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回顧二二八發生前台灣的時空背景，當時台灣面臨三種嚴重的病症：一是復員症候群：全世界許多國家都有這種經驗，戰爭結束了，社會恢復正常運作，但是許多參戰官員、退伍軍人，一時無法調適，當年的台籍日本兵處境更尷尬，一度當成戰俘，退伍後就業問題、國家認同問題，比一般國家戰後復員問題更為複雜。其二是光復症候群：台灣淪為日本統治五十年之久，五十年來雖然台胞前二十多年浴血抗日，死傷慘重，後二十多年蔣渭水等非武力抗日。但是畢竟許多人因為生在日據時代，在日據時代受教育，所以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加上皇民奉公會的少數特權家族。在光復後發生認同錯亂，在二二八發生後乘機蠢動，也是事實[1]。其三是戰後經濟症候群：二次大戰後，台灣大陸都因戰爭的破壞，經濟問題嚴重，台灣尤其是日本政府撤退前，大量印發台幣，埋下通貨膨脹的種子，丟下一個爛攤子給國民政府，台灣經過美軍大轟炸，工廠破壞，生產力降低。當時三大重症集於一身，二二八不過是個引爆點。但是二二八是不是歷史之必然呢？我認為不是，二二八悲劇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不如此嚴重，假如陳儀處置得當的話。至於外省人攏斷權位、貪污、軍紀不良、通貨膨脹等都是次要原因。二二八的惡化，陳儀要負最大的責任。

    首先我們先看看陳儀的學、經歷：

    陳儀幼年好學，特別愛好史記，十八歲以前遍讀古籍，曾入杭州求是學堂（浙江大學前身），一九○一年入日本成城中學，一年後入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炮科，炮兵射擊學校第四期。在日期間參加光復會提倡革命與徐鍚麟、秋瑾、蔡元培、蔣方震、蔣尊簋、蔡鍔等結識甚早；與文人魯迅、郁達夫過從甚密。

一九一四年任職袁政府之政事堂統率辦事處參議。

一九一七年二次赴日，入陸軍大學第一期。

一九二三年以前脫離公職經商。

一九二四年孫傳芳入浙，任孫之第一師師長，參謀長為葛敬恩。

一九二五年打敗張宗昌，任徐州總司令。

一九二六年任浙江省長，暗中接受蔣委任之北閥國軍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事為孫所悉，被捕，賴蔣方震營救釋放回上海。

一九二七年奉蔣命赴歐考察。替國府延攬留學生回國服務，推薦俞大維給蔣，回國後出任兵工署署長。

一九三三年出任福建省主席，主閩期間，推行新政，興辦教育，創「公沽」制度，推行統制經濟，結果引起米商趁機囤積，引發米荒。任內殺軍統局特工張超，殺臨陣脫逃之金門縣長以整飭軍紀。任內雖省府節餘頗多，但百姓未蒙其利引起民怨，主閩期間毀譽參半。

一九四一年任行政院祕書長，與副院長孔祥熙交惡，去職。

一九四五年出任台灣省主席。

從上述陳的學、經歷可以發現一些特殊而值得注意之處：

一、陳日本士官學校，日本陸大一期之學歷，在當時堪稱鳳毛麟角。

二、陳從軍、從政之外，喜與文人交往，尤其與魯迅之交往可能奠下其思想偏左之遠因。

三、早年參加光復會，參加辛亥起義，與蔡鍔、徐錫麟結識甚早；卻又出任袁世凱政府之參議及孫傳芳之第一師師長。袁、孫皆為典型軍閥，與陳早歲之學、經歷格格不入，其中矛盾與玄機值得研究。

四、主閩期間專斷、獨裁、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推動統制經濟，雖遭挫敗，但陳對其經濟政策之信心不曾動搖，日後主台依然推動統制經濟，依然專斷、獨裁、集軍政大權於一身。

五、陳從事革命到叛孫傳芳，殺軍統張超、槍斃金門縣縣長，與孔祥熙交惡，不准孔宋系統插手台灣財經等等作為看來，陳不失為一個大開大闔、膽識過人的人物。而且有其凶狠的一面。

六、綜觀其一生從政經歷與其後來處理二二八之手段、方式與過去之作風迴異，頗多令人不可理解之處。

大致瞭解了陳儀的學經歷，我們再從一些可靠的資料來深入瞭解陳儀的內心世界。

『…………魯迅死陳電蔣建議魯迅國葬…………從此看來，陳儀不可謂不具軍人、政客難有的稚氣和文人氣質，雖欠缺一般性政治判斷，但他是剛直的。魯迅遭過通緝、國民黨痛恨魯迅都來不及，有何可能由蔣來主辦國葬？』[2]

