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儀治台理念、作風以及二二八發生初期的態度，我們可以歸納下列幾個重點：

一、陳儀愛護台灣人，除了大量引用台籍人士重任重要公職外，把電台、報紙等媒體全部交給台灣人主持，開放言論自由，容忍民間對長官公署之批評，最後媒體醜化長官公署、國民政府，百姓漸漸渺視國府，此舉種下了二二八以及二二八惡化至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陳儀堅持偏左的經濟政策，實行統制經濟，引發民怨，重蹈福建省失敗的覆轍。

三、二二八發生後，陳一反過去危機處理之經驗，既不依法處理，又不動用公權力，最失策的是暴民霸佔電台攻擊政府，甚至號召退伍台籍日軍集結，長官公署均不加干涉，表現優柔寡斷，坐待情況惡化。以陳過去之經驗，面臨危機時陳的果決、凶狠，判若兩人。何以如此？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陳對台灣社會、文化，台灣人的性格都不夠瞭解，同時從許多資料看來，陳對台灣人的遭遇、命運深表同情，所以遲遲不忍動武。很浪漫的一直認為自己的善意會得到同樣的回應，結果情況急速惡化，終至不可收拾。

四、當一切和平努力都失敗以後，陳儀的失望、憤怒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二二八後期他主張派兵平亂，主張軍法審判人犯，甚至把發給中央的要犯名單，親筆再加了蔣渭川等人[1]，在在都顯示陳的憤怒。但是陳強壓怒火，依然盡量克制自己的怨恨，接受台人改革要求合理的部份，嚴令不准報復，持平而論，這點是很難能可貴的。

綜合以上的分析陳的性格、施政理念、政經主張、對治台觀念態度的轉變，我們可以約略勾劃出一個二二八發生及惡化的兩大原因。

發生原因（客觀因素）：台灣面臨復員症狀群、光復症狀群、戰後經濟症狀群等三大絕症同時發作。但是以當時台人守法的習慣，如果陳儀處理得當，二二八或許可以避免。

惡化原因（人為因素）：陳儀要為二二八的惡化負全部責任，陳儀是一個清廉剛正的理想主義者，陳儀政經理念偏左，陳儀對台灣問題、台灣歷史下過功夫，陳自以為瞭解台灣人，同情台灣人，愛護台灣人，相信台灣人[2]。於是用浪漫的、天真的態度來處理單純的緝私煙事件。長官公署長官獨攬大權，卻只用以對外──抗拒中央。而對內一味讓步、示好，終致令當時台人誤判情事，可謂「官誘民反」。

台灣在日本高壓統治下大多數百姓是是守法的[3]，如果二二七發生流血事件，二二八發生動亂以後，陳儀一切依法處置，不但依法審判肇事公務人員傅學通等六人，一方面依法處理被捕之暴徒。同時拒絕與任何非官方身份之民眾代表談判，即使談判，亦是只談政治改革的部份。肇事官員及被捕民眾堅持司法審判，把政治問題與司法問題分開。如此可能有幾個結果：

