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距今才五十多年，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時間是很短的，許多當事人依然健在，解嚴以後各種檔案史料大量出現，照理講二二八應該真相大白才對。但是很遺憾的是非但真相更令人撲朔迷離，而且看不到一部客觀的、立場不偏頗的、沒有意識形態的歷史的著作，非但如此，而且二二八這段歷史被政治人物歪曲塑造成綠營的政治籌碼，坊間有關二二八的文字讀來完全不像歷史，而像國民黨執政時代的文宣作品，對台灣學術界，尤其史學界的墮落感到悲哀。悲哀之餘不禁使人想到一千多年前唐代大史學家－劉知幾先生建構的史學理論，在劉知幾先生的名著「史通」中說歷史失實的原因有：

一、著史者懾於當權者的權威，不敢振筆直書：最常見的現象是隱匿當權者的罪惡，另外一種現象是誇大醜化前朝的罪過，在「編次篇」說：「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台灣政黨輪替，「李規扁隨」的結果，對台灣政治、文化、社會、各層面的影響之大，跟古時改朝換代並無太大區別，所以風派學者為討好當代遂乃「輕侮前朝」。

二、修史者全憑一已之好惡，而全無是非之心，劉氏舉北齊魏收所修魏書為例：「……其撰『魏書』也諂齊則輕仰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恨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回顧今天台灣寫二二八歷史的學者,又何嘗不是如此,為了替自己的立場論述找證據,對堆積如山的檔案、公文視而不見,而採信一個老外旁觀者的道聽途說之詞。

三、對於記述不同的資料不去嚴格求證其真偽。這種情形在二二八事件的記述矛盾、相反之處非常之多，在沒有經過嚴格分析、比對、求證的情形下不可隨便引用，而台灣的問題尤有甚者，往往執筆者根本不願意作分析、比對、求證的工作，而是選擇性的採用資料。

總之從事歷史工作的人，首先心中不能有成見，不能有好惡之心，不能預設立場，否則你應該去從政，去做某黨的文宣工作，其次你要有分析、辨識、解讀原始資料的基本訓練，否則沒有能力辨識材料真偽，焉能求得歷史真相？同時更重要的要有宏觀的史識，否則其結論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甚至貽笑大方的，比如，李筱峰著解讀二二八第五十九頁引述當時行政院長官公署公布之「台灣物價統計月報」自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台北市主要物價上漲情況來證明當時台灣同胞的遭遇是多麼可憐。其中米上漲三．八八倍，麵粉上漲四．三七倍，白糖上漲最多二十一．三三倍。但是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個數字，相對的比中國大陸、日本以及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好太多了，同時也可以證明陳儀的財經措施，把大陸經濟全面崩潰，對台灣的衝擊壓到最低。

有關如何判讀二二八史料的部份我們在此做一點分析探討：

一、國家檔案部份，其中又可分：

中央部份：蔣介石直接介入部份，蔣介石與陳儀之間函電、蔣介石南京總理紀念周二二八事變報告、蔣介石對二十一師劉雨親卿諭令「監察院、行政院、大溪檔案、省級以下檔案、縣市政府、各縣市警察局、各公營事業單位檔案、各級地方法院檔案、中央警特系統檔案、國防部警總、中統，軍統憲兵司令部等。」

二、報紙有關報導：當時大陸及台灣的許多報紙都競相報導二二八有關新聞，這些報導是研究二二八的珍貴的資料。有新生報、中央日報、文匯報、申報、藍世報、全民報、新聞報、泉州日報、南京建設日報、聯合報、太平洋日報、中國時報、自立晚報、自由時報、臺灣時報等多家報紙。

三、國外資料：美國、英國駐台領事館對該國大使館、外交部報告、美國駐台

領事館副領事柯爾回憶錄、外國在台傳教士商人回憶錄。

四、當事人回憶錄，口述歷史等。

以上已公開的資料經過仔細研讀，我們發覺可信度最高的反而是官方檔案，可信度較低的是民間當事人之回憶錄或口述歷史，最不可靠的是國外資料，其所以如此，我們分析原因如下：

A.當年國府因為史迪威事件，蔣介石與美國政府交惡，後來更因為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衝突不果，致使中美關係陷入低潮，美國朝野對國府蔣介石十分不友善。這種態度影響到英國等友邦，故在二二八期間，美國領事館副領事柯爾，鼓勵並支持台獨人士，並在二二八處委會給美英兩國電文中刪去「軍隊繳械」、「要求獨立」的部份，為台獨分子爭取國際同情。又如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武官致參謀處的報告「周末小型槍聲不斷，到三月十一日槍聲密集程度降低。陳儀宣布此係流氓及共產主義所為，但唯一可見的開槍者是軍隊。」這是明顯的胡扯，三月十二日起北部己經平靜，而且尚在戒嚴，何來槍聲？除非你親臨戰場，否則你如何得知只有軍隊開槍？又如紐約時報引述美僑在台所見，「沒有武裝的台灣人，三月四日接管市政（外省官員都溜了）秩序良好……不久來了一大隊兵沿街拿機槍掃射……」，請問老百姓沒有武器，依當時情形，如何接管市政？總之當時友邦領事館的報告對整個中國國際關係的影響甚大。這種報告及公文書中對暴民的動亂深表同情及支持，而誇大國府及陳儀的無能及罪行，其史料價值必要審慎評估，至於國際媒體如（國際前鋒）論壇報、紐約時報之報導多偏頗不實，至於在台商人、傳教士的回憶錄多屬「見人就殺」、「滿街屍體」之類的形容詞，只有參考價值絕不直接當作史料。