『…………陳儀的古道俠腸及愛才，對於創造社創始人之一的郁達夫更是照顧。陳儀主閩時，郁達夫曾寫信給陳儀說「想換換環境，請陳儀代他謀職」。陳儀於是邀他來閩，先後委以「省政府參謀」、「公報室主任」（郁在此期間，訪日篩閩途，曾訪台與台籍文人士紳有過相聚）之重住。後來，郁達夫去新加坡任《星洲日報》編輯，第二次大戰不久，遭到日本憲兵的暗殺。陳儀於是與義女文瑛共同教養郁達夫托孤的孤兒──郁飛，直到大學畢業。』[3]

『…………有一次他在省府紀念週會主席台上說，外面有不少人誤會我，我希望有人剖開我的心，看的血液所凝結的是不是「愛國」二字。他是充滿了愛國精神的，應是毫無問題的。』[4]

『…………陳具有兼容並蓄的氣量和作風。他用人的原則在於：要用廉潔者，要不拘一格，不可為派系所束縛等。這一種用人態度還遭過蔣介石的批評。』[5]

『…………「你們畢業後到社會去做事，成敗得失，各有機遇，不能強求。無論你們以後是成是敗，回到學校見我，我都認為你們是我的最愛的學生，但是你們若因為貪污而失敗，回來見我時，我就不認你是我的學生了。」』[6]

『…………「你服官多年，並無私宅，湯恩伯何以南京、蘇州、上海、衢州等地均有多處公館。我們還寄居他的一個公館裡，這是什麼道理？」顧問微笑答我：「他因官場陋習，難免有此排場。」我看他如此護短，也就不與多辯。』[7]

『…………臺灣光復初期，原先只有臺灣新生報（設於臺北，代表省政府）、掃蕩報（設於臺，代表軍方）、中華日報（設於臺南，代表黨部）及代表中央尚未遷臺的中央日報。未幾，傳播媒體卻如雨後春筍，諸如民報、人民導報、中外日報……等紛紛設立，加上陳儀主張言論自由，對言論尺度完全開放，毫不設限，以致對於時政他的批評，大張撻伐比比皆是。』[8]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台灣的毒辣政策之一是愚民，其手段是嚴格限制台胞受高等教育，任高級職務，其結果是台胞缺乏發展能力發揮能力的機會，在各方面常居於中下級的地位。我遵依國父遺教，主張教育機會均等，工作機會均等。』[9]

『…………三十四年時，本省擔任敕任官（簡任）者只一人，奏任官（薦任）者只二十七人，判任官（委任）者只三千六百八十一人。現在，簡任官（連簡任待遇）共二十七人，薦任職共八百十七人，委任職共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五人，四、五倍，六、七倍乃至二、三十倍於從前。而中小學教員，則增加約九千人。今年中央在台灣舉行司法考試、文官考試、海軍考試，台胞都有參加機會。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台胞的又一毒辣政策是奴民。就是視台胞如奴隸。奴隸是沒自由的，尤其是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當時雖有州會、廳會、市會之類，但其議員之半數是官派的，其職權很小。至於報紙，只准為政府說話。所以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沒有民意的機關，沒有人民的輿論。可是在今年，自省以至鄉鎮，各級民意機關次第成立，議員由人民選舉，議員會在開會時言論完全自由。無論如何質問政府，批評政府，政府都尊重他的自由，依理依法對答，至於新聞，無論言論、記載，不曾受到法外的干涉與限制。今年全國的參政會及國民代表大會，台胞都能選舉代表參與全國政事及制憲大業。所以台灣今日的自由，非以往可比擬。』[10]

『…………但是一面講生產，一面不要忘記提高人民的生活。關於提高人民的生活，第一，我們打算先分配日人的公私有土地給有耕種能力的農民，使其組織合作農場，並利用機器與新技術，希望有二、三十萬或三、四十萬農民（連家屬）由佃農僱農變為實際的自耕農，收入比以前增加。第二、希望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農民，參加農業合作社，因購買、運銷、利用、公益等合作，以及技術的改進，在收益上能增加些。第三、農民的收入，既然略有增加，其生活雖不能怎樣提高，但農村中可以看到若干合乎近世安適方便式樣的新屋，適於護體美觀的新屋，並且多點教育與娛樂的機會，減少疾病的痛苦。第四、每個工廠切實組織職工福利社，辦理福利事業，使工人的生活，比以前好些。這四者是明年所當特別注意的。但是這並不是忽視全民的生活；所以特別提到農工是因為他們人數最多，生活較苦的緣故。台灣省公有土地放租辦法已由行政院核准國防最高委員會備案，本省公有地的分配，從此有法律上的根據，從明年起，將切實實行普遍籌設合作農場。』[11]