A. 動亂就此平息。

B.     抗爭昇高，陳儀下戒嚴令，以有限兵力逮捕暴徒，並嚴正警告民眾，如亂事擴大將向中央要求派兵平亂，民眾接受警告，動亂就此平息。

C.     陳儀按照B模式處理，結果二二八當天或三月一日談判提早破裂，動亂提早擴大，國府提早派兵，事件提早結束，死傷因而減少。台灣領導階層來不及介入，二二八變成單純的暴亂與平亂。日後對台灣社會的衝擊較小。

以上三種假設，以A的可能性為最大，因為台灣在日本嚴刑峻法的高壓統治下，大多數的老百姓是守法的，但是部份台灣百姓的「守法」是基於對日本人、日本法律的畏懼，而不是在一個百姓素質及社會法治基礎之上的守法[4]。當時台灣人的性格充滿焦躁、不安、恐懼與暴烈。台灣的社會結構也非常特別，缺少中產階級及管理階層，日本人走了，管理階層出現真空，日本警察不見了，法律突然變鬆了，左鄰右舍的朋友突然有的當大官了，有的當議員了。二二八發生以後，平日高高在上的長官公署竟然如此地軟弱[5]，非但釋放許多打、砸、燒、搶的現行犯[6]，而且准許百姓組織處委會作為合法的談判代表，並且同意各級民意代表是當然的處委會代表，處委會突然與各級民意機構合流，處委會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巨大的涵蓋全省的怪獸，處委會也由一個二二八緝私煙官民糾紛處理委員會，變成一個多功能的政治改革、研究、咨議機構，進而變成一個與政府對立的反對黨，進而與暴徙結為一體[7]，最後快速的變成一個叛亂團體，形成波及全省的流血衝突。但是六號、七號許多台灣領導聽到國軍來台的消息，立刻士無鬥志，許多組織立做鳥獸散，處委員態度也立刻軟化。尤其是國軍登陸後的綏靖戰爭，全省七個綏靖區，加在一起也不過死了四十三個人，埔里一役謝雪紅抵抗激烈也不過死了七個人。所謂民軍及反抗團體如此不堪一擊的原因之一是二二八缺少正當性，參與二二八的人也各有不同的目的，國民黨犯的所有錯誤加在一塊也沒有到非反、非拼命的地步。

上述的判斷從下列的資料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印證。

『………二日上午…………副議長林建論等竟發言荒謬……並毫無顧忌的向我大肆咆哮：「你們的要塞砲，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裡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可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8]

高雄涂光明等上山與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破裂，下午二時彭孟緝兇兵平亂。四小時後順利收復火車站、市政府及憲兵隊。彭孟緝立刻電告陳儀平亂經過，半夜得到台北陳長官回電：「此次不幸事件，應循政治方法解決。據聞高雄連日多事，

殊為隱憂。限電到即撤兵回營，恢復治安，恪守紀律。謝代表東閔到達後，希懇商善後辦法；否則該員應負本事件肇事之責。」

我看過這份電報之後，思潮起伏整夜不曾合眼就當時情況而言，我是南部防衛司令，暴徙公然叛亂，濫殺外省同胞，又迫我繳械投降，我能不採取行動嗎？但是我究竟未奉上級長官的行動命令，現在又接到這一份「應循政治方式解決，否則要負肇事之責」的電令指示，使我感到無限困惑，但事己至此，我仍認為台北方面，並沒有看清楚事態本質，始終以為只是部份台胞的一時衝突，是一個初光復地區的偶發事件，完全不知道奸匪正在乘機滲透，叛亂本身正在迅速變質的事實。如果遵照命令「撤兵回營」，等於是「屈服投降」，而且最後未必就能苟全自存。以我目前的處境，為了堅持革命立場與國家利益，惟有繼續貫徹既定計劃，有進無退，至於是非功罪，也只有留待歷史來定評了。

為了恐怕影響賊心，沮喪士氣，這份電報除我與參謀長和機要祕書尹莘三人知道外，保守了絕對的機密。』[9]

『………軍隊因格於陳兼總司令之廣播命令：「部隊退回營房，不准開槍，事變用和平方法解決」；故只固守據點，抵抗襲擊，自動收容外省籍人避難。事實上已放棄治安維護之責任。一方面各地警察，除少數尚能確保其據點外，派出所冢下幾全部瓦解；本省籍警察多放下武器，甚至脫下警衣，參加暴亂行列，攜械為暴徒全警衛。因此，此次事變警察之械障被暴徒利用最多。而文機關則多於暴亂開始時即被接管，甚至有事前即自行移交者。足見並非對暴亂不能鎮壓，而乃自行癱瘓，予暴徒以可乘之機。』[10]

『………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開會，我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應邀出席，郭國基大發謬論，譏諷國軍乃烏合之眾，說「我懷疑你們沒有什麼戰鬥力」。我要塞司令乘間離開會場返要塞應變。』[11]

