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統計學？有一個笑話解釋什麼是統計學。一個冒險家坐熱氣球失控飄到遠方，降落在一個麥田之中。迷途的冒險家向一個迎面走來的人問道：「先生，請問我在那裡？」對方回答：「你在麥田裡的熱氣球下面掛的一個藍子裡。」冒險家說：「你一定是統計學家。」對方很驚訝地問：「你怎麼知道我是統計學家？」冒險家回答：「很容易判斷，你們回答問題精簡、正確，但是無用。」這個笑話的另一個解釋是：「統計學是騙人的。」

事實上統計學是一門應用科學，可以幫助你做有效分析以及正確推論，統計學確定分母（統計對象）根據資料計算統計求得答案（數字、百分比等）這個過程叫敘述統計，根據敘述統計的結果進行對母體的反應與分析叫推論統計。

如何根據敘述統計得出正確的推論是每一項利用統計學的學科須要深入研究的專門方法。如統計學應用在社會科學、醫學、史學都有其不同的應用方法。應用方法錯誤，統計學會成為「無用的」、「騙人的」笑話。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有關台灣近代史、二二八歷史的許多著作，利用統計學來「唬人」、「騙人」。對一般讀者而言，看到一大堆統計數字、圖表就立刻肅然起敬、深信不疑。但是根據統計學的原則，統計數字是一回事，推論、解讀又是一回事，如果推論、解讀錯誤，不是對統計學無知，就是惡意利用統計學來騙人。在此我們舉幾個例來討論坊間二二八史學作品如何歪曲利用統計學。

例證一：把二二八發生的原因歸咎於文化衝突，說二二八發生的原因是二百萬殘兵敗將從文化落後地區來到文化發達地區產生的文化不適應現象，並舉出中國、台灣終戰前後的每人平均發電量[1]統計表做比較。又比較大陸與台灣戰前數年學齡兒童就學百分比[2]來證明大陸就學率比台灣差，大陸文化經濟比台灣落後。

根據推論統計學的原理大陸與台灣在許多問題上不同一個分母，無法做比較，更無法做出有效推論，原因如下：

A.   中國大陸一個國家，像一棵大樹，有枝有葉有幹、有根，台灣無論屬於中國或殖民時代屬於日本，都只是一根旁枝，不是棵完整的樹。也就說台灣不具備一個完整的國家形態，一根旁枝與一棵樹根本無法做比較。

B.    大陸當時壹千多萬平方公里，伍億左右人口，幾千年的歷史文化，但台灣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而且是個新移民社會，如何能比較？中國大陸北方中原地區、南方沿海開發區、大西北地區、大西南地區文化經濟發展情況截然不同，其平均數據被大西北、大西南拉低了，台灣的發展狀況最多只能跟大陸的一個省或一個市做比較，而不能跟整個大陸作比較。

C.   請問當年大陸來台的外省人有幾個新疆人？蒙古人？或清海人？有多少文盲？

D.當年來台的外省人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的多為公教人員及商人，其文化水準比較高，是中國當時菁英中的菁英。三十八年以後中央政府遷台，除大批公教人員外，還來了不少軍官、學生，其知識水準都不低，知識水準較低的可能是軍人，但是三十八年以後之軍人與一般民眾接觸機會不多。所以用統計數字反映在來台外省人的教育程度，把二二八解讀為文化衝突就太離譜了。僅僅以文化論台灣做為一個中國文化的旁枝，日本影響五十年的台灣社會，其文化表現無論是獨立性、深度、廣度，都無法跟中國文化做比較，何況日本雖然統治台灣五十年，但是日本皇民化並不成功，除了少數上層階級外，台灣社會文化的基調還是中國的，此點從當年民間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可以得到證明，即使染有日本色彩，但是連日本也同屬儒家文化圈，在文化的屬性方面也只有小異而並無大不同。用統計學來證明二二八是文化衝突論者，其實對統計學、對文化的基本慨念都不清楚，所以有此怪論。