根據以上的資料，我們對陳的人格特質，中心思想、施政理念嘗試分析如下：

一、陳性格剛直，從政向以廉潔、勤政、不因循苟且、不同流合污著稱。即在今日亦是政壇稀有動物。

二、陳同情勞工大眾，不畏權勢，嫉惡如仇。

三、陳思想左傾而混亂，對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甚至民主法治認識均甚膚淺，但自信心強，對自已的理念堅定不移。

四、陳雖自視甚高，但要存活於現勢政治環境之中，理想與現實不免常有矛盾，陳一生痛恨貪污，但對義子湯恩伯貪污卻不置一詞。陳雅愛文學，求識慾強，卻一生在污穢的政治圈打滾。

五、陳對台灣被日人統治五十年的遭遇深表同情。

六、陳儀處理二二八的態度與過去的行政經驗，果斷、剛強、凶狠截然不同，其間不可能沒有同情台人的歷史悲劇的善意因素在內，此點當是當年國府領袖之共識，也是研究二二八不可忽略的重點之一。

最後我再從一些更多的資料來鯀解陳在處理二二八問題前後的心態、錯誤及其應負的責任。

『…………他存心善待台灣人民，作風盡量開明，例如長官公署問口不設武裝衛兵，對報紙不加干涉。當時若干民間報紙對長官公署的批評甚至攻訐的言論，不僅是當時我國國內所絕對不容許，也是此後台灣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政治改革止所無。可見陳儀這種對政治開放的態度，也許過份天真，在政治上可說是犯了錯誤。如果報紙不如此過份放任，同時駐台軍隊不減少，「二．二八」事件不可能如此擴大。』[12]

『…………另一畸形的現象，就是大小報紙的出版，有如雨後春筍，新聞報導和評論都很自由。不過在我個人的感覺，除了一二家大報紙能夠保持平穩立場外，其他類多超越「新聞自由」範圍而趨向於「濫用自由」。他們平時誇大報導，用刺激性方言做標題，藉以吸引讀者；在評論上，更是隨便攻擊政府。他們表現出這樣的態度，自然有其個別的立場和目的。還有由日治時代傳來的習氣，以為敢用言論攻擊政府就是能幹，沒有想到光復後的政府是我們自己的政府，不能和從前相比擬了。』[13]

『…………過了一會，陳長官又說：「日本人奴役本省五十一年，當年不能像和祖國骨肉一樣的親愛精誠。至於大家到南京晉謁  蔣主席時，對於台灣政情和民意，儘管率直進言，好的說好，壞的說壊，不必有所顧忌。」』[14]

『…………嚴令軍隊全部不准開槍，到了七日，全台除澎湖外幾乎全部淪陷，情況險惡至此速電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台灣問題應由政治途徑解決；聞高雄許日多事，該司令輕舉妄動，應負此次肇事之全責。著自電到之日起，全部撤兵回營，聽候善後解決。茲派○代表○○親赴高雄，與貴司令會商善後：仰即體念大局，靜候指示辦理為要。陳儀親」』[15]

『我還看見一次陳儀對群眾的態度。「二二八事件」的某日早晨，數百人擁到長官公署見陳儀。陳儀在公署的大禮堂中親自接見，逾兩小時沒有回來。葛敬恩大為惶恐，把我叫去，說他原來反對長官冒險接見，但未被採納，萬一被人劫持如何得了，要我設法把他請回來。我到大禮堂，看見他正在台上從容不迫地大談其三民主義與建設台灣的遠景計劃，數百群眾站在台下，肅靜無嘩，直到中午才散，共講了四五個小時。』[16]

『然而他仍不為所動，一直秉持「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清閒是墜落，懶惰是罪惡」的座右銘勤儉治臺，他自已認為臺灣人做了很多事，臺灣人應該對他很好。三二八事件發生，他也自認為對事件的處理是正確的，至於造成那樣的後果，是始意料未及，所以他不認為要負責任，在離開臺灣時說過，幾年後台灣人會懷念他，對自己相當肯定。』[17]

『………陳長官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