『………1.由於坐待「和平解決」決策之錯誤：當「事變」之初，問題比較單純，牽涉不大，應以純治安事件，及時疏導，斷然處置，不使釀成事端，無所謂「和平解決」。蓋「寬大處理」絕對正確，有限度之循「和平」途徑尋求解決，亦無不可。乃不此之圖，遞延因循，胎誤事機；而忽略台灣之民性偏狹強悍，此其失者一。或謂當時之「和平解決」決策，係緩兵之計；但稽考電報中央之檔案，並無請求派兵增援之事實。甚至將電稿中「缺乏兵力」字句刪除；以及嚴令制止高雄要塞之斷然平亂等證之；足見並非「緩兵之計」，乃怯弱無能，坐視事態惡化擴大，而無所措手足；此其失者二；……………。2.由於准許成立「處理委員會」之錯誤：當「事變」之初，本係一單純之局部事件，乃竟准許官民共同組織一個委員會，「負責處理」暴亂事件。………使群龍無首之社會盲目騷動，演變為「有領導」之全面策動；實無異將政權拱手讓人，使暴徒膽敢接管各縣市政府，公然行使政權。此誠韓非子所謂：「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且尤過之。3.由於「大眾傳播工具」之失去控制：當「事變」之初，首因若干報紙乘機渲染，報導偏激，未加制止；復因行政長官公署一味軟弱怕事，，致所有報紙逐漸改變立場，詆譭政府；再加上別具用心者及奸黨之暗中蠱惑煽誘，以及流氓之分赴各地策動；最後終於廣播電台被佔，發表「告全國同胞書」，通電中央提出九項要求，以英語、日語向世界廣播；……………。』[12]

『………台灣社會的市民（公民）意識不夠成熟，知性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既不受尊重又不被愛惜，沽名釣譽之輩就非常容易結幫跳梁。老百姓長期受到壓制及迫害，積怨已深，似乎「賭爛」（台灣系閩南話，極度的不愉快感）性反彈情緒瀰漫了社會。台灣老百姓遂易為說大話者、逞英雄者流所利用，容易聽信鄉愿者流的嘩眾取寵之言，更不吝送絡「曲學阿世」之輩掌聲。』[13]

『………從事抗暴軍事行動的一些「領導人」，錯以為曾經受了些日本式軍事訓練就可指揮軍隊，就可把國府軍迅速打敗。他們受了日本教育的影響，僅從外觀衡量國府軍，蔑視國府軍，視之為日人所慣稱的「支那兵」，天真無邪的藐視「祖國」為「支那」，認為「支那兵」是一聽槍聲就會繳械的烏合之眾。有些缺乏政治細胞，只有激情慣於喊直洞口號的人，像蔣渭川等人，誤解有CC在後支撐，「陳儀這個阿山，一嚇就會把政權交出來的」。』[14]

陳儀的善意，被曲解成懦弱，陳儀的讓步令對手以勝利的姿態，步步進逼[15]。陳儀素以鐵腕、有魄力出名，陳儀治閩獨攬軍政、財經大權於一身，陳儀主台堅持長官公署制，也與其過去經驗，若合符節，但是治台以來，勇敢地對抗中央對台政之干預，對內卻一再忍讓、退卻，終導致從「官誘民反」惡化至「民逼官反」。

至於陳二月六日呈蔣的報告中說「此事情發生後之之處置甚感困難。就事情本身論，不止違法而已，顯係叛亂行為。嚴加懲治，應無疑義，惟本省兵力十分單薄，各省市同時發動暴動不敷應付。………。」我認為陳的說法純系卸責之詞。從二二八發生暴動一直到三月六日，無論民間領袖之態度多壞，民間要求多無理，暴動漫延多快。陳一直在忍讓、在委曲求全。一直到三月六日之前從未對民間代表說過一句重話，也沒有做過任何強烈的反制行動，反而嚴令軍隊不准開槍、不准主動出擊。陳非膽小、怕事之輩，「兵力單薄」，乃事後推卸責任的說詞，不足採信。

陳儀對二二八之惡化要負絕對責任[16]，陳儀的最大錯誤是對台灣社會結構、對台灣人不夠瞭解，而陳儀犯錯的理由竟然是陳儀愛台灣、相信台灣人。陳儀死後翁文灝在法京所寫哭陳公洽詩曰：「海陸東南治績豐，驚心旦夕棄前功，試看執楫理財士，盡出生前識拔中。」[17]歷史之諷刺、歷史之無情莫過於此。[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