷後西方學術界幾乎一面倒的把蔣眨成丑角，影響西方人視聽的有著作有：

(一)伊薩克和「中國革命的悲劇」：該書初版於一九三八年，再版於一九五一年，作者為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者，對蔣極力醜化，該書無論作者的史觀、立論、資料來源都有問題，並非一嚴謹的學術著作，但在西方影響頗大。

(二)馬羅與「人類命運」：作者同樣是馬克思的信徒，同樣也是一位共產黨員，「人類命運」是小說，書中的蔣介石是個「不分是非的惡人」。該書曾經是暢銷書，對蔣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印象影響極大。

(三)畢克「兩個不同的時代」：畢克是「自由主義」的新聞記者，由於對中國社會不瞭解，對中國政府愛之深、責之切，故用美國民主法制來責蔣政權。故「兩個不同的時代」雖然是一本較有水準的書，但對蔣的評價也是負面的。

(四)史諾「西行漫記」：西行漫記極力吹捧毛澤東，把毛澤東描寫成土地改革者，勞苦大眾的代言人，促成了美國親共風潮，無形中眨仰了蔣的地位。

(五)席格雷夫的「宋氏王朝」：此書名氣大，影響力歷久不衰，在此不贅述。

(六)費正清的學術著作：費以西方漢學祭酒的地位，以學術理論來支持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並稱之謂「歷史之必然」，同時以雙重標準在評論蔣、毛，但是費的理論到中共文化大革命以後就覺得無法自圓其說[3]。

至於中國人對蔣的批評，可以分為四大類：

(一)國民黨御用學者之著作：這些作品最大的問題是「溢美」、是「隱惡」，把蔣吹捧成世界偉人、民族救星。但對蔣殺陶成章乙事隱而不記。所以這種作品雖多，但是並無多少學術價值。

(二)客觀的學術著作：我的答案是「從缺」，因為國共鬥爭時間太久，規模太大，國共意識形態的影響迄今猶存，所以到今天我都認為一本公正的、客觀的、嚴謹的蔣介石傳尚未出世。有關蔣的評價黃仁宇的著作[4]、唐德剛的著作、大陸楊天石教授的著作[5]，在搜證方面、在史觀方面、在排除泛道德主義方面、在重視歷史人物背景方面都有所突破、有所發明。唐德剛、黃仁宇認為蔣領導一個中世紀的落後國家對抗世界一流軍事強權，達八年之久，僅此一端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僅此一人。但是可惜黃仁宇已死，唐德剛已老，我們寄望楊天石教授能擔負此一歷史重任。

(三)左派及共產黨的批評，由於長期敵對關係，共產黨及左派對蔣之批評，如背叛革命[6]、專制、獨裁、賣國等皆係由中共官方定調，並無史學價值，但是近年來由於官方思想箝制鬆綁，再加上大量遺留在大陸國民政府檔案之解密，大陸不少學者替國民政府乃至蔣介石做翻案文章，中共當局亦不加干涉，稍見學術自由，此為一可喜之現象。

(四)李敖對蔣之評論：李敖曾經出版「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研究一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等，專書攻擊蔣介石。李敖對蔣之研究及批評乃係個人私怨而非嚴謹之學術著作，李敖對蔣之「研究」有栽贓、有隱晦、有選擇性引用資料等等「惡意」與「曲筆」，隨處可見，不一而足，茲舉兩例即知大概矣：

其一、誣蔣是賣國者，捧汪精衛是愛國者。

【蔣賣國證據】：

A.己經抗戰四年而不跟日本宣戰[7]。

B.抗日期間透過德國大使陶曼與繆斌始終與日人保持接觸，祕密和談。

【汪愛國證據】：抗日前汪曾致函胡適，謂逞一時之憤做民族英雄易，但是假如中國戰敗，誰來收拾殘局之類的感慨之詞，作為汪不是漢奸的證據。

李敖應該知道抗日時期的中國社會是停頓在中世紀，貧窮而且落後，面對世界一流軍事強權，蔣介石領導全民奮起抗戰，至今思之乃為一場「豪賭」、「不宣戰」、「保持接觸」，乃係考慮到萬一戰敗，為保留民族生存，預留迴旋空間的權宜措施，事實上絕對有其必要，何況中日為鄰之事實既然不可能改變，無論勝敗，有密祕接觸之管道乃勢所必然，豈能以這個理由說蔣賣國、不抗日。例如二次大戰中德斷交，德國即主動要求保留一個祕密接觸代表留在中國[8]，又汪在歷史上的評價早有定論，汪枉顧抗日大局，以黨國元勛之尊私奔敵營對抗日之團結，民心士氣都造成大傷害，同時縱容七十六號[9]、李士群等人殘殺重慶特工人員等等，可以證明汪是漢奸的證據堆積如山，李敖均視而不見，僅僅拿出一封信來證明汪不是漢奸，豈不好笑。

其二、「中華民國已經死亡了」，誰說的？蔣介石自己說的，證據：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蔣在陽明山開會對部下說的。

我們有點歷史、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那是蔣在國家風雨飄搖，軍民灰心喪志之際，激勵部下之詞，國家亡不亡，不是蔣一個人說了就算。假如中華民國己經亡了，我們台灣人五十多年來是生存在什麼樣的時空裡？李敖的「中華民國已經死亡了。」的說法被民進黨借殼上市，做為台獨理論基礎之一，而且絕口不提是引李敖的話，直稱「你們蔣介石自己說的，中華民國已經死亡了」，李敖對蔣、對國民黨一時積怨，給台獨找到了藉口，造成台灣內部認同錯亂，大統派李敖對此從來不置一詞。

(五)綠色學者（親民進黨學者），對蔣之批評幾乎全部是負面的，尤其集中火力指稱蔣是二二八的幕後元凶、劊子手、獨裁者………。民進黨許多對蔣之攻訐，其資料及理論來自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