例證二：有統計數字證明外省人到台灣以後「壟斷權位」[3]，看不起台灣人[4]。

事實上陳儀治台之初即大事起用本省菁英，但是當年國府的文官制度已經行之有年，如果根據國府的任官資格，當年的台灣人擔任公職之比例可能更少。於是陳儀在任用資格上一方面從寬，一方面採用許多變通辦法讓當時的台灣人快速取得任官資格。如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公布行政長官公署聲請檢覈公職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5]，用委員會審查方式快速讓本省人取得公職候選人資格，其他如教員、警察都公布甄選辦法以便更多本省人取得公職資格。根據陳翠蓮的著作，陳儀在台一年兩個月，簡任高級公務員從一位增加到二十七位，薦任公務員在日據時代只有五十一位，三十五年底陳儀用了八百一十七位，一年兩個月增加人數以十倍計如此速度。如此統計數字怎能解釋成「大陸人壟斷權位」？

其他的案例如以統計數字顯示台灣當時生產力降低，通貨膨脹嚴重，歸咎於長官公署舉措不當，認為是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之一，這種說法也是用統計學來欺騙讀者，事實上台灣當時的經濟情況惡化的原因是：

(一)戰爭引起的通貨膨脹：戰爭引起非經濟因素的通貨膨脹非常可怕，而難以控制。如一次大戰後奧地利物價上漲一萬四千倍之多、匈牙利兩萬三千倍、波蘭兩百五十萬倍。中國自1937年到1948年躉售物價指數上漲5,589,000倍，終於導政法幣崩潰。台灣作為日軍南進基地受戰爭影響自不能免[6]。

(二)民國二十六年戰爭前夕台灣銀行鈔票發行額不過七千伍佰萬左右：到民國三十四年七月日軍投降前發行總額十四億圓，通貨膨脹達十八倍，同年八月日本投降後，藉口復員，大量發行僅由台灣銀行背後蓋章之千元大鈔，同年十月總發行額更高達二十八億九千八百萬圓，也就是說日軍在投降後即大量發行貨幣種下日後日幣通貨膨脹的惡因。

(三)日本統制經濟解除後引起的消費大量增加：戰時日本頒布經濟統制令分「一般統制」、「物資統制」、「物價統制」、「資金統制」「貿易統制」、「運輸統制」、「事業統制」「團體統制」、「勞務統制」等九項，統制範圍之廣、之嚴苛，完全犧牲台灣人民生活之基本需求以支應戰爭需要。勝利後統制令解除，生活必需品供應量大增，也是引起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

(四)戰爭破壞生產力銳減：戰爭期間平均每月有三次以上之美軍轟炸，前後累計超過壹萬架次。以灣最興旺之糖業為例，當年台灣的四大公司：日糖興業、台灣製糖、明治製糖、鹽水港製糖共計四十三處工廠，九處酒精工廠，七處軍用燃料工廠，一半以上毀於轟炸而停止生產，戰爭結束只有十七座糖廠維持生產。民國三十四年糖之生產量僅三十三萬公噸，約只有民國二十八年的1/4。稻米生產量由民國二十六年的壹佰三十萬噸降至民國三十四年的六十三萬噸。可見光復前台灣經濟因受戰爭的摧殘，己經是千瘡百孔[7]。

儘管如此，台灣的經濟比起中國大陸比起戰後的日本，都還好得多，通貨膨脹不至於像大陸的百倍千倍計，台灣貨幣獨立有效地減緩了法幣全面崩潰對台灣的影響。至於陳儀的財經政策、社會主義色彩的部份乃是事業體長期競爭力較差的問題，其不良影響一時半載不會傷及一般百姓。用統計數字把戰後台灣經濟完全歸咎於國民黨，用統計數字來唬人是一種學術詐欺，是非常不道德的事。