B.大量的政府檔案出現意味著真相漸漸明朗，雖然真相可能不如部份「早有定見」的學者的希望，但是史料畢竟是史料。面對這些史料，豈能視而不見，裝聾作啞。

官方資料可信度高，原因如下：

一、單位太多作假不易：

目前可見的檔案，包括：內政部、立法院、監察院、警備總部、憲兵司令官、中統、軍統、保密局、各縣市政府、各地方警察局。其檔案可分為事變報告（呈上級）、傷亡損失統計表、評述、檢討建議等，評述檢討等檔案可能有爭功諉過之嫌而不必盡信，但是事變經過、人、時、事、地、傷亡統計、財務損失統計應視為原始資料，應無作假的可能，有假也易於比對，更何況上述單位那麼多，有的並無隸屬關係，即使做假也不可能逃過今天史家的法眼。

二、沒有作假的時間：

上述單位尤其是軍、情單位，從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底幾乎每天都有報告給中央，以時間論，根本沒有申供作假的時間。

三、大部份檔案沒有作假的動機：

二八八當時在中央的認定是叛亂，當時參與其事的官員自認為是平亂，平亂以後自認為是有功，自認有功的情況下，有些事情是沒必要說謊的。如傷亡人數民間的說法從數千人到數萬人都有。我們判斷在二十一師登陸前，台灣因兵力不足，政府機關或或軍方大多是被攻擊或防守的一方，二十一師登陸後情勢逆轉，大量死亡人數應該在二十一師登陸到清鄉結束這一段時間，但是我們請看：

清鄉後斃俘自新暴徒統計表，赫然發現死亡四十三人，被俘五八五人，對照民進黨政府的二二八基金會受難人數統計資料，向政府申請得到補助的只有六七三人。

四、當年的國民黨政府是一種鬆散的專制政府，國民黨統制綿密是蔣經國來台培養大批政戰人員安插到各單位以後的事。二二八那個時代國民黨想大規模變造歷史，恐怕也無此能耐。我們都知道古今中外軍人没有不謊報戰功的，二次大戰據統計，同盟國、軸心國的戰報將雙方宣稱的敵人死人數加起來超過當時全球人口總數，可見戰報誇張不實到什麼程度，但是我們看看二二八清鄉戰報，每天死傷人數多以個位計，總數也不過死四十三人。死四十三人有什麼功勞可言，顯見這些數字是相對可信的。何況誰又料到歷史的轉折，二二八從「暴亂」變成「起義」呢？所以死人數也沒有縮水的可能，我們有充份理由相信檔案資料，尤其是數字的部份。至於當時的軍政首長的回憶錄，對上級報告的評述、檢討、建議部份因事關當事人的責任，當然不可輕信。

五、當事人回憶錄，口述歷史：

當年參與其事的人物或受害者的口述歷史，是偏民進黨的學者最常引用的資料，尤其是民間的資料，民進黨學者幾乎不加審查一律採信，但是經過比對口述歷史的資料錯誤百出，如口述歷史多把二十一師登陸時間說成三月八日，實際登陸時間為三月九日。

口述歷史及回憶錄不可盡信的原因如下：

(Ａ) 涉及當事人責任問題，難免為了爭功諉過而有誇大、隱飾之處。

(Ｂ) 即使當事人身歷其境，但是他們瞭解的往往是局部而非全貌。

(Ｃ) 記憶受時間、情緒、立場影響而有失真，不實或錯誤之處。如「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出版以後學術界大失所望，就是一例。

當年報紙資料：

藍世報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台灣事變後福州旅台者紛紛逃回。「查福綏商船中搭客，頗多己受台灣流氓毆打或刺傷者，內有一人身受八刀…割耳傷鼻剖腹分屍…。」

全民報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汕籍公務員逃難歸談台灣事變慘象。「據甫自台灣逃離抵廈回汕之公務員目擊事變慘象，令人怵目驚心…」

中央日報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飽歷台變驚險外省人續返榕廈。「鳳山輪作由台抵榕載來旅客三百餘人，多係旅台榕籍公教人眷屬…彼等在二二八事變中飽受驚險，據云刻在基隆侯輪返閩者，尚有萬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